《潮州日报》：陈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潮人的翘楚，您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这次专访，作为您家乡的媒体，我们主要想知道，您作为从潮州这个小地方出来的读书人，如何一步步成为今天的大学者的？换个角度说，以前我们是“知其然”，今天，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让人“知其所以然”。
陈平原：你刚刚说“小地方”，在我看来，潮州不是大都市，也不能算太小的地方。前些天，在三亚国际财经论坛上，那财经论坛里还套着一个文化论坛，我谈到都市化以后，特别怀念那些有历史有文化的小城。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多样性该如何实现呢？单靠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不行，因力量太小，只能起怀旧、观光或点缀作用。小城不一样，那些动辄有千年历史的小城，有自己的人物、故事乃至方言，是很好的文化标本，若能保存下来，是可以帮助实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的。还记得邓丽君那首《小城故事》吗？我特别感叹，不仅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很多大人物都是在小城里面出生并长大的，然后再到大城市去发展。这样的话，他/她有另外一种生活体会，不断地在两种不同文化经验之间对话、调整与转换，兼及生命深度与灵活性，更可能有大的发展空间。
《潮州日报》：您对家乡的这种感情，是年轻时候就有呢？还是现在才有？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向往大城市的。
陈平原：没错，年轻人都向往大城市，尤其向往大城市的华丽与丰富，那里有更多的发展机遇。永远都在小城里生活，会有遗憾的。可有了大城市的生活经历，闯荡世界一段时间以后，了解生活及文化的多样性，明白繁华背后的阴影，再回过头来，你也许会觉得小城的生活状态更有吸引力。大致20年前，我写过一则题为《小城故事多》的短文，谈的是欧游的感觉。今天的中国，最吸引年轻人的是“北上广深”；那是因为中小城市的机遇较少，且各种生活及文化设施没有发展好。我相信再过20年，中国会出现一批美丽、舒适、宜居且有文化的小城。
上个月，我带了两个学界朋友到韩山师院做演讲，也想让他们了解这个南方小城。他们到了之后特别惊讶，说没想到潮州这么有文化！其实，潮州的情况是这样的，大文人不多，小文人遍地都是。我不敢说潮州出过多么伟大的作家，但这里普遍的文化水准和教育水准都不错。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从这里走出来的读书人，琴棋书画，基本修养很好。有了合适的环境，自然而然就能茁壮成长。
这是小城走出来的人的共同特点。好处是随时随地蓄势待发，缺点则是受制于外在环境。永远都生活在小城，可能会受制于小城的趣味及格局，加上没有那么大的舞台，很难有大的发挥。我们都知道，站在高处说话，声音是可以传得比较远的。假如有好的条件，由小时候的修养和地方文化的熏陶所塑造出的潮州人的基本品格，就自然会生发光大。所以，我虽然强调小城的魅力，还是希望更多潮州子弟，考北大清华等名校，或者到各国好大学念书；首先是走出去看世界，至于将来回不回潮州，那另说。
当然，潮汕人走出去，一开始会有点“憷”，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自认为潮州是个小地方。我刚到中山大学念书时，也是这么想的。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潮汕人基本的文化修养和教育水平并不比大城市的孩子差多少。当初我的不少同学是从北京、上海或广州招来的，聊天的时候，听得你一愣一愣的。他们确实比我们见多识广。可这没什么了不起，那是生活环境造成的，不代表我们笨或不努力。现在好多了，当初潮州这小城确实给人很闭塞的印象，我曾经说过，上大学前我没有看见过火车。这是潮汕以前的特点，人称省尾国角，交通很不方便。可我们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晚清的时候已经有火车，要不怎么叫“铁路线”，到20世纪30年代抗战的时候拆掉了。起码我出生后，潮汕就没有火车了。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很可能觉得你太乡下了，居然没有见过火车。可实际上，潮汕并没那么闭塞，教育及文化基础也都很不错。
“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
《潮州日报》：但是进大学后您已是名人了，您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已被《人民日报》转载，在小城是史无前例的，在全国也引起了轰动。还“憷”吗？
陈平原：是的。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事情。有兴趣的话，你看一下我那篇颇有自嘲精神的《永远的“高考作文”》。当年《人民日报》登了四篇作文，一个北京的，一个广东的，还有其他人，我忘记了。这中间只有我留在学术界，而且略有影响力。所以，每当纪念改革开放，或者怀念邓小平，报社或电视台就会来采访，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你想，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老在说高考作文，显得特别没文化（笑）。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不会得意忘形的。虽然那篇高考作文后来进入了各种作文选，还有人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写得多好多好，我说这都是胡扯。（笑）这不是客气话，高考作文本就不可能有好文章。更何况，那时刚恢复高考制度，怎么考，大家都没经验，也没时间复习准备。我基础不错，考上了，很幸运，如此而已。至于作文登上了《人民日报》，那纯属偶然，说得不好听，这就叫撞大运，或者说“瞎猫碰上了死老鼠”。
《潮州日报》：当时会不会觉得特别骄傲？
陈平原：没有。我当然会很高兴，但不会太骄傲。也就是我在《永远的“高考作文”》中说的，我明白自己的实际水平，同学中有不少比我强，他们上大学前就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而我又是小地方来的，大家会有点不太服气。我跟大家解释，在考大学之前，我是语文老师，教了五年书。语文老师的作文，不说精彩，起码没有大的毛病，文通句顺。作家不一样，你们都想出奇制胜，表现自家才华。如果参加高考，作家的作文不见得能拿高分，因为不守规矩，太个性化了。
《潮州日报》：您很客观地评价自己。
陈平原：我想清楚了，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我是语文老师，作文中规中矩，而又略有一点才华。太有才华的话，天马行空，高考可能考不好。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只是符合基本的作文要求，在一个合适的场合说了一些合适的话。同学听了我的解释，觉得我有自知之明，不错，还有戏。当初若是太得意，那早就完蛋了。
“这些年我之所以做得不错，是因为我的歧路比较少”
《潮州日报》：中大应是您迈向今天学术殿堂的第一个平台？虽然您刚说了，一开始有点“憷”。
陈平原：对。我当年在中山大学的老师说了一段话，后来我不止一次转述给我的学生。他说，根据他的观察，大学第一年，都是大城市来的人吃香，因为他们见多识广，能言会道，表现很张扬；小地方来的学生，木讷，不太爱说话，明显气势不足，有点胆怯。然后呢，第二年，第三年，大家分头努力，到了第四年，你就发现，反而是小地方来的人学得好。因为，一开始我们不太自信，把自己压得比较低，学习很刻苦，而且没那么多旁骛。大城市来的学生，往往心高气傲，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很活跃，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小地方来的人比较内敛，勤奋，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很用功。这就导致到了毕业的时候，成绩最好的，走到前面的，往往是小地方来的人。我经常用这个话来鼓励我的学生，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指导过的博士生，大都是从小地方走出来的。所以我说，小城有文化，就是这个道理。
读书，没有才气不行，但太有才气也读不好。因为太有才气的人不屑于花时间，下苦功，也不愿意长时间坐冷板凳，他们都想走捷径，三下两下就走到最前面。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此路不通，那就更着急了，更得想办法抄近路。可问题在于，做学问本就没有什么捷径，所谓“成功”，其实就是尽可能少走弯路。小地方来的人，知道自己不足，还比较愿意下苦功。我特别强调，是有文化的小城走出来的读书人——因为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比如格局太小，容易满足，或者小肚鸡肠等。潮州是个有文化的地方，从这小城走出来的，大都有底蕴。只要不自卑，够努力，一旦机缘凑合，他的聪明才智就会发挥出来。
经常有人问我说，你做得不错，是怎么做的？我回答很简单，因为歧路比较少。谁都明白歧路亡羊的道理，但不见得能拒绝各种诱惑。我之所以歧路少，不是因为意志特别坚定，而是我八面风光的可能性不大。很多人足够聪明，但可能性太多了，什么都想要，就容易歧路亡羊。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适合于从政，也没有能力经商，更当不了体育或演艺明星，一大堆好路都行不通，只有读书做学问好像还可以。
《潮州日报》：所以您就心无旁骛地做下去？
陈平原：对。之所以“心无旁骛”，某种意义上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短处，在各种自我限制中起步，走自己认准的路。我颇为担心的是，很多孩子太聪敏了，心比天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什么都舍不得丢弃，于是随时转弯，到处跟风。一开始看不出毛病，可五年十年后，问题就会逐渐呈现出来。
《潮州日报》：那您在中大用了多长时间，就脱颖而出了？
陈平原：（笑）我从来就没有“脱颖而出”，缺少你所需要的戏剧性。只能说，大概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读书就开始有点感觉了。
《潮州日报》：能简单回忆一下您在中大的读书经历吗？
陈平原：我在中山大学读了六年半的书，四年本科，两年半硕士。一开始，就像所有小地方出来的人一样，很勤奋，能读书，会考试。只不过，在按部就班的学习过程中，我会不断地自我反省。
《潮州日报》：但当年在中大的人，基本上也都是能读书，比较用功的。
陈平原：对。大家学习都很刻苦，但不见得都有自我反省的意识与能力。一二年级还很不自信，主要靠分数来肯定自己。到了三年级以后，逐渐明白读书的道理，开始天高任鸟飞，不再局限于老师的课堂讲授。所以，我四年级时写的毕业论文，今天还能看。也就是那个时候，自我感觉开始上路了。
《潮州日报》：您自己最满意的，算作您的成名作的是什么？《大治之年气象新》应该不算？
陈平原：那个不算。1985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收录了全国中文系77、78级大学生毕业论文若干篇，里面就有我那篇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论曹禺戏剧人物的民族性格》。我曾自我评价，大学毕业论文做得不错，博士论文也很出色，就是硕士论文没做好。因学制不同，我要考北大博士生，就得提前半年毕业，因此论文准备不足，写得比较仓促。
“也许，喜欢念书就是我的特点”
《潮州日报》：歧路比较少，是因为您从小就明白您读书的方向？
陈平原：不是的。一开始读书，没什么方向感，逮到什么读什么，只是喜欢读书而已。当然，从小就喜欢读书，这跟我父母的职业有关。我父母都是老师，在中专或中学教书，都教语文。这么说你就明白，我学文学，似乎是天生注定的。
有一个细节，可以说出来。1969年秋天，我没办法继续升学，只好回老家潮安磷溪公社旸山村插队务农。到乡下劳动不到半年，父老乡亲照顾我，让我当民办教师，当时我才16岁。教了一年半，1971年的夏天，我决定辞职，回去念高中。很多人说我傻，因为教书这活很不错，不用风吹日晒，还有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而且工分不少。所以，当我决定放弃教职，重新回去读书的时候，很多人来劝我，说你读完高中又怎么样，还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位置。
当时根本没想到日后能自主考大学，只是觉得，只要有机会，我就一定要念书。
《潮州日报》：父母支持吗？
陈平原：父母当然支持。1971年至1973年间，我在原来的潮安四中，那时叫磷溪中学念了两年高中。所以，在同代人中，我的学历是最完整的，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硕士到博士，每一环都没有缺。不是预料到将来可以考大学，我才去念书的，就是喜欢念书。有机会，不管怎么样，先念了再说。
《潮州日报》：您当时看的书有倾向性吗？
陈平原：你应该看我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父亲的书房》，大意是说，看一个人的书房，可以了解这个人的精神气质；而看一个父亲的书房，可以预知其子女将来的趋势。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语文老师，所以，我自然而然就走到这条路上来。用今天的眼光，那时我家的藏书并不算多，但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有好几个大书柜的书。利用我妈妈刚获得解放，重新开始教书的机会，申请要回以前被查封的书籍。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乡下插队八年，还能坚持读书，很大原因是我自己家里有不少书。
《潮州日报》：当时读书不会受影响吗？
陈平原：没人管，因为我已经在乡下生活了。家里原有的藏书，是我重要的启蒙导师。以后我走哪一条路，跟这批书有很大关系。我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此前我已囫囵吞枣，翻阅过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王季思先生的《西厢记校注》；后来念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瑶先生的好多种书，我们家都有，此外还有林庚先生的书，吴组缃先生的书。我事后发现，中大、北大好几个著名文学教授的书，我家里原来都有。当然读不太懂，但也就这么读下来了。
《潮州日报》：很多孩子读书，会对小说类比较喜欢，对研究类的不太感冒？
陈平原：当时的想法是，我这辈子大概没有机会念大学了，所以，我自己给自己上大学。我知道，这些书是大学教授写的，很重要；没人教，那我就自己学。刚好父母藏书中，除文学作品外，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还有文学批评史，以及各种文学研究专业著作，我都是拿起来就读。读得懂读，读不懂也读。借用鲁迅的说法，这就叫“随便翻翻”。日后居然考上了中文系，而且以文学研究为职业，实在是机缘巧合。当初的“乱翻书”，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潮州日报》：也为您的今天打下了基础。
陈平原：对。当然，没有人指导的阅读，会走很多弯路。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自我摸索，养成了你自己的阅读习惯。比如，比起现在很多科班出身的年轻学者，我的阅读兴趣及研究范围是比较广的，这就是当年乱读书留下的印记。好处坏处都在这儿。如果是从本科、硕士、博士读下来，一路都有人指导，很少走弯路，但会被限制在某个学科范围内。而我不太受这个限制，经常左右冲撞、上下求索，这跟我当年凭兴趣自主选择的阅读习惯有关。
《潮州日报》：当年的乱翻书，也打开了您后来学术研究的空间。
陈平原：当然，如果后来我没有机会进大学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一直满足于“乱翻书”，那也有很大的遗憾。我的好处是，自主学习与科班训练，日后在某一点上两者结合起来了，这就好像打通了民间与庙堂。
这期间，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提到的，那就是当时的潮安县文化馆对业余作者的扶持。我在乡下插队务农，业余时间阅读写作，潮安县文化馆的老师们帮助我，提供发表的机会。这里有两个人我很感念，一个是曾庆雍，一个是李英群。当年的县文化馆就设在今天的开元寺里面，我经常去。从我插队的磷溪旸山到潮州开元寺，路很远，要骑脚踏车。不过，一路走来，风光无限，那是暗淡岁月里的灯光。
《潮州日报》：您怎么会找到那个地方去？
陈平原：曾庆雍、李英群跟我爸爸很熟悉，第一次见面，是我爸爸带着去的。虽然我在文学创作上没什么成就，但在乡下那段日子里，有文化馆的鼓励与支持，让我自己显得好像也挺有文化的样子。当初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或许我就不会这样坚持下来。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
《潮州日报》：后来到北大，您跟钱理群先生有了交流，促使您成为北大王瑶先生的博士生？当时具体聊了什么？
陈平原：那个时候，我刚好到北京开会，上北大找黄子平。钱理群当时是王先生的助教，人很热情。我随身带着我的会议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那是油印本，还没有正式发表，我就给了他。他一看很喜欢，就建议王先生把我招过来。王先生读了论文，也觉得挺好的，然后跟北大校方提，想让我来北大教书。北大认为聘一个外校毕业生，没把握，以前也没有这么做过。于是建议王先生招博士生，博士毕业再留校任教，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我成了北大第一批两名文学博士之一。
《潮州日报》：也是很顺畅的？
陈平原：是的。当初我就知道，只要考上大学，以后的路，自己能走出来。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恢复高考是最为关键的，如果没有这一制度的转变，个人再有才华也没用。所以，77、78级大学生普遍对邓小平很有好感。
来北大找以前认识的黄子平，以及老钱看了我的文章就推荐给王瑶先生，我就这么进了京城。这一切都很自然。今天的人不太能了解80年代的精神氛围，那时的读书人普遍有这种“同气相求”的感觉。当然，我真正的精神蜕变以及自信心，很大程度是在中山大学完成的。那时候的大学生，愿意跨长江、过黄河，到京城打拼，是需要勇气与底气的。当我走进北大校园的时候，一点都不自卑，也并不觉得北大就一定比中大强多少。
《潮州日报》：您进了中大，到了第三第四年之后，就找到自己的路。
陈平原：说找自己的路，其实是慢慢摸索出来的。所谓自信心，也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到大学四年级，我就知道自己大概可以往下走。第一次感觉写论文的乐趣，而且意识到自己的文章会有个性，还有发展空间，确实是从《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这篇文章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在中大念硕士二年级。
我是一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潮州日报》：大家都知道，做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对比学术研究，文化研究或许会更寂寞，因为它不同于科技研究，很难有很明显的社会效果，也就难有那种成就感。为何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你仍能做到心无旁骛，没有歧路？
陈平原：几年前，《求是》杂志副牌《小康》做改革开放30年回顾，报道了一些代表性人物，写我的那一章题为《我是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你问我为什么不会因外在的诱惑而动摇，或者受到什么打击就气馁或者说放弃，这跟我的出身及性格有关系。我总觉得，像我这样从小地方走出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不要悬得过高，尽力而为，每天都能往上走一点就行了。不会把自己设想得特别伟大，中才而已，但努力下去，会有一点收获的。你说最终能走多远，我也不知道。不是告诉你，我是小地方出来的吗？小地方出来的人有个好处，就是知道生活艰辛，不会想入非非，老惦念着一步登天。我知道自己底子不好，见识有限，那就慢慢来。假如能长久保持这种不断向上的姿态和心境，10年20年30年50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你也许已经走得很远了。这是笨人的思路，但借用章太炎的说法，做学问必须是有天分而自居愚笨。
“我只想当一个学者，一个好学者”
《潮州日报》：保持向上的姿态，舞台空间又不断扩展。一开始是北大，后来又到世界各地著名学府讲学或访问研究。当访问学者会不会进一步打开你的空间？
陈平原：其实北大的平台挺好的，作为北大教授，我是比较幸运的。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有一句话，说香港是个夸张的地方，摔一跤都比别的地方疼。我说过，北大也是一个夸张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演出，不管优点还是缺点，都容易被放大，被高估。北大教授的名声及地位，普遍超过本人的实际水平，这一点我很清醒。北大的位置很重要，加上我的专业是中国文学，即使在国外，人家也会重视你，觉得你代表了你们国家的文化水平。开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或邀请讲学，需要找一个中国代表，很容易就想到了北京大学。所以，我比同时期其他高校的学者有更多的机会。
《潮州日报》：出去之后对您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陈平原：跟国外学者交流，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因专业的关系，我的心态比较平和。我知道汉学家他们的强项，也了解他们的缺点，所以不会特别自卑，也不会特别亢奋。
前些天《长江日报》刊发一篇关于我的专访，题为《陈平原：中国大学的影响力比排名高》，是从我的“大学五书”说起的。其中记者问到，莫言、屠呦呦得诺贝尔奖，是不是跟他们出身名校有关系。我说没关系的，接着引用我的老师王瑶先生的话，他说，学者和大学的关系，就好像商品和橱窗。你没有出名的时候，橱窗给你很多帮助，你放在这个耀眼的橱窗里展出，人家就会重视你；当你有一天出名了，那橱窗就会因为商品而获益。我之所以学术之路走得比较顺，某种意义上得益于橱窗。有机会被放置在北大这个橱窗里，再做不好，实在说不过去。
《潮州日报》：您刚说过自己是个不想当官的人，最后还是当了北大中文系的主任？
陈平原：（笑）中文系主任不算官啊。
《潮州日报》：但在北大这种地方，能走到系主任这个位置，主要靠什么？
陈平原：没靠什么。也可以这么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做了不少学术组织工作，是民间性质的，所以，在中国学术界，我的人脉和声誉比较好。让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除了教学及科研成绩，大概与这种人脉与声誉有关。可即使我不当系主任，也有那样的影响力。当年我决定辞职，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后来的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专门跑来问我，说为什么不干了，你应该可以往上走的。我说我对从政没有任何兴趣。我要当一个学者，一个好学者。学校信任我，同事信任我，让我做一届系主任，这很光荣；可做系主任需要花很多时间及精力处理行政杂务，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奉献，绝不会恋栈。
《潮州日报》：现在还在做吗？
陈平原：早就不做了。四年任期一到，马上就下来。做行政工作不是我的最爱，或者说，不是我的兴趣及专长所在。
《潮州日报》：看资料显示，从90年代中期开始，您已有数十种著作发表？
陈平原：应该说，真正的著作只有30余种。所谓出书七八十种，是包括选本及随感。
《潮州日报》：这对很多人来说已是很“多产”的了。哪来那么多时间呢？
陈平原：我妻子也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志趣相同，除了旅游，没有别的爱好。这样，生活比较简单。从长远来看，生活有规律是一个学者的重要素质。文学创作需要爆发力，各种才情突然间爆发，生活可能很不规律。做学问不是这样，那是一个长线工程，必须有良好的心境，稳定的生活态度，以及比较有节奏感的工作，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进入工作状态不久，就获得了读书写作的自由，不为生活所迫，加上我们对生活的要求没那么高，所以比较从容。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困难，有的是因为欲望太多，有的则是基本生活没保证。我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这么多年来，穷也行，富也行，基本上跟时代一起前进，不用操很多心。因此，我会有比较稳定的心态及时间，投入到我喜欢的学术研究里面来。
《潮州日报》：每天会不会忙到很晚？
陈平原：晚上一般十二点睡觉，早上七八点起来。长期这样，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种必须有的生活节奏。
《潮州日报》：回到学术研究话题方面来。您出了那么多书，但今天，能静下心来看学术著作的人很少。
陈平原：是的。但也没必要那么多人读。曲高和寡，这是一个方面，假定你的工作属于“阳春白雪”，就不能要求“下里巴人”的听众都欣赏。这里的高低雅俗，指的不是道德境界，而是文化修养。无论古今中外，学术著作从来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读。有时因风气缘故，会有虚假的“学术畅销”，如20世纪80年代《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一印就是十万册。但这个时间很短，因为很多人买回家去，根本不读，也读不懂。其次，你做精深的专业研究，决定了你不可能有特别多的粉丝；如果你有那么多粉丝，反而是有问题的。如果我的学术著作成了畅销书，第一不可能，第二我没有这个愿望，第三万一真的如此，那这个社会可能有问题。《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算是我的著作里阅读面最广的，刊行20多年来，简体字繁体字总共七八个版本，加上英文、俄文、韩文的译本，也不够十万册。那本书也是学术著作，不好读的，很多人买完以后就发现上当了。我从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一直讲到金庸小说，讨论的是中国文化一个特殊的面向——游侠精神与江湖世界。
《潮州日报》：那本书的文风，跟您后来的文风似乎也不大一样。
陈平原：那是因为谈武侠，必定多“意气”。每一本书，讨论的是特定的问题及对象；长期对话的过程，必定影响到你的表达，你的趣味。谈武侠，谈教育，谈中国散文，谈现代学术，论述对象不一样，不知不觉中，你会移步变形。
《潮州日报》：跟随您研究对象不同，您的文风也在不断转换？
陈平原：应该这么说，你喜欢什么，才会选择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可在你跟研究对象的长期对话过程中，你会不自觉地受它的影响。这样一来，你的趣味，你的立场，你的文风，多少都会有调整。有一个词叫“尚友古人”，就是说跟你心仪的古人长期对话，你的精神气质会受到影响而提升。你喜欢什么样的人，长期跟他对话，久而久之，你的气质会往那个方向变化。
《潮州日报》：现代文化研究方面，不管您喜欢与否，都会逼着自己去看？
陈平原：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很多书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读，有时甚至要求“竭泽而渔”。但选择什么题目，你是有自主性的。我选择这个研究对象，而不选择另外一个，背后是有原因的，除了资料准备、研究方法、操作技能，还有自己的人生趣味和价值立场。比如，朋友们说你写完了《千古文人侠客梦》，应该接着写《红袖添香夜读书》，因为“言情”跟“武侠”一样，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文化传统。可我没有这么做，起码在那个时刻，这个题目与我没有“趣味相投”。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学术史上值得探讨的话题很多很多，最后你选择哪一个，投入五年十年的精力，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其实，制约着这一选择的，有时是外在风气，有时是学术理路，有时是材料发现，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心境。
《潮州日报》：文学批评更讲究客观性。做研究时，如何做到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陈平原：长期的学术训练使你具备这种学养与判断力，不会进去之后出不来。如果真的进去之后出不来，要不你原先的学养对付不了这个题目，要不你浸淫时间不够，还没想清楚到底该怎么做。这个时候不要硬做，可以停一停，歇一口气，或出去转一圈，再换一种思路阅读，说不定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潮州日报》：这应该也跟您的个性有关？我们感觉您相对比较客观。包括对自己的评价都很客观、冷静。这也使您的研究空间更大了。但做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会不会有“题尽”的时候？一个课题，您很想进入，结果发现早有“崔颢题诗在上头”？
陈平原：随着时代变化，会有很多新的话题、新的视野、新的可能性。即便是作家研究，每代人的阅读也都不一样，今天读鲁迅和30年代读鲁迅、50年代读鲁迅、80年代读鲁迅是不一样的。这才会有“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更何况成熟的学者有很多种选择，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养、气质及学术判断来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题目。有些人抱怨题目被前人做完了，那是因为你被人家罩住了，跳不出来，没有那个力气，也没有那个心境另辟蹊径。所谓“另辟蹊径”，那是一种冒险，不保证成功，说不定五年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白费了。可这正是做学问的乐趣所在。如果一切都稳稳妥妥，那就谈不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了。一个外国留学生对我说，特别佩服我的一点是，做学问做得兴高采烈。别人表彰你“苦读”，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做学问有时顺有时不顺，但总的来说做得很开心。
“只有你往前走了，学生才能往前走”
《潮州日报》：您还获得过北大“最受学生爱戴的十佳教师”？为何能获得这荣誉？
陈平原：北大的“十佳教师”评选，只是面对本科生教学。今年评十个，明年评十个，好多年了，不少教师获得过这个荣誉。可参加评选的前提是给本科生上课。其实我大部分时间上的是研究生的课。相对来说，研究生可能更能欣赏我的课。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我教书比较认真。
《潮州日报》：您现在还备课啊？！
陈平原：当然啦。这是好大学的特点，教学与研究携手前行。每年的教学内容，往往跟我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我现在大部分时间给研究生上课，除了自己直接指导的，还有中文系其他老师乃至其他院校的研究生，专修加旁听，少则四五十，多则八九十个，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必须不断往前推进。学生听了你多年课程，你老讲那一两门课哪行啊！所以我得不断地变，开出各种新课来。为了我的学生，我也必须努力往前走。只有你自己不断前行，才能引领学生往前走。
《潮州日报》：您这样，学生压力会很大，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比较难。
陈平原：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是鼓励老师偷懒。老师不能随便被学生超越。你要树立不断升高的标杆，让学生不太容易跳过去，虽然我们最终希望学生能超越自己。我以前说过，长江后浪推前浪，但前浪不能太快地死在沙滩上。明知总有一天会被超越，前浪也得拼命往前赶。
“有需要的话我会帮家乡做点事”
《潮州日报》：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您一直很关注潮州。今年被聘为市政府决策顾问，在决策咨询会上，您对古城的保护建设提了很好的意见。我记得您用了一个词，叫“活着的古城”？
陈平原：对。作为潮州市政府文化顾问，我会努力帮助家乡做一点事，包括出谋划策等。说实话，我能写文章，但招商引资或打通关系，非我所长，也非我所愿。
《潮州日报》：当时，您还提到准备出版一本书，读书人都喜欢看的介绍潮州文化的书？进展怎样？
陈平原：这只是发愿，还没弄好。我想请韩师的林伦伦、黄挺等朋友一起来做，他们比我更有经验。
《潮州日报》：关于您个人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父母为何给您取“平原”这名字？有什么寓意？
陈平原：（笑）也有不少人问这问题。我想没那么复杂，50年代至70年代，父母给孩子起名字，不像今天这么多讲究或寄托。我是老大，爸爸妈妈给我取名“平原”，老二“草原”，老三“高原”。刚进中山大学念书，辅导员还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地理老师？
（初刊2016年1月19日《潮州日报》，原题《从小城走出来的大学者——访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原》，采访者邢映纯、陈培娜、洪曼峰，刊出时略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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