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跟一位熟人站在吧台前，一只脚搁在栏杆上——危地马拉城皇宫酒店的干马天尼酒非常有名——带伤疤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向我递上彩票，我摇摇头。从我走进酒吧开始，这已经是他第二十次向我递上彩票。不过，我的同伴友好地点点头。
“你好吗，将军？卖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生意不好，只会越来越差。”
“想喝点儿什么，将军？”
“来杯白兰地。”
他一饮而尽，将酒杯放回吧台，朝我的朋友点头致谢。
“谢谢。回头见。”
他接着转身向站在我们身边的人推销彩票。
“这朋友是谁？”我问道，“脸上的疤痕怪吓人的。”
“疤痕嘛，哪有看着漂亮的？他是尼加拉瓜的流亡犯。当然，他是罪犯，是歹徒，但人品不坏。我不时给他几个比索。他是革命军领袖，要不是因为弹药耗尽，现在很可能推翻了政府，当上了战争部长，而不是在危地马拉卖彩票。情况不外乎政府逮捕了他和他的部下，送上军事法庭审判。在这些国家，这类审判简单迅速。他被判死刑，黎明执行。我猜他被捕时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晚上他跟其他囚犯一起，总计五人，在监狱里玩扑克牌打发时间。他们拿火柴棒当筹码。他告诉我说，一辈子从来没有像那天夜里那么背运。他们玩的是半副牌。他一直没拿过好牌。整场牌玩下来，他抓到的好牌不过五六手。刚买进一堆火柴，立刻全部输光。等到破晓时分，士兵们进监狱带他们出去行刑时，他输掉的火柴普通人一辈子都用不完。
“他们被带到监狱院子里，五个人并排靠墙站立，面对行刑队。半天不见动静，我们的这位朋友就问行刑队指挥官，到底在搞什么鬼，左等右等不开枪。军官回答说，政府军的将军要出席这次行动，大家正在等待他的到来。
“‘那我正好再抽支烟。’这位朋友说，‘他从来都不准时。’
“但是，烟刚点着，将军——顺便说一下，他叫圣伊格纳西奥：不知道你是否见过他——就走进院子，身后跟着副官。首先是些例行的礼节，然后圣伊格纳西奥问这些犯人行刑之前是否还有什么要求。五个人中的另外四个都摇摇头，唯独我们这位朋友开了口。
“‘有，我想跟我的妻子道个别。’
“‘没问题，’将军说，‘我不反对。她在哪儿？’
“‘在监狱门口等着。’
“‘好，但不能超过五分钟。’
“‘顶多五分钟，将军阁下。’这位朋友说。
“‘将他带到旁边吧。’
“两名士兵走上去，架着这名叛军头目走到指定的地方。将军点点头，行刑队指挥官一声令下，一阵刺耳的爆炸声响起，四个人应声倒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不是同时倒地，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动作格外怪异，仿佛剧场里的木偶。指挥官走上前去，用手枪对着一名还没断气的犯人补了两枪。我们这位朋友吸完烟，将烟蒂扔掉。
“门口传来一阵骚动。一名女子疾步跑进院子，一只手放在胸前，猛地站住脚。她惊叫一声，张开双臂，冲上前来。
“‘天哪。’将军失声惊道。
“她穿一身黑色衣服，头戴纱巾，脸色惨白。她看上去一副姑娘模样，身材苗条，五官娇小，一双大眼睛里饱含痛苦。她向前奔跑，嘴巴微张，面容哀伤而俏丽，冷漠的军士们看到她，都惊讶得屏住呼吸。
“叛军头头上前一两步，迎向她。她冲进他怀里，嘶哑、激动地喊叫：我的心肝！我的心肝！他狠狠地吻着她的双唇。蓦地，他从破烂的衬衫中抽出匕首，刺进她的喉咙！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把匕首藏在身上的。鲜血从割断的血管喷涌而出，染红了他的衬衫。他展开双臂，紧紧抱着她，发疯般地吻着她。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许多人还没弄明白出了什么事，但是，也有人发出恐怖的惊叫。人们跳起来，抓住他，扯开他的手，如果不是副官扶住这个女人，她肯定会倒在地上。女人已经昏迷。人们将她放到地上，木然地望着她。叛军头目选准了攻击部位，血流不止。过了一会儿，跪在女人身边的副官站起身。
“‘她死了。’他低声说。
“叛军头头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将军逼问。
“‘因为我爱她。’
“士兵中间响起一阵叹息。人们惶惑地看着这位凶手。将军凝视着他，沉默半晌。
“‘这是高贵之举。’他最后说，‘我不能杀这个人。开我的车，把他送到边境去。先生，我向你表示我的敬意，勇敢者对勇敢者的敬意。’
“听众中间响起一片赞叹声。副官拍拍叛军头头的肩膀，夹在两名士兵中间的叛军头头，一言未发，朝汽车走去。”
讲到这儿，我的朋友停了下来，我陷入了沉思。需要说明的是，我朋友是危地马拉人，故事是用西班牙语讲的。我竭尽全力翻译他的叙述，丝毫没有削弱他夸张的措辞。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措辞正适合这个故事。
“那块伤疤是怎么来的？”我最后问道。
“哦，是我开酒瓶时炸伤的。姜汁啤酒瓶。”
“我从不喜欢姜汁啤酒。”我说。
（辛红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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