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战时沉没的日本邮轮“阿波丸”号之谜
“阿波丸”，一艘令全世界所有打捞者魂牵梦绕的沉船。传说中，那是一座重达40吨的“金山”。
这是一艘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日本远洋邮轮，船长154.9米，宽20.2米。
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阿波丸”航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皇后鱼号”发现，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全船2009名乘客及船员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免于难。
国际社会为之震惊。而当人们听到包裹于阿波丸船壳内的惊人财富时，这种震惊更是难以言表。
据美国《共和党报》1976年11-12月号特刊报道，“阿波丸”上装载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工业金刚石15万克拉，大捆纸币价值不明，人工制品、工艺品、宝石40箱，价值不明。
据那托思（美国原海洋实验室观察员、国家潜水领导成员）在打捞计划中列明，最低可打捞货物价值为2.49亿美元，所有财富价值高达50亿美元。
而据台湾《中国时报》1976年11月21日报道：“阿波丸”被击沉时载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美、英及香港地区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钨2000吨，铝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吨。
1979年5月2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当年的陆军伍长（即下士）森川家光说，“阿波丸”所装26辆卡车都是金条。
日本海湾代表团向中国提供的数字：锡3000吨，生橡胶3000吨，加上锑、钨、水银，总计9812吨。
除了这些金银财宝，“阿波丸”沉船上很可能还有一件无价之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据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将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中国政府。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在沉船“阿波丸”上。
据有关人士调查，1941年，日本侵略者铁蹄肆虐，研究“北京人”化石的学者魏敦瑞希望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由北平开往秦皇岛，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三天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同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绿色行李箱不见了踪影。
从此，“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成为人类科学史上一大悬案。而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官方始终不承认获得和收藏“北京人”。
针对“阿波丸”上载有“北京人”头盖骨之说，有人提出疑问：日本人为什么要用几年时间，花费周折将化石从中国北方运到东南亚？
跟踪研究“阿波丸”的记者李树喜找到了证据：在“阿波丸”初步打捞中，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奉天市长，伪满元老郑孝胥之子）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注，郑孝胥1938年死于长春，葬于沈阳）。而历史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将在中国北方搜罗的文物宝器运上了“阿波丸”，这是“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部分传言被中国打捞者证实。1977年1月13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由福州军区统一指挥，交通部和海军一起组织力量，对“阿波丸”沉船进行打捞，工程代号“7713”。张智魁正是当时打捞工程的现场指挥。
5月1日，发现“阿波丸”，沉船已断成两段，前段长44.7米，后段长107.8米，埋入海底泥中9至11米，该处水深在60至69米不等。随后打捞以“清除牛山渔场水下障碍物，保障海上渔业捕捞作业生产安全”的名义正式开工。1980年，海军“J503”号舰的指战员完成了拆解沉船首段的任务，穿引了船底4道共14根千斤钢缆，上海救捞局的“大力号”海上自航浮吊船将首段一举吊浮，并拖抵平潭岛娘宫锚地搁上浅滩。此次打捞共捞获锡锭2472吨，售价5000余万美元，还有橡胶等货物数千吨。
然而，人们没有找到黄金，也没有发现“北京人”化石的踪影。有人产生疑问：也许种种传言只是日本为了打捞2008具骸骨而故布迷阵？
中国政府本着中日友好和人道主义精神，先后于1979年7月、1980年1月和1981年4月，在上海以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公司的名义，分三批向日本方面移交了捞起的死难者遗骨和遗物。
2001年，有关40吨黄金与“北京人”头盖骨是否藏身于“阿波丸”的争论仍无结果，一直为“阿波丸”牵肠挂肚的张智魁上书国家领导人，力主再次打捞“阿波丸”。4月，他拿出了一份详实的《打捞“阿波丸”沉船可行性报告》。
《报告》说，70年代进行的打捞虽然没有发现黄金，但至少证明了各方汇总的有关“阿波丸”沉船物资情报的准确性。关于“阿波丸”中有无40吨黄金与“北京人”头盖骨的争议，是因为那次打捞的不完整。由于当时深潜技术和深水除泥两大技术没有过关，约1万立方米的淤泥掩埋着金库、驾驶台、客房及船员舱室和机舱，潜水员根本无法到达那些位置。中止打捞后，国务院和交通部多次派人到上海举行座谈会，听取对立双方的意见，最后，针对“阿波丸”上装载金银财宝做出“有大于无”的结论。在“北京人”头盖骨也在“阿波丸”上的重要线索出现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余伟超教授等许多专家、院士也呼吁彻底打捞清理“阿波丸”。
探谜、捞宝自然是打捞“阿波丸”的主要目的，而当时触动张智魁上书的，是2000年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海难。由于缺少深海打捞技术，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一度十分被动。
张智魁说：“阿波丸”在水下70米，通过对其大规模打捞，可以大大提高我国深海打捞技术，可以锻炼出一支深海打捞队伍。从长远看，这比珍宝、黄金更重要、更可贵。
张智魁所言非虚。70年代对“阿波丸”打捞后，有关部门曾总结：由于该工程的进行，使我国的深潜水医学研究获得极佳的实践机遇并取得重大成果。我国救捞队伍的技术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工程中采用了水下爆破、水下电割等新工艺、新施工方法，通过该工程获得的施工技术经验成为我国打捞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这次打捞也使中国的潜水装备工业有了产品质量检验、改进提高的极难得的实践机遇，不但使原有产品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还诞生了一批新的深潜水装备装具。
张智魁在上书和《报告》中说，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掌握处理深海舰船、石油平台、海底输油管线事故的潜水与打捞技术，我们的海洋活动将受到极大的局限。而利用“阿波丸”练兵，则是一举多得的捷径。
张智魁还设想：通过再次打捞“阿波丸”，中国可以借此建造一个多功能饱和潜水母船，集自航、铺管、饱和潜水于一身，填补国内空白。
谁来打捞“阿波丸”？
张智魁说，一家德国公司愿意提供打捞“阿波丸”所有的设备和资金，回报为出水沉船物价值的5%。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并没有批准这项合作。
南中国海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约有2000至3000艘海船沉没在这片海域，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其中还有一些外国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没的海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国来中国进行贸易返回途中的沉船，数量更为惊人。由于多数沉船中古瓷器的珍贵价值，国外专家称其为“海底瓷都”。
这片水下宝藏许多年来生发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也引来了一批又一批职业盗宝人，加上我国沿海一些渔民的盗挖，大量珍贵的古瓷、船只等文物被盗走、破坏。例如，“南海一号”沉船在1987年就遭受过一次劫难，当时一家英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缩短工期，采用了最简陋的打捞方法：一条2000吨的驳船，一架100吨的吊机，发现海下可疑物体后，就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除了部分金属器件完整，许多瓷器都成了碎片。
对于这些行为，中国政府往往无能为力。许多打捞出水的文物出现在拍卖市场，政府和一些爱国人士不得不用巨大代价购回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为加强对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通过一项公约，规定抢劫古代沉船及海底考古遗址的行径为非法，并建议各会员国对违反者根据对文物的损害程度给予制裁。公约还授权各国缴没非法打捞的水下遗产。1982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也明确规定，对于在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海底及其领土发现的具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以处置，特别要注意来源国（文化来源国或历史、考古来源国）的优先权。但这些规定提出的大多是模糊概念，缺乏操作性。
据张智魁介绍，我国有关法规明确，500吨级以上的沉船，地方和民间打捞企业根本无权过问。即使是500吨级以下的沉船，也因资质、设备等各种限制，将地方和民间打捞企业拒之门外。
“海底宝藏，我们不去打捞，别人盗取了，我们只能后悔莫及。如果允许国内私人公司打捞，或与国外有实力的公司合作打捞，虽然看起来拱手让出了部分宝藏，但得到的毕竟更多”。张智魁说：“我国仅有一个水下考古队，捞宝力量有限，国家的海上救捞局职责主体是救捞而非打捞。那么多的海底宝藏怎么办？难道是任由流失和毁坏？堵不如疏，如果在放宽政策的同时加强监管，国家不花一分钱、不承担一点风险，就能获得大量水下的无价之宝。”
2.战后俄德文物之争揭密
二战初期，德国军队侵入苏联境内。苏联的170多家博物馆遭到德国法西斯的破坏和抢掠，损失最严重的是叶卡捷琳娜宫、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皇村、俄罗斯博物馆等处。被抢走的文物包括油绘画作品、瓷器、珠宝等各种艺术品不计其数。由于苏联时期没有进行详细的统计，苏联解体之后，原来的共和国都变成了独立的国家，统计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根据前不久俄罗斯统计的数字，二战时期失去的文物大概在60万件左右，这些文物中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琥珀屋”，有几乎与“蒙娜丽莎”齐名的“季赫温圣母”画像，也有著名文人如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人的私人物品，其价值无法估算。
随着二战战局的发展，苏联红军反败为胜，一路向西推进到德国境内，苏军缴获了德军从东欧各国搜刮的大量艺术珍品，特别是苏军占领柏林之后，把20余万件珍贵文物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联国内，价值达1000亿德国马克，其中有著名的“谢里曼黄金”、哥德博物馆馆藏的6000册图书、古典音乐家的乐谱真迹、雕塑以及著名画家莫奈、马蒂斯等人的油画。
这些文物运到苏联之后，被搁置在莫斯科达10年之久。这期间苏联忙于战后经济建设，对缴获来的战利品疏于管理，致使这些文物严重流失。它们或被赠送给苏联政府的朋友，或被奖给国内的有功之臣，或流入博物馆馆员或是私人收藏家之手，但大部分缴获的德国文物得以保留下来，目前被分散收藏在莫斯科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格拉巴里全俄艺术品修复中心和列宁格勒的“艾尔米塔什”珍宝馆。这几家博物馆在对文物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后，于1995年2月至7月举办过二战文物展，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参观。
这批德国文物中最为贵重的大概要数“谢里曼黄金”了。“谢里曼黄金”属历史古城特洛伊21批出土文物中的第一批，由德国考古学家亨利·谢里曼于1873年在基萨尔雷克（今土耳其境内）挖掘出土。由于谢里曼在挖掘过程中在多数文物上都打上了带有他姓氏的蜡封，故后人称之为“谢里曼黄金”。据考证，这批出土文物属于公元前2600～2450年的特洛伊古城，比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特洛伊城还早1000年左右，是人类青铜器时代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谢里曼一直想把这批稀世之宝出售给大英博物馆或法国的卢浮宫，但最终未能如愿。“谢里曼黄金”最初被收藏在德国民族学博物馆，但1922年起藏于柏林古文化博物馆。二战初期，为了躲避英军的空袭，被转移到普鲁士银行等地。战争结束后，一名苏军军官用两只皮箱将其运回苏联，其主要部分一直保存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
据该博物馆的新闻秘书纳塔莉亚·西涅利尼科娃介绍说，“谢里曼黄金”共计8830件金、银、铜和金银合成的首饰和器皿，其中黄金制品居多，有用几千枚金片穿成的大冠冕，有造型别致的戒指、耳坠，简单大方的项圈、手镯和做工极其复杂的胸饰、头簪等工艺品，虽然它们年代已久，但在展柜中仍然闪着黄金特有的光泽。
这些工艺品之所以价值连城，不仅在于它们本身是用纯金银制造而成，更在于它们那精雕细琢、无法模仿的艺术造型。其中“柳叶形大冠冕”可谓巧夺天工之物，它重约一公斤，做工极其精细，显得既豪华又典雅。与黄金制品一同展出的还有4件用于宗教仪式的玉斧玉锤、分别象征着权力和勇敢的水晶权杖和剑柄以及当时用于加工首饰的14倍放大镜。有一把玉斧更是独具匠心，被谢里曼视为无价之宝。玉斧是用天青石经过研磨、抛光而成，上面装饰着三排磨制得圆滑光亮、豌豆般大小的颗粒，玉斧保存得完好如初，表面光亮如镜，充分体现了铜器时代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东西方交界处的特洛伊城工艺品加工业的发达和经济的昌盛。
对于被运往苏联的文物，德国政府一直视其为德国的财产，并不断地要求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予以归还。莫斯科虽然不太情愿，但碍于苏、俄时期两度与德国签订的归还一切运往苏联文物的条约，一直没有正式拒绝归还文物。1955年，出于政治考虑，苏联政府曾作出过将一批文物归还民主德国的决定，将原属德国著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一批艺术品忍痛归还。
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陈列馆之一，位于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市，1556年建馆。该馆藏有西欧许多新老绘画大师的作品，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杰作，也有19至20世纪的绘画佳品。在陈列馆中可以看到拉斐尔著名的“西斯廷圣母”像、乔尔乔涅的“沉睡的维纳斯”、波提切利和提香等著名画家的作品。在苏军攻克柏林的前几周，德国法西斯将其转移到一个不适合保存文物的秘密之地，几乎使这批珍贵文物毁于一旦。在苏联将这些艺术瑰宝归还后，德累斯顿陈列馆才得以在1965年重新开放。
50至60年代，苏联向民主德国归还了经鉴定确属德国的数万件文物，但“谢里曼黄金”等一批文物被留在了苏联，作为对其战争损失的补偿。
两德统一后，德国要求归还文物的呼声愈来愈高。1990年，根据两国签署的协议，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决定将18至19世纪古典音乐家，包括巴赫、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一批乐谱真迹归还给汉堡音乐学院。
其余德国文物的命运就很难预料了。俄国国内在归还德国文物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这些物品是作为战争赔偿运回国内的，它们是几千万死难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断然不可归还，这些人主张通过一个法律，将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运入苏联、现存于俄罗斯的文物加以合法化，使之变成俄罗斯的合法财产。1997年初，俄议会通过一项“关于二战期间运入苏联、现存于俄罗斯的文物法”，实际上单方面宣布了这些文物归俄罗斯所有。
起初，这一法律遭到了叶利钦总统的否决。几番较量后，叶利钦迫于宪法压力于2000年4月5日签署了该法。但与此同时，他向俄宪法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18页的质疑报告。指出这一“文物法”从立法程序到内容上漏洞百出，不仅违反俄国的宪法，而且有背于关于文物问题的海牙国际公约和俄罗斯签署的国际条约。叶利钦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旦俄国采取法律手段强行占有这批文物，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俄罗斯将面临同许多国家关系的复杂化，因为这批文物中有不少是德国从其他国家抢掠而来。另一方面，俄国也将丧失收回本国在二战期间丢失的几十万件文物的权利。结果是，虽然俄国通过了将德国文物收归俄国所有的文物法，但它至今都难以生效。
德国自然是不肯相让。德国总理科尔表示，一旦叶利钦从国内问题上抽出身来，他将要求总统兑现他曾经许下的归还德国文物的诺言。不过，两国之间这一旷日持久的文物之争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还与否，一字牵涉千万金，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都不会轻易松口。
与德国文物相比，苏联文物的命运要悲惨得多。它们大多为溃败撤退的德军所卷走，很多文物落到蛮兵之手，或遭到破坏，或被藏匿而不知去向。更不幸的是，在1945～1949年德国被盟军占领期间，苏联的文物更是被瓜分殆尽，有很大一部分被美国商人买走，德国人据此否认在其境内存在苏联文物。这样一来，俄国要寻回丢失的文物就如同大海捞针，难上加难了。
3.“藏金洞”传说从何而来
据英国媒体有关报道，在亚得里亚海滨一座属于克罗地亚的小岛上，一直流传着一个“美尔杰特岛藏金洞”的传说，二战时，两位英国特工曾秘密携带大量金币来到这座名叫美尔杰特的小岛上。他们离岛时，将该批价值100万英镑的贵重黄金埋藏在岛上的某个秘密地方。随着一枚二战时的英国罗盘被发现，顿时燃起了不少欧洲人的上岛寻金热。据称，这个罗盘是两位特工的随身携带物之一。
美尔杰特岛距南斯拉夫西南部城市杜勃罗文克乘渡船仅两小时的航程。当地居民对于小岛藏有黄金之说更是深信不疑。
据传，该批黄金由两名英国特工：斯坦尼斯拉夫·拉泼太克中尉和斯特吉潘·林科军士于1942年携到了岛上。他们当年此行的任务是到南斯拉夫贿赂当地的官员，以便使英国在巴尔干半岛上和德意间的战争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两名英国特工的目的地本非美尔杰特岛，当时该岛正被英军的死敌——意大利军队占领，然而一场大风暴却将他们的“荆棘”号潜水艇冲到了美尔杰特岛，搁浅在一个名叫萨普鲁那拉的村庄附近。除了携带大量的金币外，此行他们还带着数百万意大利里拉，一个雷达发报机，一个指南针罗盘。他们将所有这些东西分别埋藏在海滩附近后，就弃船往岛上寻找住宿之处。
第二天他们回到了原地，意大利里拉和雷达发报机已经无影无踪，幸好埋藏黄金的地方还原封未动，他们掘出黄金后，四处打听有没有船只能将他们摆渡到巴尔干半岛上。
据报道，两位英国特工埋下的价值六七百万的意大利里拉其实是被当地一位渔民悄悄挖走了。这位渔民获得这笔意外横财后，立即打算购买新的渔船和新的捕鱼设备，闻风而至的意大利军警搜查了他的住所，将这批意大利里拉全数没收而去。
然而雷达发报机从此再也没有找到，而当年两位英国特工埋下的罗盘却于今年6月份在萨普鲁那拉海滩上被当地人挖了出来。
60年来，当地居民一直想知道那批黄金的真正下落。
美尔杰特岛的前市长、现年81岁的乔佐·巴伊卡称，当年两位特工是用一个厚重的大箱子装载那批黄金的。“我们看见他们抬着箱子经过村庄，住到了一间旅馆里，并且从箱子里取出金币付给了旅馆老板娘。可当他们离开小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抬着箱子”。
巴伊卡称，二战以后，一位在南斯拉夫斯普里特工作的英国情报机构官员对他称，丢失在岛上的黄金数目当年就值7．5万英镑，到今天，这笔黄金的总价值已超过100万英镑！探险家带着仪器来寻宝塞尔维亚游击战士保皇派领袖得拉·米海罗维克于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被当地法庭判处死刑，行刑前，他否认收到过任何黄金，并且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尔杰特岛藏金洞”的故事。
当年两位英国特工——斯特吉潘·林科军士已在二战中死去，斯坦尼斯拉夫·拉泼太克中尉于战后远走他乡，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死于1997年。在他死前，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巴尔干历史学退休教授斯蒂万·帕夫罗维奇曾访问过他，帕夫罗维奇教授向他问起“美尔杰特岛藏金洞”的故事，拉泼太克一口否认了小岛藏宝的说法。帕夫罗维奇教授道：“他告诉我他们上岛时，随身只带了200多枚金币，离岛时，他们几乎带走了大部分。”
随着英国特工所携罗盘3个月前在美尔杰特岛上重见天日，欧洲一些梦想得到这笔巨大财富的年轻人纷纷前来探险，这个平静美丽的小岛上旅游生意倒一下子好了起来。
4.默克斯宝藏何去何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许多争论和困惑，甚至在战后50多年，这些争论仍在继续。引起这场争论的主要因素是纳粹黄金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的涉及面极广，大致上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存于梵蒂冈、瑞士、南美的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第二部分在战争期间被藏匿，用于纳粹的战后复兴；第三部分被逃脱制裁的纳粹高级将领所据为己有；剩下的则被战胜国占有。目前对这些财富的数目存在很大分歧，并引起了很多争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财富的价值直至今天依然难以做出准确的估算。此外，还有很多纳粹财富可能已被用于其战后复兴。
在德国还未彻底崩溃之前，纳粹党上层官员就制订了周密的复兴计划。纳粹早有计划把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运往其他国家隐藏起来。与此同时，盟国也在尽力寻回这些财富，然而他们直到1945年4月初才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规模之大，形势之复杂。
1945年3月22日晚，乔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渡过了莱茵河，到4月4日中午已经占领了图林根地区的默克斯村。当天下午，盟军反谍报部门的一个特遣队盘问了附近地区的一些难民。他们从难民口中得知，在温德斯塔尔矿业公司的某座钾盐矿附近有过不寻常的“活动”。盟军司令部在得到消息后，下令在该地区实行宵禁。
4月4日傍晚，一辆美军巡逻吉普车在默克斯村看到两名法国妇女违反宵禁令在街头行走，于是停下来对其盘问。她们自称是法国难民，其中一人即将分娩，要到邻近的基瑟尔巴赫村去找接生婆。美国士兵把该妇女带上吉普车，送到了基瑟尔巴赫村，还为接生婆提供了帮助。次日清晨，在送这两名妇女回家的路上，当吉普车路过凯瑟罗达矿井的井口时，美军士兵问这是一座什么矿。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其中一名妇女指着那里说：“那就是藏金子的矿井。”
该地美军指挥官拉塞尔中校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于当天中午前往默克斯。经过询问难民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此外拉塞尔还得知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保罗·赖夫博士（他还兼任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助理馆长）正在那里看护一些藏在矿井中的名画。拉塞尔接着盘问了矿上的大小官员，以及德国国家银行外汇部首席出纳员维尔纳·维克。维克向美军交代说，从1942年8月26日起，德国国家银行就把其黄金储备以及党卫军在该银行账户上的掠夺财物（包括黄金、外汇和艺术品）藏到默克斯的矿井中，藏匿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1月27日，一共运来76批次财物。此外在1945年3月16日、20日和21日，德国东部地区的14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将其藏品运到了那里。由于美军进展神速，德国人曾想将默克斯宝藏转移到别处，但还没来得及筹集车辆，美军先头部队就已经到达了该地。
为了加强对矿井的保卫工作，拉塞尔下令在其周围拉起了军用电网。他起初命令第712坦克营前往默克斯保卫矿井入口，但到晚上又发现了5个其他入口，一个营显然不足以担任警戒任务。于是赫伯特·厄内斯特少将命令第773反坦克营和第357步兵团前往默克斯增援。拉塞尔还将这个矿的情况通知了美军第12军的指挥官。
7日清晨，这个矿井的所有入口已被全部发现，并派兵守卫。上午10点钟，拉塞尔和另两位美军军官，以及赖夫博士和矿上的官员从主坑道进入矿井。在离地面2200英尺的主隧道内，他们发现了堆放在墙边的550个大麻袋，里面全是德国马克钞票。再往里走是一堵三英尺厚的砖墙，中心是一扇厚重的钢制保险门，后面可能藏有一座地窖。此时巴顿的部队正在闪电般地进入德国，急需人手执行战斗和占领任务。当他得知矿内只发现大量德国马克纸币而没有黄金的消息后，立即下令357步兵团撤离该矿，只留下第1营继续驻守。
18日清晨，拉塞尔、一名部队公关人员、摄影师、记者和第282战斗工兵营的工程师再次进入该矿。他们来到地窖前。现代化的钢门很难撬开，但是保险门周围的砖墙很容易就用半根黄色炸药炸开了。
美国人发现他们进入了天方夜谭般的宝库。周围的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有照明的、宽23米、长45米的密室。里面有超过7000个作了标记的袋子，高度齐膝，足足码了20排，每排间距大约是1米。房间另一边发现成捆的现钞，每捆的标签上都印“梅尔默”（Melmer）的字样。这些箱子明显属于纳粹党卫军的化名账户，这是关于纳粹在欧洲所掠夺财富范围和复杂的首条线索。
他们打开袋子，将这些财物列入清单：8198块金锭；55箱金砖（每箱2条，每条重10公斤）；数百袋黄金器皿和制品；超过1300袋的金马克、金法郎和金镑；711袋20美元金币；来自15个其他国家的数百袋金银币；数百袋外汇钞票；9袋珍稀的古代金币；2380袋和1300箱的德国马克现金，面值达27.6亿；20块各重200公斤的银锭；40袋银条；63箱零55袋银盘子；1袋白金（内有6块白金锭）；还有从不同国家掠夺的110袋钻石和珠宝。在其他的隧道里还发现大量来自欧洲各国博物馆以及从私人那里抢来的珍贵艺术品：油画、版画、铅笔画、雕刻、古董钟表、集邮册……这些宝藏还揭露了纳粹的残忍性：在金制品中包括数袋从灭绝营的囚犯口中拔掉的金牙。
巴顿注意到其中的外国货币和艺术品，迅速认识到这笔巨大的财富背后的政治性。他立即请求将该笔财富交由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接管。艾森豪威尔任命伯恩斯坦上校为G5/SHAEF的财政副主管。4月15日，在战斗机的护卫下，这些财宝由数百辆卡车运往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8月中旬，盟国对其进行了称量和估价。其中的黄金价值2.62213亿美元、白银27.0469万美元。另外还没有对一袋白金和8袋稀有金币进行估价。
1946年初，默克斯宝藏中的货币黄金（金砖、金条和金币）被移交给盟国战争赔款委员会，最后交给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他们负责尽快将这些黄金交还给受害国的中央银行。
在欧洲找到的其他纳粹宝藏没有任何一批能与默克斯宝藏相匹敌。另一笔规模近似的宝藏是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掠夺的黄金，但这批黄金最终并没有被找到。有迹象表明，它们极有可能被梵蒂冈和中央情报局秘密运出了欧洲。这份宝藏究竟有多少留在梵蒂冈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还发现了几处规模较小的纳粹藏宝。纳粹曾经在这里设立了坚固的“人民堡垒”，试图进行最后的顽抗。
人们对于默克斯宝藏的具体价值并不存在分歧。争论在于这些宝藏的来源，以及后来是如何处理的。另一个谜团是这份宝藏在纳粹掠夺的巨大财富中占多大比重。
为了对纳粹所掠夺的财富价值做一个估测，可以用二战时纳粹贸易伙伴国的黄金储量作为参考。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在中立国的保护伞下与纳粹继续进行贸易往来。下面的表格列出了这几个主要贸易国黄金储量的变化（单位为百万美元）。
当然，这些国家黄金储量的增长并非只与纳粹有关，因为盟国也曾与这些中立国进行贸易。
中立国从纳粹方面接受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来自瑞士各银行向瑞士财政部申报的总账。它从1941年的3.32亿美元猛增至1945年的8.46亿美元。其中至少不低于5亿美元来自纳粹德国。这个数字与克林顿时期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相吻合。该报告指出二战期间瑞士曾经接收了价值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3.16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的。另外还有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国家银行转到了两家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这批黄金随后被卖到土耳其以换取外汇。报告还指出，另有超过3亿美元的黄金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上述国家被列入这份名单并非偶然。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曾向纳粹提供战争所需的基本原料。瑞典提供了用于炼造高级合金钢的优质铁矿砂，土耳其提供了铬，西、葡两国提供了钨。这三种金属都是制造军火军需品和工业机械的必备原料。
考虑到南美在战后是纳粹残余分子的主要避难所，这些国家（尤其是阿根廷）黄金储量的变化也很说明问题。阿根廷的黄金储量从1940年的313.83吨增长到1945年的1064吨，增加了6.35亿美元。同样，巴西的黄金储量从1940的45吨增长到1945年的314吨，价值为2.66亿美元。
在盟国方面，英国在开战后没有与纳粹德国进行过贸易，因此也没有纳粹黄金流入英国和英联邦。法国在投降后基本处于被掠夺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参战前，其商人由于国会立法的原因也被禁止同德国进行贸易。唯一在二战爆发后与纳粹德国进行过大规模贸易的是苏联，但两国间的贸易主要以易货和记账方式进行，也与纳粹黄金无关，因此本文不再对其进行深入讨论。
从以上数字中可以得知部分纳粹黄金的最终下落。然而战争结束前已被运出德国、用于纳粹复兴计划的那部分黄金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其价值也不为人知。纳粹宝藏中价值更为巨大的是那些数额巨大的无记名股票、债券，以及他们在全世界建立的企业和公司。这些公司持有大量专利，并暗中为纳粹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
5.是谁瓜分了纳粹黄金
迄今为止，“安全港计划”（OperationSafehaven）是盟国搜寻并返还纳粹掠夺财富的最大计划。该计划在1944年5月5日由美国财政部外国经济管理局（FEA，ForeignEconomicAdministration）局长克鲁利（LeoT.Crowley）提出。由于该计划涉及了两个老对头——财政部和国务院，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阻挠，并妨害了对纳粹战犯的起诉和德国的非纳粹化。
在讨论该计划之前，先回顾一下盟国为了追回纳粹黄金所采取的种种方法和措施。
为防止纳粹掠夺，波兰第一个采取了行动。在德国入侵之前，波兰中央银行已将其黄金转移到了罗马尼亚。然而此后不久罗马尼亚就加入了轴心国，波兰的黄金储备因此就落入了纳粹手中。
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相似的黄金转移行动。法国在沦陷前夕用巡洋舰将法兰西银行的2229吨黄金运到了法属马提尼克岛（后来这批黄金被美国接管）。挪威中央银行的黄金则在德国入侵后用英国驱逐舰运到了伦敦。荷兰政府在德国入侵一小时内也将其央行黄金储备装船运往英格兰。不幸的是其中一艘船在离岸不远处触雷沉没。这艘船上装了11吨黄金，纳粹后来打捞了其中大部分黄金。
1939年末，比利时政府委托法兰西银行保管其国家银行的300吨黄金。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不久，比利时就督促法国将其的黄金运往英国。然而法国却将这些黄金运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德国在与维希政权进行谈判后接管了这些黄金（二战结束后法国全额赔偿了这批黄金，不过法兰西银行的信用和法国的国家信誉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南斯拉夫、希腊、丹麦（以及战争后期的意大利和匈牙利）未能来得及采取措施，其黄金储备被纳粹霸占了。这样，除了法国、挪威的黄金和一部分荷兰黄金外，各被占领国中央银行的巨额黄金全部落入了德国手中。
美国对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1940年4月10日由罗斯福签署的第8389号总统令。该令首先冻结挪威与荷兰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随后是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财产。1942年7月，美国还颁布了一个黑名单。任何上了这份名单的个人或公司，其在美国的一切贸易活动都会被禁止。他们被认为对美国的国防造成威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份名单上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增至数千人。
1943年5月，盟国发布了《伦敦宣言》。该宣言声明，盟国将不再承认被占领国家的任何资产转移为合法。因为盟国已经意识到纳粹正在以武力强迫被占领国的国民将他们的财产以买卖或者转让的方式转给他们。到那时为止，纳粹一直在千方百计营造一种假象，使这些交易合法化。1944年2月22日，美国发表了《黄金买卖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认任何涉及轴心国掠夺的黄金的交易。美国进一步表示，将不会再从任何一个未与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国家购买黄金。英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该年7月盟国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中立国家禁止任何被占领国的资产的安置或转移。8月14日，英、美与瑞士签署了战时贸易协定，要求瑞士减少与纳粹的贸易往来。12月6日，“安全港计划”出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做出了强迫德国对战争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决议。这次会议也为盟国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安全港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除了其直接目的——强迫中立国家停止与纳粹的贸易往来外，它还有其他几个目的：限制德国向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渗透；阻止德国强占中立国的资产；确保德国的资产用于战后赔偿和欧洲战后重建；阻止那些已经列入战犯名单的纳粹集团高级人物逃离德国。尽管“安全港计划”宏大而野心勃勃，但却面临着严重的人员缺编问题。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国特工在执行“安全港计划”时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战略情报上，而且也一直缺少训练有素的特工。其次，“安全港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长期争执的影响，在需要采取严格措施时又受到英国方面犹豫不决的影响。最后，“安全港计划”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立国的意愿，即他们是否按盟国的要求自觉停止与纳粹之间的贸易往来。
1944年5月，美国财政部法律顾问特别助理赛缪尔·克劳斯提议成立一个调查团前往中立国，调查被纳粹所转移和隐藏的财产。从8月到10月，他先后走访了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巴塞罗纳和比尔巴鄂，督促“安全港计划”的实施。但调查团最终取消了瑞士和葡萄牙的行程。调查团此行所取得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在最终的总结报告中，克劳斯概括了他对当前所关注地区的看法：
“安全港计划”针对的仅仅是最窄的层面——纳粹的资本。这笔资本目前已显得次要。最重要的是纳粹现在正利用中立国来转移资产、技术及研究成果，以使其在将来某个合适的时候成为纳粹复兴的基础。纳粹所隐藏的珠宝、名画是我们次要的追查目标。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些法本化学公司潜逃到西班牙的化工专家、西门子公司逃往瑞典的电气专家，以及潜逃到阿根廷的德国军事科学家。他们才是“安全港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
克劳斯认识到西班牙的形势最为棘手。美国驻西大使海斯（CarltonHayes）根本不支持财政部在西班牙的调查工作。他曾经成功地阻止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他对佛朗哥政权的好感完全是个错误。正如希特勒所承认的，纳粹不但需要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为他们洗钱，也需要像西班牙这样的中立国作为他们进口战略物资的优良港口。
海斯也意识到纳粹通过西班牙进口石油的问题，他在1943年2月26日向国内报告说，西班牙现存的汽油和原油远远超过其正常需要。而提供这些石油产品的正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在1940年美国宣布石油出口禁令后很长时间，美孚的油船依然挂着巴拿马国旗公然来往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之间。对于罗斯福政府来说，这是个棘手问题。若强迫美孚石油公司停止对西班牙的运输，则极有可能导致该公司同时停止对美国政府的供给。首先，美孚石油公司确实曾经威胁过要中断对本国的石油供应。其次，若美国国民知道他们在战时配给体制下省出的石油正被一家美国公司运给纳粹，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可能引起军队的骚乱。因为许多海军士兵正在为开往西班牙的油船护航。事实上，愤怒的美国民众确实在1942年袭击了停泊在得克萨斯各港口的西班牙油船。
在罗斯福的监督下，向西班牙的石油运输继续进行，不过再也没有超出西班牙本身的需求量。他对此评论道：“如果你足够富有的话，即使是叛国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按照原计划，“安全港计划”应完全由FEA来执行；财政与信息方面的指导由财政部负责；由国务院来确定政策的确定工作。然而由于财政部与国务院的紧张敌对关系以及与英国方面的分歧，FEA的角色被严重削弱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第六项决议使“安全港计划”有了安全的法律基础。这份决议来源于波兰与法国共同提出的关于冻结中立国资金的提案，目的是为了防止纳粹使用他们所掠夺的财富。12月2日，财政部、国务院和FEA共同认可了参与“安全港计划”的其他机构的角色。每一个机构都被授予一定的自主权，所有情报和数据资料在伦敦集中后统一处理。
1944年秋，FEA和国务院在如何对待中立国的问题上存在的长期矛盾终于浮出水面。FEA要继续保持对中立国的监管与控制，而国务院则主张在对峙局面结束后就取消经济封锁。这次国务院占了上风。1944年10月，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Morgenthau）、顾问奥康奈尔就向驻中立国使馆增派训练有素的财政部特工问题达成一致。1944年12月6日，国务院向美国各外交使团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关于“安全港计划”的指示。该行动的情报资料收集和评估工作主要由战略情报局（OSS）负责。其中X2分部（战略情报局的反情报部门）负责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比较重要的中立国，特别是涉及纳粹将其掠夺资产转至国外的活动。
在这种局面下，“安全港计划”能否顺利地实施，完全取决于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为人与品格。像驻西班牙大使一样，战略情报局在瑞士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1953年至1962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另一个典型的亲纳粹美国人。他早在战前便已涉嫌与纳粹党官员以及德国实业家有牵连。已解秘的文件表明，斯洛文尼亚的主教罗兹曼在战时曾试图帮纳粹秘密转移保存在瑞士银行的巨额纳粹黄金和外汇，但是却打着帮盟国取得这笔财产的旗号。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伯尔尼，在盟国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取出了这笔资金，但罗兹曼随即把这笔钱偷偷运给了在阿根廷的纳粹朋友。
这次行动仅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国财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经协助匈牙利银行和瑞士银行之间的洗钱活动。他的手下吉斯维乌斯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吉斯维乌斯曾经作为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德国国家银行工作过。国务院马上从财政部手里接管了这个案子，随后调查活动变得悄无声息并很快中止了。事实上，二战期间杜勒斯在伯尔尼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数宗洗钱大案”。在纳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密码被盟国特工破解之后，他通过梵蒂冈驻日特使将其交易转入了比利时、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几家银行。战后，这些国家的银行都拒绝盟国调查员察看其银行账目。
杜勒斯最肮脏的伎俩之一是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利用瑞士为纳粹转运黄金。一个前东欧国家的情报官员证实说，杜勒斯在1944年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曾通知纳粹，日本的外交密码已被破解。就在警告发出后不久，德国最高统帅部突然改用更严密的密码保护措施，并停止使用无线电。德国外交部也突然停止使用“超级”密码机，转而使用外交信使。在1944年底，盟军曾经有一段时期对德军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这也就是为什么1944年底盟国对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的“突出部战役”毫无准备的原因之一。
杜勒斯和他的同伙还利用其影响力，确保其财阀朋友——福特汽车、美孚石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等——在纳粹德国的投资不被看作“敌产”被用于战争赔偿。他还帮助纳粹党和党卫军在瑞士购买了大量美国公司的股票，然后通过大通银行和芝加哥谷物贸易银行将钱洗干净。更为无耻的事是，在他及其手下的帮助下，德国特工还利用从葡萄牙飞往美洲的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将纳粹领导人的宝石、货币、股票、债券运往南美。
杜勒斯长期以来一直是纳粹的拥护者。他将德国看作是对抗苏联的“防疫地带”。另一位年轻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凯西与杜勒斯有同样的想法。他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解放后在那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在一篇发自巴黎的报告中，凯西称安全港行动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它在日后对德国金融界将有巨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凯西在成为里根总统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曾经在华尔街工作。
杜勒斯与德国的工业家有密切来往，他不愿按华盛顿的指示执行安全港计划。1944年11月，盟军解放了法国，于是战略情报局重建了一条法国到瑞士的情报线路，并派遣X2的特工到伯尔尼以帮助在那里执行的“安全港计划”。到1945年4月，伯尔尼的X2特工已经发掘了有关纳粹秘密交易的大量信息。这些交易包括：某些瑞士公司向纳粹购买其掠夺的黄金和债券；由卡尔斯鲁厄的德意志信贷银行向巴塞尔的银行转移纳粹党以私人名义持有的股票和债券；设立空头公司为纳粹领导人保留在列支敦士登的现金和地产；将纳粹和党卫军领导人的200多万瑞士法郎和4500万德国马克存入隐蔽的瑞士银行账户……
这些X2特工收集的信息证实了这些年来早已清楚的事实，即杜勒斯在为纳粹尽力掩藏他们掠夺的财富。在美国政府对他的洗钱行动进行调查之后，杜勒斯辞去了在战略情报局的职务，回到了纽约。此时纳粹已将大批的财产从瑞士运到了阿根廷。不久，杜勒斯开始为大量的阿根廷客户工作。他和战略情报局传奇性的领导人威廉·多诺万上校都认为应千方百计地阻挠杜鲁门及其民主党政府获得连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杜勒斯劝说多诺万为“世界商业公司”（World Commercial Company）的董事会工作，而杜勒斯正是这家公司的律师。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情报局的房东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下文中将揭露他与纳粹黄金的牵连）。该局总部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那里还有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办公室。战略情报局招收的第一批人员也全都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毕业生，洛克菲勒的校友和熟人，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贵族精英（战略情报局的缩写OSS因此被人调侃为“OhSoSocial”——“哦，如此喜欢交际”）。美国的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家族共同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圈子。
1946年，战略情报局改组为国防部战略服务处（War Department Strategic Service Unit），杜勒斯的手下也转入了这个新组织，并在1947年7月26日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央情报局。美国的纳粹同情者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安全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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