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在西安东南的云阳镇。副总指挥彭德怀同志、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和副参谋长左权同志，都住在这里。我在总司令部机要通信班当班长。
还在头两天，我们就听说朱总司令要从延安来总司令部就职。同时听说八路军准备开赴华北抗日。我们很多同志都没有见过朱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的心情非常兴奋，又是打扫卫生，又是整理办公室、宿舍，战士们愉快地换洗了衣服，穿戴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跟过年一样。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幸运地接到命令：带领几名通信员去迎接朱总司令。清早，我们就离开了云阳镇。赶了三四十里路，来到一条河边，河上架着一座桥。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我们知道朱总司令必定经过这里，便决定在桥头迎接。很快就要见到朱总司令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又紧张，又兴奋，大家站在桥头上，各自叙说自己的感想，猜想朱总司令是什么样子？有的同志在谈论着听来的关于朱总司令的事情。可是，大家都抑制不住急切的心情，渴望立即看到朱总司令，有的同志不断跑过桥去，站在高处瞭望，并且焦急地说：“怎么还不来？”
过午，来了一批八路军干部。细一看，不像是朱总司令来了。大家都穿着一样的红军衣服——普通的灰夹衣，衣领上缀着红布条，腰扎皮带，打着裹腿，头戴八角帽，帽子上还有一颗红五星。每人挎着一支驳壳枪。我们想：这一定是打前站的，朱总司令还在后面哩！我们也就不去问他们，他们也没有搭话，就向云阳镇走去了。
大家耐着性子继续等待，左等右等，仍然是不见朱总司令的影子。有人又在焦急地大声说：
“怎么回事，还不来？别是走错道了！”
这时，有一个同志对我说：刚才过去的那批人中，有一个很像朱总司令，说不定就是他！我一听就急了：
“嗨，你怎么不早说？”
我急忙忙带了两个人就往回赶，其他的人继续等着。
当我们气喘喘地赶回云阳镇时，于参谋告诉我说：朱总司令已经到了一两小时了。现在任弼时同志、左权同志和朱总司令正在屋里谈话呢。大家一听，心里那股懊悔劲就甭提了！
朱总司令来到云阳镇不久，总司令部便离开陕西，东渡黄河，到山西抗日。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任弼时同志、左权同志和我们一起，在山西省的侯马镇上火车。我们好几个同志是第一次见到火车，大家的心情很激动。
我们到了五台，一下火车就得到打胜仗的好消息：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了。我们把总司令部出的捷报读给老百姓听，朱总司令听见也兴奋地对我们说，平型关战役对稳定全国的局面很重要。我们到底打得过打不过日本人呢？这就是证明。
1939年秋的一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组织上决定我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一切手续都已经办理完备。那天早晨，我收拾好行李，正准备动身，忽然有人来找我，说是左参谋长叫我去一下。我心里直琢磨，是什么事呢？大概是要嘱咐我到了抗大好好学习吧？趁此机会，我还可以向首长们辞行。
我到了左权参谋长的住处，他一开头就说：
“树槐同志，你不要走了，组织上决定调你给朱总司令当卫士长。你有什么意见？”
我又吃惊，又兴奋。我能有什么意见呢？保卫朱总司令，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很重要，能够落到我的身上，我是多么幸福呵！只是，我行不行呢？能不能做好这个工作？我明白，这个任务是丝毫不能出一点差错的。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左权参谋长。他鼓励了我，并且开玩笑地说：
“朱总司令很喜欢打球，你也会打球，正合到一起了。”
最后，他细心地嘱咐了我，说朱总司令年纪大了，生活艰苦，工作又太多，要我加意照护。我表示要尽一切力量，完成党交给我的这项光荣的任务。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搬到了朱总司令的住处，一去就碰上了两桩为难的事情。
朱总司令生活一向艰苦朴素，我是早就知道的，可是体会得不深刻。这时快到冬天了，我就和赵华生同志商量，把朱总司令的棉衣翻出来，清理一下。他的那件摞满补丁的棉衣，烂得不像样子了，袖子上又开了两个洞。我们合计着，怎样给他再做一件棉衣。朱总司令听见这事，就把我和赵华生同志叫到跟前说：
“这个棉衣不能做，还是穿旧的。”
我对他说明，这件衣服没法再穿了。他仍然坚持说：
“不行，还是要穿。现在的物资一天比一天困难，大家都很艰苦。袖子上再补上两块照样能穿。”
他叫我请老乡补一下。我只好照办了。
紧接着又出了一件事。朱总司令有双布鞋，底子开了洞，实在没法再穿，我们就把它处理了，准备给他另做一双。谁想到，过了几天，他忽然问，那双鞋子哪里去了？我说破了，没法再穿。他说：
“补一补，还可以穿嘛。为什么把它丢掉了？”
1940年，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到延安，住在王家坪山坡下的一排石窑洞里。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处在艰难困苦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军队封锁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经济十分困难，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为了坚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发动边区党政军民，人人参加劳动生产，厉行节约。朱总司令和党中央、毛主席一起，领导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指挥敌后游击战争，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中，他还挤出时间，亲自领导和参加我们的生产运动。
跟随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延安的，共有四五十人。朱总司令指示我们，要积极参加生产，并说明边区经济困难的情况和生产节约的重要意义，要我们组织起来，搞好生产。并且具体地指示说：“我们这个小单位，要在一年内，做到自给自足，要用自己的劳动，达到自力更生，全部不要公家补贴吃穿。”那时候，中央管理局觉得朱总司令年纪大了，工作太忙，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有时送来一些吃用的东西。朱总司令再三地告诉我们：
“不准到管理局去领东西。缺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生产解决。”
朱总司令和我们一起，在王家坪前面种了两亩菜地。休息的时候，朱总司令就来挖地、种菜、上肥料、锄草。我们这四五十个人，大部分是北方人，不大会种菜。朱总司令就仔细地教我们：地要挖多深，什么菜要浇什么肥料，怎样架菜等。我们种菜的本事，就是从朱总司令那里学来的。
地里的白菜、萝卜长得顶好。星期天，很多同志来王家坪看望朱总司令，他时常叫我们做两大盆菜，招待同志们，并且高兴地说：“这些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朱总司令以身作则的劳动精神，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我们。通过劳动生产，也锻炼和改造了我们的思想。那一年，我们向中央管理局领钱很少，而且还改善了伙食。这时，朱总司令不断地嘱咐我们要节约，不要把辛辛苦苦生产的东西随随便便浪费掉，要是吃不完了，可以送一些给别的单位吃。朱总司令提议，要我们成立一个伙食委员会，每月要开一次会，算一次账，还要把各种账单，条子拿给他看，吃多了就要我们以后注意掌握。
为了进一步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边区军民丰衣足食，朱总司令亲自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离延安八九十里路，到处是荒山和原始森林，是豺狼出没的地方，有些地方渺无人烟。朱总司令在三五九旅八团团长陈宗尧、政委左齐和中央管理局几位同志的陪同下，在南泥湾的上、下川翻山穿林，转了两三天，对开垦南泥湾做了详尽的指示。
时隔一年，朱总司令在王震同志的陪同下，二次来到南泥湾时，这里已经变了个天地，只见到处是稻麦，山药蛋、萝卜、南瓜堆积如山，战士们都住在一排排崭新的窑洞里。三五九旅不仅丰衣足食，而且还向延安送了许多粮食和蔬菜。看到这番情景，朱总司令非常高兴。
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南泥湾生产的白菜，木料、木炭，都堆在那里，运不出来。有一天，朱总司令突然对我说：
“向管理局领一辆大车，把那匹大青马套上运输。”
当时我的思想搞不通，但是我不敢对朱总司令说，只好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办。
提起大青马，延安的人们都知道，那是朱总司令最喜爱的一匹日本大洋马，朱总司令每次出外开会、做报告，都骑着它。大青马原先是日军一个旅长的，在战斗中被我们缴获，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送给朱总司令的。平时，朱总司令不断叮咛我们，要好好照顾、爱护这匹马；空闲的时候，他还亲自到马房里去看看。现在，听说要让大青马拉车运输，我们怎会同意？大家纷纷请求朱总司令不要叫它拉车，告诉他可以想办法另搞牲口。朱总司令说：
“大青马是战利品，是匹好马。可是，南泥湾的白菜、木料、木炭拉不回来，怎么行呢？现在是生产重要呵！”
在朱总司令的指示下，最后，大青马还是套上大车运东西去了。
1942年，延安到处都响着嗡嗡的纺车声，各机关、团体、学校，人人都在纺羊毛。王家坪总部也不例外。朱总司令发动我们全体，手纺毛线。没有纺车，朱总司令就叫我们到南泥湾拉回木料，从别的单位借来一辆纺车做样子，大家模仿着做。好在延安创造的纺车很简单，不几天，我们就做好几辆纺车。朱总司令和我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坐在板凳上，一手摇纺车，一手拉羊毛。可是，想着容易做着难，拉出来的毛线比绳子还粗，越急越拉不动，越使劲拉出来的毛线就越粗，拉了一两天，还是不成功。这时候，有的同志唉声叹气，有的同志就发牢骚，说：“把羊毛都浪费了，吃力不讨好。”“这种毛绳子，谁要？”“别说打毛衣，连个地毯都织不起来！”
朱总司令发现了这种情绪，平心静气地说：
“大家不要悲观失望。一样东西，就怕你没有决心，只要有决心，没有学不会的……”
朱总司令一番话，又把我们的干劲鼓起来了，大家耐着性子，又开始纺毛线。过了一个多星期，大家果然都学会了。除了工作时间，每人每天平均能纺个半斤八两的，而且质量蛮不错，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每个同志都完成了自己的生产任务。
1943年秋天，朱总司令在杜甫川光华农场参观时，李场长向他介绍说，有一种野草，把它割下来铡碎，然后挖个坑，把野草窖在里面，到第二年春天，那些野草仍然是新鲜的，挖出来可以喂牲口。朱总司令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因为每年春季，牲口都缺草。回到王家坪，他就叫我们按照李场长介绍的办法，窖一些野草。并且说，那样我们的牲口以后就不要公家再发干草了。
于是，我们这个小单位全体出动，拿着镰刀、镢头，上山割草窖草。足足花了半个来月的时间，割了好几千斤草，也没打听一下，就挖了个大坑，把草铡碎，全部窖在里面。
第二年二三月间，大地还没有开冻，牲口正缺草吃，我们就跑去挖窖里的野草。刨开一看，大家都愣住了，几千斤草全部霉烂了。大家当时的心情，那就不用说了。
过了几天，朱总司令忽然问我们这件事，我们就如实地告诉了他。他听说草烂了，当即亲自去察看，而后才对我们说：
“你们做事不细致，缺点就是当初窖草的时候，没有跑去问问人家，要注意些什么？我想总有个科学道理。这草是不会坏的。”他似乎发觉大家的情绪不好，就接着说：“没有关系嘛，去年失败了，今年再来。你们看，这坑里全是好东西，咱们种菜的肥料，都在这里了！”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坑烂草还有这么个作用，大家的心情一下子愉快了，收拾了一番。种菜的时候，我们就用它做了肥料。结果种出来的菜长得非常好。
194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几个党员同志正在窑洞里开小组会，汇报和检查生产节约的情况。这时，朱总司令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看到我们在房内开会，谈得很起劲，就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是开党的小组会。他慢慢地穿过院子，走进我们开会的窑洞里，想参加小组会。这一下，我们可紧张了，纷纷从床上、凳子上站起来，给朱总司令让座。朱总司令坐下来了，我们这才拘拘束束地挤在床沿上坐下。
小组长请同志们继续发言。可是，大家都瞪着两只眼，谁也不说话，刚才那股劲头，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朱总司令看到大家很拘束，就笑呵呵地说：
“你们有什么意见，就讲嘛。”
我们也笑了，就是没有人吭声。朱总司令在一旁不断地鼓励我们：
“说吧，说吧。没有关系嘛。”
大家这才继续提意见，朱总司令一直很注意地听着。在小组会上，朱总司令也讲了话，谈到生产和节约两个问题。在谈到节约时，他再次提出了“凳子问题”。原来，在我们的院子里，经常放着一条木凳，休息的时候，大家喜欢坐在那里晒太阳看书。后来，凳子坏了两条腿，谁也没有去管它。有一天，朱总司令走到院子里，忽然发现凳子上的两条腿不见了，当即把我和公务员、炊事员叫来，一追问，才知道这两条凳腿烧火用了。朱总司令认真地批评说：“凳子是公家的，来得不容易，木料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呢。两条腿子坏了，钉一下，还能坐嘛，怎么随便烧掉了？”听了朱总司令的话，我们很惭愧，思想上受到感动和启发。这时，在党的小组会上，在讨论生产节约时，他又一次耐心地说：
“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应该随时随地注意节约，比如院子里那条凳子，那号事以后不能那么办，钉一下，还可以多用几年。衣服也是那样，破了补补嘛，不怕烂，但是要干净……”
朱总司令在百忙中，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我们的组织生活，和我们一起讨论党的政策和指示，这件有着深刻教育意义的事情，永远地铭刻在我的脑中。
（李树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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