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条铁律，一个被帝王宠信有加的文人，必然会被老百姓鄙弃摒绝；反过来，一个被广大民众接受容纳的文人，必然会被当局视作异类，或者是将要铲除的异己分子。王士祯所以能成为完人，就在于他既能吃住统治者，还能吃住被统治者，甚至包括被统治者中的反统治者，也照吃不误，这等正反通吃的全天候功夫，可谓绝活儿。康熙是何等精明人物，都被他玩得滴溜溜转，最后，哪怕惹恼了陛下，也能全身而退。一直到康熙的孙子乾隆在位，已经死去多年的他，继续得到恩典，正名赐谥，优渥垂青。这等超级吃功，你能不钦佩，你能不羡慕吗？说不定还会生出一丝忌妒，因为无论你如何努力巴结上下左右，如何尽心周旋四面八方，下辈子，下下辈子，也达不到王世祯的这一分堪称炉火纯青的圆熟。
自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过世以后，他就坐在钱谦益曾经坐过的文坛领袖位置上，这大概是在康熙三年（1664年）的事情。王士祯年方而立，四首《秋柳》诗，拿了大奖，立马当上大清王朝的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那还得了，顿时牛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喜欢一窝蜂，赶热闹，洑上水，随大流，而中国人之中的中国文人，更容易受植物神经支配，屁颠儿屁颠儿，人云亦云，起哄架秧子本领一等。遂有人提出“国朝之有士祯，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肉麻地吹捧他为大清文学的代表，鼎革时代的象征。这当然属于过誉之词了。
他是了不起，不假，但也不曾了不起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什么办法呢？中国自有文学评论这个行当以来，从古至今，执吹鼓手为业的这班英雄好汉，一直以抬轿子为己任。虽说这是胎里带的毛病，但却是人家的啖饭之道。而中国文学的虚假繁荣，还真是得依赖他们的大嘴支撑市面。所以，他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但评论家的废话，从来是不收费的，所以，既不必当真，更不必介意。
王士祯的文学成就，在清朝算高的，拿到他朝去，遑论与宋之苏轼比，存有天渊之别，就连与明之高启比，也不能望其项背。开个玩笑，若王士祯放到宋朝，未必能与苏东坡齐肩媲美，同样，高启要放到清朝，并让他多活几十年的话，恐怕就轮不到王士祯大出风头了。但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文学评论家，非要抬举某位作家，非要鼓吹某部作品，嗜痂之癖，你也只有其奈他何了。说到底，每个时代的文学水平，很难用一把尺子度出长短，作家和作品，也不可能有一个刚性标准，量出高低。某个时代，大师层出不穷，联袂而来，杰作石破天惊，如潮涌现；某个时代，文人零星寥落，意兴阑珊，作品浮光掠影，平庸一般。譬如，在文化繁荣方面，清代不如明代；譬如，在文学深度方面，当代弱于现代，差异肯定是存在着的。
因此，近人钱锺书的《谈艺录》，对王士祯的八字评价，“一鳞半爪，不是真龙”，直指其弊，一针见血，还真是击中要害。不过，要是钱先生早说四百年的话，可能招来极大不愉快。因为王士祯周围，始终有一个无形而相当活跃的人气集团，在烘云托月般拥趸着他，重要是上有当今皇帝罩着，遂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不仅仅是在舆论方面，足以施加影响，恐怕在行政方面，也有不可小觑的左右能力。所以，在他盛时，不但没有反对派，连偶尔反对的声音也听不到。他的姻亲赵执信，著《谈龙录》，认为“诗之中，须有人在”，对他漂白文学持异议，也是到了王士祯的衰暮之年，才敢面世。当大家向王立正敬礼，众口一声“就是好，就是好”时，赵执信唯有闭嘴，不敢置一词。
现在来看，王士祯的走红，是清代初期那元气大伤、总体趋弱的文学环境下的产物，这有点像晋人阮籍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样。斯其时也，名声较响的大人物，都是明末遗民，经过鼎革的战乱，经过文字狱的熬炼，虽然一部分人镇压了，一部分人缄默了，一部分人钻进考据和小学的故纸堆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些出生于明朝，成名于清朝的新生代，面对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孙奇逢、李颙、谈迁、张岱、万斯同、阎若璩等庞然大物，难免相对泄气，自惭形秽。说得雅些，“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说得俗点，抱团取暖，自抬身价，便矬子里拔大个儿，把同辈之佼佼者王士祯推到台面上来罢了。
不过，无论如何，在清代文学史上，王士祯还是很重要的一页。第一，他的诗写得还算精彩；第二，他的诗理论符合当局的意识形态政策。第二点要比第一点更加奠定他在顺康年间的文学地位。政治第一，意识形态上的洁癖，清朝统治者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王士祯的“神韵”说，某种意义上的文学漂白论，对康熙来说，可谓适得朕心，讨得龙颜大悦，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否则，他不会这样走运。当然，王士祯此说，并非独创，用来阐发此说的最具招牌性质的两句话，一是唐人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一是宋人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说明其来有自。版权虽不属于王，但王能够融会之，升华之，系统之，实践之，于是，漂白文学的“神韵”说应时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对于那些不再视自己为明人，而是清人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间。
这样，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末遗民一代，随着他们的老化和死去，退出文学舞台，国愁淡化了，家恨稀释了；王士祯在康熙的给力下，成了顺康年间的广大教化主。
王之“神韵”说，所以能成为卖点，一方面是诗至明末，“因陈积习，肤廓纤仄”（纪昀语），偏弊株守，了无生意，已钻进牛角尖，黯无前景，大家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自然期盼一个新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神韵”说的漂白作用，那空透明渺、冲和淡远、风致清新、不落实处的境界，比较投合统治者的胃口。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愿意文人给他添乱的，因此，王士祯的“神韵”说，讳言现实，不碰前朝，无关族群，只在空灵，自然得获当局青睐，遂独树一帜，率模天下。自都门而外省，士子无不竞相效尤，由蒙童至皓首，写诗无不追求空灵。侪辈同僚，以与其交往为荣；晚生后学，以得其指点而红；诗界唱和，以得其佳作添彩；风景名胜，以得其题词增光。文章出手，诗歌传诵，常常产生轰动效应，足迹所至，流连忘返，总是倾倒万千苍生。所以，晚清史学家李元度感叹道：
公以诗鸣海内垂五十年，士大夫识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
著《扬州画舫录》的李斗也说：
公以文学诗歌为当代称，总持风雅数十年。
当时到北京来的骚人墨客，得到一谒渔洋先生的机会，才算不虚此行。但经常碰壁，不断撞锁，后来经人指点，捷径就在慈仁寺，只消到了那里，便可一睹尊颜。这就是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所写：
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唯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
明代的慈仁寺，清代的琉璃厂，当下的潘家园，都是北京城里有名的旧书市场。因此，若想面见这位大师，就得先去慈仁寺等候着。在《古夫于亭杂录》中，同样的故事，王士祯又重复了一遍：
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又书贾欲昂其直，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士大夫言之，辄为绝倒。
有些亲历的事情，最好自己说，比较有现场感；但有些亲历的事情，最好别人讲，更能具客观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先生未能把握住这种微妙的分寸感，对自己的造名术，不无得意地信手写来，自诩自矜之情，溢于言表，反而产生负面效果。不过，慈仁寺摊的小故事，也足以说明王世祯享誉长达半个世纪的事实。在中国文人倒霉的全部历史上，获得如此褒赞，确属难得的罕见现象。
中国文人也真是可怜见的。首先，彼此相掐，堪称厉害；其次，上下相压，尤为可怕。后者的杀伤力，大于前者十倍，怕也不止。所以，过去的一个文人，现在的一个作家，能够持续红上十年、二十年，不灰不黑，不倒不垮，不遍体鳞伤者，真是屈指可数。这位大佬，除了谢幕时稍受一点挫折，严格算起来，起码有七十年，安然无恙，其诗，其文，其画，其书法，居然没有成为明日黄花，居然没有被人完全忘却。按照“五四”以来的文人盛衰史，按照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兴灭史，通常规律，差一点的，五年换茬儿，好一点的，十年轮回，再熬下去，继续挣扎者有之，苟延残喘者有之，当然，顶风臭四十里者也有之，能够如新城先生这样老而自在，老而滋润，老而优游，老而风光，不背后被人戳手指头，那就少之又少了。
虽然顺康之际，离今天并不太远，但历史这东西，只记看得见的行为举止，不记看不见的心路历程，因而其中许多暧昧，遂成一片真空。所以，对于这位执顺康文坛牛耳地位的大佬，现在已说不清是他的这种漂白洗净、追求唯美、眼空一切、背对现实的诗歌理论与文学实践，为统治阶级所看中；还是这位活了七十七岁的长寿老人的主动逢迎，或有意配合。当然，也不无可能是王士祯在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下，看到庄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的血迹斑斑，而着意经营的一条安全系数相当高的文学道路，苟安自得；说不定康熙对文人实施大规模镇压，然而并不可能，也不打算予以全部屠灭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开的一条允许文学生存，但不允许文学造反的活路，于是，漂白文学，一拍即合。也许，以上的臆测并不存在，弄不好有“厚诬”之嫌。那么，最合适的推断，王士祯的美学观点，比较吻合统治者的绥靖怀柔政策，第一，无害；第二，既然无害，必然有益；第三，无害而且有益，用来装门面，何乐不为？第四，更何况，为了显得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有比文学更具力度的宣传形式吗？因此之故，一个，半推半就，一个，欲拒还迎，一个，高调要唱，一个，好处要给，这世界上，属于政治层面的角力，所作所为，无用功是不存在的。于是他，官越做越大，名越来越高，位越来越重，文章诗歌漂白得越来越好，成为文学史上双保险的一个奇迹。
王士祯，或王士禛（1634—1711年），号阮亭、贻上，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淄博市桓台县）人。从王世祯的高祖起，新城王氏乃支脉繁衍，络绎不绝的簪缨世族，自明代嘉靖以来，一直为官宦人家，而且一直为书香门第。据说这位高祖曾制子孙必遵的庭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要求看似简单，做到却颇不易，可见家教之严。而清人钮琇的《觚剩》，则记载了新城王氏家族的内部制度，更显家风之正：
新城王氏自参议公而后，累世显秩。家法甚严，凡遇吉凶之事，与岁时伏腊祀庙祭墓，各服其应得之服，然后行礼。子弟各入泮宫，其妇始易银笄练裙，否则终身荆布而已。膺爵者缨绂辉华，伏牖者襜褕偃蹇，贵贱相形，惭惶交至。以是父诫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学以自奋于功名。故新城之文藻贻芳，衣冠接武，号为宇内名家。
在这样不负名门望族的期待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有时也会成为巨大动力，本来禀赋优异，加之好学上进的王士祯，其表现出类拔萃，超越群伦，是预期中事。顺治七年，十六岁的他，应童子试，然后历经县、府、道试，屡战屡捷。顺治十二年，应会试（类似全国统考），中试，但他没有接着参加殿试。殿试，乃皇帝的面试，为士子登科的关键，最重要的台阶，从此登堂入室，成天子门生，任何考生都不会放弃的。但他戛然止步，退出竞争，据说主考政者排斥新城王氏，故而暂避锋芒，这自是一种遁词。实际上是他面临人生道路的大转折，煞费踌躇，一时间做不了决断的结果。这位明日之星，是继续做精神上不忘故国的明朝人，还是服膺新主做实实在在的清朝人？国仇家恨，他未必甘心弃旧迎新，胡服左衽；天下已定，反清复明纯系痴人说梦，永无可能。这道选择题摆在他面前，有点举棋不定。最后，他决定了，在明朝时期只是一个孩提的他，有必要在意这种民族气节吗？现在，就连文学前辈钱谦益，也薙发蓄辫，在明史局为大清王朝服务，而“浮生所欠只一死”的吴梅村，也兴冲冲地到北京，在国子监任一名学官。那么，他，还有什么顾忌，还有什么犹豫，不去参加顺治十五年的殿试，以求发达呢？
结果，来到京城应试，榜中二甲第三十六名进士，循例，应该进入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但很快，却被外放为扬州府推官（相当于正科级的司法局长），他有点沮丧。
王士祯的一生，文名大于官声。十五岁时就出版个人诗集《落笺堂初稿》，得到那时文坛盟主钱谦益的首肯。二十三岁时秋游济南，在大明湖畔举办过一次笔会，参加者不少，唱和者更多，因为他作的《秋柳》四首，语惊四座，诗传八方。在《菜根堂诗集序》中，他说到这组诗的缘起时，小吹了一点牛：
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名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甚众，于是《秋柳》诗为艺苑口实矣。
四首之一这样写的：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这首诗写得含蓄朦胧，隐约从容，清愁淡怨，欲说还休，你很难说他有多大欢悦，但也忖度不出他有多大忧愁，高兴吗？显然不，痛苦吗？也未必。妙就妙在他似乎说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说，然而，字里行间，你还是觉得他想表达出来什么的，可是，究竟是什么呢？他也不会明确告诉你，你还是自己去琢磨吧！如果你一定要探讨什么叫“神韵”的话，这种游移不定、模糊闪忽的境界，也许正是答案所在了。应该说，王士祯这组早期作品，还没有完全漂白，因而也未完全具有他“神韵”说的风格。正是其中还能读出一点“故国之思”“盛衰之感”，所以顾炎武、冒襄这样的铁杆儿明末遗民，也随之唱和，而让他名震海内，比得一个什么大奖更为光彩。
于是，王士祯沿大运河奔赴扬州，尽管他不是很乐意来到扬州当一名“粗官”，但是却对这座人文荟萃的东南重镇，所能提供给他的人脉资源，有着极大兴趣。第六感觉告诉他，这简直是开挖不尽的富矿，你可不要错失良机啊！因此，他迅速地判断形势，适应环境，改变策略，转移重心，这就是他非同一般的高明和精明了。虽然他的“神韵”说的诗歌创作，漂白得毫无政治，但没有政治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这位标榜不讲政治的文人，却做出极具政治性质的决定，从到扬州的第一天开始，要打造经营出一个属于他的文学天下。所以，他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到扬州任推事起，到康熙四年（1665年）被调回京，返礼部任职，这五年时间内，全方位地，多层次地，与各界人士进行密集的交游、往还、酬唱、饮宴，为自己打通人脉，积攒人气。他以扬州为中心，以长江为纽带，辐射苏、浙、皖三省，凡斯文冠盖，学者鸿儒，前朝遗老，当时俊秀，华族贵胄，陋巷穷儒，门生子弟，世家故旧，倡优乐工，艺人票友，无不在其高频率的面对面的接触之中。甚至那些北上京师的江南名流，那些京城南下的外放高官，因为都要乘船经大运河，而必在扬州码头暂歇，贻上先生也要一一酬应，交通声气，送往迎来，以示礼敬。第一，他没有架子；第二，他真的慷慨；第三，学问虽大，但求教之心迫切；第四，他的文学漂白观不具政治色彩，无所挂碍，倒也为他打开各党各派的门，提供方便。于是，大家无不为其磊落的风采、风雅的谈吐而倾倒；为其博赡的学问、灵韵的诗篇而折服。一而十，十而百，口碑不胫而走，主人雅，客来勤，圈子越来越大，五年扬州，打下他一生受用不尽的人脉基础。
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着时人对他的评说。
吴伟业曰：
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
冒襄曰：
渔洋文章结纳遍天下，客之访平山堂、唐昌观者，日以接踵，渔洋诗酒流连，曲尽款洽。客相对永日，亦终不忍干以私。尝有一莫逆临别，公曰，愧官贫无以为长者寿，署有十鹤，敬赠其二，志素交也。
徐釚曰：
虹桥在平山堂法海寺侧，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虹桥矣。
宋荦说：
阮亭谒选得扬州推官，游刃行之。与诸士游宴无虚日，如白、苏之官杭，风流欲绝。
康熙三年（1664年），扬州任满的他，得到总督、巡抚、河督的联名保举，入京供职。
文学圈，说到底，也是江湖。既然是江湖，并非总是风平浪静，优哉游哉的所在。能够在惊涛拍岸、暗流汹涌、水深莫测、险象环生的江湖中，混出一点名堂的，都非等闲之辈。近三十年，或近半个世纪，我也颇见在江湖上出没的老资格、暴发户、小混混、没脚蟹，自我感觉良好，视自己为浪里白条，张牙舞爪，不可一世，谁知扑通狗刨儿两下以后，便没了身影，闹出笑话；以为自己为时代先锋，花拳绣腿，弄潮冲浪，谁知天桥把式，全是嘴上功夫，几个浪头下来，便淹得眼睛发直，贻人笑柄。江湖好混，混出名堂，不易，作家好当，当出水平，也难。所以，如王士祯者，有真功夫，有大学问，有理论依据，有创作实践，加之信众的鼎力支持，加之盟友的扎实奥援，这两个“加之”，十分关键。只有如此前拥后护，才能在江湖中得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
从扬州开始，围绕着他的人气集团逐渐成形。从调回北京，任礼部主事、户部郎中起，他的这个鼓吹、哄抬、忽悠，发力的后援团，更为壮观，在制造舆论、拉高行情方面，很起作用。近人张舜徽分析：
士祯享名之盛，身后尤彰于生前，亦半由后学表章之力。
其实也不尽然，王士祯能够进入康熙的视线当中，这帮啦啦队的大合唱，陛下不可能无耳闻。就看当时，比他大二十岁的宋琬，要请王“定其诗笔”；比他大十五岁的施闰章，求王核定其诗集，还要“登堂再拜”。有几个文人是傻子？再说胡子一大把，岂是白活的，正是看到王的如日中天的声势，看到王背后有当今圣上的影子，才不得不对他降贵纡尊，曲意逢迎。而比他大一岁的徐乾学，虽为顾炎武之甥，但却是一个与其舅绝对背道而驰的势利小人，那就更为马屁了。
往岁郃阳王黄湄、江都汪季，邀泽州陈说岩、新城王阮亭及余五人，集于城南祝氏之园亭，为文酒之会。余与诸公共称新城之诗为国朝正宗，度越有唐。
显然，这位康熙权相明珠的亲信，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门师，提前获得内部消息，王士祯即将大发达，这才抢先加冕他为一代宗师。
果然，人要走运，鬼神难挡，天上掉的馅儿饼，不偏不倚地砸到了他的头上。据王士祯的《召对录》《渔阳山人自撰年谱》，那故事还颇具一点今古奇观的味道。
康熙丙辰（十五年），某再补户部郎中，居京师。一日，杜肇余臻阁学谓予曰：“昨随诸相奏事，上忽问，今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文者，孰为最？”首揆高阳李公（霨）对曰：“以臣所知，户部郎中王士祯其人也。”上颔之，曰：“朕亦知之。”
明年丁巳（十六年）六月，大暑，辍讲一日。召桐城张读学（英）入，上问如前。张公对：“郎中王某诗，为一时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举士祯名至再三，又问：“王某诗可传后世否？”张对曰：“一时之论，以为可传。”上又颔之。七月初一日，上又问高阳李公、临朐冯公（溥），再以士祯对，上颔之。又明年戊午（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遂蒙召对懋勤殿。次日特旨授翰林院侍读。
从此，王士祯入值南书房。
要是知道康熙那几年里，由于强撤三藩，激使吴三桂反叛，双方战争处于胶着状态，胜负前景不明，因而觉得江山不稳。由于害怕人心败乱，更害怕文人给他捣蛋，这个精明的政治家，需要一个文化战线上的领军人物，为他稳住阵脚，也就不诧异王士祯为什么会鸿运当头了。从康熙所说“朕亦知之”忖度，这个以“神韵”说，以漂白文学为创作主旨的王士祯，早就是陛下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所以，王士祯进入南书房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他漂得再白不过的三百首诗，送呈御览。康熙阅后，大喜，因为正合孤意，赐名曰《御览集》，并评语“作诗甚佳”。
从此，康熙恩典不绝，十七年，赐御书“存诚”“格物”二匾；三十九年，赐御书“带经堂”匾额；四十一年，再赐御书“信古斋”匾额，“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笔题赐堂额，荣宠逾涯”。与此同时，他也由少詹事、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一路升迁到刑部尚书，达到他人生得意的巅峰。然而，大清王朝的诗运，一路下坡，再无起色，直到晚清龚自珍出现前，无一震撼中国的诗人，也无一感动中国的诗篇，王士祯漂白文学的“神韵”说，当不能辞其咎矣！
尽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作为文人的这个群体，一无骨骾之性，二无阳刚之气，三无黄钟大吕之声，四无批判现实主义之锋芒。一个个油光水滑、甜嘴蜜舌，滋润而且快活，坦然而且自得。长而久之，久而长之，总是将文学漂白，犹如蒸馏水中养鱼，早晚会因缺氧，而肚皮朝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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