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弥

    要说我的弟弟，先要说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有两家工厂和四个经营部，资产累计近一个亿，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九八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年，我父亲从一家中学里辞职，斯年他四十八岁，看守学校的大门已近两年。他的学历是大专，籍贯江苏无锡。他出生的那年，他爷爷在上海滩创下的家业已面临四分五裂。但总算过了几天小少爷的日子，据他的叙述，两周岁之前他从来没有下地走过路，所以他至今仍害怕走路，即使他在落难时也没有改变这个特性。那时候，我们四口人蜗居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屋里，夜间父亲也是蹲在马桶上撒尿，那种突兀而来的急促声音总是扰人清梦；而厕所就在屋子前面不到百米处。

    父亲尽职地看守大门，把所有偷懒不肯下车的人拦下来，包括校长。人们随意而简便地叫他“看门老头”。没有谁知道这个看大门的老头身上流动着祖先善于经商的血液，也没有谁对他的处境表示惋惜。回想起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日子，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自在的日子。你可以想见我的父亲在无所事事中懒洋洋地伸展四肢，日子因为平淡而显得缓慢，他在缓慢中享受着每天缓慢行走着的太阳光，在缓慢中体味着生命的坚实和漫长。父亲后来成了亿万富翁，惟独失去了那种坚实的缓慢感。他无法欣赏太阳在大地上展现的魔法，后来他就否定缓慢，并不自觉地对我弟弟的生活进行干涉。因为我弟弟这时正好在读大专二年级，整天津津有味地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的悠闲使父亲多少有些失落，甚至对目前粗糙的生活感到不满。不过他对弟弟却理智地说：“你要继承我的事业，必定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我的父亲那天向校长递交一份辞职报告，从此他主动积极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时所有的人吃了一惊：这是他们所知道的第一份辞职报告。有人幸灾乐祸，以为父亲必定倒霉无疑；有人替父亲担忧。但归根结底，他们都对那份辞职报告十分好奇，对父亲隐藏的动机猜测不定。他们加紧了接近我父母亲的次数。母亲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做会计，她对前来探听情况的人，报以既老实又不老实的歉然一笑，无可奉告之下让人觉得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怜悯。

    校长当时捏着那份辞职报告只是发愣，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不安，甚至有祸事临头的预感：为什么让他碰到这种事？这件事是否影响他的声誉、危及他的地位？于是校长婉劝、规劝、力劝，但均无效。辞职报告被锁进抽屉里。父亲正式办好辞职手续是半年后，那时候，人们对“辞职”这一行为已不陌生了。

    我父亲就这样成了经济改革以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就是私营企业主）。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刺激着别人的神经，其意义大过了赚钱的本身。

    人们最后的结论是：我父亲辞职的背后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于是他们停止了议论，等待着。三四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我家却表现出让人喘不过气的欣欣向荣景象，有了那个时候所有的最高档的东西。后来我母亲也辞掉了工作，跟着我父亲去了。

    我家最初富有的那几年，应该说人们对待我家的态度还是友好的。一是我父亲的奋斗使他们有了希望和新的梦想；二是他们潜意识里为我父亲的事业作了一个限制，不相信父亲真能发展成后来的规模。他们关心着我家一举一动里的变化，宽容着我家并做着希望的梦。母亲走了以后，他们就从钟老师那里打听我家的消息。钟老师与我家同住一个大院，从他有时半开玩笑的回答中，他们知道了我家最新的经济动向：我父亲又开了一个厂；从刮西北风那天起我家后面的垃圾箱里天天有新吃下的蟹壳；母亲手腕上的金镯起码有三两重。

    听的人不屑一顾，散去后就说：“手上戴那么重的东西，自找苦吃。”或说：“我要是钟老师早就搬走了，天天看着别人人五人六的，气都气死。”什么话都有。其时，由于改革开放，他们已经熟悉了我父亲这一类的人，但越来越不习惯与我父亲这一类人生存在同一空间。好几年下来，希望变成了失望，梦想更是让人烦躁沮丧。他们常常被迫与我父亲这些人作对比，并逐渐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抗意识。这是一种来自于两种经济成分的对抗，最后发展为钟老师和我家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我父亲老早就预见到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矛盾等着他。从我母亲添置第一枚金戒指时，他就读懂了钟老师眼里的蔑视。那种蔑视里有着种种复杂的、只有双方都是男人才能领会的意思。这一刹那，我父亲的心软了下来。他怜悯钟老师，理解他作为男人的处境。同时，为了息事宁人，我父亲采取了“绥靖”政策。经常给钟家送去各种礼物，衣料水果什么的，借以平息两家人之间潜伏着的矛盾。不管出于何种意图，父亲的举动呈现着讨好的意思。也就在这时候，钟老师不卑不亢地仍旧是教务处主任的身份，而我的父亲又回到昔日看大门老头的职位。我现在想，如果钟老师当时只是摆摆姿态的话，我父亲可能会一如既往地扮演讨好的角色。但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两家人的平衡状态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的春节，母亲在父亲的差使下，抱着一板冰冻对虾到钟家去。她为年夜饭忙了一整天，现在又被丈夫差遣着做这件事，是很不情愿的。但是她还是去了，因为她知道，家里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担当这一任务。她双手合抱着冰冻对虾，手指头一碰到冰，就沾了上去，因而她不得不经常轮换着指头。她敲开钟老师家的门，走进去就把那板冰冻对虾放在地上，不说任何话。钟老师的女人，人称莫老师的，一个在教育局管理档案的女人，把我的母亲叫住，扭捏地客气着，说：“拿了你们这么多的东西。穷老师，没有什么回报的，祝你们来年身体健康。”

    一定是莫老师的话里有什么东西刺激了钟老师，反正我母亲后来认真地说，当时她对莫老师的祝福只报以客气的微笑。她走出钟家，像以前一样绕过一口水井走到钟家屋后时，她听见钟家的后窗“呼”地打开了，钟老师在里面激动地然而声音不大不小地说：“我看你不要客气，不拿白不拿。这些东西都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到的。我们吃，吃饱了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我母亲当时即气得浑身发抖，把围巾朝头上一蒙，急急忙忙地回来了。她告诉父亲，这些话明显是讲给她听的，没有谁会在刮着西北风的寒夜，把后窗户无缘无故地打开。

    父亲“哦”了一声。

    随后吃晚饭，看春节联欢晚会，守岁，放炮仗。一切都很平静。

    过了春节，父亲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行动。他雷厉风行地用一系列优惠条件，把院子里除了钟老师的房子全部转为他个人可以使用的土地。（半年以后，房地产开始升温，表明了他的决策在商业上也是成功的。当初购买时看上去很高的代价，已变得不足挂齿。）

    父亲在办理建房手续时，速度快得惊人。别人猜测说，政府里的人跟院子里的房主一样，被我父亲的糖衣炮弹打中了。钟老师尚未反应过来，院子里已经热火朝天地打地桩了。接着发生了许多老师涌进校长室请求他出面主持公道的事。钟老师拉着校长走进面目全非的院子里时，我父亲已经造好了底楼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的经济、智慧全都跟不上这个时代需要。校长站在那儿半天不能说话，既为钟老师愤怒，也为他自己不平。校长想掩饰心中的不平，他说：“你造房不能不考虑老钟的利益，你们是多年的邻居又是同事。人要讲究良心，合法也要合理。”

    父亲沉默着，而母亲却勃然大怒。她请校长放了屁赶快走。我家造三楼是城建局、规划局、土地局批准的，并不影响钟家通风采光。

    校长在我母亲怒骂声中及时找了台阶下，他临走时歉然地对钟老师夫妇说：“有辱使命呵。我看你们再把情况朝上面反映一下。这个泼妇真是粗俗不堪，怪不得人家说赚了钱的都是有问题的人物。”他骂得曲里拐弯，很是高妙。他既指出我父亲曾为经济坐过监狱的事实，又指出当时发家致富的一批人的情况。

    当时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发财的个体户十有八九是从“山”上下来的。我母亲突然噤口，她向我父亲投过心虚的一瞥。而我的父亲还是沉默着。

    三个月过后，一幢漂亮的三层楼房矗立在钟家的屋后。房前，与钟家的屋子之间，父亲辟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并在上面栽了一些名贵的月季，每天清晨和傍晚时分给它们浇水。很悠然、很心平气和的样子。有时候他会发现其中的一朵花消失了，他也不追究。他知道是我弟弟把它摘走了。这朵花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小波折，出现在钟家的小女儿千媚的闺房里。父亲的脸上出现一丝淡然的笑容，他不反对年轻人之间的游戏。

    现在，我家的三层楼房雄壮地矗立于钟家的屋后，钟家的老屋子就像个被大人欺负的小孩，流露出末路的寒酸和卑微。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之夜，钟老师悲愤地拟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

    斗转星移是非全颠倒

    物是人非贫富大悬殊

    在他的对联中，一连两次出现了“是”和“非”。我想他是故意的。钟老师在学校里教的语文课是一流的，他本人的语文水平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完全可以把重复出来的字用别的字替换掉。

    那副对联第二天晚上就消失了。上联被钟千媚顺手拉下来甩在风中，下联被她的哥哥钟千里扯下来揉成一团，然后用打火机燃着烧尽。钟千里与我的弟弟是同学。钟老师喝了半瓶绍兴女儿红加饭酒，醉意蒙胧地瞅着一双儿女，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我不行了，认输。就看你们了。”

    现在终于要说到我弟弟了，在这篇小说中我弟弟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物，然而他是主角。就好像戏幕拉开，锣鼓敲了一遍，跑龙套的一一走过场最后主角登台亮相。

    作为第二代人中惟一的男性，弟弟无可选择地成了我父亲事业的继承人。他需要守业，需要创业，需要不断开拓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他的成功和失败关系到他自己，关系到我父亲，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关系到我家和钟家对抗的最后结局。弟弟一直隐藏在父母的背后，缓缓地进行他的人生过程。然而现在他就要被推上前台了，他是关键性的人物。道路已经铺就，障碍也已设置好。我的父母心明如镜，他们要把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我弟弟的责任是太大了。

    一九九三年秋，弟弟从学校毕业，父亲不管他的再三反对，把他安置到主营厂担任法人代表。

    在我的父亲的创业史上，我弟弟曾有过一次登台亮相。那是我父亲交上辞职报告的那天晚上。我记得是深秋了，雨懒懒地打在窗外的梧桐叶上，那种冰冷冷的寂寞预示着漫长的冬季即将来临。我们一家四口坐在客厅里，这是一个小小的会客室，它的一边放着两只单人沙发和茶几，另一边放着弟弟的钢丝床和一张饭桌，这种满满当当磕磕绊绊的情景是当时普通人家的写照。地板上刷着的紫红色油漆脱得斑驳陆离，靠东的墙上印着鬼脸般的雨渍。为了表示郑重其事，母亲把桌子收拾得一尘不染，连当日的报纸都拿走了。而后父亲缓缓地开了口，他说他已经辞职了，不管校长同意与否，他都将经商，为了赚钱也为了创业。

    我注意到他是把赚钱和创业分成两个概念的。

    父亲简单地把话说完，就陷入惯常的沉默。他已经说出了他的动机与目的——赚钱和创业，这就是他辞职的全部动机和目的。为了今天，也许他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过他意志坚定，就像石头缝下的一棵草芽，一场春雨过后，它就弯弯曲曲地从下面生气勃勃地钻了出来。父亲沉默以后，母亲说了：“爸爸很可能失败。他今年四十八岁了，如果失败的话，他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你们要养着他。”

    母亲的话突然地把气氛渲染得很酸楚。

    父亲转脸瞧着我弟弟的反应。

    弟弟若无其事地歪倒在沙发里，说：“没问题。”他接着又保证一下，“绝对没问题！”

    家庭会随即散了。我的母亲走进卧室把门关上。父亲在这一刻显得疲倦而无信心。我弟弟的保证并未使他感到欣慰，他反而对自己可能有的失败心惊胆战。

    弟弟却在陷塌的单人沙发里直起了身体，双眼带着忧郁聚精会神地倾听外面的雨声。他对我说：“你听见没有？雨点落在梧桐上是沙啦啦的，落在芭蕉上是噼噼啪啪的。哈，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弟弟的脸色虔诚而感动，嘴里继续前言不搭后语。对他来说今天重要的不是父亲辞职，而是得到了雨声的启示。我毫不奇怪他的态度，这时候小城里的年轻人个个都在埋头写诗作文章，你到处都可以看见满脸激动、神经兮兮的文学青年。弟弟正读高一，他终日陶醉在诗歌所营造出来的虚幻的境界之中。后来文学降温，我弟弟也不再狂热。他离开文学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当初他能赶文学的时髦，而后全民皆商时，他却一反常态地坚持自己呢？为什么他顽固地抵抗着我父母呢？我父母的生活方式在什么地方与他的生活不相融洽？

    弟弟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接受父亲的安排的。在他与父亲发生正面冲突后，我相信弟弟已经把世界机械地分成两大类：富人（强者）和普通人（弱者）。他是站在弱者这一边的，因他本身就具有怯弱的本性。他站在了父亲的对立面，这里面有着弟弟的善良愿望，更有着无法承受压力的软弱。在弟弟走进商界之前，他的生活是懒散而浪漫的。他有一个朋友圈子，圈子里都是他班级的同学，钟千媚有时也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在一起纵情欢乐，心心相印。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旅游，在月光下放歌，在雪地里喝啤酒。他们之间经常有一些看似矛盾却冲击心灵使友情不断加深的事发生。我曾经翻看过弟弟的照相簿，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时候拍的黑白照片。有他与钟千媚搂着肩膀的，有他与钟千媚两个人抱着膝盖坐在台阶上的，更多的是七八个人搂着腰挤在一处。他们笑得轻松、纯洁、甜蜜，就像真的兄弟姐妹。弟弟在其中的几张集体照片上精心地用红笔写了“幸福”两个字，他那时真的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亲如兄弟。我父亲有时把他拉到客户中去应酬，告诉那些客户：这是我惟一的儿子，他正在读企业管理。客户们马上知道这是未来的一厂之主，他们客气而有趣地打量他。我弟弟表现得很不耐烦，他不喜欢利益覆盖下的虚伪。他总是一言不发，冷冷地观望着父亲的客户们财大气粗的面孔。但是他一开口，总能叫那些在商界中打滚的老油子发笑。我弟弟有一句著名的祝酒辞：“让天下的人都幸福。”

    于是小城的商界掩口窃笑，知道我父亲有这样一个儿子。

    我相信弟弟并非矫情。在翻看他的照相簿时，我原以为一定会在他与钟千媚的照片后面也写上“幸福”字样，结果没有。弟弟不是那种羞涩内向的少年。那就是说弟弟寻求的不是个体之间的幸福，而是寻求他在群体中的认同。这样他才会觉得幸福。他愿意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淹没在人堆里。他朋友的父亲都是很清贫的，他在这些家庭出入，吃着朋友母亲烧出来的煸青菜和冬瓜汤，听着朋友的父亲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议论，感受着清贫的然而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他一定为朋友家庭的平淡和充实而感动。他心里也一定歉然，为自己的家庭有别于别人的家庭而内疚。自从我家渐渐富有后，我弟弟的朋友也渐渐地鲜有人上门。我父母像所有的富人一样爱清静，对上门来玩的年轻人脸色不善，疑虑重重。这也是我弟弟抵抗我父亲的原因之一，但这还不是最深层的因素。

    父亲不会听任弟弟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他要尽快让儿子接他的班。弟弟毕业后没多久，那是他刚从千岛湖旅游回来的一个日子。父亲把弟弟叫进书房，拉上和客厅共用的铝合金移门，把我和母亲隔在外面。不一会儿我们听见父亲的叫喊声，母亲从健身房里跑出来，我从厨房里奔出来。我们同时看见父亲气呼呼地拉开移门。

    父亲指着奔过来的母亲说：“你生的好儿子，骂我为富不仁。都是你平时纵容他的结果。”

    这两句话说重了，母亲立即和父亲争执起来。父亲突然冲到院子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一根木棍，直奔我弟弟，一棍结结实实地砸下。弟弟危急中把身子一偏一弯，腰背那儿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呼”地一声，棍子断为两截。弟弟被打得单膝跪在了地上，他在慌乱里看见父亲捡起了一截断棍，赶紧忍痛一转身，攥住了父亲的双手。父子两个人涨红着脸，颤抖着的手相持着。我父亲口角边堆着白沫，只是低低地重复：“打死你，打死你。”突然，紧张的局面瓦解了，我父亲把棍一松，仰天倒在了地毯上。父亲中风了。弟弟张皇地一抬头，看见花房里的花怒放着——被禁锢地生存。弟弟的心中一刹那间滑过这个想法。他跪下去扶起父亲的头，急急地说：“爸，我们不吵了。”

    父亲在医院治疗的日子里，拒绝见我弟弟。我弟弟每次来探望只好在窗户上敲三下，让我知道是他来了。我就找个借口来到走廊上，说几句话。有时候我们沿着医院边上的那条河散步，谈话就深入了。我劝他看在父亲年高力衰的份上，接任吧。他有时候表现得很决绝，有时候又显得犹豫不定。我就说你是跟一个想像中的敌人打仗吧？他说不是的。那么，我说你就是为了千媚和你那帮朋友的父母跟爸作对，这样很有趣、很带劲是不是？弟弟迷惘地笑了一声。

    有一次我们信步走着，走到一座深宅大院前迷路了。八点多钟的冬天，月亮已冷峭地吊在天空。我们沿着宅子走了一圈找出路。这座宅子里面有座二层砖混结构的民居，从房子到围墙都涂成了黑色，在月光下显得阴森森的怕人。从房子和大门的情况看来，这是一家新建不久的民宅。宅子后面栽着两排小松树，乱堆着废弃的建筑材料。弟弟指着树对我说，人家说，暴发户什么都可以得到，可他没办法让院子里的小树一夜之间长大。我说那有什么要紧的，到他儿子或者孙子手里，树就长大了。我们俩说话的时候，惊动了宅子里的两条狗。两条狗一声接一声地“汪汪”叫喊，大月光底下的旷夜中传得老远。弟弟抬起脚狠狠地朝黑墙上踢了几脚，骂道：“妈的，整个一地主恶霸。”

    弟弟问我是否还记得小时候在农村时，有一个地主把我们赶到河里去的事。我说那是我们小孩子不懂事，成天跟在他后面叫地主，地主，坏分子。弟弟说我至今想起来这个人还觉得讨厌。他嘴角下撇深深地弯进腮里，脸上从无笑容。他有时候像只猴子一样龇牙咧嘴地朝我们叫喊：“穷崽子们，老太爷玩金元宝的时候，你爷你奶只好光着屁股躲在旮旯里哭哭啼啼。”我承认那个地主确实面目可憎，但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回忆这个地主是不合时宜的。我隐约地感觉到弟弟绝不是单纯地替别人发泄不满，即使是为了求得某种群体的认同，也不至于做得如此偏激。

    父亲一个月后从医院的贵宾房里搬出，父亲消沉了一段时间，为他自己，也为弟弟。但他很快振作起来了，他不是那种善罢甘休的人。他又开始逼迫我弟弟，无休止地谈话、争吵，一次又一次的家庭风波。最后，他在激动之下给弟弟跪下了。铁打的人也经不起这样的做法，弟弟马上上任了。我替父亲想一想，这样做值得吗？这里面除了我父亲的意志在起作用外，另外还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我的解释是一样东西：利润。父亲变得贪婪了。

    弟弟就这样被父亲强逼进了商界。他已经知道在这里不能对别人掏真心，不能说“让天下人都幸福”。他压抑着内心的反感和一帮又一帮脑满肠肥的、为富不仁的人打交道。他尽着最大的努力压抑自己的本性，但他还是顺应着单纯的惯性，因此显露出很多毛病：智慧不足，言语笨拙，头脑不灵，固执己见。他就像贸然闯入的一个怪物，他分不清朋友和敌人的界限。越是分不清，就越是想分清，结果他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除了这个问题，他还有许多交易中的问题需要分清楚。

    一位他熟悉的同行，我姑且称为甲爷。甲爷一口气能喝七瓶啤酒，且口不择言，上了桌子就开骂，骂同道、骂他自己。因而弟弟在内心把他归为豪爽的一类人。甲爷对弟弟说：×地方的乙爷要到我厂里订一大批产品，这龟儿子养的。我这批货成本高，价格实在不能下去。我知道你厂里这种产品的成本比我低，你弄点打发他走吧。你记住了，我这边最低价格每台××元。这只乌龟王八蛋。

    我弟弟自然对送上门的生意兴奋不已，对甲爷心怀感激之情。于是弟弟招待乙爷。乙爷肯定是要这批产品的，但乙爷表现出不急不躁的样子，拼命压价。弟弟每天招待他吃喝玩乐，并一步一步地在价格上退让，最后弟弟已经把价格降得比甲爷的价格还低一点。因为甲爷此前实际上已让弟弟遵守一个最低价的诺言，所以弟弟不再降价，而坚持着那个价格。到第五天，乙爷忽然丢下句：“你这个人太死心眼。”一声没吭地走了。

    其实甲爷暗地里一直与乙爷有着联系。他知道我弟弟不会把价格压得太低，因为弟弟还相信诺言。他让乙爷与我弟弟接触，一来是放个烟幕弹，二是这几天的费用让我弟弟承担。甲爷从我弟弟那儿知道了最低价，就对乙爷说：怎么样，人家把价煞住了吧。我可以比这小子再优惠一点。这四天的吃用开销我加给你个人，就算也招待你一回。乙爷提了甲爷的产品悄悄地溜了。

    弟弟后来听了这件事的内幕情况，这才明白了乙爷话里的含义。他怒不可遏之下又犯了错误：他去责问甲爷。甲爷全部承认。但他把责任推给了乙爷，是乙爷软缠硬磨之下才这样干的，他现在也后悔了。甲爷甚至搀着我弟弟的手把他拉到财务室，翻开账簿，让我弟弟看乙爷把价格压得多么低，个人又拿了多少回扣。甲爷眼中都要滴出泪来。他说小老弟，我难啊，门面上好看，实则我是打肿脸充胖子。这批产品卖出，虽说是没有利润，总算让资金流动起来了。

    弟弟当然不好再发火，他心中恨恨的，对甲爷的人格发生了怀疑。在怀疑之下，弟弟继续犯下错误：他与甲爷断交，而且在各种场合下表示对甲爷的鄙视。

    父亲认为现在该他出面指导我弟弟了。他把事情的全部分析给弟弟听，然后告诉弟弟：第一，听说这件事后，只当没事。不能去责问甲爷，责问的本身就给了他解释的机会。而且这样做让他小看你。你要不动声色地让他心里寻思。不知道你下一步给他吃什么药。第二，他解释以后，你就不能和他断交。你不相信他的解释，他也知道你并不相信他的解释。那他为什么要做呢？他这样做是隐晦地表示歉意。这时候，你就要大度地表示原谅。你得拉拢他，因为有了这一件事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会帮你一把。这就是商界互惠互利的原则。你与他断交，损失的只有你，你少了一条路。

    弟弟满脸的不解和好奇，说我把这件事宣扬得大家都知道了，别人还会信任他吗？还会跟他做生意吗？

    父亲想对儿子说：傻子，这件事宣扬出去的结果就是让别人背地里耻笑你。商人做生意时只有一个原则——有利可图。父亲忽然对弟弟感到厌烦起来，他觉得自己快变成喋喋不休的娘们儿了。父亲一向喜欢沉默，他何尝对别人说过这么多的话。他看着面前这个一米七五高的健壮的儿子，想，这个头脑简单的东西把我都改变了。父亲说，我最后告诉你一句，用心学习才能进步。

    弟弟说，学什么？变得狠毒奸滑吗？我宁愿是个穷人。有一帮真诚的朋友，一个老婆，一个孩子，靠工资吃饭。父亲说，朋友？老婆？孩子？父亲说完就躺下睡觉了。从此后他真的对弟弟不闻不问。他从账面上转走了几笔款子，说是将来养老用。

    甲爷这件事过后，我弟弟又陷入另一场骗局。一个从国营厂里辞职出来的工程师，包里带着图纸找我弟弟，说是他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我弟弟看了一看，认为可以开发，便买断了产品生产权，两人签订了合同，在公证处办了公证。弟弟在组织生产时，发现全市不下七八家厂都在生产这种产品，他赶紧去打听，才发现这个工程师把图纸如法炮制地也卖给了这几家。我弟弟叫了几个朋友准备登门算账，工程师闻讯连夜逃到深圳去了。听说他后来在深圳发展得很好。弟弟厌恶地告诉我，这个工程师平时有句口头禅，说除了钱爹娘也不认。就是这么个人，商界里许多人都佩服他。将来他成为大富翁的时候，他一定会津津乐道地向人叙述他当年如何从一群傻瓜手里骗来了原始资本。

    我父亲创下的企业在弟弟僵硬的操作下，很快走了下坡路。一九九四年的下半年，企业出现严重亏损。我弟弟突然撂下摊子，失踪了。三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已到了西藏。我告诉他，企业亏损，父亲不怪他，请他回来。况且我就要生产了，B超显示是一个女孩。他在电话那头唏嘘了，说他并不是畏罪潜逃。他现在在西藏，心里很安逸。他的外甥女儿长大后，什么都可以做，哪怕就是做妓女，也不要跳进商界半步，这里是世界最肮脏最丑陋的地方。他不是不能做好，他是实在不想勉强自己。我听出他的话有一股酒意，就把电话挂了。我真想对他说，做妓女也是经商的一种。经商就是把物品卖个好价钱或者把自己卖个好价钱。挂断电话后，我就想西藏那个地方一定很明净的。而后我感到了恐惧：弟弟心理症结远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受到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他踏入商界就如踏进了地狱，在这里他看不到他喜欢的和谐、平静、信义，他的心灵受着折磨，忍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嘲弄、讥笑和阴谋。现在他走了，脆弱得不堪一击。到西藏去是他防止发疯的最好选择。但是西藏能根治他的毛病吗？

    父亲在同线电话上听着我与弟弟的对话，不住地捶胸、咳嗽，什么话也没说。我挂下电话后，父亲怔怔地坐在床上发呆。

    已经是冬季了，第一场寒流袭击着城市。家里到处开着取暖的电器，厚厚的羊毛地毯散发着温馨可人的气息。当你听着外面西北风呼啸中树枝断裂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家里的一切都变得厚重而温暖，变得如附在你身上的一件棉大衣。而我弟弟却在西藏，远离他喜欢的这种氛围。我把父亲扶着躺下，尽量小心地不打扰他的思维，我敢肯定父亲现在想的不是弟弟而是他的企业，但我想错了，父亲躺下时惨然一笑，说：“我再狠，也狠不过命。”我无言，给父亲掖好被角，心中替他一阵悲哀：父亲信命了。

    半夜时分，风突然停了。我掀开窗帘，世界呈现出狂怒后的安详和纯洁，月光洁净如水，地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面子，在月光下有时发出“吱吱”的断裂声。

    我想弟弟所在的西藏，月亮会比此时此地的月亮更干净。但我不会为了追求一个干净的月亮跑到西藏去。这当中有着复杂的取舍，体现了一个人是否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熟使人抑制某种欲望，牺牲某种信念，换取目前的平衡，这才是一种清醒的取舍，含有人生真正的悲壮。而弟弟却不屈不挠地追求他的镜中花或者水中月。弟弟小时候是个聪明实际的小孩，和大多数小孩一样，他会为一粒糖而使用点小心眼，或者为打碎的花瓶撒一个谎。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换而言之，他是为了什么才把自己塑造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我想起了他以前的事。

    我家是在一九七一年秋天下放到苏北农村的。弟弟当时是六岁。那时候农村的行政体制是人民公社，公社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设小队。小队里面无可设置，社员就口头上把小队分成一个个基本组成，叫×庄×庄；庄名有叫姓的，叫地形特征的，叫树的名称的。我家住的地方紧密地分布着十几户人家，因为柳树又多又大，就称为“大柳庄”。我们一家在秋天的傍晚中静悄悄地来到大柳庄，被安置在姓于的寡妇家里。寡妇也是外来人，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结实。因为她的第二个儿子在县城水电站工作，所以她的一家都有着不可置疑的体面。深秋的雨一下，大柳庄的人就基本上没事了，成天朝晚一起聚，等待冬天来临；再把冬天熬过，熬到春暖，日子又有了希望。哪怕肚子吃不饱，身上却不会再感到西北风的寒冷。大柳庄不是最穷的庄，据说除了三年自然灾害，从来没有一个人饿死或者出去要饭。大柳庄的人一日三顿玉米稀汤，里面掺几根山芋干。如果谁家例外地烧了米饭，那一定要用碗盛着，当礼物一样送到左邻右舍。米饭里面放一块猪油，这就是美味佳肴了。我家安置下不久即学上了这里的规矩，隔三岔五地盛了米饭，一五一十地让弟弟送出门。我记得母亲先是让我去的，但被弟弟热心而蛮横地夺走了这个差使。弟弟那时候愿意和别人交流，远不像现在这样在人前感到紧张。弟弟成了送饭使者，同时成了大柳庄里最受欢迎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别人嘴里的新闻。他可以坐在别人家的床上和大爷大妈大嫂拉家常，一本正经地问“月亮怎么不摔到地上”，又问“饭变成屎需要几个钟头”。于是第二天这些社员们在地里劳动时扶着铁锹学说这些时，一脸的惊叹和迷惘。

    弟弟在大柳庄感受到的气氛肯定影响了他今后的审美取向。我弟弟若干年后锦衣玉食，耳闻目睹的却是丑陋的尔虞我诈时，回忆起来，那也许就是理想中的美的人际关系。他把大柳庄作为他心中的圣地而竭力维护。一九九二年夏，我父亲带着弟弟回到大柳庄。父亲的用意很明显。他开着自己的轿车，西装的口袋里鼓鼓囊囊地放满了崭新的十元钞票。他带来的轰动效应不下于省委书记下乡，甚至比之更热闹。父亲到每一家熟人家里都坐一下，听着埋怨或者诉说，欣赏着因崇敬而焕发的满脸红光和导致的手足无措。父亲眯着眼睛看上去是要慈祥地微笑，像是在全盘接受各种深浅不同的色彩和形形色色的思想。可弟弟在后来却一口咬定父亲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我父亲总是在听完许许多多的诉苦以后，才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钱发放。弟弟在大柳庄之行回来的路上就和父亲吵开了。他讽刺父亲说，他应该把那一张张十元换成一元或者一角，这样拿出手的时候显得更漂亮。父亲说这是我辛苦赚来的钱，我愿意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弟弟说你这样做是在施舍，懂吗？父亲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施舍，谁不知道这是施舍。他们需要的就是施舍。弟弟说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帮助他们。父亲不耐烦地叫起来，难道要我既损失钱又要费心照顾别人的自尊心吗？儿子，如果你换在我的位置，你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弟弟沉默了，眼睛看着窗外，在默思中，他把自己换到父亲的角色。他反复衡量，反复思考，从各个角度为父亲的行为找出理由和实施的必然性。最后他对父亲说：“不，我决不会像你这样污辱他们。”

    弟弟曾经发誓要报答大柳庄人对他的爱护，但他至今没有实现过诺言，至于原因，情况不明。也许被我父亲当年说中了，弟弟找不到有别于父亲的更好的做法。但在当时，我弟弟迈着短短的细腿，端着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大碗跨进每一家门槛，他确实给大柳庄人带来了最直截了当的、最具实质性的好处。因此，大柳庄人极喜爱他。他在这里受到成年人的待遇：他可以面对面地与长者坐在一条凳子上对话，从而感受浓醇的人情。但我弟弟在长大成人后不知道出于怎样的心理把起初的原因剔除了。把结果安排成另一种结果的原因，这就是：因为他受到了温暖的关怀，所以他对大柳庄怀有美好的感觉。弟弟在这种多少有些偏差的美好回忆中固定了自己的人生观。真实的大柳庄在他心中淡化了，只留下关于美的误差性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发展成衡量现实世界的参照物。弟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远离了现实世界而囿于他的丰富美丽的内心世界。

    当他从他厌恶的那个世界仓惶出逃时（他的房间里撒了一地的零碎衣物，他甚至忘了拿他的那副二百多度的眼镜），我想过一个问题：他为什么选择了西藏而不是大柳庄，与大柳庄相比较，西藏的梦更遥远艰辛充满危机。他为什么舍近求远，舍易取难呢？我忽然明白了：弟弟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的聪明在于避开有损于他内心世界的一些事。我父亲馈赠钱时，大柳庄表现出的感激，或者诸如此类的感激情绪时，弟弟一定受到了震动。他一定后悔看见父亲成全虚荣心的举动，他被父亲的举动伤害了，所以他才恼怒地和父亲大吵大闹。弟弟其实一直很聪明，弟弟在五六岁时就表现出了他的不凡的聪明。他那时候的聪明就与他后来在商界中的处事原则相一致：实际、轻松、收放自如。

    弟弟小时候的聪明表现出他的另一面人格。我们的房东于大妈是极喜欢我弟弟的，寡妇人家的禁忌是出去串门。她就常在晚上把我弟弟抱在她床上，抽着她那黑腻腻的烟斗，一边呵斥着孙子，一边听我弟弟说话。忽然有一天，我想是借着于大妈的耳朵上跳跃着灯光一般晶莹的黄光，弟弟忽然呆住，他偏着头死盯住于大妈的耳朵看。于大妈后来对人形容我弟弟的神态只用了三个字：“吓人呢。”

    于大妈在我弟弟的注视下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我弟弟却沉思着别过头去，两条腿“啪哒啪哒”地击打着空气。他若无其事地问于大妈：“这是什么东西？”

    于大妈告诉我弟弟这是金耳环。

    这个孩子就再次打量于大妈的耳朵。冥冥之中是什么因素把他突然唤醒了。弟弟站起来，采取了最简单的利己行为，这种行为也是后来我弟弟在某种僵硬的思维方式中逐渐消失殆尽的。我弟弟紧紧抓住于大妈的耳朵，于大妈左右躲闪不开，低吼一声：“疼哪。”

    于是我弟弟最终没有把耳环抢到手。第二天早上，他拿了一把东西来换于大妈的金耳环，计有：他自己吃剩的五粒驱蛔虫宝塔糖，一把新牙刷，一块新的方格子男式手帕。这些东西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普通的物品，但宝塔糖的可贵之处不在于驱虫功能，而在于甜，入口又甜又沙。牙刷的可贵之处在于是我的父亲昨天晚上从上海出差带回来的。宝塔糖马上给于大妈的孙子抢跑了。于大妈思考了一下，就收下了牙刷和手帕，再从耳朵上取下一只金耳环放在弟弟的手心里。六七年后于大妈一定会为她的举动后悔。但在当时，金子对人没有多大用处。于大妈把香喷喷的手帕压在箱底下。她的二儿子请人带信说过几天就回来。于大妈收下牙刷，配上她二儿子获奖得到的搪瓷杯，让她的大儿媳、二儿媳、三儿媳沾上盐水轮流刷牙了。

    所以我说，弟弟作为一个人，一开始心理很健康，行为都很正常。金耳环事件对他的心理来说是完成了一次利己主义的潜渡，他的行为具有了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的商业行为：交换。这只金耳环弟弟一直保存着，他曾经和我说起过这只金耳环，忏悔伴随着对大柳庄美好人情的感激。弟弟一如既往地剔去了事物的本质（他否定这种本质，因为他认为这种本质是丑恶的），使之如石块一样没于深水之中，而在他的水面上就升起了美丽的莲花。

    如果承认人具有喜欢追忆过去、粉饰过去的特性，那么我弟弟的心情就很容易理解。但我的弟弟，粉饰过去不仅仅为了心理的需要，他把粉饰后产生的事件内涵，作为自己遵循的规范。

    上面说过我父亲在一九九二年回到大柳庄上，风光了几天，他在激烈如战场的商场中抽出几天空暇其实不易。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洗刷在这里留下的不愉快的记忆。一九七七年他作为盗窃犯被捕三年。逮捕他的当天，整个乡里都轰动了。

    他的被捕是因一桃色新闻引起的。

    大柳庄的旁边有个徐庄，徐庄和大柳庄隔了一条河，可以说是一衣带水了。徐庄里面有一个不姓徐的下放知青姓岳，姓岳的知青娶了邻近公社姓黄的女知青。小岳小黄都是苏南人，丈夫羸弱妻子懒惰，这样的两个人凑在了一起，除了不断地让日子过得难受外，再也没别的特长。他们自留地里的草长得比麦子还高，奇怪的是他们的孩子却如雨后春笋般繁荣昌盛。小岳对着四个孩子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时候，小黄却跨出了改善生活的第一步：和大队书记勾搭上了。这是一桩互不吃亏的交易。书记乐意和女知青浪漫一番，女知青家的口粮和工分却凭空地多了起来，有时候还会有一段衣料一只猪腿之类的东西。因而两个男女知青开始打架，从床上打到地上，丈夫用尽了力气，气喘吁吁，妻子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四个孩子的哭嚎声就像一群黑夜里的小狼崽。因而妻子一次又一次地上吊，丈夫一次又一次地把她解救下来，两个人就在上吊和被解救过程当中获得了家庭的乐趣。妻子不再上吊，丈夫鼓足精神发誓要让妻子儿女吃饭吃好。丈夫小岳是个老实人，他一定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铤而走险地与人合伙偷了一台机器。他把机器卸成零块藏在他家屋后的稻草堆里，准备当成废铜烂铁卖给旧品收购站。

    我父亲当时在公社办的机排站搞销售，他是戴帽右派，有大专学历。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当时在中央某部工作，所以父亲连着也受到了尊敬。人家尊称他为“先生”，连名带姓地喊“××先生”。

    男知青小岳在几场雨过后，偷偷扒开草堆一看，发现铁上生锈了。锈不多，但已经令他有些焦急，他听人说锈会“吃”铁的。于是他冒冒失失地来求父亲了。父亲跟着他到草堆边扒开一看，心中豁然明白这是一台完整的机器。父亲站在草堆边沉吟了许久，走在路上也是边走边想，回到家中就对着窗外出神。而后他准备让机排站吃下这台机器，因为站里也正好需要这种机器。父亲作出这一决定有两个因素，一是同情，二是有利可图。我认为更多的是出于后者，有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为证：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父亲当然不可能只是为了同情而把自己推向犯罪的境地，作为一个国家的销售人员，他知道这种机器只会来源一种地方：国家的大厂。但他还是铤而走险了。他用低价收购了这台机器，而以国家牌价转卖到机排站里。小岳自然是千恩万谢，父亲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困境。作为一个男人，我父亲和小岳的处境是一样的，他得养活妻子儿女，我和弟弟正在上小学、长个子，而母亲从来没有习惯过真正的农活，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她尽心尽力抚养我们，帮助丈夫。

    不久东窗事发，父亲起先作为知情者被公安机关传讯。我猜想父亲在明白机器的底细后，曾经与小岳有过某种暗示性的约定。父亲是个聪明人，他不可能与小岳说机器的底细，那样的话，他就被动了。那暗示性的约定是必需的自我保护。公安局的人找到我父亲，请他协助调查这件事。如果父亲这时候全部交代清楚，我想他不会为了这件事吃那么多苦头的。但我父亲全然没有坦白的打算，刚硬的脾气发作，拒不交代。他是太看重那个约定了。从这件事过后，我父亲从不相信任何人的口头许诺，哪怕白纸黑字的合同，他也会指着说：“这种东西，骗骗人而已。做生意的，千万不要让它迷惑。”

    父亲在以后除了不相信别人的口头许诺，是不是也会用口头的或纸上的约定去迷惑别人？弟弟极端的幼稚的理想主义，最初的动机是否只是想反叛父亲的人生信条？

    知青小岳很快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我父亲被作为同犯判了三年徒刑。小岳漫长的服刑期满后，我父亲已在中学里守大门，度他一生中最轻松的日子。小岳出来后费尽周折地打听出我家的住址，找上门来，未说话就跪于我家的门槛外面，他跪了足足有五分钟。他说来世必定做牛做马报答我父亲。他说得那么斩钉截铁，说明他对今生今世已失去希望，因而不再采取任何实现愿望的行动。

    知青小岳第二次许下了无法实现的诺言，他似乎卸去了心头的重负，十分钟后他走了。每个人都很平静，只有我弟弟热泪似乎要夺眶而出。许多年了，父亲被捕坐牢的经历他一直作为耻辱缄口不言，现在我弟弟终于找到了破译这件事的金钥匙，他解了心头的结又让自己的水面盛开了新的莲花。他开始向他的朋友讲述这件事，于是，这事就如同童话般的美好：父亲成了解救别人于危难而不幸蒙难的人，十多年后那个被他保护的人在他面前下跪了。故事中具有了这些东西：高尚、信义、蒙难的忧郁，最后解套的美丽。而在我看来那五分钟的下跪却有十分不协调的地方，父亲和小岳的事件连起来看是很可笑的，因为可笑，所以当初他们的每一点行为上的细节就显得沉重了。弟弟就这样利用了这件事，更深地把自己引入他内心的那个天地。在他的故事里，人生实质性的苦难没有了，五分钟下跪引出的浮浅的美丽，使得一切都短暂而微不足道。

    我想，我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弟弟抗拒我父亲的原因，这原因在于他对社会和人生有着顽固的理想化审美倾向。一个人在择定自己的观点时，一定会同时使用两种方式：排斥和吸收。上面我说过，弟弟一步步远离现实世界而囿于他的内心，大柳庄是原因之一，父亲和小岳之间发生的事可以看作是原因之二。他从这上面吸取的东西使他极力抗拒进入商界。商界在他的心目中几乎是丑陋的代名词。弟弟一方面把有误差的美好概念存入内心；一方面把无法误差的事物作为禁锢自己的理由，我想这就是弟弟落后于社会的原因。弟弟对商界产生反感，尚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不得不说起父亲的爷爷。

    父亲的爷爷本是江南乡下的一个农民，后来他来到上海滩在这里发家致富，其中的经过和原因已无法知晓。据说他在经商中使用了一些令人反感的手段，因而他很快致富并成为远近闻名的泼皮人物。这种人物我们在古典小说中经常看到，譬如《水浒传》中牛二、蒋门神、郑屠户之类。在三十五岁那年他果断地离开了与他同居多年、竭尽全力为他周旋的从良娼妓，回到老家去娶了一位健康结实的女人。这个女人不负厚望，一口气让我的老太爷做了八个孩子的父亲，临到五十岁生日的那天还生了个老幺。七十岁时还是神清气爽，满脸红光。七十一岁和大儿子打官司，她用砖头砸破自己的头，告了大儿子忤逆罪。她在法庭上哭声惊天动地，慑人心神。以至于法官最后把家族的产业管理权从大儿子手中判给她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从家里看见过我老太爷和太婆的一张合影。老太爷一脸凶横，一只手叉在腰里，一只脚搁在了凳子上。我的太婆横眉立目地站在旁边，脸色冰冷。看得出她模仿着我老太爷的为人处世，两个都是手粗脚大，加之流露无遗的自满嚣张，使整张照片有了一种醒目的粗鄙。老太爷和太婆都是地道的农民，在离开家乡时本没有劣迹，祖上各代都安分守己，他们是后来才变成了一对令人生畏的人物。听说他们与人做生意时，经常性地凶悍而不近情理。我们不可以把这种变化归结为环境所致，只能说他们具有了某种强烈的欲望，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才变化了。正因为变化了，他们才成功了。老太爷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改写自己的历史。社会总是这样的奇怪：为什么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他反而有了强大的生存力？

    但我老太爷和太婆的处世方式深深地腐蚀了第二代。老太爷死后，太婆把财产管理权争夺到手后，八个孩子明争暗斗，财产被瓜分得支离破碎，热闹的大家庭也分崩离析。老太爷创下的家业没有再度辉煌。可想而知，我父亲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能感受到什么。在他的周围只有一个人值得他永久地纪念，这个人是他的母亲，她在把我父亲生下来七天后染上产褥热撒手归天了。她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供我父亲瞻仰，因而我的父亲只能从他的阿姨身上，推断他的母亲该是善良美丽平和勤劳的一个人。他的推断似有主观之嫌，但谁能说不是合情合理的？父亲后来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与他的阿姨频繁地往来，他的心里必定从中得到了安慰，他所寄托的对人世的一点美好的看法也有了着落之处。而我的爷爷在我奶奶死了不久后，立刻成了一位寻花问柳的好手。他在他认为必要的日子里，打扮整齐：头颈里带好金链条，西装口袋里揣上怀表，手腕里还套着手表，十只手指上戴满金戒指。诳说下乡去看看地里的收租或者别的什么情况，等到很久后归来，他的身上只剩下内衣内裤。就像遭过一场生死大劫。

    我的父亲一直对他的父亲讳莫如深，也许他明智地认为不应该拿很多年前的又脏又破的事情来干扰我们。但父亲在一次酒后打破了沉默，第一次说了他父亲的事情。他说从前啊，那是很久了吧。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他饿着肚子在家里等着父亲回来。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全都分了家，大分家时为了财产彼此结下了刻骨仇恨，因此，谁也不会来照管这个七天就失去母亲的孤儿（我当时发现弟弟的神色似有恐惧）。父亲继续回忆：他的父亲拿了几枚金戒指去换米和一些好吃的。他就坐在楼梯上，在黑暗中等待着（弟弟的神色似有厌恶）。

    这时你可以完全想像出一个需要吃饭和温暖的孩子，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坐在楼梯上。他的心呈现出某种易碎的敏感，他的直觉在黑暗中如刀子一样锋利，他那点愿望把空间填满了。未来因此变得甜蜜、辛酸而不可预测。

    半夜里，门开了。进来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是陌生的女人。陌生女人说你怎么还有这么个小可怜。男人就飞起一脚把孩子踢到楼梯底下并威胁地喝一声：“嚯！”

    我父亲讲述这个故事时，我和弟弟早已过了靠长辈教训的年龄了，所以父亲的故事并未让我们感觉到有忆苦思甜的意思。我们的心理上已把父亲当作朋友一辈。我想父亲以前受了多么沉重难言的伤害啊。有的人一生当中很少体会到美好的东西，那不是他的错，实在是运气不好，上帝没有好好地看顾他。

    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弟弟仓惶地四下里张望，好像空气里还流动着那个惊天动地的“嚯”。他站起来又坐下，脸上突然出现极度的不快，咕哝道：“讲什么讲，有什么意思。大家不快活。”弟弟的不近情理使我的父母呆坐，过了好一刻他们才恢复常态，两个人对视一眼，不尽的怜悯和悲哀。父亲的酒意全消，他与我母亲同时推开杯盏离开餐厅。这是一九九二年除夕之夜的事情，弟弟读大专二年级，夏季就是他毕业的时候。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定下了把弟弟逼进商界的决心的，以父亲的观点来说，弟弟只有进入商界拼搏，才有可能让他自己进步和成熟。

    这一年的除夕之夜过得很沉闷。弟弟在我父亲母亲离开餐桌后，走出了家门。他临走的时候一再对我说：“这种事讲有什么意思？你说说。你说说它有什么意思。”

    我平心而论说确实没有什么意思，但我告诉弟弟应该让父亲有一个宣泄的机会，他是个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人，今天他这样宣泄了，就应该为他高兴。

    弟弟说，哦，你这么实际的人也会讲究道德？祝贺你了，我觉得你今夜不再面目可憎。弟弟走了，一九九二年的除夕之夜就这样结束了。在父亲讲述完那个令人不快的故事后，他所遭受的苦难实质上一点不漏地转嫁到了弟弟身上，他的感受甚至比我父亲还要极端。在中国，鲜有健康的家庭，而健康的商人之家几乎是没有的。贪婪和冷漠覆盖了人性中的其他特征，弟弟本能地厌恶这一切。

    弟弟的成长是缓慢而沉重的。因而，当我叙述他成长的历程时，也相应显出了缓慢和沉重。对于弟弟来说，阻碍他成长的因素多而杂。因此他的成长就不可能是某时某刻的“顿悟”，必定如动物蜕壳一般难受而缓慢。内因和外因的一般关系在弟弟的身上反映得彻底：外界的因素影响了弟弟的人生观，被外界影响了的人生观反过来影响弟弟和外界的关系，这就像一枚受精的鸡蛋终于孵出了一只小鸡。

    弟弟出走西藏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很有心地等待他突然出现在家里。一九九一年的除夕过后，他也悄悄地出走过一次，那一次是为了钟老师在年三十晚上贴出的对联。弟弟是惟一被那副对联打伤的人，他出走了一个月。在一个月当中他思考了如下问题：

    一、世上产生丑恶的根源在于不公平、不平等。贫富不均就能造成最大的不公平、不平等。

    二、毛泽东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创立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就是想让人人感到公平、平等。

    父亲毫不留情地尖刻地嘲笑他的观点，说大家都光着屁股喝西北风，哪有不亲如一家的。但即使是一家，亲如父子兄弟的，也会为了一枚铜板谋财害命。他活了六十几岁，见得多了。弟弟听了，很沧桑地冷笑一声，面如死色。

    我相信弟弟在两年之内会回家。弟弟不是一个实践的人，他从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干了之后也不能判断行为的对否，所以他每一次采取行动的原因都是值得推敲的，他无法坚持下去，是短暂的一次性的观念推销。

    我的女儿一周岁生日那天，他真的回来了，离开家一年零两个月后。他可能有意选择了这一天回来了。

    他在火车站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咋咋呼呼地说：“是我，我回来了。看见家乡太兴奋了。你最好到巷口来接我。”我赶紧放下电话告诉父亲，母亲慌忙在观音菩萨面前敬了一炷香，对空祷告一番。转眼又在财神爷面前敬了一炷香。她的行动是意味深长的。我不顾父亲的反对，抱了女儿真的到巷子口站着了。过了一刻钟弟弟从出租车里钻出来，之所以说他“钻”，因为在我的感觉里他仿佛长高长胖了。看来西藏稀薄的空气反而让他得到愉快。他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外表上风尘仆仆，神情坦然，仿佛经过了灵魂的洗礼。我很想知道他这次思考了哪两个问题。我们见面了，笑着寒暄，而后我问他是不是认为贫富不均是造成丑恶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我弟弟在胳腮胡子里眨眼睛，看出我的不怀好意，但他并不想回避这个问题，以他一贯的煞有介事的认真说：是的。

    一切都没有改变，还是老样子。

    弟弟给了每人一样西藏的物品，惟有给父亲一枚古铜钱。父亲有意无意地把这枚铜钱放在了厨房的洗手池边，漫不经意地让它搁置了好几天，以至我以为父亲会扔掉它的。弟弟把铜钱拿出来的时候说，爸，你爱钱，我就送给你。弟弟坦率的态度使这句话具有尖刻的隐晦的讽刺，所以父亲不做声，看着我弟弟走进浴室。我弟弟在浴室里改头换面地出来时，我父亲才收回注视他的目光。弟弟坐到餐桌边，谈起了西藏的所见所闻，他眉飞色舞，对西藏的风土人情，对西藏的粗犷质朴和对神灵的极度虔诚赞不绝口。他一边说一边吃，吃完了也说完了，而后他摸摸剃得干干净净的脸说：“我回来干什么呢？”

    他穿上T恤衫和西裤，准备出去了。他一边费劲地套袜子，一边还在问：“我回来干什么呢？”父亲的手突然颤抖起来，脸上出现无可遏制的苍老。

    弟弟出门的第一站是钟千媚的工作单位，他被告知钟千媚不在此处，半年前辞职到什么饭店去了，至于什么饭店无可奉告。弟弟站在初秋的薄暮里，梦游似的看着路上的行人如蚁虫般来来往往。他还记得钟老师的那副对联叫作“物是人非”什么的，这时他真有了那种迷离恍惚、物是人非的感觉。他想人最感无奈的，可能就是这种物是人非的境况。我弟弟无奈地离开。

    他的第二站是一片叫作“老客”的小酒店，他的狐朋狗党酒肉朋友全都聚结在里面给他“接风”。这些未婚或刚婚的男孩子们狂饮一通，最后交流对女性的新认识。弟弟发现自己不能习惯那些议论女人的新的时髦用语，但他不能让自己显得不合群。弟弟端起酒杯说：“我是二十世纪里十八岁以上惟一的处男。”他的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男孩子们开始说下流话。弟弟就向千里打听千媚，千里斜着眼睛冷冷地告诉我弟弟应该换一个时辰向他打听千媚。弟弟说：“哥们，讲究起来了。”千里不屑地说，什么东西。弟弟捶一下桌子：“怎么？”千里站起来：“凭你？”弟弟也站起来，怒目而对：“我在西藏也和人打过架，不过没跟朋友打过。”弟弟说到“朋友”二字，突然眼睛湿红，以至不能再正视钟千里。钟千里脸上现出鄙夷：“你什么地方比别人高明，请指教。卵泡大是不是？大又回来干什么？”我弟弟劈面一把抓住千里的领子：“兄弟我主要想你妹妹。”

    众朋友一哄而上，嚷道：“喝醉了，喝醉了。”拉的拉，架的架，把他们分开了。我弟弟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在酒家门外。他不知道是谁把他搡到门外，他也没有细想朋友们待他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在他看来，朋友就是朋友，朋友之间是最真诚最纯洁的。甚至他也没有计较千里的态度，他想这是一个哥哥在维护妹妹的尊严而已。我弟弟就此离开了酒家，在公用电话亭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千媚的一位女友。女友告诉他千媚在蓝云大酒店里当领班小姐，还顺便告诉我弟弟有空的话也可以去找她。

    弟弟此时已灌足了啤酒，他脑袋麻木，脚底飘忽，处于酒后的最佳状态。他恍惚觉得蓝云大酒店在不远处，正好以步当车，让酒味散发掉，这样对钟千媚也表示出尊重。他趔趄着走了好久才发觉自己的记忆出了差错，他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向蓝云大酒店，出租车开了一会儿，弟弟忽地又想起应当尊重千媚，他叫出租车停下，问了蓝云大酒店的方向，就走了过去。

    他到达蓝云大酒店时已是八点多钟，自以为身上酒意全消了。他在餐饮服务部一眼看见了钟千媚，他认为钟千媚的口红涂得太鲜艳，眼睛里也没有必要汪着水光，这些都是不正经的标志。于是他生气起来，一把拉住钟千媚的袖子，气势汹汹地嚷开了。他说你怎么好意思当吧台女郎，你知道吗？这是一门阴暗的职业。是不是这儿赚钱多？喏，我有钱，都给你。他把我父亲给他的零用钱毫不心疼地满地乱甩。

    钟千媚平心静气，她闻到了一股酒气，而后她认出是谁。她向一位女服务员招手示意，自己迅速地消失在酒店富丽堂皇的走廊里。她不想在这时候让我弟弟纠缠不休。而我弟弟在女服务员的安置下，痛痛快快地卧在角落的沙发上睡了一觉。他醒来的一刹那间心怀恐惧，以为是睡在西藏的某个肮脏简陋的小旅馆里（不可与人言说的真实啊）。当他看见了墙壁上悬挂的豪华的壁灯，恐惧就如潮水一般退却了，代之的是有关家的概念：温暖、舒适、平安。我弟弟马上坠入爱河。西藏的日日夜夜成了他永不再想重复的一个梦。

    第二天下午，他接到钟千媚的电话，三言两语刚过，弟弟就提出了约会的要求。放下电话颇有些如梦初醒的感觉，那是当初偷偷送上一朵月季花所不能比拟的。什么叫“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情形就是了。弟弟的心里充满了对圆满结局的感谢：父亲已和他谈过了，尊重他的意愿，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想进入商界那也悉听尊便。弟弟想，他得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娶一个称心的妻子，过一种既不窘迫也不富裕的生活，与别人无争无斗地一天一天重复着琐碎的安乐和温暖。

    弟弟对“家”所勾勒的蓝图就是这样一种退守。

    钟千媚在答应约会时有过半分钟的犹豫不决，但弟弟迫切的声音不让她再作第二种考虑。钟千媚答应在水上花园里约会，但她又闪烁其词地说别让双方的家长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约会。

    一九九三年的十月份，我家卖掉了那幢引发风波的楼房，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钟家夫妇。在我的记忆中，那副“是是非非”的对联几乎是钟老师最后幽怨的面孔。而现在，钟家和我家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据我了解，弟弟在钟千媚之前没有爱过异性。因为我弟弟和钟千媚的关系，我家和钟家再次产生了瓜葛。历史上两家有着数不清的陈年老账，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两家更迭着胜负的场地。

    我家和钟家，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就是邻居了。钟家住着前面的两大间屋子，我家在他的后面，小小的一间，以前是用作厨房的。母亲在搬进去之前，用报纸把蒸得发黑油腻的墙壁全部糊起来。母亲说，我家搬进去的时候，钟家的女人，莫老师，掀开她的后窗帘，不怀好意地数看我家几样简陋的家具。她那不带表情的眼珠子轻轻地骨碌碌乱转，母亲的心中就此感到了女人之间的一种芥蒂。她心中很不能平静，如果公平地作了比较的话（钟老师是中学里语文课教学楷模，我父亲是教地理的普通教员；钟老师是校长的红人，我父亲则沉默寡言，默默无闻），钟家和我家的住房条件没有丝毫不妥。但母亲另有一种比较：钟家还没有小孩，我家三口人却住得如此拥挤。于是两个女人天天照面，却从不说话。当钟家的女人每次掀开后窗帘进行例行公事的窥察时，母亲总要找个理由给父亲看脸色。母亲已经看够了一墙的报纸，她感到了绝望。

    我的弟弟出生后，我家里养了一只黄色皮毛的猫。小黄猫经常吃不上饭，就在外面干起了偷偷摸摸的勾当。它抓开了钟家的碗橱，吃掉了一块排骨，在它激动无比地抓住第二块排骨时，它被莫老师连头带颈地抓着了。小黄猫才一岁多点，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勇气，所以它令人羞惭地伸长了躯体一动不动。莫老师一手抓住小黄猫，一手提住那块酱排骨，神态自若地走进我家。我家吃过的晚饭碗堆放在桌子上，母亲在给弟弟喂牛奶。莫老师把排骨扔到我母亲的脚边，把小黄猫扔到排骨旁边。小黄猫跳起来一口叼住排骨，穷相毕露，“嗖”地跳上屋脊不见了。我母亲眼皮都没有抬，莫老师走后，她才抬起一只眼睛轻描淡写地瞄瞄父亲。父亲就躺到床上去了。

    在人类各式各样的歧视里，最有力的是经济上的歧视，而各式各样的歧视，最后会殊途同归为经济上的歧视。莫老师在教育局里管理档案，她应该知道父亲的出身，父亲的充满铜臭的祖上会令她嗤笑不已。如果把她与钟老师两个人的祖上（他们的祖上都是书香门第）与父亲的祖上相比，她生出丝丝优越感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她经常从我家的饮食起居中寻求优越感。这是一九六八年，那时所有的宣传都在极力铲除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穷是光荣的观念。

    “文革”时期钟老师戴上了“高帽子”，这是我母亲扬眉吐气的好时光。她哼了一声：“叫你狂。共产党现在就是要收拾你们这号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三代书香门第修来一个臭‘老九’。”时隔不久，我们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天气里全家下放，直至重新回到被报纸糊满的屋子。两家人家经过了十几年的时光。

    风风雨雨并未冲淡他们之间的芥蒂。只是因为年龄大了的缘故，双方都不再剑拔弩张。他们都历经磨难，也都习惯了浮沉不定的人生。他们都是有韧性、有信心的人。

    这是我弟弟第一次恋爱的家庭背景。不过我弟弟用他惯常的轻松自理了这种局面：他认为他和钟千媚在重复着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因为有账可查，弟弟不觉得有压力。双方父母不睦的背景只是历史和环境所造成的，甚至与心情也无关。

    弟弟很快厌烦了约会的方式。他跟钟千媚从小在一起玩，看电影、逛街，见彼此的朋友，熟悉得失去了敏感。他发现千媚也有些不耐烦。弟弟就在想，是不是让两个人进一步熟悉呢？但他接收不到千媚那边释放出的信息，所以弟弟只能悄悄地摸摸千媚的手，压下心里窜上窜下的欲望，心酸地暗自对千媚说：“你看，我是多么爱惜你。像我这样的君子已经不多了，但愿你能好好地爱惜我。”朋友的聚会当中，每当谈起性方面的事，弟弟基本上只是忠实的听众。他很惊讶平时在女性面前脸红心跳的朋友，一谈起女性竟如此地眉飞色舞。女性对于他们来讲，是一架让他们登上男性屋顶的梯子。譬如说他们想办法检查对方的处女膜，约会时突然说今天有事改天再约，发火时会把对方顶在墙上痛打一顿，对方要是母亲不同意而痛哭不已时，朋友会轻松地说声“拜拜”，跟她分手。这些事都让弟弟惊讶不已，不要说做了，弟弟认为想一想都是对人的污辱。

    弟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他发现了千媚身上也有种欲进欲退的东西。千媚忽喜忽愁，忽儿懒懒地朝我弟弟身上一靠，忽儿又严正地坐直了身子。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一举一动，因而弟弟接受到的信息就杂乱无章。千媚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四壁的灯光全部投射在她身上，但愈是明亮清楚，台下的人看着，愈是迷离恍惚。弟弟还是那样想法，认为千媚因两家存有的矛盾而心怀恐惧。弟弟开玩笑地说“让我们殉情自杀吧”，或者说“让我们私奔到西藏去吧”。千媚对弟弟的努力置若罔闻，淡然一笑或不笑。弟弟无计可施，只得大肆抵毁起自己的父母，他把目前不能伸张的生活统统归结于父母，父母伤害了许多人，其中有他们的儿子！但千媚却说很佩服我的父母，而她自己的父母，并不是弟弟看的那么清高；他们很可怜，不是给权势伤害了就是给金钱伤害了。弟弟惊愕于千媚残酷的冷静，冷静的女孩子大都实际，很实际的女孩子就不可爱了。

    就在钟千媚浮躁不安时，家里发生了一件事：钟老师自杀了。像连锁反应似的，钟千里辞去国营厂的工作，跑到南方做生意去了。钟千媚也就突然地恢复了果决的性格，淡然而坚决地要求弟弟不要再去打扰她。

    谁都知道钟老师的死与我家有着微妙的联系。自从我家搬走后，表面上看来他恢复了平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火，偏激地嘲讽别人对物质的追求，他拒绝了别人邀请他出去补课捞外快的建议。经常地拒绝，夫妻俩就经常地吵架，钟老师就变本加厉地敌视一切，他躲进了卧室，除了吃饭，轻易不出来。他在卧室酣然大睡，好像总也睡不够似的。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就掀开后窗帘朝后面的楼房观望——就像莫老师当年做的那样。他漠然、平静，有着痴呆的认真。莫老师说，老头子呀，你不要这样看，你看得我心里害怕。钟老师还是这样的神态，这样地看。因为他脑子没有毛病，身体又没有毛病，所以莫老师忍无可忍，终于骂道：“你死吧，你去死吧。”莫老师出去买了一趟菜，钟老师就吃了莫老师的半瓶安眠药死了。

    钟老师的丧事期间，我弟弟乘着钟家人多混乱的机会去了一趟。他挤在门外的人堆里，为着钟老师而难过万分。而后他看见钟千媚披麻戴孝地跪在灵前，那种单纯的悲哀让弟弟难以忘怀。弟弟突然觉得与他交往的情绪复杂的钟千媚是假的，只有这个单纯的钟千媚才是真的。那个化了妆的钟千媚是假的，这个脸色黄黄的嘴唇干燥苍白的才是真的。弟弟站在人堆里出了一会儿神，突然所有的记忆之门都打开了，弟弟看见了各个时期的最纯真的钟千媚，他甚至还记起千媚五岁的时候经常穿着一条天蓝色的短裤。每当看见她穿着天蓝色的短裤在树下看蚂蚁，弟弟就忍不住看看她家的窗帘是否不见了，因为她家的窗帘也是那种天蓝色的布料。

    弟弟从钟家出来，发现自己刚找到了恋爱的感觉：不是紧张的激烈的甜蜜的，而是有些心酸的，似哭非哭的，懒懒的，头脑有些晕乎，分不清东西南北，时间似乎定格了，而心中却渴望迷失。

    钟老师的葬礼过后，钟千媚开始回避我弟弟。弟弟约会的要求总是被她以母亲需要人陪为理由拒绝。弟弟在不祥的预感中度日如年，这期间他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与别人豪赌，为一句不相干的话打得翻天覆地。经常有人看见他喝醉了酒躺在马路上。三个月后，钟千媚打电话来约我弟弟出去，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弟弟她要结婚了。她那直截了当的方式使弟弟忽然之间明白：她从来没有爱过他。

    弟弟愣了。酸楚地说：“那家伙是谁？不是个白痴吧？”

    千媚告诉他嫁的是一个台湾商人。

    弟弟问明白这个商人年龄、长相、资产，而后说：“我的条件优于他——年龄上的。为什么不选择我而选择他？”弟弟接着问是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千媚冷笑了一声，说你这个人，什么时候让自己聪明一些。弟弟又回过头问：“那么，为什么玩弄我的感情？”千媚大叫起来：“你不要这样没出息好不好？现在就连女人都不用‘玩弄’两个字了。”弟弟站起来，一把揪住千媚的头发根：“为什么？说个明白。”千媚竭力挣脱，为了减轻头发的疼痛，她索性把头顶到我弟弟的胸口上，夜色朦胧中看上去就像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千媚挣脱不开，眼泪涌了出来：“请你放开我，我告诉你理由。”弟弟固执地说：“请你先讲。”千媚伤心地说：“我是想爱你的。”弟弟把她的头发抓得更紧：“请你重新找一个理由，不要说爱。”千媚呜咽有声：“我是为了钱，他比你钱多。”弟弟放开手说：“这才对。”千媚马上跑开了，但我弟弟追上了她。他需要发泄，渴望蹂躏这个伤害他的女人。弟弟拉拉扯扯地纠缠，千媚像一只受惊而无力的兔子在马路上跑跑停停，弟弟借着夜幕的掩护，时而搂着她，时而狂热地在她身上摸索，对她说下流话，想把她劫持到角落里破坏她。弟弟满腔怒火而又充满了欲望，他完全没有了翩翩的君子风度，悲天悯人的观点已不存在。弟弟在追逐千媚的过程中尝到了解脱的轻松。他们走走停停，最后到了千媚的家门口，千媚倚着院子的大门，面对我弟弟，她喘着气，脸色有些半推半就了，她不去拿钥匙就是明证。但是弟弟的脑子清醒过来。他看见我家以前造的楼房还是那么巍然屹立，千媚的家更显得苍老不堪，灰白的墙上一道道黑色的污迹。他马上原谅了千媚。他向千媚道歉，而后他心中空落落的，又沉重万分地独自消失在夜幕中。他刚才尝到了解脱的轻松，现在又恢复了以前的精神状态。他为千媚作了辩护，谴责自己的卑鄙无耻。而后他倒头睡了三天三夜。

    弟弟既没有振作也没有沮丧，既无悲也无喜。他孤苦的灵魂仿佛已超越在事件之外，一切都毫无意义，只有回忆才是美好的。弟弟在想起千媚的天蓝色短裤后连续地回忆了许多事。他想起有一次千媚闯祸。一男一女两个人吵架，女的柔弱而男的凶狠，他看见千媚站在人群外，手里拿了一纸袋玉米花，时而吃一粒，时而伸长了头颈朝那凶狠的男人头上掷出一粒。千媚的身后是灿烂如锦的晚霞，初冬的傍晚，看上去一切都很干净。千媚那沉着的神情，认真地伸长头颈的模样，准确的投掷手势，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可爱。那个吵架的男人终于察觉了人群外面的阴谋，大吼一声，朝千媚扑过来；千媚措手不及，把玉米花扔在地上，慌不择路地逃进了男厕所，男厕所响起一片欢叫。我弟弟急忙冲进去把千媚护了出来，千媚倚在我弟弟身上“咯咯”地笑个不停。她那时既没有学会冷笑也没有学会复杂。

    弟弟沉湎在回忆中不能自拔，使他加快安静而苍老。我就去找千媚。千媚告诉我她并不想捉弄我弟弟，她想爱我弟弟，但最终放弃了努力。像我弟弟这样的人，即使身后有着万贯家产，但因为他没有竞争力，所以眼下这些钱也是不牢靠的。她要找一个有钱又有头脑的丈夫。我弟弟是那种新型的纨绔子弟，他不能保证她将来幸福。我说我弟弟很爱你，这点很重要。千媚抬眼睛向我看看，她面如桃花，眸子却幽暗而森冷。“我有办法让他像你弟弟一样爱我。”她说。我开玩笑地提醒她如果他不爱你呢？千媚说，那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我总归被某个人爱过了。

    话说到这儿就如隧道到了尽头。我感慨，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坚定自信而非常实际的女性，对生活的要求面面俱到，什么都不会轻易放弃。相比之下我弟弟显得脆弱而可笑。我就告辞了。我知道千媚和我弟弟已无法对话，千媚与我弟弟之间无法精彩。他们不是同一水平的对手。

    千媚很快筹备结婚了。结婚之前，她就从寒酸的家里搬到了大宾馆，等候台湾商人把她带走。有一天，她恳求我弟弟到她那儿去，在走前有话对我弟弟说。弟弟就去了，朦胧地有着什么渴望，却什么话也没说。灯光暗着，屋里飘着若有若无的香味。千媚穿着白色的丝质睡衣，裙裾飘飘，里面的身体若隐若现，也像有风在吹。她在我弟弟面前走来走去，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梳妆台边坐下，慢慢地梳理头发。我弟弟突然明白了她的意图，满身轰地一下燃烧起来，渴望清晰无比。他颤抖着双手捂住千媚的乳房。但是，他在想进一步探索时突然放弃了，他想千媚或许是忏悔、赎罪，他有什么理由接受这样一个身体呢？弟弟坐下来抽了一支烟，招呼都不打，而后逃一般地离开了宾馆。

    千媚结婚后随夫婿到了台湾，从此离开了我弟弟。我弟弟在逃离宾馆的第二天，就心急火燎地认识了一个外号叫“无限”的姑娘，这个外号着实奇怪，听上去又有些猥亵的意思，但我弟弟很快与她上了床，就此消解了被千媚唤醒的欲望。无限是个坦白放荡的女人，生着一张小小尖尖的妩媚狐狸面孔，表情阴柔，一对毛毛的眼睛卖弄地半眯着。她对所有的男人都毫不顾忌，她的性格快乐而兴奋。她毫无疑问是粗俗低级的，但她坦白得既无耻又天真，因而她极大地刺激了弟弟的性欲。弟弟在她身上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轻松得一无所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弟弟眼前只晃动着那张妩媚的狐狸面孔，他记不起千媚是怎样的一张脸。他努力回忆着，只想起自己从宾馆里逃出来后到处找厕所大便，他想自己对千媚是没有欲望的，如果有欲望的话，照他现在的经验，应该是想小便而不是大便。

    我弟弟的眼睛酸涩不已，他和千媚的事就这样地过去了，有着空白的纯洁。

    我弟弟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和无限分手了。

    许多人匆匆地走过弟弟身旁，千媚、无限，包括我的父母。弟弟不再把他们看作生活中重要的因素。他在经历了精神和肉体之旅之后，自以为对女人看透了，又回到他的朋友身边。但是这次他的友谊不那么牢靠了，他的朋友们无一例外地经商了，有开服装店的有开出租车的有开米行的有倒买倒卖的有开咖啡馆的，他们碰在一起谈的是怎样“轧冲头”怎样在米里掺砂子怎样让服务小姐在咖啡馆里展开魅力攻势。他们应该知道我弟弟的忌讳和隐痛，但是他们全然不顾，口沫横飞，斗志昂扬，豪情万丈，把我弟弟冷落得像个局外之人。弟弟感到了愤怒和惶急，对于在米里掺砂子等事，他实在没有热情加以赞赏，对于做生意时的种种手段，他厌恶、反对，但又懵懂得像个无知的孩子。他企图加入朋友们的谈话，但他说出来的话连他自己都觉得枯燥无味。在朋友们交流“生存经验”时，弟弟痛苦地认清了他以前在商界里扮演的弱者角色，纵观自己二十八年的生活，他一直是受害人。

    弟弟怀着某种说不清的愿望和父亲长谈了一次。他说服了父亲让他再次进入企业管理层。跟以前一样，他没有明白自己最终需要的是什么。重新进入父亲的企业没多久，他又厌恶了商界的种种勾当。他整日无精打采，没有目标，他开始厌恶朋友对经商的热衷，朋友的兴高采烈让他如鲠在喉。曾经使他感到“幸福”的纯真的友谊发生变化了。

    他与朋友终于分裂了。我现在不想详细地叙述那天在“老客”小酒店里发生的事。因为整个事情简单明了。他们在“老客”喝酒，朋友们一如既往地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弟弟说谈些别的吧，谈别的吧。其中有一个外号“骆驼”的米行老板，说别的有什么好谈的，你要谈找女人去。两个人吵起来，“骆驼”愤愤不平地说摆什么老爷架子，我们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你有钱去玩女人好了，在我们面前不要潇洒。谁比谁高明？你有资格限制我们讲话吗？弟弟把他的朋友一个个轮流打量过来，他看见的是冷漠或故意的不在乎。弟弟就指指“骆驼”问你们都同意他的话？他的朋友们全都沉默，弟弟就明白了。他脑子里闪过一个词：众叛亲离。弟弟悲愤地叫喊：“我是为了你们才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的。”“骆驼”红着脸反击道：“我们不领你的情。”

    我弟弟和朋友之间的分裂就这样发生了，有玩笑的色彩，但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我想说说我弟弟到“老客”去之前的事。当时他陪着一批客户喝酒，喝到一半他惦念起他的朋友们，联系后知道他们都在“老客”。弟弟就在宴会半途中溜走了。他头脑还清醒，所以他没有开自己的那辆轿车，而是骑了一辆到处生锈的破自行车。他觉得开着轿车去见朋友不太好，他时刻要照顾朋友的自尊。钟老师的家给了他很多启迪，钟老师的死曾经让他在无数个夜里自责不已。他为朋友搬家，办喜事、丧事，为朋友找工作、打架。他记住朋友的生日，朋友孩子的生日。朋友的妈妈生病了，他如儿子一样跑前跑后。他做得无怨无悔，最终的目的是营造着某种叫“友爱”的东西。他爱这种东西胜过爱父母，因为父母身上可供他做梦的东西不多了。他倾尽心力对待朋友，为朋友每一个可爱、可笑的举动而感动。值得记住的东西太多了，譬如欢笑，譬如哭泣彷徨，月光下的沉默和歇斯底里的群殴；譬如不眠之夜的深谈，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表达着纯真、信任、友谊。弟弟在那些年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而现在他有着窒息一样的痛苦，看见而无法触摸到就如隔了一层玻璃。但是我弟弟还是心怀柔情地处处顾及他的朋友们。

    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自行车一路上掉了一只铃铛，链条脱落两次，加之弟弟有些酒意了，拐弯时龙头僵硬着摔了一跤。弟弟满身渗汗地来到“老客”，把自行车朝朋友的摩托车堆里一塞，心里很安逸。他没有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他根本不明白“骆驼”为什么说那些话而别的人默认了。弟弟抬手砸了两只酒瓶，责问他们：“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吗？”弟弟忽然明白了不应该在他们面前表现喜怒哀乐，他就沉默了，装作很沉静很想得开的样子。于是他的朋友陆续离开，弟弟独自喝下一斤白酒，把隔壁桌子上的酒瓶砸了几个，他对劝阻他的酒店老板笑道：“别慌，我赔你。我无能，可是我有钱。”他把钱摔在老板的脸上，咕哝道：“这世界什么是真的呢？”老板把钱一张一张地捡起来，告诉他这个世界只有钱才是真的。然后把他搡到门外。

    弟弟站在马路上抬头一望，只见满天的星星全向他兜头砸下来。他吓了一跳，赶紧躺倒在地上，星星们就在天上旋转起来。满天里都是星星旋转造成的光环。弟弟躺在地上想，他想他现在是条狗或者是条毛毛虫了，所以，不用多想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弟弟轻松地在马路上打滚，他仿佛听见一个孩子说：“妈，你看那个人。”弟弟一下子坐起来，叫道：“我不是人。”他解下钥匙串上的指甲剪，费劲地切割手腕上的动脉，直至他觉得手腕在剧痛中豁然开朗而一片冰凉时，他才满意地原地一躺。朦胧中想起了另外不相干的两件事。一件是在马路上追逐千媚，一件是跟无限夜以继日地性交。他觉得现在的解脱状态与这两件事有些相像。他喜欢这样。

    我觉得我弟弟像一件过时而无用的物品似的，有着过去年代所具有的结实、隽永，虽然旧了，但从积攒了很久的时间里焕发出光泽；虽然无用，但能勾起拥有者对时光的回忆。可惜现在的人们不需要这样的物品。现在的人需要短暂的停留、不断的更新，人人都像被大风刮着跑的灰尘，身不由己地向前进。未来就是一个大黑洞。

    我弟弟割腕之后，愤愤然地在朋友面前炫耀起财富。他开着轿车撞来撞去，他一身的名牌，腕上带着瑞士牌全金表。他上朋友家里去的时候带着贵重的礼物，总能让朋友的妻子想入非非而不满现状。我弟弟在朋友的眼里看到了如下情绪：强抑的自卑，虚弱的愤怒，无奈的敷衍。弟弟的目的达到了，他乐此不疲，直至所有的朋友都老鼠躲猫似的躲着他。弟弟告诉我，他这样做“很舒服”。我陡然想起父亲的大柳庄之行，感觉中是冥冥之手操纵着弟弟重复我父亲走过的路。

    接下来的事也证实了我的想法。

    弟弟无处可去了，再没有人能把他连带着他的精神一同接纳下来。他如流浪儿一样回到家里，父母总是无条件接纳子女的。弟弟如绵羊一样的乖，他乖乖地吃饭、睡觉、上班，不酗酒，不骂人，不打架，唯唯诺诺。他天天吃早饭时向父母报告他夜里做梦的内容，他爱上了做梦。为了做一个好梦而不是噩梦，他煞有介事地每天晚上听一遍儿歌，念几首诗，看看幽默小说。早晨天很亮时候还在做梦，我父母常常在晨曦里听见他咕咕哝哝的笑声。因为做梦做得太多的原因，弟弟瘦下来了。母亲对父亲说：“不会有毛病吧？”父亲看了看儿子，什么也没说，摇摇头。家里虽然能经常听见弟弟的笑声，气氛却诡秘而阴森。

    弟弟陆陆续续地开始整理他的东西：书籍、照片、日记、信件，仿佛要总结或者回忆。但他整理的样子更像哀悼或者舔伤口。他在旧东西里面翻翻捡捡，把他的房间搞得灰雾腾腾。忽然他大声叫我了。他拿着一帧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胖乎乎的十三四岁的男孩，表情黏糊糊的。弟弟一定要我猜这是谁，我猜不出，弟弟以前结交了很多朋友，因而他有很多这类照片。他们都老实，穿着宽大的衣服，回忆中都有些胖乎乎的。弟弟说：“再想想，最胖的那一个。他在下雨的时候老撑着伞站在咱家门口等我。”弟弟把照片翻过来，上面写着很漂亮的两行毛笔字：弟留念。祝永远健康幸福。兄许福赠。我看见了这毛笔字，想起了一个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练字的男孩，一个下雨天老撑着伞站在我家门口的男孩。他平时不敢经常来我家，只有下雨的时候，他才理直气壮地，很早就站在了我家门口。他这样做可以免去我弟弟撑伞的劳累，又可以搀着我弟弟过马路——我们家刚从大柳庄回来不久，弟弟老是不敢横穿马路，战战兢兢地立在马路边瞪着眼张着嘴，就像一个梦游者。

    这是阿福，我说。

    弟弟的眼睛红了，随即慌慌忙忙地到处找手绢，终于没来得及，用一件衣服捂住滚落的眼泪。阿福在十五岁那年生了脑瘤死了，他拮据的双亲为此一贫如洗。那雨天等候的情景，那种男孩的固执的亲爱、眷恋，真诚的付出，一去不复返。阿福死了之后，弟弟常常一个人坐在阿福的座位上伤神。我说是曾经。阿福死了那么久了，有那么多年不再想起他。弟弟大约没有再像现在这么伤心难过，红红眼睛是最大极限了。可今天，他用那件灰蒙蒙的衣服捂住脸哭了半天。我一想到是一个死人让弟弟恢复了神气，就浑身不自在。弟弟确实重复了父亲。父亲对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母亲那么怀念，想必也是对活着的人一次次地失望了。死去的阿福继续帮助着我弟弟。他让我弟弟振作了，原谅了伤害他的人——有阿福的情意支撑，弟弟对别的不太在乎了，就像身藏珍宝的人从不在乎别人嘲笑他衣衫褴褛。弟弟如大梦初醒，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他在濒临绝境的一刹那得救了，精神如饥渴的鸽子寻找到了归宿。

    弟弟的挣扎在我看来不啻是饮鸩止渴，但不管怎么说，他又充实了内心，对人生看上去又有了信心。阿福对于他的作用类似于护身符；这道护身符挂在他的嘴巴上。他说阿福家里很穷，所以小时候不得不带着小弟弟。他拉着弟弟，弟弟拉着家里的小狗。弟弟朴素的回忆感动了我，我想一个带着小弟弟和狗上学的男孩，心灵肯定是美的。我同时也赞赏了弟弟的审美力。他从众多的回忆里独提出这件小事，足见弟弟审美的嗅觉有多灵敏。弟弟对美好的事物确实有着刻骨铭心的嗜好。他和阿福常常安静地坐在阿福家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枫树，很高大，秋天枫叶半红不红的时候，他们坐在树下，彼此沉默，世界变得若有若无了。树上掉下的东西分不清是鸟还是枫叶，时间如潮水一样忽来忽去，徘徊不前。弟弟感受到的是缓慢的、轻柔的动荡，动荡之中蕴含了憧憬和茫然的柔情蜜意。后来阿福死了，弟弟很伤心地一个人坐在树底下。那是初冬了，枫叶零落，被冷雨浸过的枫叶呈现浮肿的黄，就像阿福生病的脸。弟弟无可奈何地看着枫叶从树梢上滑落，欲哭无泪……

    弟弟找了个小女伴共同分享对阿福的回忆。他已不仅仅是回忆了，而是在享受那种伤感的情绪。小女伴很温顺，很听话，眨动着纯洁的大眼睛听我弟弟的抒情长诗，肚子里转动着赶快结婚的念头。但是弟弟很自私，他把这个小女孩的功用限制得窄窄的，甚至除了手他没有摸过她别的地方。小女伴委屈死了，弟弟向她解释还没有发展到那么亲密的地步。小女伴用手捶着他，命令他快点发展。弟弟恐慌地想，天哪，我要结婚了。可是我有爱情吗？弟弟把这个难解之题告诉了某个昔日的朋友（他们虽然已没有了亲密，但还保持着藕断丝连的来往。弟弟看在阿福的面上，已宽宏大量地原谅了朋友对他的伤害），朋友叫我弟弟“干了她”。弟弟说这样的话就得结婚，朋友拍着弟弟的肩说你真老实，能赖则赖，赖不掉就结吧。弟弟回到原先思考的地方，发愁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朋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费劲地告诉我弟弟他是一个大傻瓜。人家都不讲究的东西你还在讲究，不是傻瓜是什么？三年前男人热衷于找一个完整的姑娘，现在呢？你找到的姑娘都是失掉处女膜的，怎么办？你上吊去么？你要适应，就像做生意一样。这世界到哪儿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干了她没错。弟弟嘿嘿嘿嘿地冷笑了一通。回敬了朋友一拳，说我看你们越来越像一群动物了。朋友气极败坏地叫，谁不知道，你跟无限在厨房里也能性交，装正经。弟弟红了脸，严肃而大声地说，我后悔了，我早就和她没来往了。

    弟弟还是让阿福生活在他和小女伴之间。他想，你要是个善良之人，你一定不会对阿福反感，你不反感的话，我管他妈的有爱情没有爱情，跟你结婚了事。品行比爱情好像还重要一点。

    小女伴终于表现出厌烦，她轻轻地换上原来的本色，劈脸唾了我弟弟一口：“倒让你先提出分手？告诉你，要不是你有那么多的家产，我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神经病！”

    弟弟向我发了牢骚，说那么纯洁的一个女孩子，说话那么粗俗；她的笑容和眼神那样美，可是内心里不存一点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只想让人早点“干了她”，达到结婚的目的。一个男人，不要谈精神或性欲，哪怕找一个稍微称心的女人怕也不容易。

    失去了叙述对象的弟弟毫不沮丧，他把阿福的照片放大贴在墙上，放大了的阿福模模糊糊地笑着，眉目间越发黏糊糊的。这张照片是惟一清楚得要命的东西。如果在夜里，月光投射进来，你感觉到那游荡在屋子里的那份清楚，会让你毛骨悚然。父亲提出抗议，他说这样太不吉利，对他及母亲的身体影响不好。弟弟说你们不要烦我。除了你们，我最觉得亲的就是他了。父亲恼怒地揭下阿福的照片撕个粉碎。弟弟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张，说我早料到了，所以我印了许多。

    父亲觉得父子两人的这场矛盾活像一场游戏。如果玩下去的话就越来越会喜剧化，父亲豁达地罢了手。他内心里对儿子早已失望，也早已驯服地听从了命运的安排。不过他还是叮嘱儿子，因为市场形势不好的缘故，应该多放点心思在生意上。你逃避到西藏后，企业的状况一直时好时差，很不稳固。昨天厂里跑走了两个技术骨干，还有一些做苦力的叫嚷着加工资。仓库里的材料失窃了许多。应付款无法还，应收款收不回。销售渠道有几条被别人拦截掉了。父亲唠唠叨叨地，十足是个上了年纪又不甘心的人。但他又说我现在最想干的事就是种种月季花，给它们浇浇水，捉捉虫。不用药水，用手一只只地捉下来。我到时候两脚一伸上西天，什么都不管，你好自为之，不要老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他叫弟弟过去摸他的身子，弟弟触手之处皆如嶙峋的山道。我父亲挣下上亿的财产，却落个皮包骨头，身上并没比别人多一两油水。

    弟弟面临着的问题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这种现状令他感到窒息，如抓不到的剧痒，如哑巴想呐喊，如坠入黎明前浓重的黑暗。他摸过我父亲的身体后，就开始严肃认真地想一些事。他想如果阿福在的话，是不愿看到他现在这种样子的。为了阿福的在天之灵，他应该振作起来。但是弟弟转念一想，如果阿福活着的话，也像朋友一样嫌弃他呢？要是阿福也经商了，开个米行，会不会也在米里掺砂子呢？看来死也有死的好处。死让人觉得有不可变化的稳固，因而过去了的事，无论在什么时候想起，都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

    这是冬天了，西北风在屋外猛烈地呼啸，把树枝摇得咂咂地乱响。弟弟怀着对阿福的假想，一时竟觉得阿福这个人是平庸的。风把弟弟的魂悠悠地吹到半空，刮上九霄。弟弟的魂动荡不安。世界是如此的不牢靠，生活的本质就在于失去和被毁灭。此时，阿福在墙上默默地看着我弟弟，同领着那份苍白和虚脱的情绪。弟弟的思绪渐渐冷却。

    弟弟在工作上勤勉了许多，这令我父亲欣慰。

    离一九九六年的春节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弟弟接到钟千里从外地打来的长途电话。钟千里先是无聊地谈起了女人，他说他所在的城市漂亮女人多得很，烦得他常常干咽口水睡不着觉。但他不能招引她们，他钟千里是有原则的。千里突然声调一变，激动地结结巴巴地说，这里有一大笔大生意，人家要订一批电器产品，恰巧这人是他拜把子兄弟。

    弟弟不置可否地扯开话题，弟弟并不傻。但后来的一个星期当中，钟千里每天打一个电话来，有时只是说他现在喝醉了，想哭。有时说他在看书，看《红楼梦》。一个星期后，他说再也不打了，电话费吃不消。他只是寂寞得慌，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罢了。他住的旅馆里，客人们都闹嚷嚷的，成天醉生梦死。看见他们，你会觉得人的一生就是乱糟糟的：肮脏的红地毯，昏黄的走廊灯，拖到地上的被单。到处有一股说不清的杂交气味，人来人往。房间里走出来的陌生面孔，不是昨晚那个人。昨晚那个走到了什么地方去了？谁都不知道谁在干什么，他真的很想家。

    弟弟后来就带着资金去了钟千里所在的城市，准备和他联手做下那笔据说百万元的大生意。我弟弟接到钟千里第一次电话就说这是天方夜谭。他是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一直是一个谜。钟千里后来对别人说，他根本没有花力气去说服我弟弟。他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当我弟弟出其不意地打开他旅馆的房门时，他的构想才清晰起来，为了他母亲，为了他自己，无论如何要寻这个纨绔子弟开心。

    那天早晨，弟弟在临去的那天早晨坐立不安，情绪非常古怪，他为什么急急匆匆地去给阿福上坟？为什么把阿福的照片护身符一样贴在内衣的口袋里？我把他的行为解释为恐惧的原因。但他出现在钟千里的面前时面色平静，举止稳妥。他把皮箱安置在角落。脱掉皮风衣，到盥洗室洗脸，方便，然后他坐在钟千里的床上，脱掉皮鞋，穿上钟千里的拖鞋。这些动作他做得有条不紊，一气呵成。钟千里和衣躺在被窝里，有一刻钟他的脑袋被什么问题困扰而无法灵活转动，他显得有些呆傻，张着嘴，两只眼珠像塑料做的。他想这个老同学比预料的还要傻。

    弟弟点燃一支烟，看着钟千里说：“我来了。”弟弟的神情掺进了丝丝凄凉。钟千里心里想：虚弱无能的人都是这样的表情。他盛气凌人地评价我弟弟：“你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了。”

    弟弟说：“好些事情我都想开了，再说我父亲年纪大了，我不能总叫他生气操心。”

    钟千里呵呵大笑，熏黄的手指间夹着香烟。他为我弟弟认真的态度感到好笑，他笑完了从床底下摸出一瓶白酒：“喏，喝完它。我看见你这样感到由衷的高兴。你父亲没白养你这小赤佬。”钟千里喝了白酒，开始挑衅：“说老实话，我真羡慕你，老实、天真、幼稚，而且有一个好爸爸。你那好爸爸干了那么多违法乱纪的事积下一笔资产，为了什么？为的是给你铺平道路。我呢？我那好爸爸只会吃安眠药。”弟弟说：“你妈一个人，你要多回去。”钟千里打断我弟弟的话：“不说这个，你跟千媚的事我都知道，你没有上她的当，很好。这小婊子，她在玩弄你。”钟千里狡黠地看着我弟弟，希望他脸上出现难过的神色。但弟弟淡淡地动了动脑袋，不知道是点头还是摇头。钟千里站起身，煞有介事地伸个懒腰，说：“不能再喝了，我喝醉了，胡言乱语了。”钟千里不再理会我弟弟，一个接一个地朝外打电话，有半个多小时，他的手没有离开过话筒。他告诉我弟弟，刚才与他通话的人都是他的拜把子弟兄，明天他就带我弟弟去谈那笔生意，让我弟弟在春节前签下那笔生意的合同。他问弟弟此行带了多少钱，弟弟如实地告诉他带了三万元，钟千里面色冷淡，似嫌不足。但随即他又释然地说：“多就多用，少就少用。就看你这小子是不是有运气吃下那笔大生意。”睡觉时他问我弟弟：“要不要找个姑娘陪陪，旅馆里多的是。一百元一个。”我弟弟毫不气恼，只说不需要。钟千里沉默了半天。

    我弟弟接下来的日子是这样度过的：他像一只羊似的被钟千里牵着，到处请客送礼，拜见钟千里的结拜弟兄们。他的结拜弟兄成分复杂：有干部、有无业游民、有当兵的、有派出所的、有摆摊做买卖的，还有自称是黑社会的。他们在舞厅里搂着女人，在旋转的灯光里跳得影影绰绰之后，弟弟替他们付给那些女人小费。钟千里今日要求他买手表，明日要求他买洋酒，弟弟一一照办，很顺从、很平静，几乎有些麻木，又好像是个局外之人，弟弟打着呵欠付出各种费用，还得听钟千里的高谈阔论，钟千里向人这么介绍我弟弟：一个好人，一个和我格格不入的人。他家里很有钱，所以他将来什么都不会缺乏。因为缺少生活磨炼，所以他至今是个好人，对生活抱有热情。我们欢迎他讲讲他父亲坐牢的事，很感动人。或者请他讲讲大柳庄的事，也很好听。

    一个星期后，我弟弟告诉钟千里，他只剩下三千元了。钟千里两手一摊，无奈地说：“我为你尽心尽力了，求爷爷告奶奶，看上去签合同有些难度。但是我告诉你，只要肯花钱，没有做不成的事。你回去拿钱，我在这里等你。”弟弟说签不成就算了。明天你和我一起回去过年。钟千里说，我？回去过年？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我娘又在找人嫁，我看她有希望嫁个有钱的老头子。弟弟说不要那么心狠。钟千里一把搂住弟弟的肩膀，感叹道，唉，你是越来越会说风凉话了，今天最后一晚，走，我们喝酒去，我请客。

    钟千里把我弟弟领到一家酒吧，弟弟在最后一晚上喝得酩酊大醉，他不知道千里是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腿上坐了一个女人。他心里很难受，他把女人推开，叫她坐到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弟弟很细致地在女人身上摸索开了。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男人，径直走到我弟弟的面前，他说他是派出所的，请我弟弟跟他走一趟。弟弟看看旁边的女人，说我没有……那男人打断弟弟的话，几乎是笑着把弟弟带走了。

    经过审问，没有确定我弟弟的罪名。但因为要过年了，人人都显得心不在焉。派出所的人把弟弟暂时关在拘留所里，说要把问题搞搞清楚。这样，我弟弟就在拘留所里待了一个星期。他的裤带没有了，只好蹲着，两只手放在身后不许动，连睡觉都只好蹲着。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粗米，每顿有一碗“白菜汤”。有人哭泣有人咒骂。只有我弟弟不发一言，他经常把阿福的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浏览一遍。他夜不能寐，通宵达旦地醒着。他想起了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在监狱里坐着，通宵达旦，没有尊严，因而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欲望，如初生婴儿一样无牵无挂。父亲在百无聊赖中定然把许多人过滤了千遍万遍。当淡漠了仇恨厌倦了思念后，最能支撑我父亲精神的，可能是他从未见过的母亲。我弟弟经过数不清的失望和退让，阿福是他坚守的最后一个堡垒，他相信是阿福让他坦然地踏入钟千里设下的骗局，然后再原谅他。

    弟弟彻底解脱了，他平静而豁达。过了一个星期，他从拘留所里出来，到钟千里住的旅馆去了一趟，如他所料，钟千里逃之夭夭。我弟弟替他付清旅馆费，剩下的钱够买一张火车票。

    弟弟回来了，我家和钟家的恩怨结束，幕落。

    弟弟一踏进家门，父亲就指着他说：“你又吃亏了。”弟弟说：“让我吃最后一次亏吧。”

    父亲看到儿子又像小时候那样聪明和充满进取精神了。

    我父亲于公元一九九六年的夏天中风病故。他总算死也暝目，我弟弟已经能轻松地胜任工作，大到签订合同组织生产，小到扣掉工人的一个加班费。彻底解脱后的弟弟，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像六岁时交换于寡妇的耳环一样——弟弟还原了。这样一个把商界看作丑恶、与美好概念相对立的人，最后在商界努力耕耘了。这就是弟弟的耐人寻味之处。

    弟弟的生活在后来是很圆满的，年轻有为，事业有成，他的身边，朋友和美女熙熙攘攘，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是的，结局很圆满了。弟弟在最后终于显示了他的聪明，选择了他如今的选择，他成长了，令人信服，你将看见资本在我弟弟的手中得到进一步的积累。弟弟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明白了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他知道人生是从山巅上朝下滑落的过程，他没有粉身碎骨已是万幸。有阿福的照片为证，他的内心还是保持着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有些无奈，但绝不脆弱。他还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原载《钟山》1997年第9期

    点评

    《成长如蜕》以姐姐为叙述视点讲述弟弟的成长过程。弟弟心灵美好，向往纯洁，固守着对珍贵友情和崇高理想的渴望。他同情弱者，看不惯商场中的尔虞我诈、见利忘义，因而始终不愿接受父亲的事业，甚至为了保持精神的纯美而与父亲闹僵，毅然离家去了西藏。而当弟弟回来时，他才发现昔日所谓的友情、爱情都已变异，他周围人变得市侩、庸俗、实际、贪婪，而当青梅竹马的恋人也离他而去，当骑着破自行车去参加朋友聚会见到众人的尖刻、冷漠、嘲讽，他的信仰开始崩溃，甚至割腕自杀，直至最后一次主动送上门被朋友欺骗、出卖后，弟弟终于理解了父亲从商经历和自己成长的真谛。

    弟弟的成长是被迫的，是各种外力压迫的结果，然而这个过程是富有深意的。其所内蕴着的涵义至少可以阐释如下几点：种种受辱事件和被欺骗的经历使得他一步步接近生活世界的本来面貌；他的坚守到退守、由希望到绝望的成长过程也显示了社会环境的残酷和人生命运的无可把握；弟弟的成长与父亲的成长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那种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屈辱、隐忍与残酷似乎也都是预示了生命的某种同质性。尽管如此，弟弟的成长也带给我们无尽疑问，那就是，当钟千媚追随台湾商人而离开他，当他沉迷轻佻女子的肉欲之欢，当他被一个个惟利是图的奸商所包围，他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成为了俘虏者，然而，我们不禁自问，那些美好的友谊难道只存在对阿福照片的精神寄托里边了吗？继承父业，从事经商，称霸江湖，就是最好的成长结果吗？

    文末一段富含人生哲理，值得细细体味。比如，“人生是从山巅上朝下滑落的过程……”“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张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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