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从一个出身卑微的盐户奋斗到这一步，高开道也算是功成名就，足以光宗耀祖了。然而他并未满足。除了对更高的地位和权力仍然怀有强烈的渴望之外，高开道身上似乎还有一点与刘黑闼、徐圆朗等人如出一辙。
那就是——灵魂深处的不安分。
这种不安分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出人头地的功利欲望，或者说不完全是一种“理智的计算”。如果说对刘黑闼来讲，再次起兵更多的是为了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束缚，重新争取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的话，那么对高开道和徐圆朗来说，这种灵魂的不安分则显得更为典型。因为随着他们在李唐政权中身份和地位的提升，再次造反的成本也随之提高了，再也不像第一次造反那样——唯一的成本就是贱命一条；换句话说，他们需要顾虑的东西比以前多得多。
因此，倘若纯粹出于理智计算的话，他们未必会步刘黑闼之后尘。由此可见，促使他们再度起兵的原因除了现实利益的计算之外，或许还有一种不断打破现状、努力寻求改变的“生命的冲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当然，这种所谓的自我实现对他们本人来讲可能是模糊的、不自觉的，更多的只是表现为一种躁动不安的生命能量。但这却是一种推动他们不断往前走的强大能量。不管是不愿当农民，还是不愿当总管，这种灵魂深处的不安分是这群人身上共有的标志，也是他们最根本的生命动能。
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某个点上凝固下来，更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在不断突破现状的过程中一刻不停地燃烧。
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状态。
对他们而言，过程本身也许远比结果更富有意义。他们“总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传说中那些闪着蓝色幽光的罗马蜡烛一样”（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所以，当刘黑闼和徐圆朗复叛后，高开道灵魂深处那道闪着蓝色幽光的不安分火焰立刻被点燃了。
这一年十一月末，幽州发生大饥荒，罗艺立即向蔚州的高开道寻求援助。高开道满口答应赈济灾民。罗艺大喜，随即把灾民中的老弱妇孺转移到蔚州安置，高开道表现得十分热情，不但来者不拒，而且给这些灾民提供了很好的食宿条件。罗艺大为感动，随后派出三千名青壮年、数百辆车和一千余匹驴马，前往蔚州运载救灾粮。
高开道就是在这时候突然翻脸的。他扣押了运粮队的人马和辎重，同时宣布与罗艺断交，并以最快的速度北连东突厥、南结刘黑闼，随后发兵进攻易州（今河北易县）。
高开道的遽然反叛让罗艺大为震惊并且百思不解。数日后，高开道的部将谢稜暗中遣使向罗艺投降，并请求出兵接应。罗艺稍感宽慰，觉得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高开道一样疯狂。有了谢稜做内应，他就有可能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是罗艺错了。
因为这是高开道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让谢稜诈降。
罗艺本来已经被高开道捅了一刀，而谢稜的诈降无异于在他伤口上又撒了把盐。当罗艺接应谢稜的部队刚刚进入蔚州境内，谢稜突然对其发动攻击，把幽州军队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逃。
高开道设计重创罗艺之后，旋即引突厥军队南下，屡屡入侵唐朝疆界，在恒州、定州、幽州、易州等地大肆扫荡。
与此同时，刘黑闼也正挟着一种可怕的力量和势能席卷河北。
武德四年十二月三日，刘黑闼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斩杀刺史麹（qū）稜，随后向赵魏地区（今河北中部、南部及河南北部）发布文告，各地的窦建德旧部纷纷诛杀当地唐朝官员，起兵响应刘黑闼。八日，刘黑闼率数万大军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东）。其时正驻守宗城的唐黎州总管李世勣与右武卫将军秦武通力不能支，遂放弃城池，准备集中力量固守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可就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刘黑闼却快速行军追上了他们。十二日，刘黑闼从背后对李世勣军发起猛烈进攻，大破唐军，斩杀五千余人，李世勣和秦武通仅以身免。十四日，洺州豪强与刘黑闼里应外合，不战而下洺州城。刘黑闼在这座夏朝旧都的东南面设坛祭祀上天及夏王，随后浩浩荡荡地率领大军进入洺州。与此同时，刘黑闼又遣使联络东突厥，颉利可汗立即派遣大将宋邪那率突厥骑兵南下与其会合，刘黑闼兵势更盛。
数日后，刘黑闼挥师南下，接连攻克相州（今河南安阳市）、黎州（今河南浚县）、卫州（今河南卫辉市）、邢州（今河北邢台市）、赵州（今河北赵县）、莘州（今山东莘县），各地唐军将领无人能挡其锋。右武卫将军秦武通、洺州刺史陈君宾、永宁县令程名振等人，纷纷放弃抵抗逃回长安。
短短半年之内，刘黑闼以所向无敌、锐不可当之势横扫河北，战必胜、攻必取，全部克复夏朝旧境，创造了一个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神话。
有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神话？
当李神通、罗艺、李玄通、李世勣、秦武通等人全都成为刘黑闼的手下败将时，偌大的李唐天下，还有谁能与之争锋？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李世民。每逢帝国最危急的时刻，他总是天子李渊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鼎定半壁：萧梁的覆灭（上）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冬天，天下的形势让唐高祖李渊忧喜参半——忧的是刘黑闼等反叛势力在大河南北的死灰复燃，喜的是帝国南部半壁江山的顺利平定。
正当各路唐军在河北被刘黑闼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以赵郡王李孝恭和行军总管李靖为首的唐军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这一年十月生擒了南梁皇帝萧铣，一举消灭了这个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
平定萧梁、鼎定半壁虽然挂的是宗室亲王李孝恭的名头，但是谁都知道，真正的首功之人其实是李靖。
李靖最初被李渊派往南方征讨萧梁的时候其实是很窝囊的，因为李渊并不信任他。
单从他当时担任的官职——开府就可见一斑。所谓开府只是一个正四品的散官，既没有实际的职权，更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李渊让李靖以这样的身份到前线去打仗，与其说是希望他建功立业，倒不如说是故意给他小鞋穿，好寻找机会整死他。
说白了，李渊仍然不忘旧恶。
当初要不是李世民大喊刀下留人，李渊早把这个可恶的“告密未遂者”一刀砍了。虽然看在李世民的面子上留了他一条命，可李渊无论如何就是看他不顺眼。
把李靖派到前线不久，李渊终于逮着了一个杀他的机会。
当时萧梁的兵力还很强大，所以李靖抵达峡州（今湖北宜昌市西）后就一直滞留不进。李渊立刻下了一道密诏给峡州刺史许绍，让他以“迁延不进”的罪名把李靖就地斩首。
如果这个许绍老老实实执行天子的密令，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初唐名将李靖了。如果许绍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普通官僚，那么李靖最后也只能成为一个怀才不遇并且含冤而死的小角色，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
所幸峡州刺史许绍并不是个普通官僚。
他是一个有德之人，而且有惜才之心。他知道李靖胸中自有甲兵百万，只是一直缺少施展才干的机会，于是按下诏书，上疏李渊，说明前线战事吃紧，急需人才，可以让李靖戴罪立功、以观效尤。李渊看到奏疏后想想也有道理。为了统一大业，李渊只好暂时撇开私人恩怨，收回成命，等着看李靖的立功表现。
一连两次侥幸躲过皇帝的屠刀，让李靖深刻地体验到什么叫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有第三次机会了。如果不能及时建立战功，那他的脑袋就没有继续待在肩膀上的理由。
李靖仰天长叹，苦苦等待着咸鱼翻身的那一天。不久，开州（今重庆开县）蛮族首领冉肇则聚众反叛，率部进攻夔州（今重庆奉节县），赵郡王李孝恭迎战，结果被蛮军击败。
一展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李靖主动请缨，只带了为数仅八百人的一支小部队，便成功袭破了蛮军大营；其后又在险要之地设伏，大败十倍于己的蛮军，斩杀冉肇则，俘获五千余人，一举平定了蛮族叛乱。捷报传至长安，李渊的意外和惊喜之情溢于言表。为了掩饰自己先前对李靖的不公，李渊在朝会上对百官说了一句很巧妙的话，他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旧唐书·李靖传》）
这句话既夸奖了李靖，同时也夸奖了李渊自己。因为他把李靖所取得的战绩说成是他故意使用激将法的结果。所谓“使功不如使过”，意思就是与其用功勋去激励下属建功立业，还不如适当给他一些压力，让他感觉自己有过失，然后他才会加倍努力以求将功补过。
这固然是很高明的驭人之术，可明眼人都知道，先前李渊对待李靖的那些做法压根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可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胜利，李渊总算彻底改变了对李靖的看法。他在随后下发给李靖的诏书中称：“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朕虽与你远隔，但深明卿之至诚，极为嘉赏；卿勿忧富贵也。”除了公开颁发的诏书，李渊还特意给了李靖一道手诏，说：“既往不咎，旧事吾久忘之矣！”这句私下里的体己话固然表明了天子李渊与李靖和解的诚意和热情，可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李渊之前对那些“旧事”确实是一直耿耿于怀的。
武德四年二月，否极泰来的李靖压抑多年的能量开始喷发，他胸有成竹地向赵郡王李孝恭呈上了平定萧梁的“十策”，李孝恭转呈朝廷。李渊当即采纳，以李孝恭为夔州总管，命他大规模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同时授予李靖行军总管兼长史之职，命他全权负责军事。
至此，李靖才终于有了一个与他的能力和任务相匹配的职衔。从这一刻开始，李渊已经把平定南方半壁江山的重任托付给了他。
李靖辉煌的军事生涯就此展开。
为了全力进攻萧梁，李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法解除唐军的后顾之忧。他向李孝恭建议，将巴蜀各地蛮族首领的子弟全部召集到夔州总部，考察他们的才干，任命相应的官职。此举表面上是对蛮族子弟的一种优待和礼遇，事实上是把他们作为人质，防止各地蛮族首领反叛。
就在唐军秣马厉兵，即将对萧梁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夕，梁帝萧铣却正在干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在裁军。
大敌当前，萧铣却忙着裁军，他怎么了？脑子进水了？
不，萧铣的脑子没进水，是肚子进水。
苦水。
因为跟随他造反的那帮元勋故旧纷纷以开国功臣自居，个个牛皮哄哄、鼻孔朝天、专擅杀戮、目无朝廷，让萧铣大伤脑筋。他最后只好想了个办法——以境内业已太平、急需发展生产为由大量裁军，让那些骄兵悍将通通解甲归田，回老家当农民。
可想而知，这帮居功自傲的将领绝不甘心就此被褫夺兵权。大司马董景珍的弟弟马上召集了一帮人，准备发动兵变，但消息泄露，未及发动便被萧铣镇压。其时董景珍正出镇长沙，萧铣欲盖弥彰地宣布赦免董景珍的连坐之罪，同时又下诏召他回朝，其猜忌之心昭然若揭。董景珍顿生兔死狗烹之感，遂暗中遣使向李孝恭投降。
而生性多疑的萧铣也很快就嗅出了反叛的味道，于是命齐王张绣率兵讨伐董景珍。董景珍致信张绣说：“君不见，‘前年诛彭越，往年杀韩信’，奈何今日相攻？”张绣不予理会，命大军围攻长沙。董景珍不敌，突围而走，被麾下将领所杀。萧铣铲除了心头之患，大喜过望，随即擢升张绣为尚书令。然而萧铣的喜悦之情很快便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忧虑和恐慌。
因为张绣又坐大了，他“恃勋骄慢，专恣弄权”，其嚣张气焰让萧铣忍无可忍。
萧铣不得不再次设计将张绣诛杀。
至此，萧梁王朝彻底陷入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
皇帝萧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元勋故旧人人自危、离心离德。
萧铣眼睁睁看着王朝的人心和基业正在迅速瓦解，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武德四年十月七日，梁朝鄂州（今湖北武汉市南）刺史雷长颖举城降唐，揭开了萧梁覆亡的序幕。
唐军兵分四路，由李孝恭和李靖率二千余艘战船出巴蜀，浩浩荡荡顺长江东下；由庐江王李瑗出襄州（今湖北襄阳）；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今湖南沅陵县）；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从各个方向大举进攻萧梁。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萧铣却对战局产生了重大误判。他认为此时长江水势大涨，不易行舟，因此并没有及时进行防御部署。李孝恭的唐军主力遂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陷荆门和宜都两处军事重镇，迅速进抵夷陵（今湖北宜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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