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光芒，可转瞬之间便又黯然消隐了。
房玄龄等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秦王怎么了？他到底在想什么？
在太子和齐王发动的这一波攻击中，除了进一步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不择手段地翦除李世民的羽翼。
李建成首先把目标锁定在李世民麾下一位大名鼎鼎的骁将身上。
他就是尉迟敬德。
李建成派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金银器皿。他在信中说：“献上这点菲薄的礼物，希望得到长者眷顾，并增进我们的私人友谊。”
尉迟敬德当即提笔回信：“敬德乃一介草民，遭隋末之离乱，长久沦为草寇，罪不容赦！秦王赐我以再生之恩，而今又列位秦府，唯当以一死相报！我无功于殿下，不敢贸然接受重赏。倘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为了利益抛弃忠诚，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何用？”
同时，太子也给另一个秦王府将领段志玄送去了重贿，同样遭到段志玄严辞拒绝。
尉迟敬德随后把太子的诱降信拿给秦王看。李世民大为感动，说：“你的心志如同山岳一般坚定，纵然把黄金堆积到星辰，我知道你也不会变节。如果他再有什么馈赠，你只管收下，何须避什么嫌疑！你可以乘机刺探他们的情报，岂非良策？如果不这么做，你恐怕会有危险。”
李世民的判断没错。
看完回信的太子顿时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虎不发威，你还以为我是病猫！
当天黄昏，尉迟敬德的府第门前就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刺客。
齐王派来的刺客。
尉迟敬德对此心知肚明。他一脸冷笑，吩咐手下把府上的每一道门全部打开，然后自己高卧床榻，若无其事地等着刺客进来。
刺客傻眼了。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刺杀对象。
眼前门户洞开，可他不能这么冠冕堂皇地走进去。
刺客照例飞檐走壁地进入尉迟敬德府内，忽然感到周围好像有无数道目光正在盯着自己。
尉迟敬德躺在内室的床上闭目养神，并且悠哉悠哉地晃着二郎腿。外面的刺客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迟疑。他好几次沮丧地退了出去，又好几次不甘心地摸了回来。
然而最终，刺客还是不敢下手。
当这个手下灰溜溜地空手而归时，齐王顿时一跳三丈高——老子就不信收拾不了你尉迟敬德！
齐王立刻进宫，向高祖控告尉迟敬德谋反。李渊当然知道这是无端加罪，但是翦除秦王羽翼事实上也符合他的想法，所以当即把尉迟敬德拿下诏狱。
就在齐王准备在狱中对尉迟敬德下手的时候，秦王火速入宫向高祖陈情，极力证明尉迟敬德的清白。
所谓谋反毕竟是子虚乌有之事，既然秦王力保，李渊当然也无话可说，只好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
老虎虽然发了威，但是伤不到秦王的人一根毫毛，仍有被视为病猫的嫌疑。
太子和齐王只好调整策略，转而采用斥逐手段，怂恿高祖把秦王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外调为康州（今甘肃成县）刺史。程知节置朝廷调令于不顾，冒死去见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全被翦除，身躯还能活多久？知节宁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计。”
同时，太子又把漫天撒网的进攻方式改为精确打击，他对齐王说：“秦王府的智囊，足以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
至此，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尽数被逐，只剩下一个长孙无忌。
形势万分险恶。
长孙无忌立刻把舅父高士廉（时任雍州治中，即京畿行政长官）、右侯卫车骑将军侯君集，还有死里逃生的尉迟敬德全都召到秦王府，日夜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诛杀太子和齐王。
可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平素英勇果决的李世民此刻却变得优柔寡断。无论众人如何劝说，秦王就是不置可否。
其实，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比任何人都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行动。可他首先顾虑的是——自己在京师的军事实力远在太子和齐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就必须在行动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
为此，李世民锁定了两个人。
他们就是李靖和李世勣。此刻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驻在北方边境防御突厥。李世民希望他们能够暗中提供军事支援，起码希望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其保持一致。
面对李世民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勣究竟作何选择？
对此，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李靖和李世勣还没等秦王开口，就主动对其大表忠心，频频劝他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则与之大相径庭：“（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也就是说，两位骁将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李世民，选择了中立。
那么，上述记载到底哪一种更为可信？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团，并且主动请缨，愿意效“犬马之力”，何以在整个玄武门事变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踪影？
众所周知，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上第一线就不用说了，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都要跟着秦王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要亲临现场，鼓舞士气。（《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长孙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则在情况危急时不得不释放狱囚，授以兵器，率之驰援秦王。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秦王集团是全体上场，孤注一掷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参与了这场政变，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会如此捉襟见肘，而史料中也不会不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其他参与政变的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的各个纪传中就算没留下具体事迹，也都留下了姓名）。
因此，所谓的二李“愿效犬马”云云，很可能是贞观史臣编撰《太宗实录》时的虚构。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实记载，无非是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广泛的拥戴，从而为这场流血政变提供更多的正当性。
面对李靖和李世勣的拒绝，李世民作何反应呢？
《通鉴》称他“由是重二人”，也就是打心眼里尊重他们的选择，并从此越发敬重他们的为人。根据李世民在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从总体上说，贞观年间，李世民对二李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并且一再予以重用。
虽然李世民并未因此怀恨，但是被人拒绝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何况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缺少这两位骁将的支持，肯定会让李世民感到一种极大的无奈和失望。
然而，不管内心多么失望，也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太子都已经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这场迫在眉睫的恶仗都不能不打。
问题只在于，这一仗该怎么打？
最大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实力的悬殊，也不在于时机的把握和战术的选择，而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是说，李世民此刻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争。
这一次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兄长和弟弟，还有父亲。
向自己的骨肉至亲挥起屠刀，这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智慧、勇气和力量。
可到底还需要什么？
李世民不知道。
他不无痛苦地发现，以自己二十八年的人生阅历和十年的从政经验，似乎仍然不足以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足以让他逃避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
原来自以为成竹在胸的一切，到头来还是如此地困惑和迷茫。
原来手足亲情，并不像自己一直以为的那样容易割舍、那样无足轻重。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不是外在那些强大的敌人和坚固的城池，而是自己灵魂深处最不堪碰触的那个地方。
这一切，是李世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感同身受的。
面对他们焦急的脸庞和殷切的目光，李世民只能报以沉默，一种近乎麻木的沉默。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能给他们什么呢？
起码在这场令人不安的道德拷问终结之前，李世民给不出任何答复。太子和齐王已经磨刀霍霍，李世民的灵魂却还在挣扎和思考。
就在此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郁设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战报迅速传至长安。
太子和齐王笑了。
一个彻底整垮李世民的计划迅速在他们的脑中成形。
祸到临头，秦王亮剑
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
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进而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同时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将他们全部编入了北征军。
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并一举置于死地。
图穷匕见的李建成决定对秦王发出最后一击。他对齐王说：“眼下你已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唐长安城西南）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
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
关键时刻，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
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
他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世民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
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
既然太子和齐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亲兄弟挥起屠刀，那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现在李世民终于知道，要举起寒光闪闪的屠刀，除了智慧、勇气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
那就是残忍。
是的，残忍！
如果道德秩序和礼教伦常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
如果仁爱与亲情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就斩断仁爱的牵缠，割舍亲情的锁链。
李世民相信，为了完成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自己就必须从一撇一捺的“人伦的小我”中升华出来，去追求那个超越时空、辉映古今的“历史的大我”。
至此，这场令人不安的灵魂拷问终于尘埃落定。
当秦王李世民从这场道德困境和灵魂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由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这场灵魂拷问的真相。
也许对于自己内心的困惑，李世民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一直在期待太子和齐王能给他一个答案。
而今答案终于出来了——让你们率先举起罪恶的屠刀，然后我的复仇之刃就能镀上一层正义的光环。让你们把我逼到绝路，然后我的身上就会披上一件“悲剧英雄”的战袍。让你们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同根相煎的嘴脸，我的所有反击行动就会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是大义凛然。
所以，亮剑吧，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PK最终见一个分晓。
当李世民意味深长地说出那句“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话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晚到李世民获悉太子“昆明池政变”的阴谋时，他已经在道义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拷问和说服，或者说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魂蜕变。
他可以杀弟、可以弑兄、可以逼宫、可以篡逆；他愿意牺牲仁爱、牺牲亲情、牺牲人性中许多柔软而美好的东西……为了夺取储君之位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李世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李世民接下来会斩钉截铁地喊一声——“杀！”然后就开启了玄武门之变，那我们就太低估他了。
李世民固然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可他必须确认的一点是——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
为了确认这一点，李世民就必须有意识地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股肱心腹都来表决心、抒壮志。说白了，就是让大伙都来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
在大伙提着脑袋赌明天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认为——
这场恶仗绝不仅仅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更多地是为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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