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二话不说，当即将杨虞卿逮捕，关进了御史狱。
杨虞卿是李宗闵的心腹，他出了事，李宗闵当然不能坐视。随后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四处奔走，极力营救杨虞卿。
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这是李训和郑注专门给他设计的陷阱。所谓的流言及其制造者云云，当然也都是郑注一手炮制的。李训和郑注的目的，就是要在驱逐李德裕之后，把李宗闵及其党人一网打尽。
六月二十八日，一纸诏书颁下，李宗闵被罢相，贬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刺史。
七月初一，杨虞卿被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不久又贬为司户。
七月初九，李宗闵再度被贬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市）长史，不久又贬为潮州司户。
同月，被视为李宗闵一党的刑部侍郎萧浣等人，也纷纷被逐出朝廷，贬为远地司马。
与此同时，李训和郑注开始扶摇直上。李训先是任国子博士，后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仍兼翰林侍讲；郑注先是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后迁工部尚书，兼任翰林侍讲。
当时，朝中人人都说郑注随时可能拜相，侍御史李甘看不惯郑注小人得志的嘴脸，发了一句牢骚，说：“只要他入相的诏书一下，我一定当廷把它撕毁！”
几天后，李甘便被贬为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司马。
文宗有一次跟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谈起郑注，问李珏是否与他有过交往。李珏不屑地说：“臣深知他的为人。此人异常奸邪，皇上若宠幸他，恐怕对德业毫无帮助。臣忝列皇上近侍，怎敢与这种人交往？”
几天后，李珏便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毫无疑问，在此时的文宗朝廷，不管你是李党、牛党，还是洁身自好的无党派人士，只要不去抱李训和郑注的大腿，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贬谪。
就在全面打击党人的同时，李训和郑注又把目标转向了另一个更为强大、也是最让文宗李昂切齿痛恨的政治势力。
那就是——宦官。
作为短时间内强势崛起的政坛黑马，李训和郑注的发迹，无疑都得益于权宦王守澄的援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得势之后，毅然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守澄。
因为，在李训和郑注这种人眼里，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如今，王守澄还有利用价值吗？
没了。
眼下，只有堂堂大唐天子才是李训和郑注手中最有价值的筹码。所以，不管是牛党、李党，还是阉党，在李训和郑注的眼中都是浮云。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划归某个政治阵营，那也只能说他们是“皇党”。
是的，皇党。他们以此为荣为傲。
现在，李训和郑注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是天子李昂进行历史性突围的骑手和先锋，是睥睨一切旧势力的新时代的弄潮儿。
魔来斩魔，佛来杀佛，天地之间，唯我独尊。
宦官算什么东西？只要是阻挡他们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就一个字——杀。
当然，李训和郑注也知道，宦官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相比党人而言，对付宦官更需要策略。
为了剪除强大的宦官集团，李训和郑注决定采取“以毒攻毒、各个击破”的迂回战术。
他们首先锁定了一个人，作为剪除王守澄的突破口。
这个人，就是时任右领军将军的宦官仇士良。
此人在当年拥立文宗的行动中也曾立过功，由此长期遭到王守澄的压制。李训和郑注向文宗献计，进用仇士良，分散王守澄的权力。
这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仇士良突然被擢升为左神策中尉，取代王守澄掌管了禁军。
对此，王守澄虽然有些不悦，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直到此刻他也没有意识到，李训和郑注的刀子已经从背后悄悄伸了过来。
一个在权力的塔尖上待得太久的人，通常都会被一种凌驾万物的快感所陶醉，从而无视从塔顶跌落后那种粉身碎骨的危险。
王守澄就是这种人。
为了进一步麻痹王守澄，同时为了更快地瓦解阉党，李训和郑注计划的第二步，是反过来与王守澄联手，铲除另外三个一直与他明争暗斗的元老级宦官。
他们就是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左枢密使杨承和，右枢密使王践言。
这一年六月，这三个大宦官一夜之间全被逐出朝廷，分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
八月二十三日，文宗下诏，指责这三名宦官曾分别与李宗闵和李德裕内外勾结、收受贿赂，故将韦元素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杨承和流放驩州（今越南荣市），王践言流放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同时，文宗又责令有关部门必须将三人戴上枷锁，装入囚车押送。
数日后，这三个人刚刚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派出的使臣便从背后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三人赐死。
太和九年，帝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从这一年四月到九月，在不过半年的时间里，李训和郑注联手掀起的政治飓风，就已经把整个长安官场扫得面目全非。史称，“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闵），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注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忷忷。”（《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这些日子里，只要是跟李训和郑注有过丝毫旧怨或者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立刻就会被划归牛党或李党成员，遭到无情打击。百官几乎被贬逐殆尽，整个朝廷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一大批帝国的基层官员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过巴结李训和郑注而被迅速提拔，纷纷进入朝廷，占据那些突然空出来的重要职位。
看着原本铜墙铁壁般的旧势力被摧枯拉朽般地轰然推倒，文宗李昂终于感到了一种突出重围、豁然开朗的喜悦；看着原本声势浩大的牛党、李党和阉党到头来也不过是一群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年轻的天子顿时焕发出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快意和豪情。
那些日子，李训和郑注胸有成竹地为天子勾画了一幅美妙的政治蓝图，并且信誓旦旦地描绘了一番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他们说，第一步是铲除朋党和宦官，第二步是收复河、湟（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第三步是肃清河北的跋扈藩镇。
李训和郑注说，只要走完这三步，天下必然太平。
如今，党人集团已被彻底清除，接下来，只要把恶贯满盈的阉宦集团铲除干净，这第一步就算是走完了。
这一年九月，在李训的策划下，当年谋杀宪宗皇帝的凶手、时任山南东道监军的宦官陈弘志突然被征召回朝。二十一日，陈弘志刚刚走到青泥驿（今陕西蓝田县南），便被李训派出的人乱棍打死。
随后，李训和郑注又向文宗献计，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进一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
九月二十六日，原任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澄被调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
此刻，王守澄无疑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然而，对于死神近在咫尺的脚步声，王守澄还是充耳不闻。
与王守澄的调动相隔仅一天，文宗又发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
至此，李训终于登上了帝国的权力巅峰。
这个当初被流放边荒、几乎已经输得精光的投机政客，如今却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一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宰相，其发迹之快，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十月初九，李训和郑注认为除掉王守澄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建议文宗下手。
当天，宫中的内侍宦官李好古来到了王守澄的宅第。
他奉天子之命，给王守澄带来了一件礼物。
这是一瓶毒鸩。这个礼物，李昂已经给王守澄准备好多年了，直到今天才算派上用场。
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样你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惩罚。
一个僭越犯上、擅行废立的奴才应得的惩罚。
直到这一刻，王守澄才如梦初醒。
这个反奴为主、三度操纵皇帝废立的权宦，这个权势熏天、把持朝政十五年的幕后推手，终于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无助和恐惧。
可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黯然良久之后，在李好古冷冷的目光中，在一群禁军士兵齐齐的逼视下，绝望的王守澄终于颤颤巍巍地端起毒鸩，万般无奈地领受了这份迟来的礼物。
当天，朝廷发布了王守澄暴病而亡的消息，同时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并且宣布——准备在浐水为王守澄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在李训和郑注的计划中，王守澄的葬礼是非同寻常的。
因为，他们将利用这次葬礼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行动。
准确地说，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他们要在王守澄的葬礼上埋伏重兵，然后把王守澄大大小小的党羽一网打尽。
这样的一场葬礼，当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不是王守澄一个人的葬礼，而是这些年来，把历任大唐天子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整个阉党的集体葬礼。
如果顺利走完这一步，文宗李昂和他的皇党就算彻底粉碎了旧世界，从朋党和宦官的包围圈中成功突围了。无论他们下一步能否如愿以偿地收拾掉河北的跋扈藩镇，光是消灭“朋党之争”和“宦官乱政”这两大政治痼疾，就已经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了。
王守澄的葬礼定在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把这一页历史翻过去，前面就是李昂梦寐以求的那一片朗朗乾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了。
因为，另一个黑色的日子挡在了它的前面。
这个日子是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一天，一场可怕的政治灾难将降临长安，并使得整座大明宫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后来的人们，把这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称为——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喋血大明宫
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王守澄死了，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无不额手相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帝国的未来也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通过王守澄这件事，以及一年来朝堂上发生的一切，李训和郑注所表现出的阴险、狡谲和毒辣，足以令所有人不寒而栗。天子李昂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除了制造更多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外，还能为帝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其实，人们不难理解文宗李昂急于澄清天下的迫切心情，全力打击擅权乱政的朋党、阉党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起用李训和郑注这样的野心家来做这些事情，无异于“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只能为帝国朝政埋下更为深重的隐患。
换言之，文宗这么做，只能叫病急乱投医。
而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往往是旧疾未愈、新病又发，最终只能把原本忧患频仍的帝国，进一步推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可是，文宗李昂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李训和郑注，他的宠幸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李训，李昂更是给予了毫无保留的信任。“训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而涯辈（宰相王涯等人）承顺其风旨，唯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自从当上宰相之后，李训快意恩仇，指点江山，深深品尝了权力的美味。
在人间绝顶俯视芸芸众生，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然而，与这种感觉相伴而来的，却是一丝挥之不去的隐忧。
如今的李训已然位极人臣，还会有什么隐忧呢？
有。
李训的隐忧就是郑注。
古人常说“一栖不两雄”，意思是，一个鸡窝里容不下两只同样好斗的公鸡。同理，权力的塔尖自然也容不下两个同样野心勃勃的人。
所以，李训不得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按理说，郑注应该算是李训的恩人。因为李训当初回长安时，只是个没人搭理的无业游民，要是没有郑注的积极引荐和鼎力相助，李训绝对不可能得到文宗的宠幸，更不可能爬上宰相之位。
但是，就像郑注发迹之后，为了铲除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可以把枪口对准早年的恩人王守澄一样，李训得志之后，为了长保富贵，自然也可以回过头来对付郑注。我们说过，对李训和郑注这种人来讲，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什么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工具。
事实上，早在拜相之前，李训就已经开始排挤郑注了。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两个人都有入相的可能，但是文宗碍于舆论，不可能同时让他们当宰相，所以，李训为了夺取相位，就必须把郑注挤出长安。
那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王守澄虽已被解除兵权，但是还没死，于是李训便以防止王守澄反扑为由，建议郑注谋求凤翔节度使之职。因为凤翔离长安近，万一王守澄垂死挣扎，郑注可以随时调动凤翔军进入长安，与李训里应外合，共同应对，这显然比两个人都窝在长安要安全得多。
当时，李训是这么对郑注说的：“中外协势，以诛宦官。”（《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郑注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丝毫没有怀疑李训的用心，立刻向文宗提了出来，随即出镇凤翔。
结果，郑注才走了几天，李训就顺利拜相了。
如今，李训虽然已经捷足先登攫取相权，但他对郑注的防范却是有增无减。原因很简单，此次诛灭宦官集团的计划，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郑注要亲率数百名凤翔的精锐士兵，以护送王守澄的棺椁为名，在葬礼上出其不意地诛杀宦官。
可想而知，一旦此计成功，郑注就成了铲除宦官的首功之臣，到时候，文宗对他的宠幸和奖赏一定会超过李训，这对李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退一步讲，就算郑注得到的荣宠没有超过李训，他也必定会心存不甘。届时，朋党和阉党既已全部清除，外部的敌人消失了，他们两人必然会拔刀相向，围绕宰相之位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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