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抗战文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之后对抗日题材的评论，如沈起予《抗日声中的文学》、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茅盾《“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等。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着抗战文学的展开，文坛对抗战文学应该承担的任务、抗战文学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等，不断地进行探讨与总结，代表性的成果有胡风的《民族战争与我们——略论三年来文艺运动的情势》、罗荪的《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郑伯奇的《略谈三年来的抗战文艺》、葛一虹的《抗战戏剧的特征及其三年来之战斗成果》、艾青的《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以群的《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余上沅和何治安的《抗战四年来的剧本创作》、王平陵的《抗战四年来的小说》等。如果说这些成果多属评论性质的话，那么，1944年完成、1947年上海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则称得上系统的文学史研究了。蓝海（田仲济）本身就是抗战文学主潮的弄潮儿，抗战期间，编辑《报告》《微波》等刊物，主编《东方文艺丛书》，并出版自己的杂文集《情虚集》《发微集》《夜间相》。他对抗战生活有着切身感受，对抗战文学建设有着实际经验，熟悉战争氛围与身边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其《中国抗战文艺史》具有浓郁的现实氛围。但是，由于写作时抗战尚未结束，缺乏历史研究所需要的时间距离，并且在战争环境下，了解全局情况颇有难度，因而，无论是资料占有，还是分析与评价，都给后来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抗战胜利后，很快就爆发了内战，文学界只留下了不多的抗战文学回顾与匆促的总结，而内容上政治色彩取代了学术研究应有的从容与超越。1946年初，冯雪峰、茅盾等人就已经开始批评国统区的“右倾”[152]。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对抗战文学予以全面而认真的总结，但是，在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下，现代文学史研究必须承担的这一历史使命却只能被悬置起来。现代文学史叙述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先说抗战初期抗战文艺热潮高涨，然后重点谈延安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至于对国统区文学叙述，肯定其对当局腐败的揭露与批判；沦陷区文学叙述则避而不谈或笼而统之地斥之为汉奸文学及靡靡之音。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只有江超中的《解放区文艺概述（1941 ～1947）》 （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面世。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抗战文学研究带来了重新启程的契机。重庆、桂林、成都、天津、河北、陕西、武汉、上海、河南、南宁等地先后成立地区性抗战文学研究机构，创办《抗战文艺研究》《延安文艺研究》《晋察冀文艺研究》等刊物。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抗战文艺研究》等刊物先后停刊，但也有新的刊物出现，如依托重庆师范大学的重庆抗战文史研究基地主办的《抗战文史研究》已经出刊两期；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创办的《抗战文化研究》（李建平、张中良主编），从2007年到2013年已经出版7辑，且有继续下去的乐观前景。
史料发掘、整理工作成绩显著，已经出版的有重庆师范学院编《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内部发行1979年），苏光文编《抗战时期国统区文艺论争资料汇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廖全京、文天行、王大明编《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王大明编《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武汉市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武汉文学艺术史料》3辑（内部刊物），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文天行编《国统区抗战文艺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编《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11种（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20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延安文艺丛书》1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钱理群主编、封世辉、黄万华副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计划为100卷、总计4000万字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从2011年起陆续推出。
抗战文学研究论文成批涌现，专著及论文集亦纷纷问世，如：任孚先、赵耀堂、武鹰《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朱德发执笔的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修订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重庆地区抗战文艺研究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4年），苏光文《抗战文学概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苏光文编《抗战文学纪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魏华龄《桂林文化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辽、方全林《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昆仑出版社1987年），刘增杰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屈毓秀等《山西抗战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章绍嗣等《武汉抗战文艺史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廖全京《大后方戏剧论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亦文、齐荣晋《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孙晓芬《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话剧运动》（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剑青、冯健男主编《晋察冀文艺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重庆出版社1989年），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抗战文艺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吴野《战火中的文学沉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尹鸿禄《大后方散文论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胡凌芝《蹄下文学面面观》（长春出版社1990年），冯为群、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申殿和、黄万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李建平《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漓江出版社1991年），刘建勋《延安文艺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刘增杰《战火中的缪斯》（《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四卷，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汪应果等《解放区文学史》（漓江出版社1992年），《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年），吴野、文天行主编《大后方文学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许怀中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杨幼生、陈青生《上海“孤岛”文学》（上海书店1994年），王嘉良、叶志良《战时东南文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郝明工《陪都文化论》（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苏光文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出版社1995年），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徐廼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文天行主编《中国抗战文学概览》（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维国《河北抗战题材文学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年），孙中田等《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53]
进入21世纪以来，又有一批新著问世，如：王维国主编《河北南部解放区文学概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郭仁怀等《淮南抗日根据地文艺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2003年），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靳明全、宋嘉扬主编《重庆抗战文学理论》（重庆出版社2005年），张志强《中国现代革命军事文学》（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靳明全《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新论》（重庆出版社2009年），靳明全、内田知行主编《中日学者抗战文史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9年），李光荣、宣淑君《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靳明全《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农村书写》（巴蜀书社2012年），靳明全《重庆抗战文学的区域性》（重庆出版社2012年），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彭玉斌《战火硝烟中的文学生态变迁——〈抗战文艺〉研究》（海南出版社2012年），等等。
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或直接以中文写作，或译为中文。前者如冈田英树关于《民族诗坛》旧体诗的研究，岩佐昌暲关于《改造》杂志刊登张天翼《华威先生》译文问题的探讨，杉本达夫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的考察；后者如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美国耿德华著、张泉译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 ～1945）》（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原版，新星出版社2006年）。
博士论文的选题能够大致反映出学术研究的态势，据统计，从1984年至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其他专业涵盖现代文学者亦在内）已有1762篇，其中以抗战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有50余篇，只有3篇产生于1996 ～1999年，大多数则完成于2001年以后[154]，抗战文学研究的由冷到热可见一斑。
学术的自觉与成果的收获有赖于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精神的逐渐恢复，也借助于这一背景下政府、学校与社会各界的支持。“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题材研究”等课题，获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及省级、校级科研项目。一些政府部门也把抗战文学视为地方文化建设的资源，近年来举办的武汉抗战学术研讨会、昆仑关大捷7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北京、重庆、哈尔滨等地举办的抗日战争题材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学术研讨会、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研讨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暨中国抗战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也得力于学校的资助。
每逢抗战胜利十年纪念，即1985年、1995年、2005年，抗战研究总要出现一次高潮，而且不断呈现出新局面。1985年强调抗战文学的重要性，1995年提出国统区文学的丰富性问题，2005年提出正面战场文学概念与国民政府对抗战文艺的作用问题。迄今为止，抗战文学对一些重要事件现象均有涉猎，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如国共两党对抗战文学的作用、延安整风运动，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第三厅与文化工作委员会，桂系与桂林抗战文化城，作家生活保障运动等；区域文学，如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陪都文化、桂林文学、福建等东南文学、西安文学、平津文学、东北文学、香港文学等；文学论争，如“民族形式”讨论、所谓“抗战无关论”的论争、《野玫瑰》风波等；社团流派，如七月派、九叶诗派、战国策派、突兀社、中国学生导报社[155]等；刊物，如《国际协报》副刊、《大同报》副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谷雨》《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阵中日报》《抗战文艺》《文艺月刊》《七月》《希望》《文艺阵地》《野草》《黄河》等；其中对不乏敏感问题禁区的打破，如重庆在抗战中的地位之文学反映，高级将领与正面战场的抗战表现，土匪、乡绅、资本家在抗战中的表现，大后方兵役问题，延安文艺的复杂性，等等。
台湾也出版了一些抗战文学作品集、抗战文学史料与研究成果。如：陈香梅著《往事知多少》（时报出版公司1978年初版），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待考）；周锦整理出版抗战诗文选集《中国的胜利》《中国的奋斗》《中国的怒吼》《中国的苦难》（“中国新文学丛刊”台北智燕出版社1979年），谢嘉珍主编“抗战文选”，长桥出版社1979年初版，含：《芦沟晓月》《漫天烽火》《中原铁流》《战地笛韵》《八方风雨》《黯黯行云》《山城曙色》《凯歌还乡》；黎明文化公司编辑委员会编“抗战文选”（黎明文化公司1987年7月再版），含传记类《浩气壮山河》《英风照日月》，散文类《古城的呻吟》《嘉陵江的依恋》，报道（报告文学）类《烽火岁月》《神州鼎沸》，小说类《三千里长江》《故园》；还有作家专集，如《王集丛自选集》（1978年）、《刘心皇自选集》（1979年）、《曾虚白自选集》（1981年）。此外，还有邓文仪著《从军报国记》（正中书局1979年），《赵友培自选集》（黎明文化服务中心基金会1981年）；谢冰莹作品集有《抗战日记》（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等。
史料与研究成果有：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舒兰《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 （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尹雪曼《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 （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谷光宇编《子珊行述——方先觉将军哀荣录》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出版1984年），白天霖编著兼发行人《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台北天工书局1984年），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85），秦贤次编著《抗战时期文学史料》 （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年），李瑞腾编《抗战文学概说》（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年），苏雪林等著《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彭永贞硕士论文《冼星海与抗战时期的歌咏运动》 （1996年），陈存仁《烽火下的上海——十里洋场的八年抗战》（时英出版社2005年），刘台平著、陆启东校阅《衡阳保卫战》（时英出版社2007年）等。台湾提供了许多大陆学术界未知的史料与独特的视角，对抗战文学的全面把握自有裨益。
二 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抗战文学研究的成绩，较之此前三十余年，的确是不可以道里计。然而，以历史主义精神来要求，与宏阔的抗战文学画卷相对照，就会发现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对抗战文学价值的估量不足
在截至目前的近600种现代文学史中，抗战文学历史叙述著作只有41种，约占十五分之一。在现代文学通史中，述及抗战文学，通常的写法是：第一部分，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文艺界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第二部分，根据地与国统区分头叙述，根据地“人民文艺”的新主题新题材新风格，国统区文学揭露当局腐败、同情人民不幸；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分别在沙汀、艾青、茅盾、郭沫若等代表作家章节来谈。这种格局的文学史叙述很难给人关于抗战文学的整体印象。而在1762篇现代文学博士论文中，以抗战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只有50余篇。这些情况反映出学术界对抗战文学价值的估量严重不足。
前面提到的国统区抗战文学“右倾”论，曾经影响到对抗战文学的整体估价。经过1980年代的讨论，这一责难基本上得以澄清。但是，获得学术界公认的主要是抗战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民族精神价值，至于文学价值，则面临着严重的质疑。为数不少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既然是文学研究，就要关注文学性，而抗战文学大多为急就章，文学价值不高，不值得投入许多精力去研究，即使加大投入，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文学研究的确应该关注文学价值，但文学从来不是只有审美形式要素的单晶体，而是包含着社会、文化、心灵、审美等诸多要素的复合体。文学如果抽去历史、文化与心灵内涵，纯粹倒是纯粹了，可也就成为没有血液与呼吸的时装橱窗里的模特了。
抗战文学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从1895年陡起峰峦的台湾抗日文学，经清末民初大陆流行的“国难小说”、忧时诗词，五四时期的国家话语，到“九一八”“一·二八”激起高潮的抗日文学，再到伴随八年抗战全程以及胜利后仍有延续的抗战文学，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扰之苦，尤其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之害下、中国人民终于奋起反抗、赢得最后胜利的悲壮历史，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人心灵的创伤史、成长史。中国素有以诗证史的传统，要想全面把握甲午战争前后内地与台湾的血脉亲情与割裂剧痛，尤其是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细节、国民性的耻辱与光荣、委顿与觉醒等，抗战文学是不可或缺的考察对象。
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提出启蒙与救亡消长说，认为抗战爆发之后，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启蒙便隐去了。当80年代强调启蒙价值的时候，这种观点给抗战文学的估价带来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始终交织在一起，启蒙任务的提出，即缘自救亡的需要。五四时期启蒙思潮高涨，正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所设计思路的实践：“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56]。”也就是说，个性解放潜在的最终指向仍是民族解放。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抗日的确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一主旋律不是单色音调，而是救亡与启蒙紧密交织的复合音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尤为明显。有的作家双管齐下，两条主题线索均有创作，如曹禺既有抗战剧《蜕变》，也有批判旧式家庭、主张个性解放的《北京人》；巴金既有抗战小说《火》三部曲，也有《家》的续篇《春》《秋》。有许多作品则是双重主题变奏，短篇小说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在医院中》，长篇小说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巴金的《寒夜》与老舍的《四世同堂》[157]等。
对现代文学史上抗战文学范畴的认定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上只是抗战时期的抗战题材文学，广义则应该包括更为丰富的内容。从历史的延长线上，前有台湾抗日文学、清末民初的国难文学、“九一八”以后大陆的抗日文学，后有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抗战题材文学。从抗战时期的广度来说，抗战题材包括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题材，民族受难（难民逃难、受戮、被奴役等）题材，敌方题材，大后方直接与抗战相关的题材（兵役、后方医院、后勤供应、官吏腐败、投机者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等），借古讽今、鞭挞投降与分裂的历史剧；除此之外，还有表面上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题材、日常生活题材、乡土题材，如历史题材的《伍子胥》，故乡追忆的《呼兰河传》，谈生活趣味的“雅舍小品”等。表面上没有直接关联，实际上有着内在联系。抗战时期作家流亡，才有了对伍子胥历史故事的深刻体验，因而才能创作出那样一种情调悲怆、节奏逼促，表现出对生命与历史具有深刻感悟的作品。乡土追忆并非萧红的个人创作行为，而是一时的风气，这是因为作家眼见山河破碎，亲历流离失所，才对故乡倍加思恋。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对封建宗法制与封建礼教的批判，而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虽然也有这样的内容，但其比重明显缩小，追忆带有甜蜜的忧伤、暖人的温馨。即便是似乎要以创作实践来证明抗战时期也可以创作“与抗战无关”之作的《雅舍》，也能够看出作者在抗战中以苦作乐的苦趣。至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则既有抗战内容，也有生活趣味，二者相互交织，相得益彰。
内涵如此丰富的抗战文学，怎么能说价值不高呢？
即便说艺术水平，较之抗战之前也有了长足发展。报告文学这一后起之秀有明显的进步，正如以群在《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158]中所说，由平铺直叙到提要勾玄，由记录直接的经验到表现综合的素材，由热情的歌颂到冷静的叙写，由战争的叙述到生活的描写，由以事件为中心到以人物为主体，经过抗战的淬火，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真正成型了。“鲁迅风”杂文风骨铮铮，历史杂文空间辽阔，历史与现实交汇，幽默、讽刺、机智、反语等手法运斤成风。记叙抒情散文写法更趋多样化，刚健、深沉风格尤显突出。《伍子胥》《呼兰河传》《看虹录》《初吻》《荷花淀》显示出诗性小说的诗性魅力，《财主底儿女们》《金锁记》拓展了心理世界的描写空间，直逼心灵深处的真实，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令人惊悚的笔力。《寒夜》《淘金记》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攀上了一个新的巅峰。通俗小说在叙事方法的现代性转化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雅俗交融在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的创作中显示出新气象，《八十一梦》代表了现代寓言体小说的成熟。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诗人艾青，气势更为雄浑，笔力愈加遒劲，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写出了《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其社会意蕴、心理空间、音乐感、画面感及其生成的象征美具有强烈的感人魅力。臧克家的诗歌经过抗战的淬火之后更为沉雄宏阔，《古树的花朵》（《范筑先》）开现代英雄史诗之先河，《感情的野马》在战争背景下吟诵出一曲清澈而婉曲的爱情咏叹调。如果说抗战前的臧克家还只能说是带有深刻乡土烙印而又略显单纯的乡村诗人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臧克家则成为中国“笔部队”的号兵与抗战文学交响乐团的多面手。七月诗派激情充沛，格调刚健，气势磅礴。冯至等诗人成功地完成了十四行诗中国化的实验，提升了新诗的审美境界。“中国新诗派”也在战火中锻炼成熟，其代表诗人穆旦经历过赴缅作战九死一生的考验，诗艺的精粹和对战争与生命的哲学思考深度，堪称20世纪40年代新诗的又一座高峰。曹禺的《北京人》，以浸透了抒情味的日常生活写实发掘人的精神悲剧，实现了向契诃夫式的生活戏剧化的跨越，其表现空间的深广性与艺术的独创性当为曹禺之最。话剧真正为广大中国观众所接受并喜爱，当归功于抗战背景下的广场话剧与剧场话剧的双重勃兴。
可以说，抗战的全面爆发虽然改变了某些文体发展的道路，但并未终止文学的前行步履，反倒大大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艺术空间，其审美价值不容低估。
（二）对正面战场文学关注不够
在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认知严重扭曲的背景下，当年曾在正面战场战斗过的作家，对那段经历讳莫如深，像穆旦那样背负“历史反革命”罪名的不止一二，侥幸逃过处罚者也尽量撇清与之关系，凡是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作品不再重印（也不可能重印），有机会重印旧作时能删就删，能改就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战场多为敌后战场，至于正面战场题材则很少提及，即使偶或涉及，也往往缺乏历史感。有的只说抗战文学肯定了国民党部队下级军官与士兵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有的片面强调文学对军事溃败的批判，如一部地区文学史著作本已在部分章节里难能可贵地肯定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些战绩，可是在论及叙事长诗《桂林底撤退》时，却又说长诗“着重描写了在日本侵略军面前，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从桂林怯懦逃跑，以及由此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与痛苦。”[15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固然应该批评，但据此认定溃退的国军为“反动派”，则明显有违事实真相与历史逻辑；人民的深重灾难归根结底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把它完全归罪于我军的溃退，正所谓李代桃僵。况且桂林守军并非“怯懦逃跑”， 1944年10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围攻桂林，到11月9日，我虞山、凤凰山、扁崖山各据点守军全都壮烈牺牲。苦战至11月10日下午，桂林全部被日军占领。守军除了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率一部分幕僚逃出以外，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恒、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一七〇师副师长胡原基、一三一师三九二团团长吴展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率部巷战至最后，自杀殉国。如今，七星岩的三将军墓与在山洞中被敌军施放毒气熏死的八百壮士墓就是历史的见证。
但是，既然是一场战争，就必然有战场，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哪里会有敌后战场？进入1980年代，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认识逐渐恢复到实事求是的正轨，正面战场的重要作用得到承认，正面战场的纪念性建筑得以恢复或新建，一些正面战场将领的抗战战绩获得尊重，牺牲者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得到了“烈属”应有的待遇。但思想与学术的惯性不可小觑，直到1990年4月7日，一份报纸上还有文章说：“抗日战争的前线、主体是在广大解放区，作家、艺术家真正参加抗战的是在解放区……要了解八年抗战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经历的艰苦卓绝斗争，只有在解放区文学中才可以看到。”这种认识并非个案，而是几乎成为“常识”。2005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出正面战场文学的概念，引起了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关注，北京《中华读书报》、台湾《文讯》杂志等报刊在报道中特别突出正面战场文学的意义。几年来，笔者先后就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衡阳保卫战等正面战场战役的文学表现做过考察，其成果结集为这本《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但个人的阅历、精力与能力等都有限，不少作品没有读过，许多战场遗迹没有考察过，正面战场文学研究的空间还很大，由衷地希望能有更多的同道一起努力。正面战场文学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空白过多，很难绘出抗战文学的全景图。
由于战争局势的发展，也由于政府当局在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之后不断加强文化统治，排挤异党力量，国共摩擦时而加剧，妨碍了更多的作家对正面战场的倾力表现，加之作家生活方式与前线生活仍有相当距离等原因，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的表现不如抗战前期那样声势浩大。但总体来看，作家为表现正面战场做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
今天，当我们拨开迷雾，重读这些融入了作家的热情与激愤、也凝结着作家的鲜血与生命的作品，我们被带回到硝烟弥漫的历史现场，为英烈的浴血奋战与悲壮牺牲而强烈地震撼，为现代文学能有如许不辜负时代的巨大建树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界对正面战场文学发掘与研究的迟缓而深感惭愧。
我们应该珍惜这笔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发掘、整理与出版史料，尽快促成《正面战场文学大系》的出版，全面启动关于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正面战场文学亟待开掘，譬如一系列重要战役有着什么样的文学表现，抗战名将留下了怎样的文学形象，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之文学反映，正面战场文学在整个抗战文学中的地位，等等。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历史面貌的全面恢复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研究视野尚嫌狭窄
除此之外，抗战文学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去做，诸如一些事件（如南京大屠杀、日军细菌战毒气战、重庆大轰炸、汪精卫投降等）在文学中是怎样表现的，文学表现与历史事实是否吻合，不同方面（敌我双方、我方各派）的表现有何差别；抗战时期作家生存状况与创作状态怎样，较之战前有哪些主要区别，前线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正面战场文学与敌后战场文学有哪些差异与联系，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各阶层对抗战文学的接受情况，抗战文学对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第二个十年的继承与超越、对后来战争文学的启迪，等等。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相当开放，文学活动十分活跃。1938年10月27日武汉失守之后，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有所收紧，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具有延安倾向的文化人一时间在重庆、桂林等地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文化政策的开放与紧缩，给抗战文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因此，认真研究文化政策的变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抗战期间，随着日军步步进逼，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机构不断迁移，知识分子处于民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流徙的颠簸之中，文化中心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长春、北京、上海、武汉、金华、桂林、昆明、重庆、延安、香港等地，分别在沦陷区、前线与后方承担着文化集散地的功能。目前，北京、上海、桂林、重庆、武汉抗战文学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他地区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延安文学研究历史最长，成果本该最为厚重，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局限，平面重复较多，深入拓展不足。重庆、延安、桂林等文化中心各自有些什么特点，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各种特点与关系怎样深刻地影响了抗战文学以及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启蒙题材与抗战题材是抗战文学的两只翅膀，二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启蒙本身也分为人性、个性启蒙与民族意识启蒙，有时两种启蒙紧密交织在一起。人性、个性觉醒怎样走向民族意识觉醒，国民性中的国家意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轨迹，抗战文学对此是如何表现的，目前只有个别作品的研究而缺乏整体性的概括。
有一些主观性很强的本质论、中心论一直影响着抗战文学研究，譬如因为强调抗战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胜利，就忽略正面战场文学；因为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作用，就是对国民党系统的作家的作品关注不够，甚至加以曲解、批判；因为强调新文学为现代文学的中心，就是对抗战中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评价不高，等等。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把多元的本质单一化，把本来是相对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绝对化，问题似乎变得简易明了，然而却模糊了历史真相，背离了文学史研究的使命。抗战领导权问题在海峡两岸以及大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姑且不论究竟是哪一方面领导抗战文化乃至整个抗战走向最后胜利，在当时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系统作家的抗战作品无疑是抗战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纳入学术视野予以公正评价。抗战期间，通俗文学作家加大了向新文学迈进的步履，新文学作家有意识地创作通俗形式的文学作品，雅俗交汇，互动相融，文学大众化从论坛上走进实践中，给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在抗战中激发出新的活力，知识分子深入民间采风、汲取民间文学养分，创作出歌剧《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那样的优秀作品，充分说明民间文学对于新文学的重要作用不可小觑。
以往抗战文学研究多从题材及其社会意义着眼，其实，由于战争的洗礼，作家对宇宙、自然、生命有了新的理解，抗战文学在描写战争生活的同时，也包含着深邃的人性内涵与生命哲学内涵，穆旦的《森林之魅》就是后者的代表。这种内涵亟待深入发掘。
有些人只看见抗战初期的呐喊与控诉，便断言抗战文学有抗战而无文学。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说，抗战文学为现代文学史增添了许多艺术新质，其审美研究空间广阔。不仅艺术建树值得肯定，而且艺术上的探索也应该予以认可。试想，如果老舍没有抗战时期多部话剧的尝试、摸索，怎么会有后来炉火纯青的《茶馆》面世？
（四）应该建立比较研究的框架
中国抗日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文学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抗战文学研究应该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话题有很多，譬如：战场（前线）文学，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高级将领题材，英雄题材，民族败类题材，战俘题材，兵役题材，女性题材，儿童题材，战争遗孤题材，战争中的人性题材；战后的战争文学对战争期间文学的超越，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关系，等等。这些话题在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亚洲其他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之间，均有很大的比较空间。
中国台湾1895年即沦为日本殖民地，东北地区1931年亦沦陷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本对台湾与东北的侵占、奴役与掠夺，激起了强烈的反抗，也给民众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这些在文学上都留下了浓重的投影。台湾与东北的情况同1910年朝鲜的被吞并有颇多相似之处，因而应该进行比较研究。
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与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在战争动员宣传等方面有着怎样的差异，在作品中怎样表现作为敌国的对方；作为战胜者的中国与作为战败者的日本，战后怎样保留与建构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等等，都是有意味的比较话题。
中国抗战文学中如何表现欧洲战场、北非战场与太平洋战争，如何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等，也值得关注。
在中国文学史脉络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与当代文学抗战题材、现代抗战文学与近代以来的国难文学、现代抗战文学与古代文学史上的爱国文学等之间，亦可展开比较研究。在宽广的视野上重新审视与深入考察抗战文学，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抗战文学研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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