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5年7月三联书店再版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读书》编辑部9月3日召开专家座谈会，就此书的价值与中日关系问题进行讨论。座谈会部分发言由曾诚整理摘录，王芝琛等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题刊发于《读书》2006年第3期。有学者提到对于“八一五”的表达问题：“对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本投降，在日本有两种表达，一种叫‘终战’，一种叫‘败战’。我本来以为这种区别表达的仅仅是日本人不同的历史态度，现在看来并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说，两种不同的说法也表达了日本与中、美、苏国家关系的差异。‘二战’中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逻辑上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问题显然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胜利’与美国或苏联的胜利大不相同。美国是在攻占冲绳、扔了两颗原子弹、轰炸东京之后胜利的，苏联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扫平日本关东军之后胜利的，而中国胜利的时候国土还处于分裂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状态，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还在日军控制之下，共产党政府还在黄河西岸，国民党政府还在遥远的重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抗战胜利’其实是‘抗战结束’——因美苏出兵痛击日本，中国的抗战得以结束。‘胜利’值得庆祝，而‘结束’值得反思。”同一座谈会上，金以林则说：“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唯一一次彻底的胜利，虽然这一胜利不排除有外部因素，但不可否认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尽管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加快了日本的投降，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抵抗，又何尝不是为全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时，绝不应该轻视中华民族为此做出的伟大贡献。”
[3]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第十二章关于赞颂国民党抗日将士作品的认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第432～452页。
[4]关于日本笔部队的材料，参考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臧克家：《宣传战》，收《臧克家散文小说集》（下），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第1060～1061页。
[6]本节还参考了下列文献：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
[7]《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
[8]《〈抗战文艺〉发刊词》，《抗战文艺》第1卷第1期，1938年5月4日。
[9]《大公报》（上海）, 1937年9月13日。
[10]《一位广东兵的诗》，《救亡日报》（上海）,1937年11月6日。
[11]《发挥大无畏的精神——论文艺作家在精神总动员中的任务》，《羽书集》，香港孟夏书店，1941。
[12]田汉：《抗战与戏剧》，商务印书馆，1937。
[13]参照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戏剧春秋》第1卷第6期、第2卷第2、3期，1942。
[14]转引自曹聚仁《战场上的文学》，《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第313页。
[15]参见沙汀《随军散记》，知识出版社，1940。
[16]子冈：《张自忠将军会见记》，《大公报》1939年9月5日。
[17]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抗战五年》， 1942年10月。
[18]贾植芳：《从中条山寄到重庆》，《七月》第4卷第1期，1939年7月。
[19]《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访谈录》，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602页，1999年1～8月。
[20]参照葛一虹《悼念王礼锡先生——兼记作家战地访问团》，《文艺复兴》1946年7月；文天行：《作家战地访问团始末》，《王礼锡文集》，新华出版社，1989，第298～309页。
[21]《大公报》1944年5月20日。
[22]《战地诗歌》，春秋出版社，1942。
[23]《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访谈录》，收《臧克家全集》， 1999年1 ～8月第12卷，第602页。30军属第2集团军，孙连仲时任第2集团军总司令。
[24]《笔部队在随枣前线》，原载1943年3月27日《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收《臧克家全集》，第5卷，第138～139页。
[25]《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1日。
[26]《森林之歌——祭野人山上的白骨》，初发《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重新发表时，略有修改，题目亦改作《森林之歌——祭野人山上死难的兵士》，收入《穆旦诗集（1939-1945）》（自费出版，1947年5月）时又略有修改，题目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27]《七月》第3卷第4期。
[28]参照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81～82页。
[29]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抗战五年》， 1942年10月。
[30]赵友培：《张道藩与文运会》，收“抗战文学资料丛书之三”，苏雪林等著《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第206～207页。
[31]参照田本相、史博公编著《抗战电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32]邓绥宁：《抗战戏剧蓬勃发展》，收“抗战文学资料丛书之三”，苏雪林等著《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第210～220页。
[33]李方元：《抗战时期重庆抗战歌咏活动初论》，《音乐研究》第66期，1992年3月，第93页；本章参照1996年6月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彭永贞《冼星海与抗战时期的歌咏运动》，第29页。
[34]但据李辰冬《抗战时期文艺政策的订立》一文说：“实际上，这篇文章是我起草，以道藩先生的名义而发表的。”“《文艺政策》初稿完成后，据我所知道的，道藩先生请了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诸先辈详细订正。”当时，李辰冬以研究员名义在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张道藩处办公。文章主要观点当系张道藩所主张。李辰冬此文原载《中央月刊》第11卷第9期，收李瑞腾编《抗战文学概说》，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第199～201页。
[35]赵友培：《张道藩与文运会》，收“抗战文学资料丛书之三”，苏雪林等著《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第207～208页。
[36]参照黄兴涛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0～21页。
[37]直到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38]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第13页；参考彭永贞硕士论文第81～82页。
[39]以群：《忆蒋弼》，《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
[40]参照贾植芳《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同志》，收《贾植芳文集》创作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41]《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访谈录》， 1999年1～8月，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602页。30军属第2集团军，孙连仲时任第2集团军总司令。
[42]《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访谈录》，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602页。
[43]参照臧克家《〈津浦北线血战记〉序言》，原载《津浦北线血战记》，生活书店，1938年5月，收《臧克家全集》第10卷，第591～592页。
[44]《春鸟》创作背景参照臧克家《激昂悲愤的高歌——〈春鸟〉的创作经过》，初载《大学文科园地》1985年第5期。
[45]蒋锡金口述、吴景明整理《抗战时期的文艺逃亡之旅》，《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1期。
[46]整理稿刊《戏剧春秋》第1卷第6期，第2卷第2～3期。
[47]参照王心钢《张发奎传》，珠海出版社，2005，第267～274页。
[48]赵友培：《张道藩与文运会》，收“抗战文学资料丛书之三”，苏雪林等著《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第204～205页。
[49]赵友培：《张道藩与文运会》，收“抗战文学资料丛书之三”，苏雪林等著《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第208页。
[50]参照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51]参照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52]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25日。
[53]谢冰莹：《千秋付与如椽笔》，《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台湾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
[54]邓贤：《大国之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5]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1日。
[56]聂绀弩：《记一个朋友的谈话》，《聂绀弩全集》第4卷，武汉出版社，2004。
[57]关于日军投入兵力情况，参照李梦汶编著《武汉会战》，团结出版社，2005，第20页。
[58]参照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第866～869页；另据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201～202页），毙伤敌近4万人。
[59]参照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765页。
[60]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参照《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769页。
[61]郁达夫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1期（1938年8月1日）发表的《抗战周年》中亦有壮志的表达：“抗战周年纪念的日期，恰巧与保卫大武汉的运动，交叉在十字街头，生命的火上，就加足了瓦碎的玉树神油，敌机的推进机，恐怕都要升化成一道黑烟，而缭绕在扬子江的高空。”
[62]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字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第47页。
[63]参照《“中制”纪录片拍摄概况》，田本相、史博公编著《抗战电影》，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第104～105页。
[64]佚名：《张自忠的一席长谈》，原载《抗日名将剪影》， 1939年2月；收郭沫若、田汉等著《血肉长城——抗战前线将领访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第110页。
[65]李秾：《九狼山战斗》，收文闻编《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212页。
[66]王启明：《德安马回岭激战经过》，收文闻编《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第94～95页。
[67]赵子立：《武汉会战及赣北之役》，《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第87页。
[68]《国民革命军第74军军歌》请参见本书第三章《抗战时期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
[69]收《国旗飘在鸦雀尖》，成都中西书局，1943。
[70]《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记录》，《七月》第3集第3期，1938年6月1日。
[71]浙江《号角》第九、十期合刊，1938年10月10日，香港《大公报》第23期，1938年10月15日。
[72]《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1938年8月15日。
[73]“文阵广播”，《文艺阵地》第3卷第11期，1939年9月16日。
[74]参见秦弓《抗战时期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抗战文化研究》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5]参照《诗与生活》，《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第113～134页。
[76]本文所提及的《扫荡报》均为桂林版，在此一并说明。
[77]参照茅维亦、靖鸣《〈扫荡报〉（桂林版）对昆仑关战役的报道及其评价》、万一知《弘扬敢于对敌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综述1939～1940年的广西报刊对昆仑关战役的报道与评论》，收《纪念昆仑关大捷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9，第81 ～82、64 ～66页。
[78]收入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烽火昆仑——昆仑关军民抗日纪实》时，题为《烽火昆仑关》，本文参照此版本。
[79]收刘雯卿《南国战士》，桂林国防书店，1942，转引自方建诠主编《烽火昆仑——昆仑关军民抗日纪实》，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第56～62页。
[80]参照戴澄东《纪念昆仑关战役七十周年——怀念抗日的英雄与先烈》，收《纪念昆仑关大捷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8～90页。
[81]收入诗集《战地诗歌》，桂林春秋出版社，1942。
[82]《战场月色》，原载《抗战时代》1940年第11、12期合刊，参照方建诠主编《烽火昆仑——昆仑关军民抗日纪实》，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第70～77页。
[83]参照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978～980页。
[84]《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赵庆升译，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588页。
[85]参照邹容文、周志刚图《发现另一个湖南·抗战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第92页。
[86]《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赵庆升译，转引自《衡阳抗战铸名城》，第585页。
[87]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1347～1348页，史实部分亦参照此书。
[88]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1348页。
[89]原载1947年8月10日衡阳《大华晚报》，转引自《衡阳抗战铸名城》，第17、18页。
[90]原载1948年3月29日南京《中央日报》，转引自《衡阳抗战铸名城》，第18页。
[91]社论原题《论衡阳的陷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重拟题目并修改全文后发表。
[92]邹容文、周志刚图：《发现另一个湖南·抗战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第89页。
[93]据李岳平《衡阳抗战纪念城 军民忠勇铸威名——衡阳抗战名城的铸定暨工程建设概况》所引衡阳市参议会给国民政府的呈文，《衡阳抗战铸名城》，第15页。
[9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第469页。
[95]引自《衡阳抗战铸名城》，第143页。
[96]引自《衡阳抗战铸名城》，第476页，原出处待考。
[97]二战期间，驻菲律宾美军总司令温莱特中将在菲律宾克雷吉多尓岛苦战三个星期，战线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崩溃，为了部下12000人的生命，他于1942年5月5日向华盛顿发去最后一封电报：“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再见了，总统先生！”翌日，他带部下12000人向日军缴械投降。他在战俘营中煎熬到胜利的到来，非但没有受到美国官方与人民的歧视，反而得到了未曾预料的尊重，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晋升为上将。
[98]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第493页。
[99]畹町至腊戍186.7公里，由缅方修筑。
[100]据有关方面的估计，因爆破、坠崖、坠江、土石坍压、疟疾或其他疾病死亡者约2000 ～3000人，死亡率约1.5%。参照谢自佳《抗日战争时期的滇缅公路》，收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血肉筑成抗战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54页。
[101]参照董元昆《滇缅路上的龙陵人》，收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血肉筑成抗战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98～99页。
[102]转引自谭伯英等著《血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183～184页；个别词语参照其他版本有变动。
[103]参见易彬《“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4期，本文写作承蒙此文启迪，但观点不尽一致。
[104]《诗与建国》，原载1943年9月25日《世界学生》第2卷第7期，收《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第351～354页。
[105]《我的出版生涯》，《萧乾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745页。
[106]收入谭伯英等著《血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07]欧文·华莱士：《为中国而战》，王金铃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23～24页。
[108]周而复：《茅山下·后记》，周而复主编“北方文丛”第二辑东平著《茅山下》，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后记》第2页。
[109]参照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第76、78页。
[110]参照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第198页。
[111]参照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第210～211页。
[112]参照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第267页。
[113]初刊《青年界》，第11卷第4号，1937年4月；初收东平著《长夏城之战》，一般书店， 1937。
[114]丘东平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代上半期参加上海、东京等地的左翼文学活动。
[115]全称“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及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新编第四军，简称八路军、新四军。
[116]对日作战须持久之认识，早在1928年蒋百里即已产生，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持久战思想渐趋明朗。据《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303页）,“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 1937年冬，初出于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上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采纳，1938年3月蒋介石有明确表述。
[117]参照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第175页。
[118]参照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2005，第191～198页。
[119]《〈罪恶的黑手〉序》，原载《罪恶的黑手》，生活书店，1934，收《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第579页，本文所引臧克家作品均据此，在此一并说明，不再一一注出。
[120]臧克家在《津浦北线血战记》里的《李白两将军亲赴前方》持此种说法，而后来在1980年所写的回忆录《诗与生活》之七《高唱战歌赴疆场》却写为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之邀，《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卷》中也沿用了后一种说法。
[121]《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访谈录》， 1999年1～8月，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602页。第三十军属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122]《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访谈录》，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602页。
[123]参照臧克家《〈津浦北线血战记〉序言》，原载《津浦北线血战记》，生活书店，1938，收《臧克家全集》第10卷，第591～592页。
[124]《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访谈录》， 1999年1～8月，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602页。
[125]《笔部队在随枣前线》，原载1943年3月27日《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收《臧克家全集》第5卷，第138～139页。
[126]《我的诗生活》，收《臧克家全集》第6卷，第329页。
[127]《生活和诗的历程——续〈我的诗生活〉》，收《臧克家全集》第6卷，第331～333页。
[128]另有一种说法为：截至1949年10月，共出28种集子，其中16种为抗战时期出版，但1945年6月由世界编译所出版的诗集《民主的海洋》，因误植太多，没有发行。
[129]收《国旗飘在鸦雀尖》，中西书局，1943。
[130]《从银幕看到了我自己——看〈八千里路云和月〉抒感》，作于1947年2月末，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20页。
[131]《从银幕看到了我自己——看〈八千里路云和月〉抒感》。
[132]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33]刘增人、刘泉：《中国新诗启示录：臧克家论稿》，中华书局，2006。
[134]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2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135]初发1946年6月1日《文艺复兴》第1卷第5期，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377页。
[136]抗战时期与臧克家有交往的国民党将领，有些后来被列为“敌人”，如台儿庄战役的名将池峰城，虽然1949年初在华北“剿总”中将高参职位上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过有益的工作，但到了1949年4月，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历史遗留问题”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瘐死狱中。这种情况下，臧克家不可能再去肯定当年的友情与描述友情的作品。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对池峰城予以恢复名誉。
[137]《五月》1985年创刊号、第2期，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326页。
[138]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556页。
[139]白居易：《与元九书》，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98页。
[140]这是一种习见，就连臧克家1982年在《我与小说、散文》中也说：“‘七七’抗战以后，我到战地做文化工作，就所见所闻，写了两本带点报道性的散文集，但作为文艺作品看，水平是低的，这与戎马倥偬有关，为了及时报道战争情况，以收时效，宣传的意义大，文学的意味少些，这也是难怪的。其中有篇《十六岁的游击队员》，当时被选为中学教材。”收《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296页。
[141]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收《田仲济文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第86～88页。
[142]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朱德发执笔，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
[143]何其芳：《〈何其芳散文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收《何其芳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29页。
[144]《春鸟》创作背景参照臧克家《激昂悲愤的高歌——〈春鸟〉的创作经过》，初载《大学文科园地》1985年第5期。
[145]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219～220页。
[146]1942年7月25日初发于《诗创造》第12期时题为《范筑先》， 1942年12月东方书社出版时改题为《古树的花朵》。
[147]参照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6～9页。
[148]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49]刘增人、刘泉：《中国新诗启示录：臧克家论稿》，中华书局，2006。
[150]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2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151]本文所说的“抗战文学”，主要指抗日战争期间（1937.7～1945.8）的文学，涉及在此前后的抗日文学时，文中有所说明。
[152]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1～3期，1946年1、2月；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
[153]参照章绍嗣《中国抗战文艺研究概述》，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洪亮《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历史与现状》及附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154]参照洪亮《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155]参照杨清芝《近年抗战文学研究述评》，《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第29卷第6期，2012年12月。
[156]鲁迅：《文化偏至论》，初发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7号，署名迅行。
[157]《寒夜》与《四世同堂》均完成于抗战胜利之后。
[158]《战斗的素绘·代序》，作家书屋，1943。
[159]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第505～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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