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毛泽东和张闻天

    毛泽东与张闻天都曾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两位革命家之间有一条真理纽带，极不寻常。

    一

    张闻天又名洛甫，他自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到1932年12月这段时间里，曾在上海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等职，犯过“左”的错误。当时，毛泽东主要在中央苏区领导反“围剿”斗争，曾任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张闻天对毛泽东并不熟悉。

    张闻天虽曾犯过“左”的错误，但他与王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好同志。他的许多观点不像王明那样“左”，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反“左”的。例如在如何对待和估计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问题，在所谓反右倾问题以及关于从乡村到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问题等，张闻天不仅与王明而且与博古在认识上都存在着分歧。

    张闻天1933年进入苏区，在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很平常，正如张闻天所说：“我一进苏区，不重视毛泽东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在同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左”倾中央的企图是想借张排挤毛。然而，张闻天的行为却相反，他不从宗派的利益出发，而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注意尊重毛泽东的领导。张闻天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总是请毛泽东指导，尊重毛泽东的意见。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在军事上的屡屡受挫，促使了张闻天的反思。特别在广昌战役失利后，他同“左”倾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分歧公开化了。在一次军委会上，张闻天同博古发生了一次激烈争论，他激烈批评同敌人采取死拼的作战方法，博古则攻击张闻天采取了普列汉诺夫指责俄国1905年革命的机会主义态度。张闻天反驳道：“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我们自己得有点主意。”会后博古传达李德的意见，说中国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用宗派情绪笼络张闻天。张闻天根本不理会。会后，张闻天曾被排挤到闽赣做巡视工作。

    张闻天与“左”倾中央领导人的裂痕，促使他去寻求同情者。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他终于把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向毛泽东谈了。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住在了一起。毛泽东向他们讲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及挽救办法，他们赞同并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中央队”的核心力量，给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严重关头。

    党中央负责人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与李德的错误辩解，把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归咎于客观。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同时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

    张闻天作了系统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这个报告实际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

    毛泽东在发言中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指出他们先是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而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

    随后，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支持周恩来推举毛泽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只有博古和凯丰反对。凯丰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会议指定张闻天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特别是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发展的转折点，它的胜利成果是集体的伟大创作。

    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除上述同志外，还有陈云、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聂荣臻等同志。然而，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都是从王明“左”倾错误分化出来的。尤其是张闻天，身居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要职，他站在毛泽东一边影响格外大。由于他们的作用，才使毛泽东在会上取得了多数。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讲的：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三

    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共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全力保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他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履行了这一诺言。

    长征途中，在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转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在这一严峻时刻，张闻天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他说：“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就能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协助毛泽东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央日夜开会，毛泽东十分忙碌，张闻天是助手和参谋……

    总之，张闻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的支持是无保留的。一些重要会议，一般都是由毛泽东组织，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张闻天起草会议文件。如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决议、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以及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不少电文，都是张闻天的手笔。

    张闻天工作踏实，作风民主，能够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大家的意见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综合与总结，使党的决议和文件起到统一党内思想的作用。他时刻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操劳，毛泽东诙谐地称他为“明君”。

    张闻天尊敬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正确，这种尊敬发自内心，即使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也是如此。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发动对历史上“左”的错误的清算。张闻天曾多次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请求免去他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整风中，对张闻天的批评与帮助是必要的，但这种批评与帮助并非都是同志式的，如张闻天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本是一篇好文章，康生等人却指责“不讲阶级”。这种批评气氛，使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对党所作的重要贡献被淹没了。对此，毛泽东不是没有责任的。然而，张闻天跟随毛泽东的决心并未因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转移。1942年党的生日那天，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可以转危为安；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不能取得胜利。

    张闻天的性格温文尔雅，他对自己受到的过火批判尽管不会去多讲什么，但心里不是没有想法的。有一次，他向王震同志流露愿回到文艺创作的道路上去。这是因为他在文艺创作方面确有过非凡的成绩，他还精通英语和俄语，如果他后来不是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便很有可能在中国文坛上占一席之地。

    张闻天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唯物主义者最本质的东西——实事求是。他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照搬书本，不照搬外国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国情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法。这是他敬重毛泽东的最主要原因。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榜样，张闻天是学习榜样的模范。

    张闻天在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期间，就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写的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报告，并深入苏区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在延安，从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他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陕北、晋西北调查。他召开调查会，走门串户，广泛接触群众，并在收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多篇调查报告，其中在报中央的《调查归来记》中，他精辟地论述了坚持调查研究与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阐明了共产党人对于调查研究应采取的基本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张闻天真正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一唯物主义原则，并把这一原则作为行动的座右铭，指导自己走完悲壮的一生。

    四

    在20余年的交往中，真理的纽带曾把两颗伟大的心连到了一起。然而，自1956年以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关系和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估计，开始步入非理性的迷途。

    犯过“左”的错误的张闻天，对“左”很敏感且具免疫力。在“大跃进”还处于萌动阶段，他就注意到了一些不健康的苗头，如片面追求高速度和片面强调勤工俭学等。他曾下令外交部院里的几座小高炉停止炼钢；他嘲笑“两个月进入共产主义”的臆想；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5年赶上英国”、“吃饭不要钱”、“无人售货制”等提法和做法，他都认为是脱离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吹牛浮夸、不敢提意见和讲真话的现象，他深表忧虑；对《人民日报》刊登的张春桥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他提出了对立的观点。

    1958年11月底，张闻天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曾对人说：这几个月搞坏了。不久后又说：枝枝节节地不能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是认为“大跃进”的失误是带有根本性的失误。1959年6月，张闻天在两次重要会议上主张向人民讲实情，不能报喜不报忧。有人批评他讲丧气话，他与对方争论起来，说：现在不能讲缺点，一讲缺点就有人扣帽子。又说，愈是不让讲我愈讲。1959年3月底，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张闻天批评到处砸锅炼铁的做法，指出外交部砸锅炼铁得不偿失。他还说，毛泽东提倡的海瑞精神固然重要，应当提倡，但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气氛，使人敢于讲真话而不要害怕。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会议的本来目的是为了纠“左”，然而却事与愿违。张闻天在会上长达3个多小时的发言中，揭露和批评“大跃进”、“公社化”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完全支持已遭到非议的彭德怀同志。

    会上，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多谈缺点就会泄气，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张闻天在发言中批驳道：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马列主义鼓动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革命时容易办蠢事。

    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批判了彭德怀的信，也不指名地批评了张闻天。

    几天后，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张闻天的发言，但不少地方歪曲了张闻天的原意。

    8月2日，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中央全会，会上批判张闻天的调子不断升级，说他是反党集团的副帅，目标是反对毛泽东，逼毛泽东检讨，进而推翻毛泽东。

    张闻天叹息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又说：“大跃进’的问题要纠正也只能靠他。”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回到北京后都曾希望见到毛泽东，然而皆未如愿。

    五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温暖，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张闻天回到北京后，首先遭到外事系统更加猛烈的批判，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而且被逼迫交代。

    张闻天感到十分冤枉，不曾流过泪的他居然流泪了。他说：“观点不同就是里通外国？”“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还能怕这怕那么？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1960年底，张闻天离开了政治舞台，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开始了“学者”生涯。

    他进出图书馆，出席学术讨论会，参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庐山会议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无情地回答了批判者对于他的批判。张闻天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探讨中国经济翻车的原因和入轨的办法，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文稿，提出了许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观点。

    他注重实际调查。1962年，他在到南方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报送毛泽东。然而，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作为“翻案风”受到重点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进一步审查。从此，他被停止了参加中央任何会议和阅读中央任何文件的权力。

    在“文革”中，张闻天更是不能幸免。他被多次揪斗和传讯，其中有数次休克，几乎丧命。

    1969年10月，他被从北京押送到广东肇庆，在那里，他度过了6个春秋。1975年8月，他定居无锡。

    11个月后，为中国革命奋斗一生的张闻天悄然病逝。临终前，他一再嘱咐家人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党组织。

    （叶文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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