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休养生息

    唐太宗认为民为邦本、农为政本，决定实施休养生息的重农政策。

    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统治政策的确立，深受隋朝覆亡的影响，所以他经常与群臣讨论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和治国的方针政策，并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唐太宗对隋王朝覆亡的教训尤为重视，从前代兴亡历史中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常常引用《荀子·王制篇》的一句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用这句话来反复警示自己，告诫子孙，并从中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统治经验，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1.繁衍人口

    为了恢复社会生产，唐太宗规劝农民务实农业、发展生产。为了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就必须提倡农民务农，为此，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劝农措施：贞观初年，人口稀少，很多土地荒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耕种。为了繁殖人口，增加劳力，唐太宗一方面招徕、赎买被外族掠夺的人口，招抚流亡的百姓回到家中务农；另一方面释放宫女和解放奴婢，鼓励民间及时婚嫁。这样，人口逐渐地增加，为经济的复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全国上下经济萧条，国库也很空虚。到了贞观二年，李世民为了减少宫廷开支，接受了中书舍人李百药的建议，一次放出宫女三千人，让她们出宫嫁人。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怨女三千出后宫”的贞观传奇，这是“贞观之治”著名的故事。

    贞观元年（627年）二月，唐太宗发布诏令，男的满20岁、女的满15岁没有结婚的，由州县的官府负责帮助他们成婚。那时候结婚是要有聘礼的，有的人没有钱结婚，官府就要命令亲戚资助，亲戚也没有钱的，由当地的富贵人家资助完婚。这一措施的目的在于帮助农民组建家庭，繁殖人口，以便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

    2.不违农时，轻徭薄赋

    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在于小农经济。农业生产能否正常进行，是国家能否富强的关键。农民安定了，国家才能安定下来；农民生活有保障了，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农业发展了，国家才会富强起来。

    唐太宗不夺农时，该是农民种田、耕地、收割的时候，绝不耽误农民务农的宝贵时间。每遇四方的使者回朝，唐太宗一定要先问问农田里的谷物长得好不好，关心百姓的疾苦。

    贞观二年，京师一带蝗虫大起，唐太宗入禁苑察看庄稼，见到蝗虫，抓了几只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将蝗虫吞下，左右进谏说：“恶物恐成疾。”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将数只蝗虫吞下去。贞观三年正月，恢复废弃已达数百年之久的藉（耤）田仪式。在春耕前由天子亲执耒耜，在藉田上施行三推一拨的藉礼，通过这一仪式，倡导举国上下尽力农耕。

    贞观五年，曾经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根据阴阳家选择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即将举行戴冠仪式，二月份是最好的、最吉祥的时间。”可是二月份正值春耕大忙的季节，农民们都忙着耕地、撒种。唐太宗考虑到这一点，宁愿省去繁琐的礼仪，也不违背农时，于是将太子戴冠仪式延迟到秋收之后的十月。可见唐太宗对不失农时的重视。

    繁重的徭役和租赋是封建社会农民最沉重的负担，这不仅摧残社会生产而且加深了阶级矛盾。唐朝政权建立以后，唐太宗说：

    “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兽，非不得兽，明年无兽。”他把极度剥削人民比喻为：吃自己的肉，肉吃没了，自己也就没命了。因此，唐太宗采取了一些安民措施，让农民休养生息，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隋朝的时候政策苛刻，统治者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最终亡国了，这些教训一直深深地提醒着唐太宗，使得唐太宗懂得轻徭薄赋的重要性。

    此外，唐太宗还完善并发展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均田制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人人有田，这就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3.去奢省费

    唐太宗十分强调节俭。贞观初年，他身体力行，尽量克制欲望，采取了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例如，停止进贡珍奇宝物，限制营造宫室，破除了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臣子都崇尚简约的生活作风，贞观初年出现了一批崇尚节俭的大臣，如戴胄、魏徵、温彦博等人。

    唐太宗真是堪称节俭的好皇帝。他要求葬制节俭，首先对自己的陵寝做出了安排，并且亲自制定了陵寝的规格。唐太宗要求自己的陵墓只要建造在山上就行，陵墓的大小也仅仅能容纳棺材就可以。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自己死后，子孙们大肆地浪费财物为他操持后事，劳民伤财。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建一座高大的台阁，以改善唐太宗的居住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这为农民减轻了很大的负担。贞观六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一想到秦亡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还有一次，工部尚书段纶带一名巧匠杨思齐进宫，想制造傀儡戏（木偶戏）道具，用来讨好唐太宗，可是没想到唐太宗不仅没有给他奖赏，反而训斥了他一顿，并且罢免了段纶的官爵。

    贞观七年的时候，戴胄去世了。戴胄是非常有名的大臣，他生前是户部尚书，户部尚书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所有的赋税、土地、人口等都归他管。可即使是这样，戴胄的家里也非常穷。他临死的时候要在家里举行一个吊唁仪式，要摆个灵堂，但是由于家里没有正堂，房子不够大、不够用，就没有办法举行吊唁仪式。李世民知道后不禁感叹道：我的大臣家里太穷了！于是下令，国家出资临时给戴胄建造了一个庙宇，这样，才举行了吊唁仪式。

    还有很多地方官也是这样，工部尚书李大亮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古代的时候，去世的人嘴里面要含一块玉，但是李大亮去世的时候家里却连一块玉也没有，只有几袋米、几丈布。皇帝亲自出席了葬礼，看到李大亮家里如此清贫，也不禁流下了眼泪。

    其实，李大亮位高权重，他有很多机会可以为自己置备富足的家业。李大亮是军人出身，打过很多仗，贞观九年的时候，他奉命去打吐谷浑，立下了很大的功劳，皇帝赏赐给他很多财物，但是李大亮把这些赏赐品都分发给部下、亲戚、朋友了，自己却所剩无几。李大亮还做了很多好事，在战争中有很多无人认领的尸体，他就自己出钱把他们掩埋了。他还像养活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养活别人家的孩子，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十五人，其他不知姓名的就更不计其数了。在贞观年间社会政治清明的大气候影响之下，这些官员都能恪尽职守，他们这么做也正是体现了贞观精神。

    （二）善用人才

    1.渴求人才

    唐太宗非常渴求人才。他深知，人才是事业的根本，选拔和使用人才，历来是兴邦建国的大事，对此，唐太宗特别重视。他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胸怀和气魄，将各类有用的人才收拢到自己身边，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人才群体，对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太宗求贤若渴，他认为人才到处有，贤能的人世世代代都存在，不是没人才，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眼睛。为了得到人才，他时时关心，处处留意，悉心考察。

    武德年间，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他收留了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尉迟敬德。过了不久，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有人便开始猜测尉迟敬德也一定会叛逃，于是，没经过请示就将他囚禁起来，并劝秦王李世民赶快杀掉他。可李世民却说：“敬德有心叛变的话，难道会落在他人之后吗？”不但没有杀尉迟敬德，反而把他放了，并且将他招入自己的卧室，安慰他说：“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你不要把这点小小的误会放在心上，我是决不会因为旁人的几句闲话而加害良士的。”临分别的时候还赠送给尉迟敬德很多金银，尉迟敬德被李世民的赤诚相见深深地感动了，发誓要“以身图报”。后来尉迟敬德在历次战斗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为李唐王朝打天下，为秦王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发动官员们议论朝政，一个名叫何竟的官员提出了二十多条独到的建议。这个何竟平时不善于舞文弄墨，唐太宗没有想到何竟竟然这样有文采、有见地，大大地夸奖了何竟，说他是深藏不露。何竟很惭愧地告诉唐太宗，说自己的上书是一位访客马周代拟的。唐太宗一听，非常高兴，立即引见了马周。两个人一见如故，探讨了很多政治措施。后来马周做了官，为唐朝的兴旺昌盛出了不少力，成了有名的“布衣宰相”。

    2.知人善任

    唐太宗善于了解人才的特点，能够做到人尽其才。他主张用人要取长避短，正确对待人才能力的差异。唐太宗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不足之处，在使用时要尽量发挥人才的长处，避开短处。

    在贞观年间，辅佐唐太宗的文臣武将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竭尽全力为大唐王朝效忠。唐太宗评论长孙无忌善于躲避嫌疑，待人接物聪明敏捷，处理事务无人能及，但领兵打仗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博古通今，处理事务清明通达，遇到危难不变气节，在朝做官不搞宗派，但所缺乏的是正直进谏；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且内容丰富，但是有的时候脱离实际。马周遇事果断，性格忠实正直，评论衡量别人，能秉公直言。当时，这些大臣都认为皇帝的评价非常中肯，符合他们的实际。

    贞观初年，唐太宗非常信任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共同掌管朝政。

    他们的长处是多谋善断，史称“房谋杜断”，而短处是不善于处理繁杂琐碎的事务。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相才，贞观三年，他们分别擢升为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皇帝的重要辅佐大臣。而对于戴胄呢，短处是“无学术”，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的职务，但是基于他忠诚、正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任为大理少卿。至于李靖、李勣两员武将的才能更是得到了良好的发挥，唐太宗长期让他们握有重兵，驻守边关，为唐朝政权的巩固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唐太宗评价说，李靖、李勣两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都比不上他们。在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各种人才都能量才而用，使大批的文臣武将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由于唐太宗的“知人善任”，贞观时期人才济济，这些猛将谋臣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与“贞观之治”是密切相关的。

    3.君臣坦诚

    唐太宗能良好地处理君臣关系。他提倡君臣之间坦诚相待，不要互相猜忌。唐太宗深知，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思考问题难以面面俱到，作为君主必须尽可能地集思广益，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治理国家，巩固封建政权，不能只靠皇帝一人，而要靠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官吏的尽心尽职，全力为朝廷服务。要使天下得到良好的治理，君臣两个积极因素缺一不可。事实上，唐太宗对大臣们是非常信任和器重的。唐太宗曾对侍臣说：“我身为帝王，身系天下安危，但是要做一个好皇帝，我还得依靠各位臣卿，所以我们要同心协力把国家治理好。事情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只管说出来，不要隐瞒。如果我们君臣之间互相怀疑，不能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纵观贞观二十多年中，唐太宗与臣属们关系密切、和谐、融洽。特别在前期，能直接鼓励大臣当面指出他的过失，并能知错则改，这种态度大大减少了唐太宗决策的失误。唐初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比如说贞观二年，唐太宗和臣僚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唐太宗让臣僚们各抒己见，互相磋商，大家都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论辩，不以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整个讨论，气氛相当宽松。最后，再依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决策国家大事。

    这种活跃的政治局面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史称“贞观君臣论政”。这次政治大讨论，为“贞观之治”的开始奠定了基础。此后，君臣之间这种共同切磋的情况更多，“君臣论政”成为贞观时期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

    （三）虚怀纳谏

    1.从谏如流

    从古到今，一提李世民，大家就能想到一个词——纳谏。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从谏如流，他不是唯我独尊地发号施令，也不是目空一切地独断专行，而是广泛地听取大臣的意见，虚心地接受有益的建议。大臣们对他也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进谏。

    进谏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上到国家军事大事，下到君王一举一动，有的进谏甚至还涉及到李世民的私生活。那么进谏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李世民多是言听计从、虚心接受。可是很多进谏之言非常逆耳，连一般人都很难接受，作为一个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帝王，李世民是怎样接受这些谏言的呢？

    大臣们又为什么敢于向皇帝进谏呢？那是因为唐太宗深知纳谏的重要性。贞观二年，他问魏徵何谓明君、暗君？魏徵说：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此，唐太宗深表赞同。群臣的犯颜直谏，形成了贞观时期的良好政治风气，在封建社会实属罕见。

    历史的教训让唐太宗明白了纳谏的重要性。唐太宗生于隋文帝末年的太平之世，却长于隋炀帝在位的动乱之时。他目睹了盛极一时的隋王朝土崩瓦解，隋王朝的惨剧在唐太宗的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隋炀帝独断横行，犯了过错也从不理会，所以才导致了国家的灭亡。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时刻刻警示着唐太宗和他的臣子。

    贞观四年（630年）六月，李世民为了巡狩的方便，下诏令征发人力修复洛阳的乾元殿，一个名叫张玄素的大臣上书劝谏。张玄素说：“修复乾元殿并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陛下您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隋炀帝就修了很多的宫殿，还修长城、修运河，可是最后呢，隋朝灭亡了，这些宫殿又有什么用呢？所以陛下应该珍惜民力，注意节俭，少做这样的事情。”

    这一席话言词尖锐，让一向善于纳谏的唐太宗也产生了抵触的情绪，问张玄素说：“你认为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么我跟夏桀、商纣比呢？”张玄素坚持说：“如果陛下还是坚持要修乾元殿的话，国家一定会出现祸乱。”

    这句话打动了李世民，他反而笑了。不仅收回了修宫殿的命令，还赏赐了张玄素。

    唐太宗虽然是一代圣君，不过也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在群臣的劝导之下，他往往能比较坦率地承认过失，改正过错。唐太宗从谏如流，对确属自己的过失或者可以不做的事情，常能采纳臣下的谏诤。

    贞观八年的时候，长孙皇后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她想替皇帝选一个夫人来接替自己，就是郑仁基的女儿，这个女子年轻貌美、芳华绝代，而且郑家又是北方的士族，家里家教严格，门风优良。诏书已经写好了，就差派一个使者去发布诏令。就在这个时候，魏徵听说郑仁基的女儿已经与别人订婚了，于是赶快进谏给唐太宗说：“陛下身为天下人的父母，应当抚爱百姓，以天下人的忧虑为自己的忧虑，以天下人的欢乐为自己的欢乐。”“郑仁基的女儿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许配给别人了，现在陛下不管不问就把她纳入宫中，这跟抢婚有什么分别呢？如果这种事情传了出去被天下人知道了，陛下还怎么完成作为天下人父母的大义呢？”

    唐太宗看了谏言，非常震惊，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于是亲自写诏书答复魏徵，深深地责备自己，并停止派遣册封的使者去发布先前的诏令，下令将郑仁基的女儿送还给她的未婚夫。

    唐太宗很有自知之明。其实，纳谏是很不容易的，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就说我们平常人，如果别人总给自己提意见、总挑自己的毛病，也会让我们心里很不舒服，会觉得损害了尊严，丢了面子。接受别人的建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作为平常人都难以做到这点，更何况是一个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帝王呢？但是，唐太宗就能做到虚心接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唐太宗并没有把自己神化，他也不主张别人把他神化。

    唐太宗容貌非常威严，百官觐见时，看到他不怒自威的龙颜，就已经很慌张了，时常害怕得不知所措，更别说提什么意见了。唐太宗感到这样有碍于人家进谏，所以，每当有人上奏时，他总是表现得和颜悦色，希望能够得到批评的意见。

    其实，唐太宗也并不能随时都心悦诚服地接受所有的意见，有的时候他也是大发雷霆，但是，最终他都能接受正确的意见。一方面，是由于唐太宗自己的悟性高，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理性执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身边有一些忠心耿耿地辅佐他的人，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王珪等人，此外，还包括他的发妻长孙皇后。

    2.唐太宗与魏徵

    谈到“贞观之治”，人们首先称道的是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其次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魏徵进谏。魏徵在职期间先后向唐太宗进谏二百余事，唐太宗和魏徵共同缔造了“贞观之治”，二人的君臣配合也堪称我国政治史上的绝唱。

    魏徵（580－643）字玄成，巨鹿（今属河北）人，从小双亲皆故，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

    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魏徵原先是农民起义军瓦岗军的一个小官。由于官职太小，所以政治抱负一直没有得到施展。后来瓦岗军全军覆没了，他又几经周转，归顺了唐朝，到太子李建成的东宫任职。

    魏徵看到秦王李世民功高气傲，知道他是太子将来继承帝业的最大威胁。他好几次劝说太子杀掉李世民，可是太子就是不听。后来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射杀了太子和齐王。

    李建成被杀之后，李世民就召见了魏徵。周围的人都为魏徵担心，而他自己却很坦然。李世民一见到魏徵就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魏徵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平静地说道：“李建成如果早听我的话，他早就做了皇帝了。我们作为臣子的各为其主，我有什么过错呢？”李世民听到这些话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他早就听说过魏徵很有才干，如今见他又是如此的坦率，就消了气，不仅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魏徵，还对他委以重任。

    唐太宗一开始让魏徵在东宫做了一个小官，很快魏徵就晋升为五品谏议大夫，负责给皇帝提意见。后来魏徵又很快成了秘书监，管理图书、文献的资料，从此唐朝的宫廷藏书在魏徵的管理之下丰富起来，魏徵做秘书监的时候也参议朝政。到了贞观七年，他就当了门下省的长官，负责审核皇帝的命令。就这样，魏徵一直到死都负责进谏的工作，他的职责就是给皇帝提意见，他忠于职守，常常冒死进谏。他提的意见总是有利于唐朝的统治，这让唐太宗对魏徵是又害怕又尊敬，以至于唐太宗有时候想干点什么，但是考虑到魏徵可能进谏劝阻，就放手不干了。

    魏徵对国家尽职尽责，一心一意地为国家效力，从长远的角度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贞观元年，国家兵源不够。于是封德彝向唐太宗提议，可以降低参军的年龄限制，年满18岁的人就可以点兵，皇帝同意了这项建议。可是这件事情受到了其他大臣的反对，唐太宗便召开了会议，让群臣讨论这件事情，群臣们各抒己见。魏徵提出了反对意见，只说了一句话，就说服了唐太宗——“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把池子里的水都放干了，不是打不到鱼，而是大的小的鱼都被打了上来，明年就打不到鱼了。一句话切中了要害，表明了不能过分浪费民力，要从国家长远的利益出发，眼光要长远。

    魏徵直言进谏，总是能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谏言直接有力。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的一个儿子越王泰向唐太宗反映有些大臣对自己不敬，唐太宗非常生气，召见了所有大臣，对他们说：“我的儿子不是天子的儿子吗？你们现在不尊敬他，如果我对他放任不管的话，他想收拾你们还不简单吗？”大臣们听了这些话立即拜倒在地承认错误，只有魏徵脸色很严肃，对皇帝说：“臣认为，当朝的官员绝对没有人敢轻视越王。以儒家思想的观点来说，大臣与亲王是同等地位的，大臣是为国家来做事的，即使大臣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也不容许亲王来侮辱他们，隋朝的亲王横行霸道，最终是什么样的下场呢？我们现在是在有道明君的带领下，怎么会出现隋朝那样的事情呢？”唐太宗一听转怒为喜，说道：“我刚才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自己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听了魏徵的话，觉得还是魏徵更有道理啊！”于是改定规则，三品以上的大臣见了亲王不必下车行礼。

    还有一次，蜀王妃的父亲杨誉犯了错误，被有关部门抓了起来。杨誉的儿子向皇帝禀报，说自己的父亲被抓了起来是不合法的。唐太宗非常生气，要处分抓杨誉的人。魏徵进谏说：“自古以来，皇亲国戚都是非常难管理的，他们因为自己与皇帝是亲戚才胆大妄为。如果陛下现在放纵自己的亲戚胡作非为，这样下去的话，国家将难以治理。从古到今，这种事情只有陛下能够处理，这种人也只有陛下您能够管理。”唐太宗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

    唐太宗离不开魏徵。贞观八年，皇帝派黜陟使到地方去了解官场的情况。黜陟使的权力很大，如果发现地方官员的工作干得好，就可以直接提升他；如果地方官员做得不好，就就地免官。所有地方的黜陟使都已经选好了，只有长安地区的黜陟使没有选好。左仆射李靖也觉得由于长安地区贵族、高官、皇亲国戚多，黜陟使的工作不好做，所以应该派一个得力的人物去，这个人非魏徵莫属。可是唐太宗却勃然大怒道：“你们不知道我要到九成宫去吗？这也不是小事情，你现在却要把魏徵派走。我每次出去魏徵都在我的身边，只有魏徵能指正我的错误，你们谁能做到这点？”最后，唐太宗派了李靖去做长安黜陟使，把魏徵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可见魏徵对于皇帝是非常重要的，唐太宗离不开魏徵，有魏徵在，唐太宗才能放心。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的身体越来越不佳，皇帝亲自去看望。第二次去的时候，魏徵已经病得很严重，连朝服都穿不上了，唐太宗握着魏徵的手失声痛哭。魏徵逝世后，唐太宗亲自去魏徵家吊唁，哭得非常伤心，并下旨：停止上朝五天；朝中文武百官和各地在京城的官员都去参加葬礼。葬礼那天，唐太宗站在宫中的西楼上，望着给魏徵送葬的队伍，哭得很是悲伤。

    魏徵死后，唐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以铜为镜，可以整理衣服帽子；以史为镜，可以看到历代兴亡交替的原因；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得与失。现在魏徵死了，从此，我最明亮的一面镜子没有了。”

    3.唐太宗与长孙皇后

    “贞观之治”盛极一时，唐太宗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以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长孙皇后是大唐盛世中的一位能够母仪天下的皇后。

    长孙皇后出身于世代显赫的鲜卑贵族门第，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生性节俭，是一个有见解、识大体、宽厚仁慈的女性。她13岁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母仪天下。她以自己的贤德和才干辅助唐太宗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孙皇后帮助唐太宗将后宫事宜治理得井井有条，是唐太宗的贤内助。长孙皇后是一位非常慈爱的女性，豫章公主早年丧母，长孙皇后就把她收养为自己的孩子，视如己出。其他的嫔妃生病了，她总是能亲自探视抚慰，还把自己的药膳带去让病人服用。唐太宗有时候会因为不顺心而迁怒于宫女，每当这时，长孙皇后总是假装大怒，请求自己来审问此事，让人把宫女囚禁起来，等到唐太宗息怒以后，再慢慢地为宫女开脱申辩，因此后宫里没有发生过一件冤案。人们都很拥戴她。

    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唐太宗非常偏爱她，可谓从小养尊处优。

    长乐公主出嫁之时，唐太宗特意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但是按照规矩这种做法是不合礼仪的。魏徵听说了此事，极力劝阻。唐太宗心里很不高兴，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长孙皇后。可是没想到长孙皇后听完了不仅没有怨恨魏徵，反而赞叹道：“我常常听陛下说魏徵是个忠臣，今天听了这件事情才真的明白魏徵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啊！”还亲自派人送钱送绢给魏徵作为赏赐。

    长孙皇后还非常有政治见解。

    唐太宗经常与她讨论国家大事，听取她的意见。每当唐太宗不肯纳谏时，长孙皇后总是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方式对他进行规劝。有一次，魏徵在朝上对皇帝进谏，言词尖刻，让唐太宗非常生气。

    回到宫中后，唐太宗对长孙皇后说：“魏徵那个乡巴佬，我早晚要杀掉他。”长孙皇后问明了原委，立刻回自己的寝宫换上了朝服，来到了唐太宗面前，向他表示祝贺。正当唐太宗感到非常诧异之时，长孙皇后严肃地说：“古人有句话说得好：有英明的君主，就有正直的臣子。现在朝廷中有魏徵这样的正直之臣，不正是说明陛下是英明的君主吗？我怎么能不祝贺陛下呢？”唐太宗听后立即明白了这个道理，转怒为喜。第二天上朝还特意向魏徵道了歉。

    长孙皇后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她就是要辅佐唐太宗把后宫治理好、把天下治理好。也正是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正有道，唐太宗才对她更加信赖，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所以对于国家大事，很少干涉。她最令人称道的地方就是主动帮助唐太宗防范外戚干政。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皇帝的好朋友，贞观二年的时候，唐太宗要升他为宰相，长孙皇后极力反对，并以汉朝吕氏、霍氏的外戚专权乱政的历史事实提醒唐太宗，但是唐太宗没有听，还是让长孙无忌做了宰相。一年以后，有人向皇帝报告说长孙无忌揽权，皇后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即去找自己的哥哥，要求他自动请求辞职。就这样，皇后在世的时候，长孙无忌一直都没有掌握实权。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在回来的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徵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

    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落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临终之时，还念念不忘朝政，她对唐太宗说：“我死了之后请陛下不要浪费国家的财力为我建造陵墓，只要依山为坟，用瓦木做棺材就可以了；房玄龄侍奉陛下很久了，如果不是犯下了太大的罪过，最好不要轻易不用他；我的家人，因为我才得到了尊贵的地位，希望陛下不要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只要作为外戚定期朝见就够了。”几天后，长孙皇后去世，年仅36岁。唐太宗悲痛地说：“宫中再也听不见皇后的规谏之言了。”唐太宗日夜思念长孙皇后，常常流泪，他还在宫里面建了一个高塔，用来瞭望长孙皇后的陵墓——昭陵。

    （四）改善隋制与司法建设

    唐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一切政权组织都是沿袭着隋朝的制度。唐太宗即位后，开始改革隋朝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弊端，使中央专治政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太宗对隋朝制度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新的国情，对旧的制度做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和完善，其中在监察制度、整饬吏治、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创新和突破，而最为突出的就是在政治上沿袭并改善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

    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中书省和尚书省是在两汉时期基本形成的。东汉废除中书省，只设尚书省，三国时恢复中书省。门下省是晋朝首先建立的，南北朝依然沿袭，晋朝时期三省制度基本建立起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政治制度。三省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同，封建社会末期实行封建专制，基本废除了三省制度。

    贞观时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17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时的文明程度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做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唐太宗还特别注意司法建设，认为落实法制是维系民心的工具，统治者要想取得令行禁止的效果，必须取信于民；而要做到这一点，用法必须先上后下，先贵后贱。而作为统治者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智，使自己的性情服从意志，服从法制，更要制约性情的自我膨胀，否则将会小人得志，忠贞之人受到排挤，加速国家的灭亡。唐太宗在执法方面主张宽缓，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酷刑罚，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唐太宗非常注重以身作则，带头维护法律的权威。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他除了强调出令要慎重，言出必行，不能轻易变更之外，还反对前朝经常赦免罪犯，虚图仁慈之名的做法。这种强调法律执行公正的作风，对唐朝贞观时期社会阶级矛盾以及社会各阶级和统治集团矛盾的缓和，对稳定唐朝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华夷一体

    1.“怀柔”政策

    贞观年间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较好的时代。唐太宗为顺应历史潮流，调整统治政策，始终以华夷一体的思想做指导，对民族问题做了恰当的安排和处理，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这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唐代，各少数民族接受先进的汉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了。唐王朝当时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文明强盛的国家，也是与它接受和融合了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分不开的。

    其实，李氏家族就是民族融合的典型。唐太宗的祖母、母亲和皇后都是鲜卑人；李世民二十二个女儿中的六个嫁给了汉化的鲜卑人。在这样的家族影响下，李世民自然没有什么民族偏见。唐太宗曾经说过：“夷人狄人也是人，他们的情感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贞观二十一年，平定了薛延陀部之后，回鹘各部族请求归附，唐太宗就说：“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我们中原人是优秀、尊贵的民族，而认为夷人狄人是卑贱的民族，朕却偏偏将所有民族都视为同等，所以这些少数民族都像依赖父母那样依附着我。”而在行动上，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有一次，贞观年间，有一个突厥的官吏，行至玄武门，吃饭的时候，留下了肉没吃，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吃肉，他回答说：“我想把肉带回去给我的母亲吃。”唐太宗听说了这件事情感叹道：“这种仁义孝顺是人的天性啊，怎么会因为华夏民族和少数民族之别而有所不同呢！”于是他赏赐这个突厥人一匹马，并准备了更多的肉送给他，让他回家孝敬自己的母亲。

    唐太宗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军事征伐的同时，尽量采用了怀柔政策，使少数民族安居乐业，共同开拓边疆。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首先是招抚，例如东北许多民族因为历史上关系密切，唐初的时候就主动派遣使者来到唐朝，向唐朝纳贡。

    唐朝对这些使臣都给以优厚的接待，例如奚、契丹、室韦、靺鞨等。其次，采取和亲政策。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把文成公主许配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此外，对于一些强大而有威胁的民族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争取他们中的一部分力量，而只对有敌对态度的才采取军事征服的策略。

    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招抚、和亲或战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唐代才建成了超过秦汉的多民族的强大王朝。

    2.少数民族的优惠措施

    唐太宗对各地少数民族礼法并用，实施了非常积极而且慎重的怀柔政策。此外，他还特意实行了一些优待少数民族的措施。

    首先，优待各民族的君长。对于归附后入朝的可汗或国王，唐朝大都授予显贵的职务或封爵，死后祭奠，并且他们的子弟可以世袭父辈的爵位，或者赐李姓，将他们作为宗室看待。贞观三年的时候，突厥的突利可汗请求入朝，唐太宗优厚地款待他，第二年就封他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赐给食邑七百户等等。贞观二十二年，赐契丹酋长、奚国酋长李姓。

    其次，从多方面优待少数民族。在赋税和徭役上照顾少数民族，在生活上救济少数民族，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都是唐王朝不同于其他民族统治者的明显标志。李世民知道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恶果，因此，对归附或征服的边疆少数民族，都不征税。

    第三，不轻易对少数民族用兵，慎重选取官吏处理民族事务，对破坏民族关系的官员严明法纪，加以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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