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出入我们家的有这么几张脸谱：
县长，郭姓，名大城。辽宁老哈河一带出生，抗战期间曾在村里扛过红缨枪，给游击队站岗放哨。“文革”时在另一座县城被轰轰烈烈揪斗，“文革”后官复原职到我们县，中等身材，两鬓有些许白发，戴一副宽边的老花镜。
我父亲跟郭县长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郭县长有结膜炎，要眼科的名医诊治。我父亲当时被借到文化馆写剧本，郭县长要看病，他只好又回到医院眼科，专门给他治眼病。不出三个月，他的眼病果然好了。父亲就成了郭县长家的常客，郭县长大病小病都找我父亲，有一次他大便秘结屙不出屎来，三天三夜憋得面红耳赤。是我父亲蹲在他的屁股底下，从那长满皱褶的通红区域一点一点抠出体内的废弃物。郭县长为此十分感激我父亲，过年的时候专门带着妻子给我家拜年，拎了一盒点心两瓶白酒。我妈妈就从这时开始跟他尊贵的夫人拉上了关系。
夫人个子不高，两只脚是缠过又放开的，穿起鞋来没个形状，显得不伦不类。头发也有些白了。穿一件蓝的确良外衣，一双黑皮鞋，两手喜欢插在袖口。牙床长得较高，上下两片嘴唇刚好成为疆界。我妈妈管县长夫人叫嫂子，嫂子姓啥她没追问，县长的夫人管我妈叫妹子，两个女人见面就亲热地嘘寒问暖，我妈妈拉着嫂子的手说：“嫂子啊，你这手又干又瘦，青筋暴起，是一双有福的手啊。俗话说：骨瘦如柴，四季发财。”
县长夫人就拍着我妈的肩说：“杜妹子啊，你可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又上班又养猪还干家务，咱县城的女人背地里都夸你是这份的！”县长夫人竖起大拇指，在我妈的面前拼命摇晃。我妈妈笑得仰脸朝天，两只发辫在空气中激动地颤抖。她们又说了一些话，我妈妈得知夫人与县长从小青梅竹马，在家里县长听她召唤。
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妈妈学会了“夫人外交”。当然她搞外交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我爸爸。她盼着我爸爸平步青云，从县长夫人身上，她已深深感受到夫壮才能妻抖。
有天晚上，我爸爸竟因为县长跟我妈妈吵了起来。县长在我们家喝了许多酒，酒过三杯，他就不停地打量我妈妈。我爸爸没注意，可我妈妈注意到了，她满桌斟酒的手就有些发抖，跟县长说话时声音也低了八度。酒席散后，我妈妈跟着我爸爸一道送客人，到了门口与客人一一握手，县长握住我妈妈的手就不放开了，我妈妈只好被县长牵着手走，走出大院，走到大路口。县长那时不坐汽车，步行回家，县城方圆也不过十几里路程。县长放开妈妈的手，仍是依依不舍，不住地回头看。我爸爸心里就有了紧张的音符，敲打着他的心脏。回到家里，两人便吵了起来，我爸爸说：“他拉你的手好半天，你居然没有反应？”
我妈妈说：“我使劲往回抽了几次，都抽不动。这还不是为了你，不为了你，我能让他握？！”
我爸爸就坐在炕沿边儿生气。
我妈妈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有本事你别巴结他，也别让他来咱家吃饭。”
我爸爸抄起一只碗砰地摔在地上，气呼呼说：“你知道不知道，他接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跟一位天津女知青握手竟握出半里地呀！”
有很长一段时间郭县长没有到我们家来，我爸爸说他到乡下的一所卫生院蹲点去了。那个卫生院里有一对男女医生搞不正当的关系，大伙儿反映强烈，告到了县里，郭县长亲自出马去做处理。
我爸爸在这段时间没日没夜写他的剧本，剧本反映一个大城市下放农村的女知青，全心全意当赤脚医生的故事，名字叫《赤脚红医》。我爸爸想一鸣惊人。
半年以后，郭县长又到我们家来了，他吃酒的时候有滋有味地把他在乡下卫生院搞的运动述说了一遍，他怎样设圈套捉奸，怎样批斗那对男女。他说男的给女的写了一摞情书，恶心得让人无法看，其中有一封情书写着：“芬、芬、芬、我的芬啊！”女医生叫芬。
或许是这次运动的成就，郭县长很快又升为县委书记。我爸爸的剧本《赤脚红医》得到他的高度评价，在小城一演再演。我爸爸因此成为党员。不久，我爸爸的科室里安排进去一位30多岁的老姑娘，原是县郊的一位农民，郭书记亲自批准她到医院当护理员，国家正式工人。据说郭书记也是在医院治病时认识她的，她妈妈也治病。可我爸爸从来也没在意过这个老姑娘，人们就私下议论郭书记与她有染。
第二张脸谱是医院赵院长，我爸爸跟他拉上关系是在写出了剧本《赤脚红医》以后，赵院长的夫人米玉兰在县剧团当团长，这是个有文化有风韵的女人，一头黑色的短发用两根卡子捌在耳后，走路仰脸朝天。我妈妈见过她第一面就跟我爸爸说：“抬头老婆低头汉，这女人不好对付。”我们那个地方有个私下的约定俗成：女人走路仰面朝天，男人走路低头看脚都是不好对付的人物。
米玉兰当团长的剧团，演员几乎都是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天津知青占了剧团的一大半。这些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北方乡村与土块石块打了一年半载的交道，凭着自己吹拉弹唱的技能和特长被招工到县剧团。县剧团一批有名份有声望的演员“文革”期间全部下放农村，在广阔的天地耕田担粪接受劳动改造。
米玉兰的家成了剧团知青的客栈，几个女演员平素休息时就到米玉兰家。有次我父亲因为调几句台词到处找《赤脚红医》的女主角安平，剧团的人说找她你必须到米团长家找。我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去赵院长家，父亲虽然想一鸣惊人，想在官场弄个一官半职，但他仍然属于知识分子，不擅与官员打交道。但因为父亲剧本的影响，赵院长每次见到父亲都客气地微笑。
黄启蒙站在赵院长家门口，不，是米团长家门口。他的心有点紧张，怦怦的跳动就像有只小兔乱跑。“赵院长——”他喊了一声，屋里没人应，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黄启蒙站在门外，忽然感到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烤烧着双颊。他挥手擦了一把脸，又喊：“米团长——”这回他的嗓音提高了八度。一会儿，屋里有了响动，门开了，是安平。安平穿着半截裤头出现在黄启蒙面前，黄启蒙一愣，安平也一愣。黄启蒙惊异的表情显然是觉得安平在赵院长家不该穿这样的裤头，安平没想到编剧会为了几句台词跑到团长家找她，安平不自然地笑了笑，就跑进米团长的卧室拿衣服，米团长和赵院长都在床上偎着，见了黄启蒙，两人赶紧下床走到外间屋。他们让黄启蒙坐，黄启蒙就坐在一张凳子上，把找安平的意图说了一遍。安平穿好外衣，就跟黄启蒙回到剧团。
以后，黄启蒙因为台词的临时更换又到米团长家几次，他发现剧团的女演员有一半人在米团长家都是安平那样随意的穿着，他心里很不舒服。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走动亲近起来的，我爸爸几次登门，竟和赵院长的关系密切起来。偶尔他还到我家吃饭喝酒。待《赤脚红医》红遍省城，我爸爸又回医院重操手术刀的时候，他又取代了那位曾专过他政的队长而当了科室主任。
我爸爸当了主任那天，满脸堆满了灿烂的笑容，他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百货公司，是县城最大的商场，他给松儿买了一只气球，给我买了一支钢笔。气球上画了一只大熊猫，气球膨胀起来就显出了熊猫的脸，松儿从未见过熊猫，吓得哇哇大哭。
不久，我们家的气氛又紧张起来，爸爸妈妈几乎整天不回家。晚上回来时，我和松儿已经蒙被睡着了。我被他们窃窃的私语声惊醒，我听见爸爸说：“赵院长出事了，有人告他强奸剧团的女演员。”随后我爸爸说出一串名字。
我跟着数起来，正好10个。我还不懂什么是强奸，但从爸爸的口气中，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妈妈说：“米团长呢？她什么态度？”
我爸爸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是米团长同意他这么做的。”
“真的？……”
我妈妈的一声惊呼把我吓了一跳，我感到小便都要流出来了。
我爸爸说县委已经派工作队调查赵院长了，从他的抽屉里翻出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一首诗，其中有句：花天酒地好生活。
我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这都怪那些婊子亲自送上门啊，母狗不撅腚，公狗不上前。”
我忽然用被子塞住了耳朵，我觉得妈妈说的话不堪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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