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本不叫这个名字，她真正的名字叫啥她自己也不清楚。户籍簿上只写了丁林氏三个字，这是一种最古老的给女人取名字的方法，后边一个字是她的本姓，前边一个字是她丈夫的姓，两个字合起来再加上一个氏字就属于她的生命符号了。这个女人据说曾是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十七八岁的时候，父母给她包办了一桩婚姻，男方也是大地主的儿子，在遥远的上海读书，比她大两岁。男方还未毕业，就被父母催回来成婚。入洞房的当夜，男方就跑了，以后再也没回来过，据说是去了抗日前线。她却永远成了丁家的媳妇，名丁林氏。
丁林氏是什么地方的人，县城里没人知道，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县城里也没人知道。她的一点点身世还是老辈子人恍惚的记忆，他们说她大致是新中国成立后来的，来时还很年轻，穿的衣服也风光，绫罗绸缎的。她一个人住在三间房子里，房子是一个老式院落。她说是她家里剩下的唯一家当，其他都被穷人分光了。好多好多年，这院子里只住着她一个人，没有一个亲戚来看她，也没有任何人跟她来往，她就像一个被遗忘的人物，在县城里悄悄地打发着时光，一晃就是许多年。
“文革”开始后，大批量地揪斗牛鬼蛇神，有人就把她想起来了，他们甚至打听到了她的家史，她的父母公婆都是大地主，父母在刚解放时就被镇压了，公婆因有一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现在还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这才保留了两条老命。这个级别很高的干部就曾是丁林氏的丈夫，丁林氏现住的三间房子是婆家当年开在这里的当铺。她的家乡在另一座县城，与这座县城毗邻，却属两个省份。
丁林氏的问题显然变得复杂起来，造反派先是把她的房子没收了两间，后来又让她接受批斗。她是地主的女儿，属于地富反坏之类，揪斗是必然的。丁林氏在接受造反派的一系列恶劣行径中始终没有吭声，但让她脖子上挂满破鞋接受批判，她突然委屈得哭了起来，破鞋是给那些作风不好的女人挂的，她丁林氏自从嫁到丁家就没跟任何男人有过勾搭，她至今仍是个处女，她丈夫在洞房之夜未动她一下就溜了。当然这事她不能说。造反派见她哭得伤心，就说：“既然丁是你的丈夫，新中国成立后为啥不接你去北京啊？”
丁林氏被这话问住了，她想了一会儿说：“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就到北京去找他，让她给我开个证明来，证明我跟他结过婚。如果开不来这个证明，你们再批斗我，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造反派说：“你现在是地富反坏分子，你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别牵连一个革命干部。”
丁林氏见造反派一副蔑视自己的样子，就有点急了说：“我嫁给他时他可不是革命干部，他也是地主的儿子。”
造反派见丁林氏说得有道理，就把她的事情报告了上边。上边考虑丁林氏的确有过这样的背景，不久，就同意她上北京开证明。
丁林氏二话没说，就跑到北京去了。过去她虽是大地主的女儿，但从未出过远门，一下子闯到北京这么大的地方，东南西北真是找不准。那时的北京同样沉浸在热火朝天的运动中，到处是人流，到处是口号，到处是批判的声浪。丁林氏一下子就被卷入了陌生的人流中，她口袋里的几个钱很快就用光了，更麻烦的是，她不知到哪里去找她的夫君，那一夜的真实记忆随着时间长河的奔流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她身边的见证人一个都不存在了，即便她找到他人家还能认她吗？要是人家不认她，她会怎么办呢？不用说，她回去以后的罪行将更大，想到挂破鞋被揪斗的滋味，她的心突然颤栗起来。她的眼前开始模糊，视线中影影绰绰的人群铺天盖地向她涌来，一辆汽车从她的腿部辗过，她啊地一声就昏倒在地上了。司机还不错，车停了下来，丁林氏被送进医院，从此她的一条腿就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等她在医院里苏醒以后，她就大哭起来。她抱怨司机怎么没把她辗死，她说她不恨他辗断了自己的一条腿，她恨他为啥没把她辗死，她活够了，想死都死不了。她说话的声音带着浓郁的东北腔，司机一下子就听出她不是北京人了。司机的胆子就壮了起来，他问她为啥来北京？丁林氏觉得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相瞒的了，她就把自己的前半生跟司机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又把自己的后半生也原原本本跟司机讲了一遍。当司机知道她来北京的目的是为了让跟她一夜成婚又没有婚姻事实的丈夫开个证明时，司机一下子就笑了。司机说：“你看北京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怎么能找到他啊？你就是找到了他人家能认你吗？人家认了你就把自己的前程毁了，要我看呢，你腿好以后就赶快回去吧。我随便给你开个假证明，反正有我们北京的图章就成了。”
丁林氏想不到司机还有这么高的招数，反正她的腿伤了也无法找他了，她就把这事应了下来，等她离开医院的时候，司机真把那张证明开给了她，丁林氏不认识字，但认识红色的图章。她把证明揣在自己的口袋里就离开了北京。
丁林氏回到县城，把证明信交给管她的造反派。造反派似信非信地看了许久，丁林氏心虚地解释说：“为了找他，我这条腿都被车撞了。你们要是不信，就去北京调查吧。”
造反派开始想去调查，又怕会惹恼首长，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后来觉得丁林氏没有那么大的通天本事，如果事实不相符的话，她是开不来这张证明信的。从此，丁林氏免遭了被揪斗之苦。她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丁林文革”，并将这四个字绣在衣服的前襟上。整个“文革”期间，丁林氏都自由自在地靠在临街的墙壁上晒太阳，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她的全身，逢到有人喊她的时候，她就将那条受伤的腿移到前边，她的腋下是一根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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