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诗句，这诗句使我的心灵永远铭刻着千古绝唱《致凯恩》。
每逢他在我的眼前出现，我就想到这首诗。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好像随时随地要引起他的注意，而他不过是我的同级学友，在另外一个班级任学习班长。他显然是男生里最最优秀的男生，除了脸上的下巴生得过长，牙齿细小以外，几乎再挑不出他作为男生的缺点。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母亲长年病休在家。他的家住在朱家大院外，与我们家隔半条街。我妈妈杜小兰认识他妈妈，他妈妈患肾炎病，经常找我妈妈化验尿。我妈妈嘴上时常提起的半条街那个病女人，想不到竟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姓陈，很少在人群中露面，偶尔在太阳地里晒晒，见了熟人就赶快躲避起来，那张又白又黄的脸让人想到地狱。
有段时间，我妈妈杜小兰下了班就跟我爸爸说：“半条街那个女人真凄惨，病生得那样重，她的丈夫还跟她打架，工资也不交给她。她丈夫说自己只有一条裤子，要花钱买裤子。女人不让他买，他索性连工资也不交给她了，她一生气，尿检又多了一个加号。哎，女人呢，真是想不开。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攥在你手里你又舍不得花，争它啥用啊。”杜小兰一边唠叨一边感叹，她说话的目的有一大半是为了内心痛快，另外的一半是打动黄启蒙。
黄启蒙听得多了，也就不把杜小兰的话当话，好像耳边风，这边吹进来，那边钻出去。
我知道陈女人的确切身份是在一个中午，那天上午，学校举行诗歌朗诵会，隆重欢送三位高中未毕业的同学回乡务农。学校邀请了社会各界的代表，有解放军、工人、农民，代表们坐在主席台上，学校的扩音喇叭里播放着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欢送会上，我和他的配乐诗朗诵将作为重点节目隆重推出，我已经私下背诵了许多遍，胸有成竹了。
“汽车飞，马达唱。
望前方，路正长。
书记送我到农村。
谆谆教导耳边响。”
……
对着扩音喇叭，我运足了底气，放出琅琅的声音。我的声音一向很优美，有许多同学说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声音像葛兰。葛兰是三十年代的播音明星，深得广大听众的喜爱。而我身边站立的他，无疑是夏青了。怀着一腔单纯的热情，我们朗诵出自己的心声。我们心中的理想不是当电影明星、不是当校级军官、不是当作家、不是当有钱的大款，而是当农民，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前边有邢燕子、候隽的榜样，中间有“零旦博士”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的楷模，我们的路就是沿着前人的脚印亦步亦趋。
他的喉咙和我一样在激烈地颤动，那是一种激情，一种被感召起来的激情，这样的激情是盲目的，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出于被迫而机械地感动。当我们的激情在话筒前挥霍殆尽的时候，我听到了雷鸣般如火焰一样热烈的掌声。
散会以后，我没有回教室，而径自奔回家中。我的家距学校很近，只几百米的距离。我跑回家中是故意的，我想在学生放学的洪流中再次出现在马路上，众多的眼睛会像闪光灯一样射向我，我收集起全校同学的青睐。我就这样站在自家的衣柜前欣赏自己，我的脸红扑扑的、透着青春的朝气，我眼睛里的瞳仁发亮，我的上衣是一件简易西服，咖啡色，样式是当时最流行的，裤子与之配套也是咖啡色，有一件雪白的衬衫与外衣相映成趣。我的这身穿戴无疑是同学中的上流水准，我自信地走出家门，朝学校的方向走，我果然遇上了迎面而来的人流，一道道目光在我的眼前闪烁，扫着我颇为得意的脸。而这时我心里最想的是碰见他。
他在哪里呢？
他在我眼前出现的时候是在半条街的一个门口，一位脸色黄白的女人正将一只瓶子递给他，瓶子底部是沉淀的黑物，估计是酱油或醋。女人无疑在吩咐他去买酱油，当他的手接过女人递来的钱转身欲走的时候，目光正好与我的目光撞击，他愣了一下，低下头快步走远了。
我颇不是滋味地愣在原地看他，看了好久。女人一定没在意我的出现，她已经悄无声息地从我的眼前消失了，路上的人流也退去了。我挪动脚步，朝着自己家的方向，我怎么也不肯相信他有那样一个病恹恹的妈妈，他平时的穿戴是多么整洁呀！是他自理的么？冬天的时候，他的棉衣领上罩一个毛线勾织的领子，一蓝一灰两个，相互替换使用。夏天，他的衬衫散着一股肥皂的芳香，白色，领口从不见污渍。是谁给他浆洗的，他妈妈？显然洗不动。他爸爸？我至今未见过哪一家的父亲给孩子洗过衣服。这样推论，他的干净整洁全靠他自己了。仅这一点，他在我心中的位置又如半空的弦月一样升高了。我焦灼地盼着他重新出现，他的出现会使那破败不堪的半条街熠熠生辉。不一会儿，他真的出现了，手里拎着一瓶酱油。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并没看我，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而我凭直觉断定，他已经发现了我。
我的满腔热情一下子就被冰雪融化了。我悻悻地回到家中，看见什么都有气。我妈妈杜小兰正煮着一锅兔子脑袋，她说她给冷冻厂的一位工人化验，是人家送给她的报酬，这一锅兔子脑袋的价值不过几元钱，我妈妈却沉浸在小恩小惠的滋润里，难道这就是日子和生活吗？
我变得古怪起来，说话的热情明显减退。只是在校园里碰上他的时候，我才有了启动嘴唇的欲望，而且喉腔的调子很高，像吹响的唢呐似的让人受不了。我的煞费苦心仍是未引起他的注意，反倒让班里的另一位男生注意上了，他是我们的体育委员，个子高大健壮，脸上有星星点点的青春美丽豆。他姓唐，外号“糖瓜蛋”。我们班所有的女生背地里都这样喊他，在那众说纷纭的贬低里，也透露着对他的关注。
“糖瓜蛋”先是给我写纸条，纸条在上课的时候写好，下课时揉成一团丢进我的抽屉。最初我没在意，他就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故意踢一下我的椅子，椅子发出令人痛恨的脆响，然后他粗大的手再次指指我的抽屉，我终于发现了目标，待他走过去，我悄悄拾起那团揉皱的纸团，又悄悄展开，做贼一样看了一遍，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再也无法控制情绪的燃烧。
“糖瓜蛋”在纸条上写喜欢我，他也配喜欢我！我黄蓉怎么也不能让一个叫“糖瓜蛋”的人喜欢吧？我气得重新把纸条揉成一团，就在我回身准备掷还给他的时候，我心里忽然有了新主意，于是我将纸条展开铺平，略为沉思了一会儿，写下四行打油诗：
“我不愿是一朵柔弱的花，
任什么人都能摘下。
我愿是一枝带刺的玫瑰，
把轻狂的人刺扎。”
我颇为得意地读了一遍，又颇为得意地将纸条揉成团，趁老师回身写板书的机会，我将纸团扔给了“糖瓜蛋”。这一炮果然击中，很久很久他不再理睬我，我很快也就把这事忘了。谁知半年后，校团委在整顿校风校纪时，发现了“糖瓜蛋”与另一个班的女生谈恋爱，那个女生的父母是搞地质勘探的，女生常年跟奶奶生活，奶奶什么也不问，任由她的性子耍。女生会唱歌，是学校舞台上的风流人物，只是嘴巴长得过小，被音乐老师判定没有发展前途。校团委领导在“糖瓜蛋”写给那位女生的信里发现了我的名字，信中说：“黄蓉的心是虎狼心。”这话顿时在领导那里划上了问号，于是团委书记开始找我谈话，问我与“糖瓜蛋”有没有关系？我矢口否认。他们将信将疑，又找不到我身上的豁口，只好不了了之。
从此，我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焦虑状态，好像心中的种子要发芽，又不知道从哪块土里钻出来。而这一切，全是因为那个下巴过长的男生，他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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