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读书治学-我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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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只有一个字,这就是:杂。我认为,对于“杂”或者“杂家”应该有一个细致的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从宏观上来看,有两种“杂”:一种是杂中有重点,一种是没有重点,一路杂下去,最终杂不出任何成果来。

    先谈第一种。纵观中外几千年的学术史,在学问家中,真正杂而精的人极少。这种人往往出在学艺昌明繁荣的时期,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中的几个大哲学家。他们是门门通,门门精。藐予小子,焉敢同这些巨人相比,除非是我发了疯,神经不正常。我自己是杂而不精,门门通,门门松。所可以聊以自慰者只是,我在杂中还有几点重点。所谓重点,就是我毕生倾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地研究的课题。我在研究这些课题之余,为了换一换脑筋,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以外的领域。间有所获,也写成了文章。

    中国学术传统有所谓“由博返约”的说法。我觉得,这一个“博”与“约”是只限制在同一研究范围以内的。“博”指的是在同一研究领域内把基础打得宽广一点,而且是越宽广越好。然后再在这个宽广的基础上集中精力,专门研究一个或几个课题。由于眼界开阔,研究的深度就能随之而来。

    我个人的研究同这个有点类似之处;但是我并不限制在同一领域内。所以我不能属于由博返约派。有人用金字塔来表示博与约的关系。笼统地说,我没有这样的金字塔,只在我研究的重点领域中略有相似之处而已。

    既然讲到杂,就必须指出究竟杂到什么程度,否则头绪纷繁,怎一个“杂”字了得!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我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以下几项: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糖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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