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去了，

    我在圣安东尼奥对你说。

    ——弗拉戈·希梅内斯[38]

    除非你爱着他，否则不会觉得他漂亮。然后，任何时候不管你碰到谁，只要他有着那猴子样的眼睛、焦糖般的肤色，扁扁的脸庞，呵呵，你都会喜欢。

    他的家在米却肯。一家人都是小个子，无一例外——即便按照墨西哥的标准也是如此——但在我眼里他却如此完美。

    是我不好。在遇到我之前，弗拉维奥·曼古亚不过是普通的弗拉维奥。我用一百万零一次的爱抚充塞了他的头脑。从此，他就被毁了。走路的样子变了。说话的时候看着别人的眼睛。一双眼睛总喜欢去扫描别人的胸部和臀部。是我不好。

    一旦你告诉一个男人他很漂亮，那他便会灿烂得一发而不可收。他们会一直觉得自己很漂亮。而且我觉得，他们还真就漂亮起来了。关键是要相信。就像我曾经相信我很漂亮一样。直到弗拉维奥·曼古亚把我的良好感觉消磨殆尽。

    别以为我没注意到那些找了漂亮人儿的家乡女朋友，她们看上去比自己的年龄老一倍，衰老是因为全部的怒火在她们心中、肚中炸裂。

    因为一个漂亮男人就像一辆太眩目的车、一套高品质的音响或一个微波炉。迟早，或早晚，你都会要一件的。知道我的意思吗？

    弗拉维奥，他写诗，署名“洛基里欧·韦拉斯科”。要不是他已经和两个女人结过婚，或许我还会爱着他。那两个女人，一个在谭比哥，另一个在马塔莫罗斯。不过，这都是他们说的。

    谁知道宇宙这么大，却让我一个人独身。卢普·阿伦东都，所有女人当中最愚蠢的艺术品。我曾经坚毅得像行船摇摆时仍能平稳行走的水手，日子在我的身下飞逝而去，然后——弗拉维奥·曼古亚出现了。

    弗拉维奥进入我的生活，是通过插在前门花饰上的一张卷成筒状的粉色传单：

    □特别促销□

    矮胖蟑螂害虫控制

    超十年丰富经验

    如果你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厌烦和憎恨蟑螂，但又付不起许多钞票□□□□去让自己的房子远离蟑螂蟑螂蟑螂！！！现在，只要花20美元，我们将为你清理你的厨房，冰箱和烤炉背后、底下，橱柜内部等各种角落，甚至你的客厅。不要被这个价钱吓到。现在就打电话。555-2049或呼叫555-5912。我们还可以杀灭蜘蛛、臭虫、蝎子、蚂蚁、跳蚤，以及各种虫子。

    ！！所以不要犹豫，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你将为此而高兴，非常感谢你。

    你的蟑螂将必死无疑

    （另外每清扫一个房间只需再加5美元）

    下面还画有一只仰面朝天的死蟑螂。

    都是因为河流、棕榈树和美洲小核桃，以及潮湿的缘故，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棕榈臭虫、蟑螂，它们都大得像更新世的动物。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没有这样的虫子，至少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湾没有。但就像他们说的，在得克萨斯，什么东西都更大更好，尤其是臭虫。

    我住在离河不远的房子里，那些房子都有着可口可乐颜色的木地板。那不是我的房子。房子是伊拉塞玛·伊索拉·科洛娜多的，她是得克萨斯有名的女诗人，她觉得自己是伊赫塔西乌阿特尔或别的什么的转世。她丈夫是一个虔诚的维乔巫师，而她也不逊色，她拥有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们拿了一笔富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要到纳里亚特州去待一年。因此我得以在这根特尔东路的翠蓝色房子里住着。确切地说，这里并不是载入史册的威廉王地区的中心——那是在南阿拉莫河的另一边，那边住的都是农民——但是离皇家的宫室却不远，宫墙门前不时地会有刷着粉色胃药广告的旅游巴士载着戴墨西哥宽边帽的游客经过。

    在我下榻她老人家的房子的第一个月，我拨打了矮胖蟑螂害虫控制的电话。和我同处一室的还有：

    八件奥阿哈康黑陶工艺品

    迭戈·里维拉签名的版画

    立式钢琴

    五串红辣椒灯

    古典西班牙披肩

    海地的圣雅克大教堂伏都教令旗

    卡布奇诺咖啡机

    奥利纳拉柠檬木桌

    复制的大地之母科阿特立库女神像

    混凝纸浆做的真人尺寸的骨架，上面有利纳雷斯家族的签名弗里达·卡罗的圣坛

    手工锡制的瓜达卢佩圣母枝形吊灯

    铺着墨西哥毛毯的藤制躺椅

    靠垫

    17世纪西班牙神画像

    生命之树的烛台

    圣菲的餐盘架

    两套一样的墨西哥塔拉韦拉时期的餐盘

    上帝之眼耶稣受难像

    布满瘤节的松木衣橱

    客厅储藏柜

    嘴巴微微张开的帕奇奥·维拉死亡面具

    得克萨斯椅，上面铺着牛皮，椅脚和扶手上镶着长角牛的角

    七块阿富汗小地毯

    一张铁架子床，上面装着蚊帐

    在这些虚浮的西南艺术品，花边、丝绸和瓷器的下面，在绣着“睡吧，亲爱的”的枕头、埃及棉床单和针织床罩上面，叹息般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卧室中的轻纱窗帘、蓝色的庭园、粉色的绣球花、镀金边的茶具、石决明做柄的银器、黑曜石梳子、木兰花散发出的咳嗽药水和糖粉味的黏滞气息，当然，还有蟑螂。

    我不敢拉开那些抽屉。天黑之后，也从来都不敢走进厨房。它们和可乐色的地板浑然一体，除非它们自己慌乱逃窜起来，否则很难看得见。

    最糟糕的还不是它们的体形，也不是一脚踩到时那嘎吱的声音，不是从它们内脏里冒出来的黄色黏质，不是它们蜕下来的爆米花壳一样的表皮，不是它们可能长出翅膀飞到你头发里去。都不是。

    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它们深更半夜跑来跑去的声音。它们丑陋的“罗圈儿腿”发出的刺耳声音就像是在地板上拖动什么死物一样，它们同类相残时的咀嚼声巨响无比，一阵紧张的噼里啪啦声。然后又匆匆地从爱尔兰亚麻布的桌旗上跑过去，留下一些黑色的粪便，像是咖啡渣。黏乎乎的脚踩在抽屉里一堆干净的打字机纸、我上好底色的画布、那套韦吉伍德牌玫瑰图案的茶杯、卧室墙上的维多利亚蕾丝婚纱、满天星干花、白色柳条编的梳妆台、雕绣的枕套、你乌黑发蓝散发着润发油芬芳的头发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弗拉维奥，这是真的，这座房子像过去一样让我迷恋。那些民间艺术品、橘红色的墙壁、夕阳西下时的喜鹊。但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呢？我一路驱车从北加利福尼亚来到得克萨斯州腹地，过去的一切删减到一辆货车便塞得下。一个日式床垫。一个不锈钢的工作台。祖母传下的石臼和石杵。一双跳弗拉门戈舞的歪跟舞鞋。十一条韦皮尔衫。两条长围巾——丝绸上串满小珠。跆拳道运动服。水晶和珂巴脂。一台便携式录音机和我所有的拉丁歌曲磁带——鲁本·布雷兹、阿斯托尔·皮亚佐拉、吉普赛国王乐队、印迪·伊易玛尼乐团、比奥莱塔·帕拉、梅赛德斯·索萨、阿古斯汀·拉腊、潘乔三重唱、佩德罗·因芬特、莉迪亚·门多萨、帕克德鲁西亚、罗拉·贝尔特兰、希尔维多·罗德里格斯、赛莉娅·克鲁斯、“莱夫里哈人”胡安、灰狼一族合唱团、路卡·比亚、“狂人博士”及他的布吉舞曲原创乐队。

    当然，从我答应来得克萨斯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是在自找麻烦。但是当弗拉维奥·曼古亚开着一辆害虫控制的卡车过来的时候，即便是《易经》也没有告诉我我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处境。

    “得克—萨斯！你去那里干什么？”比阿特丽斯·索利斯问我。她白天是一个刑案律师，晚上则是一个阿兹台克舞蹈教练，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我最亲密的死党。比阿特丽斯和我相识很久。可以早到在伯克利西夫韦杂货店前的葡萄抵制示威游行。我说的是第一次葡萄大罢工。

    “我想我或许会给得克萨斯一年的时间。至少一年。不会那么糟的。”

    “一年！！！卢普，你是不是疯了？他们那儿现在还对墨西哥人动私刑呢。每个人都准备着链锯、枪架、皮卡和联邦旗帜。你不怕吗？”

    “朋友，你是约翰·韦恩的电影看多了。”

    说实话，得克萨斯确实把我吓坏了。我只知道得克萨斯很大，很热，也很糟糕。除此之外，还有妈妈说teja-NO-te，而不是tejano，意思差不多相当于红脖子乡下佬所说的“Texcessive”。“都是一个teja-NO-te起的头，”妈妈会说，“你知道这些人。总是想找人打架。”

    我将接受圣安东尼奥市一个社区文化中心的艺术指导工作。爱德华多和我分手了。永远。结束了。伙计，路已到尽头。别了，祝你好运。旧金山实在太小了，不适合一个人带着颗三条腿的心走来走去。流浪汉咖啡店成了禁地，因为它是埃迪的至爱。我也开始避免经常去波希米亚咖啡店。错过了画廊几场很好的开幕式。不是因为我担心碰到埃迪，而是因为我害怕遇见“另一个女人”。或者说她是我的复仇女神。她是梅里尔·林奇的理财顾问。一个金发女郎。

    埃迪。我曾经靠做女侍者养活他。那年夏天我们两个都在努力赚钱，还我们念大学的贷款，和付我们在巴尔密租的那间窄小公寓的租金——当我们两个相亲相爱的时候，那间公寓还足够大，但当我们的爱淡薄下来的时候，就显得太小了。埃迪。在我去社区大学教书的前一年，他放弃社区组织工作开始做业余的律师助理的那年，我们相遇了。埃迪教会了我跳萨尔萨舞，还整日整夜地跟我讲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智利、阿根廷、南非的人权，但是从来一字不提俄克拉荷马州的黑人、田德隆区的孩子和那些在他床上睡觉的女人们的人权。爱德华多。我的埃迪。那个埃迪。和一个金发碧眼在一起。他甚至从来没想过去找个有色女人。

    把自己的行李从小货车上卸下来还不到一个月，我就已经相信选择来圣安东尼奥是个错误了。我无法理解，任何一个脑筋正常的西班牙牧师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四周一片荒凉的地方安定下来，在一个方圆几英里都没有大的水源的地方建造教堂。我一直都居住在靠近海洋的地方。我感到被陆地所包围，周围都是尘土。灯光太炽，照得我头晕；太阳白得像洋葱。

    住在海湾，不管什么时候感到不开心了，我总是开着车来到海岸边。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潮水不断地涌啊涌啊涌啊，就会觉得十分宽慰。好像我会随着那每一朵浪花，一直翻涌着、翻涌着，直到彼岸。

    但是我在圣安东尼奥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来替代它。我不知道圣安东尼奥的本地人是怎样做的。

    我在艺术中心一周要工作六十个小时。回到家里根本没有时间从事艺术创作。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工作之后便瘫在沙发里，拿半瓶科拉纳啤酒、一袋夏威夷土豆条当晚餐。当我半夜醒来的时候，房子里所有的电灯都亮着，头发乱得像把扫帚，脸皱得像个纸团，衣服皱得像巴士站的流浪汉。

    粉色传单出现的那天，我照旧醒来，发现一只虫子从夏威夷土豆条上逃走，还有一只虫子泡在我的啤酒瓶子里。我第二天早上打通了矮胖蟑螂的电话。

    你对着护壁板喷着药水，软管咝咝地响着，金色的压力泵咯吱咯吱地，弯到壁橱里，探到水池底下，皮革的功能腰带松弛地绕在你的屁股上，我便想着。想着你或许是我脑海所构思的一幅画中最佳的波波王子。

    我一直想画一张升级版的波波卡特佩特尔王子/伊赫塔西乌阿特尔王妃的火山神话——那个爱情悲剧已经从经典蜕变成了粗糙的挂历艺术，就像你从希梅内斯肉店或瓜达卢佩女郎玉米饼店那里得来的一样。波波王子，身形像约翰尼·维斯穆勒的半裸的印第安战士，悲伤地蹲伏在他睡着的公主伊赫塔西乌阿特尔身边。她体态丰满，好似印第安的简·曼斯菲尔德。在他们身后，与他们的形象相呼应的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火山。

    见鬼，我能比他们画得好。这会很有意思。你或许正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个波波王子。你的脸像是睡着的奥尔麦克人，沉重的东方人的眼睛、厚厚的嘴唇、宽大的鼻子，就像那个从缟玛瑙石中雕刻出来的侧像。我越想越是喜欢这个想法。

    “你愿意做我的模特儿吗？”

    “什么？”

    “我说我是个艺术家。我需要模特儿。有时候。摆造型，你知道的。为了一幅画。我想。你很适合。因为你有一张很好看的。脸。”

    弗拉维奥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笑。我们笑着笑着就停不下来了。就在我们笑的当口儿，他收拾起他的灭蚁器、喷汽箱、钢丝球，扣上、闩上和锁上各种抽屉、工具箱，关上小货车的门。大笑着开车走了。

    在根特尔东路的房子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洗衣机和烘干机。所以，每个星期天早上，我把我所有的脏衣服都塞进枕头套，然后拖到小货车里，开到南普莱萨的奎克洗衣店。我并不介意这样，真的。我甚至喜欢那个地方。因为街对面就是托勒司卷饼屋。“这是卷饼之乡”。如果我起得够早，我可以把五台洗衣机都塞满，然后去喝杯咖啡，吃个卷饼——土豆、辣椒和芝士。过会儿，把所有东西都扔进烘干机，然后再回去喝第二杯咖啡，吃上一份托勒司特惠套餐——豆子、芝士、鳄梨色拉、培根、玉米粉圆饼，谢了。

    但是一天早上，在洗衣服烘衣服的过程中，当我跑出去把衣服装进烘干机的时候，有人占去了我的桌子——临窗的台子，紧邻着点唱机。我正要生气并发作出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王子。

    “记得我吗？根特尔路618号。”

    他看着我，仿佛记不起来我希望他记起来的东西——然后就发出那样的笑声，就像乌鸫被玉米吓着了一样。

    “仍旧是一个好笑话，但是我是认真的。我真的是个画家。”

    “在现实中，我是个诗人，”他说，“诗人和疯子我都有那么一点，不是吗？但是如果你问我妈妈，她会说我更像诗人。不幸的是，诗歌只能滋养心灵，却不能填饱肚子，所以我和叔叔一起成了臭虫杀手。”

    “我能坐下来吗？”

    “请坐，请坐。”

    我点了我的第二杯咖啡和一份托勒司特惠套餐。两个人默默无语。

    “你最喜欢的课程是什么？”

    “艺术史。”

    “不不不不，不。”他说道，典型的墨西哥风格——一连串的“不”飞快地迸出来，像从杯中喷出来的香槟。“马，不是课程。”然后学马嘶叫了一声。

    “哦——马。我不知道。爱德先生？”蠢。我不认识任何一匹马。但弗拉维奥还是微笑着，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那种表情，像在欣赏我的牙齿。“那么，哦。你愿意当模特吗？嗯？当然我会付你钱的。”

    “得脱衣服吗？”

    “不，不需要。你只要坐着就可以。或者站在那里，或者做任何事情。就是摆个造型。我在车库有个工作室。你可以得到你现在的工作同样的报酬。”

    “嗯，我有什么理由说不呢？”他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一连串紧挨着的卷曲的黑色字母。“我给你留的是我叔叔婶婶家的电话。我和他们住在一起。”

    “但是你到底叫什么？”我一边卷起那张餐巾纸让它正面朝上一边问道。

    “弗拉维奥。弗拉维奥·曼古亚·加林多为您效劳。”他说道。

    弗拉维奥家很穷，他父母对他的最高期望是他们的儿子能找到一份不会弄脏手的工作。他们怎么知道命运会让弗拉维奥来到北部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市在露比咖啡厅做了一名洗碗工。

    至少比他和表兄在伊莎贝尔港口做捕虾工的那个月强。那以后，他现在还是看不得虾。那时你回家时皮肤上、衣服上都是虾的气味，甚至连汗都开始带虾味了，你知道的。手上满是伤痕，根本没机会好——盐水从手套里渗进去，生生地啮噬着里面的肌肉，泡得起泡。在虾处理厂工作更糟——整天就是他妈的掐掉虾的头部，传送带永无休止。手总是湿漉漉的，肿胀的，机器的轰鸣声让你的头都快裂开了。

    田地里的活，他也做过。包菜、土豆、洋葱。土豆比包菜好，包菜比洋葱好。挖土豆是干净活。他喜欢土豆。春天的田地，上午是凉爽的、美丽的，你一边干活还可以一边想起几行诗来，想啊想啊想，它们不就是为此而受苦的吗？他伸出那双又粗又短的手，不是这里，他摸了摸自己的心。

    但洋葱属于恶魔和狗。你不停地忙活着，剪掉须和绿色的部分，身后的麻袋渐渐地鼓起来。想赚到钱，你的活儿得干得快，你得用非常锋利的剪刀，瞧，手指经常被划到。这活儿会让你感觉很脏洋葱的味道——、嘴里的泥屑、眼睛里的刺痛感，还有地里满耳咔嚓咔嚓的剪刀声，在回到家灌下两杯啤酒后它们还在你耳边挥之不去。

    就在那时候弗拉维奥想起了他妈妈临别时的愿望——一个不会弄脏你的手指甲的工作，儿子。最低要求。于是他来到了科珀斯，来到了露比咖啡厅。

    所以当弗拉维奥的叔叔罗兰德叫他来圣安东尼奥帮他打理灭虫生意时——你能学会一个行当、一样谋生的手艺。臭虫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弗拉维奥同意了。虽然那些毒药和杀虫剂会让他头痛；虽然他得在屋子的旮旯里钻来钻去，有时撞上猫儿的产床的话，还得用橡胶软管冲洗头发；虽然有时候他会看见不想看见的东西——负鼠、老鼠、蛇——但那总比洗酥炸牛排和土豆泥的盘子强，总比像女人一样一双手总是浸在肥皂水里强。不过他用的是“老太婆”，这个词更糟糕。

    我从阿拉莫寄了一张穿着伍尔沃斯牌毛衣的照片给比阿特丽斯·索利斯。一张自拍照，我坐在弯弯扭扭的S形长台旁吃星期二特惠套餐2.99元一份的辣热狗+薯条+可乐。在一张“别惹得克萨斯”的明信片后面写着：很高兴地向你报告我又开始工作了。真正的工作。不是能够满足我的好吃的。是能够满足我的精神需求的。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很不容易，但他妈的，我开始画画了。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天。有点像在拼命。至少是在努力。照顾好自己，姑娘。拥抱，卢普。

    所以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天，我都得从被窝里爬起来，去车库的工作室，希望能让自己的生活有点意义。弗拉维奥总是比我早到，仿佛他才是那个画画的，而被画的是我。

    和弗拉维奥一起工作，我最喜欢的是那些故事。有时在他摆造型的时候，我们会比赛讲故事。“你最爱的悲伤”。“吃过的最难吃的食物”。“一个可怕的人”。我记得有一个是“善恶终有报”一类的故事。那其实是他奶奶的故事，但他讲得很好。

    我奶奶查维拉原来是这儿的人。我是说圣安东尼奥。她有过五个丈夫，第二个叫费托，全名费里博托。他们在一起生下了我叔叔罗兰德，当时他只有九个月大。他们住在旧农贸市场旁边一个两室的公寓里，就在科曼斯街和圣罗莎街那边。我奶奶说她有漂亮的碟子、古老的壁橱、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炉子、一盏灯、一个挂满了绣花桌布和毛巾的杉木柜子，和卧室三件套。

    然后有个星期天，她想去看望她的妹妹尤拉里亚了，尤拉里亚住在镇子的另一头。她丈夫留了一美元多钱在桌上，给她叫车用，和她吻别，然后出门了。我奶奶计划带一袋糖去，因为尤拉里亚喜欢吃墨西哥糖——焦奶条糖、核桃果仁糖、南瓜脯、糖葫芦，还有那些染上了红白绿三色、像墨西哥国旗的好看的椰子方糖——甜得让你停不了嘴。

    于是我奶奶去了“我的土地”面包房。也就在那时，她朝街上望了一眼，看见她丈夫正和一个女人亲嘴。她说，两个人的身体紧紧贴着，仿佛要用身体为彼此熨衣服。我奶奶冲费托挥了挥手，费托也冲我奶奶挥了挥手。然后我奶奶就带着孩子走回了家，收拾好所有的衣服、那套漂亮的碟子、她的桌布和毛巾，请一个邻居开车送她去了她妹妹尤拉里亚家。在这拐弯。在那拐弯。我们在什么街上了？没关系——就按我说的做。

    第二天费托到尤拉里亚家找她，向我奶奶解释说那个女人只是他的一个老朋友，有一段时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见了。三天后，我奶奶查维拉、尤拉里亚带着还是孩子的罗兰德开车去了怀俄明州的夏延市。他们在那里待了十四年。

    费托1935年死于阴茎癌。我想是梅毒。他身边的女人常常多得可以组成一支棒球队。他热衷于在裤裆里打快球。

    我在解释阴和阳。解释性的和谐怎么可以和大自然的无穷力量贯通。瞧，大地是阴的，女性的，而天空则是男性的，是阳的。阴阳的组合可以适用于世间万物。缺少其中之一，另一个也就不存在。否则就会失去平衡。吸入，呼出。月亮，太阳。火，水。男人，女人。一切力量都是成对出现的。

    “啊，”弗拉维奥说道，“就像墨西哥语里的‘天与地’。”

    “你在哪儿知道这些的？《玛雅圣书》？”

    “不，”弗拉维奥断然否定，“是从我外婆奥拉利亚那里。”

    我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强大的时代。我们必须忘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去追溯我们的过去，记得我们的使命。就像《易经》说的，回归根本就是回归天命。”

    弗拉维奥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他的啤酒看了好一会儿。“你们美国人对于时间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他开口说道。在我可以拒绝被灌输北美的观点之前，他接着说道：“你认为过去的时代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认为一个时代可以战胜另外一个是很荒唐的。美国的时代是按阳历算的，尽管你们的世界并不知道。”

    为了让这一击更富成效，他将啤酒杯举到嘴边，加了一句：“但我知道什么呢，是不是？我不过是个灭虫的。”

    弗拉维奥说道：“我对道教一类的事情一窍不通，但我相信爱是永恒的。即便那永恒只有五分钟。”

    弗拉维奥·曼古亚要来吃晚饭。我做了丰盛的平锅菜饭，有褐色的米饭、豆腐，还有一壶桑格里厄汽酒。录音机里放着吉普赛国王乐团的歌。我穿着我的莱卡迷你裙、银色的牛仔靴，丹士金[39]紧身衣上披着一条带流苏的披巾，像电影里卡洛斯·索拉演的卡门。

    吃饭的时候我谈到我曾经由一个奥克兰的女治疗师做过香氛治疗，一种用作精神治疗的非洲—巴西舞蹈，在圣安东尼奥的哪里我可以找到很好的汉式点心，以及白人妇女是否有资格做印第安女萨满师。弗拉维奥谈到一起工作的艾里克斯·艾尔·迦耶罗那天上午作为FM 107 K-Suave第九个打进电话的人得到了一台录音机，他姨妈邓恰做的牛肚汤最好吃，在离开科珀斯之前他和约翰尼·卡纳莱斯秀的约翰尼·卡纳莱斯曾经很要好，直到一个关于“孩童”乐队的赌让他们彼此不再说话，每个星期四晚上他都去卡拉比利亚斯的健身房锻炼，想让自己的身体比密尔·马斯卡拉斯[40]的还结实，还有英语中有没有和la fulana[41]对应的词？

    我端上了雪利酒，放着阿斯托尔·皮亚佐拉[42]的音乐。弗拉维奥说他更喜欢“纯粹的探戈舞”，像加戴尔[43]那样经典浪漫的，而不是这样猫嚎一样的烂歌。他转回那块阿富汗小地毯，一把将我拉了起来，示范着哈巴捏拉舞、方丹戈舞、米隆加舞，解释它们分别怎么促成了探戈的诞生。

    然后他向外面他的卡车跑去，从我身边和奥利纳拉咖啡桌边经过时，大腿后部从我膝盖上擦过。我感到身上所有的毛发都摆了一下，仿佛我是长在水里的植物，一股水流带得我摇动起来。在我站稳之前，他已经将一盒磁带塞进了录音机。“咔”的一声轻响。甜蜜的音符随即升起，像被鸽子衔起的一道蓝色绸缎横幅。

    “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竖琴。我爷爷奶奶时代的音乐。这舞是我奶奶教的——乔地斯舞、康康舞、华尔兹。消逝时代的一切，”他说，“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在所有的狗被叫作伍德罗·威尔逊之前。”

    “你就不知道什么本地舞吗？”我最后问道，“像小老头们跳的舞？”

    弗拉维奥转了转眼睛。我们的舞蹈课就那样结束了。

    “谁给你穿的衣服？”

    “西尔沃。”

    “那是什么？商店还是马？”

    “都不是。西尔沃·格林多。我在圣安东尼奥的表兄。”

    “怎么会叫西尔沃这样的名字？”

    “是译成英语的叫法，”弗拉维奥说道，“原本是西尔维斯特。”

    我说：“宝贝，你现在这样就是美帝国主义的产物。”戳了戳他衬衣上的鳄鱼皮。

    我不一定要披着披肩毛毯，戴着墨西哥宽边帽来显示自己是个墨西哥人。弗拉维奥说道：“我知道我是谁。”

    我想从桌子上跳过去，将奥阿哈康的黑瓷器扔过去，在枝形锡吊灯下吊一下，朝他的锐步鞋上开一枪，强迫他跳舞。那一刻，我想做个墨西哥人，但这是现实。我不是墨西哥人。我最后丢过去的不是我打算的连番侮辱的轰炸，而仅仅是一小块土坷垃，撞上的那一刻便散开了——perro[44]。“狗。”这也不是我想甩过去的话。

    我该怎么说呢，你有某种特别的东西。某种我说不来的特别之处。一动一静都只属于弗拉维奥·曼古亚。好像你的身体和骨骼时刻都记得你是由一个爱你的上帝创造的，妈妈故事里讲的那个。

    上帝造人，将他们放在炉子里烘烤，但做第一批的时候他忘了，于是世界上有了黑人。做第二批的时候他太着急了，太早就把他们从炉子里拿了出来，于是世界上有了白人。但是第三批他烤得金黄金黄的，亲爱的，那就是你和我。

    上帝用红土亲手创造了你，弗拉维奥。你这张脸像极了他们在特奥蒂瓦坎出土的小小的泥头像。捏出了这个颧骨，然后那个。用黑曜岩的石头做了眼睛，那些眼睛幽暗得像他们将处女投进去的献祭井。为你挑选了像猫须一样粗的头发。这鼻子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么优雅宽大。还有这张嘴，啊！沉默、坚毅、骄傲，一切都揉进了这张嘴里。然后他赐予了你，弗拉维奥，像焦奶糖一样香甜、像河水一样平滑的肌肤。他造就了这般漂亮的你，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是的，他造就了你。

    洛美丽娅。永远。这是你手臂上刻着的。永远的洛美丽娅，用黑墨水刻的，现在退色变成蓝色了。洛美丽娅。洛美丽娅。七个纤细的字母，像血管一样的青蓝色。洛美丽娅，在他的前臂上，那里的肌肉鼓胀起来像坚硬的石头。当他抱着我的时候，洛美丽娅也会颤抖。床头上的灯光照射下的洛美丽娅。但当我解开他的衬衣，他左胸前一个缠绕着飘带的十字架隽刻着“艾尔莎”。

    我以前从未用西班牙语做过爱。我是说没有和任何母语是西班牙语的人。以前是有过疯狂的格雷厄姆，一个教会我吃辣椒和像卡车修理工一样骂脏话的无政府主义的工会组织者，但他是威尔士人，是在运送枪支到玻利维亚的途中学会西班牙语的。

    当然，还有埃迪。但埃迪和我都是美国教育的产物。任何轻柔的东西都会被我们漏掉，像布努艾尔电影的字幕。

    但弗拉维奥。当弗拉维奥不小心敲到大拇指的时候，他从不“嗷”地叫。他只是“啊”的一声。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这一招很灵。

    啊！用西班牙语做爱，以某种如阿尔罕布拉宫一样繁复和虔诚的方式。听爱人轻叹我的生命，我珍贵的，我的小姑娘，轻轻诉说，那语言听起来像对婴儿的低声哼唱，像祖母咕咕哝哝的抱怨，那些词语闻起来像你的房子，像面粉煎饼，像爸爸帽子里的味道，像厨房里大家七嘴八舌的交谈，或开着窗户睡觉，像在妈妈和爸爸去西尔斯百货购物后从她藏在内衣抽屉里的皱巴巴的四分之一磅袋子里偷腰果。

    那种语言。棕榈树叶和流苏披巾拂过。那种受惊的震颤，如金翅雀的心脏、电扇的中心。没有听起来肮脏的、伤人的或是猥琐的成分。我怎能想象再用英语做爱？充斥着“r”音和“g”音的英语。有着像亚麻一样挺括的音节的英语。像苹果一样嘎吱嘎吱响、像帆布一样坚韧硬板的英语。

    但西班牙语却像丝绸一样轻柔，能卷成卷、缩成团，发出咝咝的声音。我将弗拉维奥抱紧，贴在我的胸口，锁在我的手腕中。

    难以置信的快乐。一声叹息自动逸出，一声呻吟从我的胸腔艰难擦出，那么嘶哑，充满灰尘，把我吓了一跳。我在哭。我们两个都吃了一惊。

    “亲爱的，我弄疼你了吗？”弗拉维奥用另一种语言问道。

    我努力紧闭着双唇，摇着头，但另一波的啜泣接踵而至。弗拉维奥摇了摇我，低声说了点什么，又摇了摇我。哦，哦，哦，这呢，这呢，这呢。

    我想说的很多，但能想起来的只有一句，几年前在乔治亚·欧吉芙的信里看到的，那一刻它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弗拉维奥……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像花？

    我们取了我的货车和一瓶啤酒。弗拉维奥开车。看着弗拉维奥的轮廓，他那张漂亮的塔拉斯卡人的脸，应该用玉雕刻出来。一路上我们什么也没说，但感觉很舒服，我们轮流喝着那一瓶啤酒，你一口我一口，我一口你一口，在眼角的余光里看彼此，嘴角上挂着微笑。

    我到底怎么了？弗拉维奥还是弗拉维奥，一个以前我不会看第二眼的男人。但现在任何人都会让我想起他，有着同样蔗糖肌肤的婴儿，在汉迪安迪店排队的圆脸女人，有着紧实的屁股、帮我将所购货物拎到车边的拎包小弟，或者奎克洗衣店里有着海贝壳一样精致螺纹耳朵的小孩，我发现自己会久久地、留恋地、欣赏地看着。从今往后，直到永远。直到无穷。

    当我和埃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做着爱，然后我会突然地想起那管钛黄颜料上黑白的标签。或者我以前的一个米老鼠塑料零钱包，那上面有一双超级能催眠的眼睛，你晃它的时候它们会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地眨动。或者小学五年级时我曾经疯狂爱上的一个叫埃利贝尔托·布利赛诺、下巴上有一小道连指手套形状疤痕的小男孩。

    但是和弗拉维奥却正好相反。我可能正在画一幅木炭素描画，嘴里嚼着一小块我心不在焉的时候塞进嘴里的揉过的橡皮擦，然后突然想起弗拉维奥那厚厚的耳垂在我齿间的感觉。或者美国酒吧某人的雪茄升起的一缕紫罗兰色的烟灰让我想起弗拉维奥迷人的手臂从腕到肘那一段扭曲的肌肉。或者瓜达卢佩大众艺术和礼品商店的丹尼和克雷格正在演示南美雨棍怎么用，怎么发出低沉的声音——会响起弗拉维奥像大海的潮水退潮时将一切拖走时一样的声音——那种砾石、木炭、贝壳和玻璃摩擦的声音。难以置信。

    卷饼屋像往常的星期天早晨一样客满为患，穿着各自的好衣服的老祖母和小婴儿，早晨刚洗过澡、头发还湿着的男孩，把衬衣绷得紧紧的粗壮丈夫和教训顽皮孩子守规矩的粗暴妈妈。

    三个保安腾出了我在窗边的位置，我们赶紧占了。弗拉维奥点了酱浇玉米片[45]，我点了早点墨西哥煎玉米卷。我们要了些自动唱片机用的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和往常一样。五首歌五十美分，我点了132，《我的老情人都在得克萨斯》，乔治·斯崔特；140，《我不幸福》，罗拉·贝尔特朗；233，《灰尘和被忘的》，卢恰·维拉；118，《坏男人》，利迪亚·门多萨；167，《好动的女人》，因为我知道弗拉维奥喜欢弗拉格·希梅内斯。

    弗拉维奥像往常一样安静，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宣布：“亲爱的，我得走了。”

    “我们才来啊。”

    “不。我是说我。我得走了。去墨西哥。”

    “你在说什么啊？”

    “我母亲给我来信了。我也不得不妥协。”

    “但你还会回来的。对吗？”

    “天晓得。”

    一只红色硬毛狗在路缘围栏边蹒跚而行。

    “你想告诉我什么？”

    像可可色的门垫和你在温迪克斯超市买的木柄刷子一样的红色。

    “我是说我也有家庭义务。”长时间的沉默。

    看得出来那狗病得厉害。大块大块秃毛的地方。黯淡的眼睛像葡萄一样淌出黏液。

    “我母亲信里说我的儿子们——”

    “儿子们……几个？”

    “四个。我第一个老婆的。我第二个老婆三个。”

    “第一个。第二个。什么？你结婚了？”

    “不，只结过一次。另外一次不算，因为我们没有在教堂结婚。”

    “天主教徒。”

    看着那么个东西真让人作呕，那样一跛一跛地四处蹒跚走动，像在倒着跳舞，而且只有三条腿。

    “但这和你没什么关系，卢普。瞧，你也爱你的父亲母亲的，是不是？”

    那条狗在吃着什么，下巴在粗重的喘息中忙活着。是个黄豆奶酪煎玉米卷，我想。

    “爱一个人并不妨碍你爱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我对爱的理解。这个爱人关那个爱人什么事呢？我可以很严肃地、坦诚地告诉你这些，卢普。”

    肯定是有人可怜它，扔给了它一顿最后的大餐，那仁慈的施舍很可能会要了它的命。

    “就这么回事儿。”

    “没别的办法。阴和阳，你知道的。”弗拉维奥说道，他是认真的。

    “噢，是的。”我说道。我感觉我的托勒司特惠套餐想从我的胃里涌上来——“我想你最好现在离开。我要把衣服从烘干机里拿出来了，否则它们该皱了。”

    “好极了。”弗拉维奥说道，从座位上和我生活中溜走了。“那么，再见了。”

    我四处找我的粉晶，想象疗伤的能量环绕着我。我点着珂巴脂，燃起鼠尾草，净化房子里的空气。我放起了亚马逊长笛、西藏锣鼓和阿兹台克陶笛的磁带，试图将思维集中在我的七轮能量上，只想积极的想法、爱、包容和宽恕。但四十分钟后，我还是有一股无法抑制的强烈愿望，想带上我祖母的臼杵开车去弗拉维奥·曼古亚的家，砸碎他的脑壳。

    要命的是你的沉默。那么笃定，那么坚决。没有一张便条或是卡片。没有一个电话，或是电话号码让我可以打给你。没有地址让我可以给你写信。没有同意或是反对。

    只有空虚。这些日子简单空旷得像旱季湛蓝的天空。空荡无物。这才是伤人的。

    没有什么想从眼睛里冲出来。当你是个小孩的时候，那很容易。你搬出一个木垫脚凳坐在黑暗的大厅里，等待着。我们住过的每座房子的过道都有派素清洁剂的味道，而且不管我们多么频繁地一到星期六就打扫它，它看上去总是脏兮兮的。墙漆剥落，墙壁上难看的划痕和坑坑点点，一个世纪以来，自行车、小孩的鞋子和楼下的房客留下的。扶手很陈旧了，从来就没有漂亮过，我敢打赌新的时候它们也不曾漂亮过。当房子被隔成若干个公寓的时候，黑暗便侵入了墙壁的灰泥和木头中。扫帚够不到的角落里积起了一球球的灰尘和头发。耳边时不时地传来老鼠的吱吱声。

    那些声音，黑暗，充满着灰尘和头发，就那样从我的喉咙、眼睛里泄出，混杂了吐唾沫的声音、咳嗽声、打嗝儿声和鼻涕吹起泡的声音。大海从我的眼睛里细细流出，仿佛我一直把它蓄在体内，如一颗海贝等待被捧到耳边。

    这些天我们躲着太阳。飞快地穿过街道。拣凉篷底下走。像走钢索的人一样举着一把伞。红色白色蓝色的尼龙花。红绿条纹相间的哔叽布。浅栗色带琥珀手柄的。巴士女司机们都压低了帽子，用报纸或一方印花手帕挡着太阳。

    坏消息。今天天气又是晴朗，明天还会是晴朗。云朵只有广袤无垠的牧场上的长角牛那么大。热，像有个丈夫睡在你身边，像有人凑在你耳边呼吸，让你恨不得用力一把推开，说道：“闭嘴！”

    上大学的时候，我从卡萨·普雷西亚多宗教用品商店——就是南拉雷多的一家墨西哥神物店——买过一些“粉”。我记得我选了“你被我抓牢钉紧和回到我身边来”——就为了那包装。我发现今天早上想找它们的时候，却找不到了，只好特地去了一趟那个闻起来像甘菊和黑香蕉的商店。

    里面，奉烛是这么安排的。教堂许可的诸神在一边：波莱斯的圣马丁、阿托查的圣尼诺、圣心、神圣的天意、湖上的圣胡安的圣母。民间诸神在另一边——伟大的潘丘·维拉将军、阿霍·马丘、加尔利克·马丘、最神圣的死者、赌博好运气、法律靠边站、庭审两倍力。两排神灵背对着背，以免产生任何不敬。我选择了异教这边的“我比你更能”和基督教那边的瓜达卢佩圣母。

    神油、魔法香水和肥皂、奉烛、神迹、神卡、磁铁的车用神像、石膏圣像（眼睫毛是用人的头发做的）、圣马丁·卡瓦的幸运马靴、香料和珂巴脂、一束的沉香木（用红绳绑着，订在一扇门上）。草药藏在贴着标签的抽屉里，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

    鳄梨、罗勒、香艾、破布木、玉米须、策桩子、郊狼、鼠李、印度巧克力、尤加利、草药花、橙花、柳树花、椴树花、万寿菊、薄荷、蚂蚁、合金欢、母菊、苦薄荷、桃金娘、胡桃、蓝树、和他草、母牛蹄、飞蛾、胡椒树、老鼠、醉鱼草、蝰蛇、人心果、黑莓。

    蛇、老鼠、蚂蚁、郊狼、牛蹄。那些抽屉里真的塞着死动物吗？用绵纸包着的一张皮、一只干耳朵、一个印着皱缩的黑色字母的锥形纸筒，婴儿食品罐里被磨成了颗粒的骨头。或者它们只是看上去像动物的草药？

    这些蜡烛、草药之类的东西，它们真的有用吗？普雷西亚多修女指了指她们治疗女神的供台上方的一块牌子。VENDEMOS， NOHACEMOSRECETAS.只卖药，不开处方。

    白天我尚能勇敢面对，但夜晚就是我的客西马尼园[46]。像被狗咬了一样疼痛。一种厉害的南美疥疮，在我不能够到的地方。洗澡水在流进下水道之前形成的小激流。

    似乎世界一直都在平静地运转着，没有碰撞，没有咯吱的声音，直到爱情介入。于是整台机器崩溃了，像一台超重负荷的洗衣机失去了平衡——蜂鸣器的声音响彻云霄，警示灯闪烁不停。

    不对。这个世界的屁股后面总是拖着一溜叽咯叽咯响的锡罐。我不停地爱上男人。

    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只有这点例外。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难看。以前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

    我在米拉多喝着德拉斯卡浓汤，读着亲爱的艾比的来信。一封“迟到”的信，写信人在他父亲死后才幡然悔悟，没有为伤害过他请求他的原谅，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父亲“我爱你”。

    我将装汤的碗推开，用纸巾擤了擤鼻涕。我也从来没有为伤害过弗拉维奥请求过他的原谅。而且，我也没有说过“我爱你”。我从没说过。虽然那些词就在我脑袋里唧唧喳喳地，像竹子里的喜鹊。

    几个星期以来，这两种遗憾就像牡蛎中的两粒沙子一样停留在我心里，直到一天晚上听到卡洛斯·加戴尔唱：“生活就是一道荒唐的伤口。”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哦。

    今天，后院的威博锅终于歇菜了。它已经冒了三天的白烟了，细细的，像风筝线。我将弗拉维奥所有的信和诗和照片和卡片，还有我画的所有他的素描和试画都塞了进去，然后点着了一根火柴。我没想到纸要烧那么久，不过确实堆了好几层。我不得不用棍子不时地捅一捅。我到底还是留了一首诗，他离开前给我的最后一首。用西班牙语读起来很美。但你得用我的语言读。用英语读，它听起来很傻。

    颜料的味道开始让我头疼。我没法看着自己的画布。我打开电视。西班牙语电视频道。告诉自己我正在搜寻墨西哥老电影。玛丽亚·菲利克斯、乔吉·尼格里特、佩德罗·因芬特，任何片子，拜托，只要有人骑在马背上唱歌就行。

    几天后我看起了肥皂剧。躲避董事局会议，下班就赶回家，路上在托勒司卷饼屋买一些煎玉米卷带走。一切只是为了能及时赶回家坐在电视前看《野玫瑰》，贝罗妮卡·卡斯特罗在里面演片名中提到的野玫瑰露丝。或者丹尼尔拉·罗莫演的《爱之泉》。或者阿德拉·诺拉加的《温柔的决斗》。我全看过了。以研究的名义。

    我开始梦见露丝、布里安达斯、卢赛罗斯那些人。在梦中，我扇了女主角的耳光，让她们清醒，因为我想让她们成为让事情发生的女人，而不是任凭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所有的爱情都那么一波三折。男人都强大而充满激情，而女人不是阴险暴躁就是温顺可人。但女人。真正的女人。那些我全身心地热爱着的女人。如果你不喜欢就走开，亲爱的。那些女人。那些我随处可见，就是在电视上、书上和杂志里见不到的女人。我的女朋友们。我的女同事们。我们的妈妈们和阿姨们。充满激情、强大、温柔、暴躁、勇敢。最重要的，凶猛。

    “真漂亮，你的披巾。是在圣安东尼奥买的吧？”圣特洛的墨西哥超市。收银员对我说。

    “不，是秘鲁货。我想可能是在圣菲买的。也可能是在纽约。我不记得了。”

    “很漂亮。你看上去真迷人。”

    带穗花的塑料发梳。用有光泽的毛线钩的紫色罩衫，没有塞在牛仔裤里面而是罩在它外面，为了遮住小肚子。我知道——我也做过同样的事。

    她年龄和我一样大，但看上去显得老些。神情疲惫。别计较那红艳的嘴唇和只会让她更难看的眼妆。皱纹从嘴角一直延伸到鼻翼，因愤怒或眼泪而生的皱纹。或者两者兼有。她正往收银机里录入我的《名利场》杂志。《特别策划》、《朱莉欧承认渴望爱情》、《还是爸爸的乖乖女？——做自由的自己！》、《十五种方式用眼睛说我爱你》、《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的超豪华婚礼（豪掷三百万美元！）》，《〈海边夏日〉，科林·特拉多倾情奉献》。

    “利伯塔德·帕洛马雷斯。”她说道，看着封面。

    “爱即活着。”我不假思索地应道，仿佛那就是我的座右铭。利伯塔德·帕洛马雷斯，委内瑞拉大牌肥皂剧明星。惯演哭戏。每一集里她都哭得像个改邪归正的妓女。我可不会那样。如果我得靠那个生活我才不会哭呢。

    “她演得很好是不是？”

    “我一集都没落。”这是事实。

    “我也是。如果上帝愿意，我今天得赶回去看。真是好看。”

    “好像快要演完了。”

    “不会吧。一共有多少集来着？我可能也会买一套。三块五！真贵啊。”

    也许曾经有过。也许从未有过。也许每次在方丹戈俱乐部都有人问想跳舞吗？星期六在南米勋路的资产大厅夜总会的晚上。或者在萨尔萨莫拉的莱尔玛夜总会。在瑞基伯格罗格俱乐部或踢鞋跟沙龙抛媚眼。或者，像我一样，在车库里搞艺术。

    爱即活着。它能给我、给圣特洛超市的那个女人什么呢？让我们每天六点半准时打开电视，每天一集，每天一次感动。重新体验当宇宙像河床上流淌着河水一样流动着热血时的生活。活着。不是日复一日地写授权报告或者站在收银机后四十小时将一罐罐的炸豆子扫进塑料袋。见鬼，不。那不是我们来到这个星球上的目的。从来不是。

    不是罗拉·贝尔特朗伤心地喝下四罐啤酒唱的《我不幸福》。而是丹尼尔拉·罗莫唱的“已经不了，我真的爱你，但我更爱我自己”。我爱你，亲爱的，但我更爱自己。

    非此即彼。虽然那只是热播的白痴肥皂剧里的歌。我们要纠正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我是说要按我们应该的方式生活。有喉咙和手腕。有愤怒也有欲望，有快乐也有痛苦，或许还能爱到痛为止。但是，该死的，女孩。生活。

    回到那两座火山的画。我有了灵感，整个地从头开始。波波王子和伊赫塔王妃换了个位置。毕竟，谁规定睡着的山就不能是王子，而那个探秘者就不能是王妃呢，是不是？我按我的方式画了。波波卡佩特尔王子仰面躺着，而不是王妃。当然，为了凸显出地理的轮廓，我得作一些结构上的调整。我想我会叫它波波的鸡鸡。我有点喜欢它了。

    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我和我。一半的我在生活，另一半在旁边看着我生活。已经是一月份了。天空开阔得像海洋，有时灰白如鲨鱼的肚皮，然后又瞬间蓝得如此温柔，让你记不起就在几个月前炎热曾炙烤得你差点像核桃壳一样裂开，什么也不再记得起来。

    每个日落时分，我都发现自己手忙脚乱的，洗画笔，赶赶急急的，脚步在通往车库顶的铝梯上敲出欢快的拍子。

    因为成千上万只喜鹊就要从各个方向飞来，停在河边的那些树上。这个季节，树上的叶子都掉了，光秃秃地像海葵。停在枝头的鸟儿们黑而突兀，像乐谱上的高音符号，那么活跃，那么壮观，那么整齐，仿佛是有人用锋利的剪刀在黑纸上剪出来，用图书馆的浆糊粘上去的。

    喜鹊，鹩哥。喜鹊。同一种鸟，不同的叫法。城里人叫它们鹩哥，但我更喜欢叫喜鹊（urraca）。翻转的“r”音是那么美妙。

    喜鹊，和乌鸦一样大，和渡鸦一样亮，旋风一样扑下来又呼的一声飞上去，像节日里的醉汉。喜鹊发出一声高叫，像钢琴琴键上升起的滑音，小提琴的琴弦上飞快的一拨。然后在它们的喉咙里发出裂片似的叽叽咕咕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不时地有一小群椋鸟划过天空。全都保持着一个方向。然后远处另一群又飞来，像一粒粒的胡椒。风吹得树上的核桃咯咯地响。叽咯叽咯。像坏小孩把石子扔到你的屋顶上。潮湿的泥土闻起来像茶水沸腾的味道。

    喜鹊划过一圈，落在树梢。宽阔的翅膀映着蓝天。枝头在它们降落的时候颤动，在它们又飞起的时候又是一颤。领飞的那些虔诚地朝着一个方向——它们心中的麦加。

    其他的成员纷纷飞起，越升越高。有的一直朝一个方向飞，有的飞来飞去，像中场休息时的啦啦队。但它们彼此从来不会撞上。喜鹊飞得离地面更近些，椋鸟高些因为它们个小。每一天。每一个日落时分。没有人注意到过，只是偶尔有人看着地面，说道：“谁来清理这些鸟屎啊！”

    天空一直在变化。蓝色、紫罗兰色、桃色，没有一刻停留。太阳一点点地西沉，整个世界笼罩在柔和的暮色中，像珍珠母、像卡纳列托的画、像杏子、像耳垂。

    天空中的每只鸟都鸣叫着，叽叽喳喳、咕咕哝哝、啾啾、嘎嘎，狂欢着，因为上帝保佑一天又结束了，好像从来没有昨天，也不会再有明天。因为今天就是今天。不用想将来或过去。今天。

    欢呼。欢呼！

    咚咚！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