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的万物之灵中，血被视为灵中之灵，受到特殊的信仰。《淮南子·精神训》曰：“血气者，人之华也。”古人不知血的制造过程和作用，只是由种种实在的事例体味到血之重要：他们亲自看到动物和人受伤就会血流如注，若是血流不止就会死亡。而当他们发现妇女的经血排出后对人体无任何影响，闭经却对身体有害时，便认为经血与一般的血不同，为毒物、污物。
经期妇女便为不祥之人。欧洲人认为经期妇女像是恶魔附体，汉族民间男人忌被人用月经带打，或仅仅是当面显示，否则是一个男子的大耻辱，沾上不尽的晦气。
由于古时妇女裤裙常被经血玷污，女之裤裙亦被视为不祥。民间流传一则名为《神马》的故事：古时有家人养着一匹神马，能够日行万里，来去无踪。神马从不吃喂给的马料，也不吮附近的河水和井水，专门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喝圣水。
有一次，神马喝水归来，遍身大汗直流，家里的妇人见之，赶快撩起围裙给马揩汗。这一揩竟使马倒地而亡。所以俗信妇女的裙子会污染动物，不能乱揩动物，至今还作为一种禁忌。
男人们忌讳从晾晒着的妇女衣裤下走过，禁忌妇女的裤裙，尤其是内裤晒得很高，一般妇女的裤子只能晒到厕所旁边或僻静之处。现在农村妇女还告诫小孩，不得穿过妇女裙裤，否则，难以长高。
同样原因，汉族民间视女性胯下为不洁之处。假如男子在楼下，妇女不得上楼，若必须上时，须示意对方避开，否则以为大不吉。还禁忌妇女住在楼上，尤其忌外来的已婚妇女住在楼下，说是怕冲犯了祖宗。
禁忌妇女坐在堂屋门槛上，以为妇女坐了要辱没家神，家中要破财的。汉族旧时还禁忌妇女到打麦场上去，禁忌她们坐在打麦场上的石磙上，恐怕冲中犯了财神，少打了粮食；禁忌妇女跨坐建房用的梁檩上，怕冲了宅神，将来房子不牢固，会有祸事发生。
由于不知妇女是不是处在经期，为保险起见，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对所有的妇女都有禁忌。以节日期间而言，北京地区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五忌妇女串门和走亲戚，俗称正月忌门。
以为此间有妇女串门不祥。热河一带，旧时年初五以前，妇女“如贸然前往，必被痛恶。盖彼间以妇女为不祥物”。
在天津，据刘炎臣《天津年俗》说：除夕这天，摆好供品后，一般旧式家庭，就临时处于戒严状态，禁止亲戚邻居的妇女进入。因是旧俗相袭，一般自家的妇女们到了这天，也就不再到别家串门了。我国西南地区汉族，妇女在过年的头几天，也不得步出大门。在祭祀鬼神或逢年节祭龙时，都严禁妇女参加。
汉族有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夜祭祀灶君的习俗，谚语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祭灶。《帝京景物略》云：“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不得令啖。”可知禁忌妇女主祭灶神之严格。
在各民族的禁忌中，有不少是专门限于妇女的。阿昌族妇女禁忌跨坐在家堂屋的门槛上，不能住在楼上，也不能从犁、耙、锄、刀、枪等物上跨过，认为这会给男人们招来不幸的后果。
鄂伦春族禁忌妇女到“仙人柱”后边供神像的地方去，也禁忌乘坐供神骑用的马匹。傈僳族、苗族亦忌讳妇女参加祭神活动，忌触摸上供之物，认为那样都是会触犯神灵的。汉族妇女的行动也不自由，惠西成、石子编《中国民俗大观》一书，收录了河北安次妇女的禁忌：没有订婚的姑娘，不能在用畚箕人的前面走，说是怕把媒人扇跑了。没结婚的姑娘，不看新妇理妆，怕冲了美神，使新郎看见新妇就生气，以至于夫妇不和。
女人不能磨刀，磨了的刀便从此再磨不锋利；又说姑娘磨刀，嫁“千磨头”(固执的意思)丈夫。姑娘不用黑碗吃饭，怕嫁个黑丈夫；不用长短不齐的筷子，怕嫁个矮丈夫；不坐有孔的器物，怕患痔疾；不枕包袱睡觉，怕得杂痨病。
妇女的枕头不要接补，怕重婚；不用横丝布做衣服，怕性情横野，又说怕遭难产；踞坐起来，膝盖不能与额头接触，怕早寡。结婚的那一天不可穿红鞋，否则丈夫见了就气得眼红。最好穿蓝鞋，可以拦婆婆的嘴。
姑娘不吃一盘馒头顶上的那个，吃了会受气，等等。这些与妇女有关的禁忌习俗和观念，绝大部分形成于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浓重的封建宗法意识和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刻影响，是它们最突出的特点。
对一般妇女有禁忌，对孕妇的禁忌就更加严重。
在不少民间习俗中，孕妇被贬为不洁之物，她们的行动往往要受到限制，怀孕之后还有许多的禁忌。当然，其中有一些禁忌对孕妇的特殊身体状况，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遗憾的是，即使是这类禁忌，对于它们的解释，却一般也仍是迷信的和歧视妇女的。
对孕妇的禁忌的主要方式是对其进行种种短暂的隔离，以免其身上的“不洁”污染周围。第一，孕妇不能参加婚嫁礼仪。新娘未进新房前，孕妇不得先人内，不然便认为会冲走了喜气。江苏仪征婚姻中“上头”和“搀戚”的女眷必须是夫妇全福而未怀孕者。不仅如此，在广大汉族地区，禁忌孕妇触摸新房的一切东西(包括新娘)。第二，孕妇忌接触丧葬、祭祀仪式。其原因可能是丧葬、祭祀的对象——神灵和胎儿——尚未成形，亦为精灵类似，恐二者互相影响，尤其恐前者伤害后者之故。孕妇要是“冲”了丧礼或棺木，就被认为要有“血光之灾”，会招致亡人和家室不祥。因此，夫家如果正为长辈服丧，孕妇要另找临时住所，移至离本宅很远的地方待生产。广东梅县妇女怀孕之时，忌见死尸，如见，胎儿产出后皮肤(面部)色泽较暗。第三，孕期妇女忌参加一切具有重大意义之事，更忌参加巫术活动或神事。孕妇因其污秽性(民间传统认为污秽性的东西，如粪便，具有破解法术的功效)而具有厌胜功能，因此禁忌参加一切与神有关的活动。而民闻的一些意义重大的活动，往往与神事有关。因此孕妇必须和这些重大活动隔离开来。
东北地区传统习俗禁止孕妇接近酱缸，古代亦信仰此俗，《齐民要术》卷八载：“若为妊娠妇人坏酱者，取自叶棘子着瓮中，则还好。俗人用杖搅酱及炙瓮，酱虽回葡胎损。”一些地方破土建房、打井时，孕妇都不能在场。
特别是盖房上梁，为了怕孕妇“冲撞”，一般都把时间进在清晨。打井时，如果被孕妇冲了，就被认为破了龙脉，不是打不出水来，就是打出来的水质量不好。第四，传统信仰中妇女生殖能力和自然生殖具有交感联系，妇女(孕妇)一旦接触果树，两者旺盛的生殖力量就会互相排斥。
因此，广东梅县“怀孕的妇人，不得攀折花木，采摘果实。花木如被攀折，香气和色素都会变异，果实被采摘了以后，味清纯者变为苦酸之类。”“凡果树曾经孝子孕妇手折，则来年不生，或数年不着花结实。”
对妇女的产血就更为忌讳，认为它带有更大的破坏力。一般人患病时每每大意，倘若有出血、吐血现象，就立即惊怖异常，惶悚失措了。
女子出血无过于分娩，因此妇女生产被称为“血光之灾”，佛经中特别造出了一部《血盆经》来祈禳消灾。此经虽是伪经，不载于《大藏经》目，但隋唐时已经出现，可知流传已久。看过巴金着名小说《家》的人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当封建世家的家长高老太爷一命呜呼、魂归西天之时，恰好高老太爷的长孙觉新的妻子就要生产了，由于叔叔克明的反对，觉新只好把妻子搬置乡下的一所房子里分娩。最后，其妻难产，由于离城太远医救延误，母子双双告亡。
导演这出悲剧的克明反对瑞珏在家生产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忌讳办红白喜事之家遇女人生育，以防止“凶”冲“喜”，给家里人带来灾难。产妇分娩中的这类禁忌习俗在民间大量存在，归结其缘由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妇女分娩是一件异常神秘、可怕、充满恐惧和灾祸的事件，妇女生育时伴随而下的羊水、血水等物，都是污秽不祥的，处理不好，不仅这种血光之灾会给产妇和胎儿带来不利，还可能亵渎祖宗和各路神灵，使受神灵们的惩处。因此，人们造了各种带有强烈迷信色彩的禁忌做法，以避免这种所谓的灾难发生。
在中国各民族生活的广大区域里，对妇女分娩的住处曾经有过异常严格的限定，其目的是通过这种人为的禁忌来躲避妇女分娩产生的“凶灾”。
忌讳妇女在原住地生产是最常见的避邪手段之一。《中华全国风俗志》说：“鄂伦春妇临产，夫为搭棚寮数里外，送妇居之，既生儿，乃迎归。”解放后，鄂伦春人在其聚居的村寨修建了公共产房，哪家有妇女临产，哪家产妇就到里面分娩、坐月子。台湾的高山族雅美人亦流行过此俗，每当产妇临蓐，必须从家里移出，另住一所房子，且房顶要竖两只竹竿，人们认为它能够赶走鬼神，保佑产妇与婴儿的平安。
居住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其历史上也时兴过这种禁忌民俗。如羌族忌避产妇在家中生产，人们相信：产妇的“不洁”将给家人带来邪气。因此规定，产妇必须到圈养牛羊的房子里分娩。独龙族亦禁止妇女在家中生育。
他们担心孕妇生产时的污物，会冲犯室内像弓弩一类的狩猎工具，拿它们出去狩猎有可能一无所获。
在中国一些民族的历史上，不但曾经有过禁忌妇女在家里生育的习俗，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避忌产妇回娘家分娩的习俗。产生这种习俗的原因，依然是对妇女生育过程缺乏了解，认为产妇不洁，其血污会给娘家带来凶灾。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即言：“不宜归生，俗云令人衰。
(按：妇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许归。)”原来是男家不许产妇回娘家生产。究其理由，一则担心产妇若生了女孩，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她或她的家人可能来个移花接木之计，换了别人家的男婴，以致乱了自家的血脉；二则回家生育颠簸劳累，使产妇衰弱对其身体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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