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世纪中叶（公元755年）安禄山作乱，时中国太平已久，对于这次大乱，一点准备也没有，故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不久便蔓延到北中国，两京破陷，唐室也几乎推翻。后来还是借了外族兵力，始平乱，然中央政府之威权一蹶不振，贞观开元的盛世，便一去不回。这次突兀的大乱，惊醒了一些人们的太平梦。有些人仍旧过着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人还贡谀献媚，但有些人却觉悟了，变严肃了，变深沉了。这期间个人性情固有大关系，但我们看天宝以后的诗坛新趋势不能承认世势之变迁与文学潮流有深切的关系。八世纪下半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想象的，都是真实的人生，那就是：民间的痛苦，社会的病象，国家的实况，个人的希望与恐惧。所以，杜甫在这个时代出来并不是偶然的。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祖杜审言，亦诗人，称“文章四友”之一。幼聪悟，七岁能诗，九岁作大字，十五岁即与文士相酬应，家贫，二十岁起奔波吴越齐赵间，历十余年，举进士，不中第，困于长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献三大礼赋于明皇，为所赏识，使召集贤诱，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授右卫率府曹参军。不久禄山起，杜自鄜州奔凤翔途中陷贼，次年始得脱。至凤翔行在所，授左拾遗。以救房琯，出为华州功参军。时关辅大饥，弃官去秦州，又至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橡栗，儿女饿者数人。补京兆府功曹，不至。上元二年（公元961年），旧友剑南节度使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旧唐书》：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尝醉武之房，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新唐书》云：武以此欲杀之，其母奔救乃止。二说皆不可靠。）居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饮，与野老田夫相狎，过其悠闲生活。永泰之年（公元765年），武卒，甫无所依，往游东蜀依高适，至而高卒。时蜀中大乱，甫举家避乱荆楚，溯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具令具舟迎之，得还，为设牛炙白酒，大醉，一夕而卒，年五十九。
杜甫的诗，文学史大都分为三个时期，即安史之乱前的诗为第一期，离乱中的诗为第二期，寄居成都以后至逝世的诗为第三期（胡适、郑振铎皆持此说），不过我们还是照陆侃如等的意见，即将第三期又分为入蜀后安逸时期的诗，及离蜀后重又漂泊至逝世时期的诗为妥，因为这两个时期的诗的作风也是不同的。
第一期迄于公元七五五年，正是杜甫少壮之时，从漂泊的生活而转到受明皇的恩顾，虽则贫穷依旧，可是壮志尚未消磨。在这时期，他所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种自抒抱负气概不可一世的态度，什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等等。可是这种幻想很快地便破灭了，清冷的小官，贫乏的生活，都使他觉得大志无法实现，而这种幻灭在上引的一诗中就已经透露了出来，特别是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首诗中，这幻灭差不多变成绝望的哀号了。这时他从京城至奉先县省妻，入门听见家人号哭，他的小儿子已饿死了，而在路过骊山时，帝王都在欢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在这首诗中的。自从他幻灭以后，他便深深地感到了诗人的责任，那便是讽刺当时的朝廷、社会，《丽人行》刺杨贵妃、杨国忠，《兵车行》刺兵祸，《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刺当日政治社会之腐败（在未幻灭以前，尚有些奔走权门的诗，如《李监宅二首》、《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等）。杜甫虽则失意，却还保持着一种诙谐幽默的风趣，是生成的，一意保持着的。祖杜审言便是一诙谐人。《新唐书》云，审言曰：“老为造化小儿所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耳。”这种祖传的幽默风格，在《今夕行》、《示从孙济》、《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等诗中皆可看出。
第二期即从安史之乱直至入蜀以前（公元755—759年），这是大乱时期，他仓皇避难，也曾陷于贼中，好容易赶到凤翔得到一官，不久又贬华州，后又奔走流离，及至成都才有几年安定。说时间，仅短短五年，可是他却身历百苦，流离迁徙，刻不宁息，极人生之不幸，而一般社会所受苦难，更甚于他，因此他的情绪整个转变，而他的作风也因之改变了。此时期的诗，观察愈细密，艺术愈真实，见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实蕴藉。这是杜甫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诗，遂开了后世社会问题诗的风气。例如他国居长安时所见种种惨状，就有两篇名诗《哀江头》和《哀王孙》。后者特别沉痛，他借了一可怜的王孙，来代表都城残破时皇族遭杀戮的惨状。这是一种新鲜的手法，只摘取诗料中最紧要的一故事，用最具体的写法叙述之，使人从这片段自然想象出那故事的含意及代表之问题。说的是一故事，容易给人一种明了具体之印象，故最动人，以后继作《石壕吏》等，亦用此法，后白居易等新乐府也就是承袭这手法。从凤翔行往鄜州看妻小所写的《北征》和《羌村三首》，皆是他的力作，写天伦的悲欢，人情的深挚，为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之作。如《北征》中的“……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羌村三首》中的“……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走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是多么的感动读者。而这时最有名的“三吏”、“三别”，即《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六篇，在这些诗里，他把亲见所闻的兵祸惨酷，社会一般苦难的情形，征兵衙役的扰民，官吏的横行不法，都活活地描画出来，到千余年以后的现在，特别是现在，还使我们深深地感动。此外，叙当时战迹的如《悲陈陶》、《悲青坂》，自伤身世的如《喜达行在所三首》，希望太平的如《送灵州李判官》，讽刺尸位的如《冼兵马》，亦皆为此期佳作。
第三期的时间也很短，从公元七六一年到七六五年，只有五年，但在这五年中，他却写了不少诗。此时到了他的晚年，壮志消磨了，希望也破灭了，只是平淡地过日子。由于严武的帮助，他的生活稍得安定，虽然并不宽裕，但比困居长安，奔走避难的乱离生活，毕竟平静得多了。那时中原仍多事，安史之乱经过八年方平定，吐蕃入寇，直打到京畿，中央政府权威旁落，各地的藩镇，都变成了土皇帝，割据局面已经形成。杜甫明白此局面，所以打定主意过他的穷诗人的生活。他并不赞成隐遁的生活，不求出世，只是安贫守分。这时期的诗，大都是写这简单的生活的诗。丧乱的余音自然还未完全忘却，依人的生活自然有不少苦况，幸而杜甫是一个达观的人，所以虽在平淡烦闷的境地，他还能到处找到他的趣味，到处有可以消除愁闷的诗料。他的年纪大了，诗格也更老成了。闲居的生活中讨了不少小诗，纯是天然之趣，随便挥洒，不加雕饰，而风味无穷。这些小诗叙述简单生活的一小片，一小段，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感想，一个小印象，这些诗有律体的，但大都为绝句，如《客至》、《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和《漫成二首》。此外，写景诗《青阳峡》、《飞仙阁》，咏物诗如《萤火》、《铜瓶》之类甚多，以工整见称，与前混成者异趣，亦为同时之作。
第四期，离蜀至逝世，即公元七六五至七七〇年间之诗。严武死后，军阀争权，蜀中乱作，垂老的诗人便又不得不重新开始他的漂泊生涯了。他南下，欲往诗人高适处，至忠州而高适卒，又移夔州，出三峡，到江陵，迁居公安，又到岳阳、衡州，寓耒阳至于逝世，短短的六年中，他东奔西走，迁徙流转，没有停止，对于一个身经万难的垂老诗人，这是多么可哀啊！他是一餐饱醉而卒的，我们可以想见，他重新流转以后是过着怎样的困苦饥饿的生活。困苦的生活，再加上时时涌到他心头上来的往日的记忆，这一时期的诗，自然是以感伤之作为多了。除了记行旅的诗外，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回忆童年之诗，如《壮游》等，哀悼已死的朋友之诗，如《八哀诗》等，追怀往事的诗如《咏怀古迹五首》。在夔州所写的《秋兴八首》，虽传诵后世，其实只是难懂的诗谜，我们不能认为是杰作。
杜甫诗歌之四时期，略如上述。总看起来，有两点该注意。一是关于内容方面的，杜甫侧重写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痛苦，当时的政治状态和社会情形无不从他笔中显露出来。《新唐书•本传》称其“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可是在我们看来，杜甫却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诗人。他替老百姓说话，他自己也是一个老百姓。关于这一类作品，第二期当然特别多，在第二期以外，也有此类作品，如第一期的《兵车行》，第三期的《盐井》，第四期的《蚕谷行》等都是。二是关于形式方面的。杜甫的诗以工力警炼见长。不唯心胸宽大，想象深邃异乎常人，即在诗的艺术方面，也是最为精工周密，无懈可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便是凭着这种慎重的心态去写诗的。他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故所作皆经千锤百炼而出。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可见写了诗还要屡经修改的；又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可见他写诗不断地求工，故在技巧方面达到了最高峰。
杜甫死于大历五年，他的影响到元和长庆间才发扬光大起来，大历贞元间的诗人（如刘长卿、韦应物等），对于他似乎无多大关系。……元和长庆间（九世纪），韩愈、白居易等人，接受了杜甫的遗产，各自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诗的园地，各自率领了一批新的诗人向前进行。他们加强了他们所接受到的影响，尝试了古人所从未尝试过的诗技，他们辟开了古人所未窥的诗的境界。他们统出于一源，但他们却走着各自不同的路：韩愈是走的深险的路，而白居易走的是平浅的路。我们把韩愈这一派姑且定名为“刻意派”，因为他们一方面在文字上竭力求工，另一方面在意境上竭力求深奥奇特。韩愈于诗歌求险，求深，求不平凡，而他的才情弘浩，又足以肆以不穷。他的诗是一种创造，由杜甫所启发出来的创造。宋人沈括云：“韩退之诗乃押韵散文耳，虽建美富赡，而格不近诗。”（《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八）不知韩以文为诗的这种手法，正是他的长处。他想像奔驰，思路四通八达，传统的诗的格调不能限制他，所以说他把诗格一变是可以的，说他格不近诗就未免误解他了。以后宋诗这种作诗如作文的态度，由他开了先路的；……这一派诗人中有孟郊（公元751—814年），贾岛（公元779—843年）和卢仝（公元780？—835年）等。
……从杜甫的内容方面发展开去的是白居易等一派，因其主张诗歌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所以暂名之曰“社会派”。在元和长庆时代，这一派的势力比韩愈一派更广大，更深入，第一，因为他们有堂堂正正的主张，自觉地作文学革新运动，其次，他们都采取了平浅易为人了解的诗技，所作的诗一般人都能接受。这派的领袖是白居易、元稹，同时还有张籍、刘禹锡、李绅、李馀、刘猛等。……不过，元白之文学政策主张以及与其主张相符合之诗，流行并不如后人想象之广大，仅流行在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之间。其所以没有广大流传，因为元白二人不久就抛开了他们的主张，不写他们的讽谕诗了。元白的讽谕诗大都是在元和初年写的，两人都因多言遭忌而贬了官，扑了一鼻子灰之后，他们就不复贯彻他们的主张，而走上闲适的路。所以，他们的文学革新的主张实行至多不超过七八年，在他们的全集中，符合其主张的诗篇不过二十分之一左右，并为其他的作品掩盖过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朝中朋党之争十分剧烈，宫廷宦臣势力更为消长。后来他们的政治地位渐高，讽谕诗就难做了。白（居易）处于牛、李两党之间，两面不得罪，抱着“知足忍辱”的主张，诗酒风流。元（稹）则热衷宦途，一心一意做官了。所以当时轰轰烈烈的文艺革新运动，便很快销声匿迹了，这对于社会派，是一个多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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