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如山倒！

    孙传芳的兵在山东虽然算不得彻底失败，但是山东的形势却大大不利于他们了，想安稳的多住几天也不行。张宗昌的齐鲁联军是完完全全地从山东走出去了，山东对那位“狗肉将军”只留下了说不尽的笑料和痛恨；北伐的革命军，势如破竹，过了长江，迅速北上，几支主力已经靠近山东。孙传芳的军队在济南无法立足了；投靠国民党，尚未思索成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大踏步向北退去。于是——

    一部分军队退到河北大城；一部分军队退到河北任邱；一部分军队退到河北河间；一部分军队退到天津宝坻。

    这支原本属于直系军阀家族中的军队，现在到直隶来了，他们并不是游子归家，而是等待着新主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提调。

    孙传芳到了北京，他觉得还会像前一次那样，张作霖会帮他拿个“置身有地”的办法，再给一批军饷，他的军队又可以“活”起来了。不过，当他兴冲冲地进入了元帅府，再见到的张作霖，却是一副忧心忡忡、愁眉不展的面容。他只向他报告了三两句话，张作霖便不耐烦地说：“济南的情况不用说了，北京的事情更复杂。你找到军需部把军饷领着，部队先在河北境内选个地方住下。今后去向，我会通知你们的。你回队去吧。”

    孙传芳一见老帅这么消沉，知道形势不妙，便不敢再说什么。匆匆出来，又匆匆走到军需部，最后揣着可观的一笔饷离开了北京，走到了军队的中心地——大城。

    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原来也想着跟国民党联合。过去，孙中山健在时，他们曾经进行过孙、段（祺瑞）、张三角联合，联合得还不错。现在为什么不能再一次联合呢？张作霖不光这样想了，还行动了。他知道蒋介石最恨共产党，于是，张作霖为表示“诚意”便在北京杀害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

    张作霖想错了，也做错了。当蒋介石的代表迂回来到北京，表明联合的原则时，张作霖方才大吃一惊，拍着桌子大骂：“蒋介石欺人太甚！他妈拉个巴子，不看看自己有多大能耐，想吞了我，要我易帜，都成他的‘国民革命军’。没门！好吧，咱们较量较量再说吧！”

    张作霖很自信，他觉得自己的力量不比蒋介石弱。“我跟蒋介石他妈拉个巴子在京津这一带拼一场，拼它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吧！”他对他的将领们说：“各自准备一下，等待我的命令！”

    张作霖把形势估计错了，蒋介石重任北伐军总司令之后，便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一、二、三、四四个集团军，从东西南三个方面向张作霖夹击过来。就在这时，祸不单行，奉军内部又有了变化：张作霖的部将万福寿在丰台哗变了；驻军粮城的师长戢翼翘独自发出“息争通电”，连他的嫡系李景林部的一些师、旅长也通电支持。军心不定，厌战情绪很浓。杨宇霆、张学良都建议“暂不出战”。

    张作霖怕激怒众人，重蹈郭松龄叛乱覆辙，便接受了杨宇霆和儿子的建议，暂时免战。

    就在兵临城下、内部矛盾重重之际，日本公使也上门来了。他们向张作霖提出修筑吉会铁路问题的要求，又是张宗昌在济南杀害日本侨民赔偿问题的要求，还有什么所谓“满蒙问题”……张作霖遭郭松龄叛乱时，饥不择食，曾和日本人签订了上述条款，那是想借日本人势力平乱的。现在，张作霖成了执掌中国大权的大元帅了，那些条件比当年袁世凯接受的“二十一条”还厉害，他敢接受吗？于是，张作霖挺着胸脯说对日本人说：“既然是东北问题，那就请公使先生回奉天吧，那里的交涉署会跟你谈的。”日本人见张作霖赖账，恼了，决定用武力对付张作霖……

    张作霖安国军在北京执政，是从1927年6月18日开始的，现在是1928年5月末，执政尚不足周年，已经是四面楚歌了。5月30日，他向他的“内阁”成员宣布：“我已作出最后决定，奉军立即撤回奉天，任何人不得迟缓，不许恋栈。任命杨宇霆、张学良为撤军正、副指挥，暂行留守京中，其余人一律于6月10离京返奉！”

    张作霖6月3日离开北京。6月4日被日本人炸死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至此，奉军彻底退出山海关！

    张作霖离开北京前夕，在大帅府小客厅会见了孙传芳。张作霖故作镇静地说：“馨远，奉军要退出山海关了，不是咱们败，而是以退为进。如今天下太乱，咱们在北京，树大招风，人人都想吞了咱。回东北，把咱的老家巩固好，什么猫狗也不让进，先守着那片土过吧。等他们都打累了，咱们再回来。”又说：“这阵子你的军饷还给你留着呢，你到军需部去提吧。不过，不忙发下去，等军队到了关外再发不迟。”

    大势已去，靠山东移，孙传芳虽然还留恋着黄河、长江，但已经没有统治的可能了。他从北京匆匆来到河北大城他的总部，立即召开了一次最紧急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对他的军长、师长、旅长们说：“现在形势已定了：咱们必须和奉军合作，必须跟着奉军退出山海关。只有到东北，继续营造那片地盘，才是咱们的生路。我决定了，咱们全部撤至东北去，到东北住定之后，所欠军饷全部补发。各部都回去准备吧，不要犹豫，立即行动吧！”他望望大家，又说：“我和秘书长他们先走一步，在关外等你们，你们别再迟疑了，越快越好。”

    六月的大城，气候提前进入了酷暑，太阳火炉似的烤着大地，直至入夜，人们还在挥动着芭蕉扇。

    明天，孙传芳真的就要离开大城了，独自出关去追随他的奉系主子去了。不知为什么他的心情竟猛然慌张起来，仿佛要去的东北并没有光明，张作霖也不是靠山——孙传芳还算“明白”，许多年来，自己的腰板挺起挺不起，挺得硬不硬，都得看自己手下有多少人马，脚下有多大地盘。人马、地盘都没有了，即便你往日是皇帝老儿，说不定连饱肚子的一顿淡饭、御寒的一件薄衫也求之不得。这就是世态，这就是人情。“张作霖退出北京了，不得已呀，当初进京时他就不想退出去，想退何必进呢？”他又想：“自身都不保的人，还能再保护我么？”孙传芳有点怕了，“果然到了东北，处处无依无靠，岂不更狼狈？”他犹豫了，他不想去了，他想在大城领着自己的残兵败将再混下去。然而，混也难呀！此时，有人报：“杨文恺、卢香亭来见。”

    孙传芳收敛了思绪，像往常一样随口应了一个字：“请！”

    杨文恺是孙传芳的“军师”，卢香亭是孙传芳的“心腹干将”，他们是“生死三兄弟”，最困难的时期，三人同生死共患难，总是并肩于最险处。杨文恺是孙传芳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后来，为了助孙传芳一臂之力，宁可不当赫赫有名的汉阳兵工厂总办也要到孙的军中作一名幕僚，在孙传芳的创业中，上海结兰张宗昌、福建拉拢周荫人、张家口联络冯玉祥，以及与奉张的亲亲疏疏，无一事不是杨文恺出头露面。杨文恺算是为孙传芳的发迹立下了汗马功劳。卢香亭一直随孙传芳带军，福建败北，兵溃长江三角洲，卢是二师师长，硬是凭着一片忠心，为孙军挡住了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的北大门——宜兴，使孙传芳能够在杭州定下心来，筹谋后路，后来，竟然一举有了浙江、上海，有了长江三角洲，有了东南五省。孙传芳不亏待他们，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建立时，杨文恺便被任命为总司令部的总参议，而卢香亭便做了联军的浙江省总司令。

    五省联军原本就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个“怪胎”，它从诞生那一天起便百病齐出，并不健康，再加上中国人的通病有了地盘、有了官就容易晕，患难可以与共、荣华便纷争高低了。这“生死三兄弟”渐渐有了隔阂，虽然尚未到水火难容的时候，总还是各存异心了。五省联军组成之后，杨文恺便主张一鼓作气，消灭坐在北京的张作霖（至少把张作霖打出山海关去），由孙传芳去住进中南海，以统一天下。孙传芳不干，他对张作霖感恩，不忍心吞掉他。可是而今，不仅江南五省没有了，北京也不是张作霖的天下了，今后去从，“生死三兄弟”都愁上眉头………

    杨文恺、卢香亭坐在孙传芳面前，都没有开口说话，一个一个脸膛沮丧，脑袋低垂。连侍从们放到他们面前的香茶，谁也顾不得窥视一眼。

    孙传芳感到了不妙。往日，他们对面坐下时，无论谈什么事，无论分歧多大，都毫不含糊，开门见山，推心置腹的。现在，该是“生死三兄弟”生死的关键时刻了，大家却沉默起来，沉默得连空气都死了，这算什么生死与共呢？比孙传芳大两岁的杨文恺终于开了口。他像往日一样亲切地呼着他的雅号说：“馨远，你要去东北了，本来我是应该随你去的，我也打算跟你去东北。只是，老家今年多事，连连函电催促。我想先返里探亲，家事完了，随后我将去东北找你。”话说得平平静静，恳恳切切。

    但孙传芳却犯了嘀咕：日本士官学校相识至今，二十余年了，从未听说他杨文恺为家事如此牵肠挂肚，现在……孙传芳明白了，生死兄弟要走了，便强压心中的怒火，说：“你返里探亲去吧，回头我让军需处给你送些钱过去。”

    “不必了，”杨文恺说，“回家只需尽尽人情就行了，还不至于需要周济。”

    孙传芳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卢香亭直爽，他不借故。他说：“馨远，你去东北吧，你在东北等我，我到江南去收拾旧部。旧部收拾好了，我便带着去东北。到哪里去都得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咱兄弟不能只吃人家的‘赏赐饭’！”

    话虽不多，有理有节。他孙传芳却明明白白：“我孙传芳的大树倒了，我树上的猢狲该散了！”他淡淡地笑着，说：“好，好好。到江南，见到了旧部，就说我问他们好。告诉他们，我没有忘了他们。我孙传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好了，你们都去忙自己的事吧，我也想好好地休息一下，明早动身去东北。”

    杨文恺走了。卢香亭也走了。就从这一刻起，这“生死三兄弟”便“生死两茫茫”了………

    次日，孙传芳领着万鸿图和几个随员匆匆忙忙离开了大城，离开了他的部队终于出关去了。

    孙传芳走了，领着几个亲信，携着大批军饷到山海关外等他的部队去了。

    孙传芳走后，留在京郊他的一批部将都呆了：怎么办？留下不动，已经留不住了，河北再不是他们的地盘了，自己不走，革命军也会赶走他们，要么就吃掉他们；服从命令，跑到东北去，可是，大家心里又不安。

    掌握军权的马葆珩对李宝章、郑俊彦说：“馨帅要我们都去东北，张作霖靠得住么？”马葆珩是正经八百的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本来就对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印象不好。现在，要他们去到土匪屋檐下求饭吃，心里不情愿。

    李宝章、郑俊彦也是保定军校出身，他们谁也不想出关。于是，一起说：“不能出关，不能去投靠土匪。退万步讲，孙中山比张作霖强多了，蒋介石是孙中山亲手扶持起来，应该是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人，也比张作霖强，咱们等等看吧。”

    正是马葆珩这些人徘徊观望之际，一个神秘的人物来到沧县孙军驻地，一定要见马葆珩，说他是“马葆珩当年同去山西参加革命的同志”。马葆珩在一间小客厅接见了他。二人一照面，竟相抱起来——来人叫高荣达，是阎锡山的副官长。马葆珩说：“老高，你怎么摸到这里来了？”

    “你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还怕找不着？”高荣达说，“我从天津开出专车，走一站问一站，终于找到你了。”“特地找我？”“是的。”

    “什么事呀？”马葆珩同高荣达是十八年前（辛亥革命时）一同去山西参加军队的，以后，各自投主了，高作了阎锡山的副官长。此番相寻，正是想收马部归阎。但他还是说：“百川（阎锡山号百川）已经就任了国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总部驻天津，马上要进攻你了，让我问问你，这个仗怎么打法？”

    “问我？”马葆珩笑笑，“严阵以待，随时奉陪！”

    “不怕被消灭吧？”

    “或可把你们打回山西老家去！”

    高荣达摇摇头，笑了。“百川从不想打你，并且想和你们结为朋友，晓庵老兄，张作霖大势去了，孙传芳大势也去了，当今中国，人心无不倾向革命。百川与蒋介石打了那么多年大仗，现在，不是握手言和了么。百川让我询访阁下，目的就是一个，想和你共同战斗，打出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来。老兄，我很理解你，路只有一条，去东北附奉。可是，你的伙伴和士兵都不干！我看，咱们还是合作的好。条件么，自然可以谈。”

    马葆珩动了心，却也是无可奈何。他说：“容我和其他几位商量一下。”

    马葆珩和李宝章他们一商量，大家都认为“附蒋比随奉好！”于是，二人跟随高荣达到了天津，与阎锡山的代表南桂馨洽谈成功。阎锡山在天津发出通电：任命郑俊彦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李宝章为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马葆珩为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程其祥为总参议（即总参谋长），曹鸿翥为秘书长。至此，孙传芳的联军残存部队完全、彻底不由他指挥了，孙传芳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马葆珩他们归属阎锡山之后，阎锡山便派商震陪同郑俊彦、李宝章、马葆珩三人到北京去见蒋介石。刚刚进了北京城的蒋介石，满面春风、热情备至地接见了他们，赞赏了他们的正义和勇敢之后，才说：“今后你们这支队伍的一切事宜，都由阎总司令直接负责，一切事情都向阎总司令请示办理。”又说：“可以派人去跟你们的联帅联络，我希望他也能到北京来，我和他合作。”

    就在与阎锡山打得热火之际，马葆珩和另一伙北洋老牌军阀陈光远、齐燮元等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齐燮元通过他在江苏当督军时的师长马葆琛（马葆珩的同祖兄弟）拿着大陆银行的六十万元支票去见马葆珩，说是“陈光远、齐燮元等人要同你交朋友，向你的军队表示慰问。”

    马葆珩问其兄：“什么意思？”

    马葆琛说：“陈、齐都是极有影响的宿将，他们不甘心北洋失败，想和你们一起，共同对付革命军。”

    马葆珩暗自笑了。“这些人早已寸土皆无，一兵不存了，什么和我合作，共同对革命军，还不是想‘借尸还魂’，再过几天领兵、做将的瘾。”他对其兄说：“陈光远的钱，我们不能收，请你奉还他们吧。至于我的队伍，自有我的去路。”

    马葆琛一听，心里便明白了。收过支票，退还陈光远，再不提此事。

    退到山海关外的孙传芳，在辽宁一个小县城里，久等部队不归，心里急了：“难道部队被阻，他们过不来了？”果然过不来，孙传芳心里还有安慰，但他想得更遭：“难道会被蒋介石拉拢、收买过去了？”他最担心的，就是部队易旗投敌。心里着急，又不敢返回关内找部队。一天，他把秘书长万鸿图找到面前，交给他五万元现钞，对他说：“你进关去看看情况吧，最好把他们拉出来。”做将领的，没有队伍，是他们最难过的时刻。孙传芳总想着拥有一支队伍。

    万鸿图入关了。他先到天津，知道队伍在宝坻一带，又匆匆忙忙赶到宝坻——可是，队伍早已易旗成了国民革命军了。万鸿图见到郑俊彦等，知道大局已定，便默不作声地把五万元现钞放下，连夜出关复命去了。

    张作霖死了，张学良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虽然对孙传芳还是优礼厚待，可孙传芳却觉得靠山倒了。万鸿图天津归来，孙传芳更觉得自己走进绝境、山穷水尽了。刚刚四十四岁呀！年富力量，精神正旺，正是展宏图、创大业的时刻，何况手下曾经有大军二十万，广袤五个省，怎么一下子就孑然一身，寄人篱下了呢？孙传芳心神恍惚，无精打采，茶不饮了，酒不渴了，连烟灯也熄火多日，他特别需要的是躺倒床上，蒙头大睡，真想“睡死方休！”

    大势已去，众叛亲离，孙传芳再也看不到光明了，他不得不宣布辞去一切本来已空虚了的职务，去做他很不愿做的寓公了。

    一天，他决定要去大连居住。昔日他在大连买有住宅，现在，他的眷属多在那里。“享几日天伦之乐吧，也许家比国更温暖！”收拾行装的时候，他把万鸿图找到身边，想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他们还很少谈心呢。昔日，戎马倥偬，没有时间谈心，再加上孙传芳还有“生死三兄弟”——卢香亭和杨方恺，跟万鸿图谈心的时候相应少了。现在，就像倒了树的猢狲一般，“生死兄弟”也都散去了，难得有那么一个万鸿图，患难之中添真情。他们对面坐下，各人守着茶杯，低垂着脑袋，慢节奏地交谈起来……

    孙传芳十八岁经姐夫王英楷推荐当了北洋陆军练官营学兵起，到发表辞去一切职务、流浪关东止，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也得算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可孙传芳，似乎觉得太匆匆了，匆匆得令他没有一点准备。“告老还家的人，谁不是老态龙钟，瞧我，血气方刚，四十而不惑，正是生命最兴旺的时期，怎么就一败涂地，要狼狈回乡了呢？‘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孙传芳指挥五省联军的时候，不也是惊天动地么？为什么转眼就变得如此冷清哩？”他叹息着，说：“万公，你说，人的命运，是不是由天而定？”

    “这一点我说不清楚。”万鸿图说，“有一点我倒是坚信。”

    “哪一点？”孙传芳问。

    “但凡有大作为的人，总是要经历千灾万难的。一帆风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万鸿图说，“这就是前人说的，‘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天下事就如此。馨帅，兵没有了，权作本来就没有；地盘没有了，也权作本来就没有。然而，雄心却不可无呀！‘登山不以艰险而上，则必臻乎峻岭矣’！你应该坚信未来是光明的！”

    “谢谢你的良好愿望，”孙传芳说，“是的。我也觉得我不应该就此倒下去，我要再起，我能再起！”

    孙传芳在仲夏一个明媚的日子，来到海滨城市——大连。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像一块碧绿的宝石嵌镶在大连湾的一角，大约是环境所致，这里特别幽静，幽静得令几乎所有的官僚、军阀、大贾和失意客都当成自己的安乐窝和归宿地。孙传芳就在这里购买了理想的别墅洋房。京津动乱了，他的原配夫人张贵馨和继配夫人周佩馨便领着儿子家震、家钧来到大连，避开战争的骚扰。家人们未曾想到，孙传芳会把这里视为归宿，匆忙间来这里定下居。

    戎马倥偬，孙传芳家的概念早已淡漠了，虽有两位夫人，但很少带在任上。如今，树倒猢狲散了，孙传芳忽然对“家”亲了起来。到大连的当日，即把妻儿们聚在一起，深有忏悔地说：“我对不起你们娘儿几个，许多年来，家不像家，亲不似亲，还要你们终日提心吊胆。现在好哩，不再出去哩，咱们就团团圆圆、老少在一起过日月吧。”

    大夫人张贵馨，已是半老徐娘了，一副典型的主妇举止，沉默默地生活，不多言语。那沉寂的面容，会使人想象出她内心的沉重。今天，她忽然有了言语。“这多年来，我从不想说家事，千斤担子压在我身上，我挑！管咋说，我挑过来了，泪都向心里流。他爹既然说团团圆圆、老少在一起了，我才说几句话：早就该回来了。混官场，能混个啥？咱又想个啥？家有万贯、良田千顷，合眼的那一天，能带走多少？北京的故宫多气派，再有能耐的皇上也搬不到阴间去？我到想准了，也定心了，能像穷苦的庄稼人那样，一家老少守着破屋、黄土，平平安安地过一世，就知足了。他爹，你也别觉着没有官做了，没有兵带了，心里不好受。别不好受。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少吃无喝都不要你费心，我带着孩子要饭去，也让你过得舒舒服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就当流水又流回来了。你对我说，你小时候是个游浪儿。现在，再当游浪爹吧。命该如此！”

    大夫人的话，是动着感情说的。说话时，还不停地揉着眼睛。若是在往日，孙传芳是从不愿听她这样唠叨的，今天，他却觉得亲切、有情，听着，鼻尖儿有点酸溜溜、眼角也渗出泪水。

    “说得好，说得好！”孙传芳说，“世界上最温暖的是家，最有情的，是父母、妻子、儿女；最残酷无情的，是官场，是权与利！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二夫人周佩馨比孙传芳年轻十岁，是个新型的女性，一副高傲的情怀，常常以“主妇”自居。无论在天津还是在大连，都自认是这个家的主宰者。大夫人的忍让，她常常视为无能，所以，许多事喜欢自作主张。她有文化，琴棋书画都想涉猎，但是又都不精。孙传芳败北战场，她是颇为忧伤的。事到此情，也只好顺应了。她想了半天，说：“大姐的话，我也赞同。天底下，还是平民百姓多，皇上只有一个，宰相也只有一个，何必去你死我活地争呢？他爹回来就回来。只是有些事让人怪恼：当初抱起头生死与共的像一娘所生亲兄弟，说背叛就背叛了，说成仇人就成仇人了；有的人还落井下石，置你于死地。人咋就比禽兽还残酷呢？我真不明白。”

    “我明白哩。”孙传芳说，“仁义礼智，平常人是坚守不移的；仁义礼智和权位、金钱搅和在一起，就失去光彩哩！”

    “那好，咱不要权位，不要金钱，只要仁义礼智行不行？”孙传芳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此时，他的语言和他此时的心态，尚统一不起来……

    孙传芳尘缘未了，他还没有死心。他虽然对他的旧部投靠蒋介石气愤，他却仍然认为有争取他们回归的可能。他还想再做努力，争取他们回来，重振五省联军时的“盛世”。

    像赌徒一样，如果输得身上分文皆无了，他也许会远离赌场，不敢再近了；万一身上还有微余，他总还围着赌场团团打转，以撒饵钓鱼的心情，想再捞本。此时的孙传芳正是这种心态。他到东北来之前，曾在北京张作霖那里领了最后一笔军饷，那是用来作为钓饵把队伍拉到东北去的。结果，他把钱带到东北去了，队伍却在河北归了蒋介石，军饷自然也发不出去了。这便成了孙传芳除了队伍之外又一项“实力”——或叫“赌本”，他还要围着赌场转，想用金钱这个“实力”把队伍重新拉起来。他觉得自己会成功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金难道买不回旧部？

    他又把万鸿图找到面前，对他说：“他们（指旧部）虽然易帜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会体谅他们的。好在他们现在队伍还没拆散，仍住河北，我想你组织一些人，去做做他们的工作，就说我很惦记他们。还要告诉他们，咱们在东北的形势很好，少帅（指张学良）不久便会挥师入关，北京仍然是咱们的，请他们暂时别动，等待时机。”说着，拿出一笔很可观的款子和一沓印制精美、填好名单的委任状，说：“过去几年，行迹不定，我无暇关心兄弟们的事，很觉对不住他们。这里，也算我作点补偿吧，师、旅、团的官佑，每人升两级，薪金翻一番；有特殊困难的，我再另外照顾。只要回来，往事一笔销。”

    万鸿图只得徒劳一次，他心中有数，知道挽回局势十分困难，想坦诚地劝告一下。但转念又想：“反正孙传芳手中那笔未发出的薪饷，原本就是弟兄们的，用这种办法还给弟兄们，也不为过分。至于能不能把部队拉回来？听天由命吧。”于是说：“好多老部下虽也离队了，都在京津闲蹲，可以请他们分头做做工作，我想还是会有效果的。”说着，便把委任状和钱钞收起来。

    孙传芳又说：“这些日子我会待在大连的，有消息就传到大连来好了。钱不够用，我可以再给你。形势紧迫，夜长梦多，没有什么当紧的事，你就赶快入关吧。”

    万鸿图带着没有信心但却十分沉重的任务，开始了他二次入关“游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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