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的武装反抗浪潮

    自1851年到1864年，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农民起义的高潮。从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历时14年，曾取得了最初阶段的胜利，创建了农民政权，颁布了属于自己的革命纲领，还在中国最早提出了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水平。太平天国运动所创建的农民政权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其战事波及半个中国，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中国的半壁江山。太平天国运动不仅使清王朝国力大伤，一度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体现了时代的特点，而且，它客观上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革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且最终走向了失败，但是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难以磨灭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无论对于清统治者还是外国侵略者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事实上，中外反动势力也在这时开始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图各自从中渔利——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外国侵略者则借此工具更加大肆扩张自己在中国的权益。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封建统治势力和外国资产阶级逐步勾结起来建立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急于消灭各地革命的武装力量，而与此同时，人民武装斗争在许多地区还继续进行了七八年之久，广大农民则进行着抗租抗税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斗争。

    当时，最重要、最活跃的农民武装力量是北方的捻军。捻军起义战争，从1853年到1868年，前后历时16年，波及皖、鲁、豫、苏、陕等十个省区，歼灭清军及地方团练十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和北方各地的人民起义，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捻军在长期作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动战法，常能克敌制胜。但捻军领导者政治目光短浅，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忽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后期又将军力分为两支，作战指导盲动，以致被清军各个击破，最终全军覆没，走向了失败。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北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也都纷纷起义，成为全国性农民革命的一部分。太平天国和捻军相继失败后，清政府就集中力量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但人民的武装反抗浪潮始终没有退却，为其后的辛亥革命与清王朝的最终覆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戊戌变法的维新尝试

    在民族危机严重、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维新运动，这就是历史上的“戊戌变法”。

    1895年4月，战败的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即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也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 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共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文化、科学技术以及经营管理制度、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通过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等，促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的诸多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抵制。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致使各项措施根本无法真正实现。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慈禧太后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随后立即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发动了“戊戌政变”。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而此后，所有的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遭到废止。仅进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至此彻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提出了变革的主张，意在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一方面，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它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批支持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精英者，代之而起的，是一群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后来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清王朝的覆亡。

    （三）义和团的反帝运动

    资产阶级救亡运动没有阻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狂潮。就在“百日维新”时期，清政府仍然在出卖着国家的利益与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的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1989年，义和团在山东河北交界地区发动起义，其在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性反帝运动，其斗争的锋芒鲜明地指向了帝国主义。

    义和团本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至少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有人认为义和拳在源流上与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同时也宣传持符念咒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思想，以此来鼓舞斗志。今天看来，这其中当然掺杂了大量迷信的成分，但义和团的成员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气概，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入侵者。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分秘密团体一样，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反对满族统治，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随着近代中国形势的发展，民族危机逐步加深，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了满汉之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虽然义和团旗帜鲜明地将矛头指向了洋人，但是，软弱的清朝统治者一再求苟安，一方面不敢得罪洋人，另一方面对反对外国侵略的人民群众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义和团运动初期，山东冠县义和拳、平原县义和拳和清朝官兵都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冲突和战斗。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在义和团运动初期对其采取了剿杀的政策。

    1900年夏，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大批义和团开始进入京津地区，直接危及着清朝的统治。统治者深知，如果继续与义和团对抗，清朝统治就面临着被义和团运动的浪潮吞没的危险。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将剿杀义和团的政策逐渐改为利用义和团以自保。在这样的情况下，6月9日，慈禧太后“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而是认为“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6月16日，慈禧太后又召集亲王大臣举行御前会议，发布上谕：将民团“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于是，清政府对义和团的策略由“剿灭”改为“招抚”，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企图加以控制利用。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也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发出武装干涉义和团的叫嚣。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两个月内将义和团剿灭，否则就直接出兵“代为剿平”。5月25日，驻京各国公使联合发出照会，胁迫清政府惩办镇压义和团不力的官员。5月29日，各国舰队从大沽口派出陆战队闯入天津。5月31日至6月2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八国侵略军四百五十多人先后开进北京。6月10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共两千一百多人，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6月17日，侵华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由于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此时义和团力量已遭到严重摧残，不再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而八国联军的强大侵略势力直接危及着清朝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迎合侵略者的意愿，于9月7日下令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尽根诛”，可耻地出卖了义和团，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失败了，但它的失败也有其自身的深刻原因。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对清朝封建统治更没有本质的认识，它主观上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以致被清政府蒙骗利用，这是义和团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与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相比，义和团运动没有提出政权的要求，更没有建立政权，它进行了武装斗争，但没有建立正规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它进行了英勇的大规模的斗争，但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严重的分散性。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却缺乏完整的斗争纲领，一方面笼统、盲目排外，另一方面又对清政府缺乏本质的、理性的认识。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扶清”主要是“扶住中国”，成为“灭洋”的一种斗争策略，并且在客观上减少了义和团运动发展的阻力，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扶清”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会使人们丧失对清朝封建统治集团的警觉，使义和团逐渐落入被利用、被控制的圈套，以至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看到，义和团运动在客观上依然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加速了后来清王朝的灭亡。

    （四）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1911年，投资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多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批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者对民族灾难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重的忧患，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纷纷向西方学习，积极发行各种进步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还组织各种革命小团体，积极开展爱国革命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他们当中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虽然也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参加过爱国宣传活动，但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只要求取得参政的权利，不愿与清王朝决裂；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他们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

    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进行领导革命的工作。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率先举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兴中会的誓词中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为日后的革命起义奠定了基础。1895年与1900年，孙中山在广州和惠州（今惠阳）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了，但这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揭开了序幕。此后，孙中山积极奔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促成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庶务。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在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各省区分会，同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在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05年到1911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发展达到高峰的时期。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同改良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前途；一面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各地革命党人积极着手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从1906年起先后发动起义十多次，其中一部分是以运动会党为主发动的起义，另一部分则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起义。前者如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精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起到冲击的作用，因此革命党人常依靠会党发动起义。但另一方面，会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既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又缺少训练与充足的军饷，一般都是仓促起义，很难取得成功，也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

    另一种起义是多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由于当时的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而且，新军的选募有一定的严格要求，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所以，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而选择“投笔从戎”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此外，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还有的是从日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同盟会员，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此时，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包括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 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以及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但这些起义多数都势单力薄，缺乏统一指挥，没有与当地群众广泛地联系起来，都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的震惊，统治者开始严令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革命党人也在不断吸取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激励了革命斗志。

    在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辗转多国，积极奔走，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并努力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革命的声势逐渐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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