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火事件

    自戊戌变法失败后，激进的革命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所认同。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政府迫于压力，抛出了“预备立宪”的挡箭牌，企图以此缓解革命的压力，但其实质是为了加强皇族的权力。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摄政。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其大失所望，有少数人转而参加了革命党。

    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了新式学校，其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也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正是由于这一教育方式的转变，得以培养了大量具有进步思想和改革精神的新式人才，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提供了保障。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1911年5月，清政府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企图以此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腐朽的统治，同时更是没有解决如何补偿民间损失的问题，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最激烈的是四川，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革命党人决定借此机会发动起义。保路运动也因此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事件。

    保路运动也称为“铁路风潮”，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一场群众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由于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首要目标。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包括绅商、地主，甚至一些农民在内的四省人民都握有铁路的股票。粤汉铁路已经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以当时情况来看，这两条铁路完全可以自主修建。但是，帝国主义为了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权益，限制中国人对铁路的自主权，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谓铁路“国有”，只是一个幌子，其实质是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将川汉、粤汉铁路拱手让给了帝国主义。广大人民为两条铁路的筹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非常不满。于是，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在保路运动中，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得十分早，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以“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群众集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又有万余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运动在四川省发展得尤为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并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不到十天就发展到十万人。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迫使清政府下令镇压，但其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开始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清政府获知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赶赴四川，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四川，造成了武汉空虚，给后来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当。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也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由此将保路运动推向了高潮，成为了武昌起义的先声。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二）前期准备

    在各个地区的新军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是武汉革命党人。当时，在武汉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成立于1911年，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成的，社长为蒋翊武。该社成立不久，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很快就拥有社员约三千人。共进会则是一部分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因不满意总部只注意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于1907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8年10月，孙武、焦达峰等人奉命回国，秘密在汉口设立机关并发展组织，到1910年冬，共进会会员也已发展到两千余人。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以前，湖北的许多革命党人就以运动新军为工作重点，他们纷纷投笔从戎，亲身投入到战斗的前线，长期深入士兵之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积蓄革命力量。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他们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启发官兵的爱国思想，并通过演讲会、编唱歌曲、吟诗联句等各种宣传教育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在他们的大量工作下，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了起来，到1911年秋，在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参加了革命组织。另外，在武汉周围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了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

    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为革命起义做了充足的准备。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就准备起义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秘密会谈，确定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这都为后来的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三）起义经过

    武汉历来以“九省通衢”而闻名，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意义，武汉一直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中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

    武汉地区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也异常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科学补习所设有专门负责新军工作的干事，不断将青年学生、会党群众输送入伍，努力扩大新军中的革命力量。虽然革命团体遭到几次破坏，团体名称一再变更，但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到文学社以及共进会等革命团体，都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以入伍为掩护，长期潜伏在军队里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多年积累的秘密工作的经验，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的标（团）、营、队（连）各级都推举了他们的代表，组织网遍及湖北新军各基层单位，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在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清政府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昌发动起义。

    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即孙葆仁）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澄、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并决定于10月6日发动起义。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定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为起义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但是，由于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不得不提高警惕，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被迫延期。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医院，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符号、印信等全被搜走，革命党人秘密泄露。第二天，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尧澄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杀害彭、刘及杨洪胜三人，关闭四城，按照查获的名册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形势十分危急。迫于形势，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由于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面对严峻的考验，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他们自行联系，约定以枪声为号，毅然决定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当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营兵力，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齐集楚望台，其后，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也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此外，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此时已多达三千多人，原日知会员、队官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10月10日晚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同时命令已入城的炮8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义军最初的进攻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导致连连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此时已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革命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湖广总督瑞澄仓皇逃往停泊长江的兵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与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浏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在武昌起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这时，革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立即建立革命军政府，扩大革命的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湖北革命党人一直奉孙中山为领袖，而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与同盟会有密切的联系，但孙中山此时远在海外，直到12日上午才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一时不可能赶回国内。黄兴和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也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都无法出面主持大局。11日，经过一夜战斗的起义士兵群众，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准备推举都督，建立革命军政府，他们没有意识到应当把军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错误地以为需要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以资号召，于是邀请谘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决定推举清朝高级军官、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北洋海军中任职，甲午战争后曾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受张的宠信，三次被派往日本学习，由管带升至协统的职位。在10月10日晚的起义中，黎元洪仍坚持顽抗，还亲手杀死了两名响应起义的士兵。起义的迅速胜利，迫使他仓皇逃到一个营管带家里躲藏。由于他平时在汉族官僚中以“开明”著称，起义前革命党人就有过推他为都督的拟议。黎元洪并不愿意顺从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对，他是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上都督席位的。

    湖北军政府设军令、参谋两部，军政多由参谋部主持。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务，革命党人因感无力承担，提出愿意让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汤化龙原是立宪派首领，在立宪运动破产后对清政府感到绝望。他在11日推举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会议上表示赞成革命，“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过了几天，他便公布了一个冒称同盟会东京本部草拟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由都督兼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下设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交通等七局，总揽政务。政事部由汤化龙任部长，下面七个局的正副局长几乎都是同他一样的旧派人物。这个条例不久即被革命党人否定，各局一律改为部，只给汤化龙留下一个编制部长的闲职，其他各部都由革命党人负责，汤化龙也因此弃职而去。但是首义的湖北军政府，由新军高级军官、立宪派首领出面主持，却具有一种“示范”的作用，为后来响应革命的许多省份所效法。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巡抚余诚格逃遁，起义军推举焦、陈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后，不仅巩固了湖北的后方，而且派遣军队支援了武汉抗击清军的战斗。同一天，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陕西军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从侧面威胁南下的清军，并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区的联系。

    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分府。九江独立，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员蔡公时联合南昌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准备拥清朝巡抚冯汝骙宣布独立，冯拒绝接受。蔡公时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由新军协统阎锡山任都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联合新军协统蔡锷以及管带唐继尧等发动起义，组成云南军政府，蔡锷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会员张承槱等发动工人、防营和会党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了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上海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的独立。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联合新军和防营占领了杭州，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苏州，江苏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立即抢先一步，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5月，江苏军政府成立，程德全摇身一变，由巡抚成为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占领贵阳，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员联合团练发动起义，占领寿州，连克颍上、亳州等地。8日，立宪派劝说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推朱为都督。后来，起义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朱家宝感到形势不稳，逃离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任安徽军政府都督。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议决与清政府脱离关系，推巡抚沈秉堃为都督。不久，前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攫取了都督职位。

    11月9日，福州同盟会员许崇智率军起义，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同日，广东宣布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逃入租界，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1月9日，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的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至11月下旬，四川重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川东南50多州县响应。在四川资州，一部分新军起义，杀死了前来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河南信阳附近京汉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军，拆毁铁路，袭击军用列车，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革命军。甚至在清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动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和驻保定的新军第六镇举事。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发展，有些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农村中也掀起反封建斗争的风暴。江苏常熟、江阴、无锡三县交界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农民们烧毁恶霸地主的房屋，竖立起“革命大部督”的旗帜。上海附近各县农民，也普遍掀起了抗租斗争。湖南衡阳、醴陵等十几个州县农民起义，围攻县署，杀逐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陕西自咸阳到凤翔、陇州的数百里地区内，到处发生戮官劫狱等暴动。四川农民在各州县猛烈地展开反抗清军和地主武装的战斗。奉天辽阳、辽中、凤凰、庄河、复州等地和山东的民军都迅速发展，声势浩大，迫使东北三省和山东的清朝地方官吏不得不宣布半“独立”，借以应付岌岌可危的局面。几乎全国各省无不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群众起义或暴动。

    与此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响应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内蒙地区一部分蒙古族和汉族的同盟会员，曾经在学校、军队、会党和反清士绅中进行工作。武昌起义后，归化（今呼和浩特）、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包头、丰镇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组成革命军，12月间一度攻克丰镇。次年初，又配合山西革命军占领包头，成立革命军政府。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有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伊犁。1912年1月，起义军占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宣布“五族共和”，并成立了临时政府。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动这次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分散在各地的同盟会员以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各地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积极策动响应，促进了革命形势在全国蓬勃发展。但是，面临着如此广泛和迅猛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同盟会组织很不健全，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他们既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担心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因此希望尽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缩短革命的历程，在这过程中，就难免使革命的果实落入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手中。

    资产阶级立宪派迫于革命声势的压力，利用自己在各省谘议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策动清朝官员“反正”，宣布“和平光复”，一定程度上对清王朝的崩溃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的本质却是维持旧秩序，防止革命的深入开展，窃夺权位。湖南起义后，曾一度设立筹饷局，按房地产和田产的多寡摊派捐款，以保证革命的需要。湖南绅商和立宪派激烈反对，把这个革命措施说成是“暗无天日”“鸡犬不宁”。他们唆使旧军官在湖南起义后十天发动兵变，杀害都督焦达峰等人，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为都督。就这样，立宪派与旧官僚采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变的手段，先后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西、贵州等许多省军政府的权力。

    另一些省区，如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是，这些革命党人掌权以后，由于地位发生了变化，很快地向右转了，其中有些人已蜕化为新官僚政客。当时宣布起义的各省，无论是革命派掌权，还是立宪派、旧官僚掌权，几乎一律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府县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四川的几十万保路同志军被遣散，广东的十几万民军被裁撤，湖北军政府通告全省各州县官绅赶办团练，防止农民暴动，并派军队镇压会党武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刚刚取得局部的政权，就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他们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胜利。

    无论如何，革命的浪潮迅速地席卷了整个中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制度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的选择。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响应，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均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中，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了，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也终于走向了末路。

    （四）阳夏保卫战

    “阳”指汉阳，“夏”，即汉口，古称夏口。“阳夏保卫战”正是因此而得名。阳夏保卫战是武昌起义系列战事之一，而且是其中进行时间最长、牵涉地区最多，动员民众力量最大的一场战事。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即刻命令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湖北，令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同时命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继而向北推进，阻止清军南下。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革命党人共战斗了41天，史称“阳夏保卫战”或“阳夏战争”。

    武昌起义之初，战事主要集中在武昌城。武昌光复后，战火又烧过了长江，迅速蔓延到汉口、汉阳。革命军和清政府武装就在这两大城镇市区及市郊的多处地点展开了长达41天的战斗。

    1.刘家庙之战

    刘家庙之战是阳夏保卫战的先声，也是革命军取得的第一次大捷。

    刘家庙本来是一个地名，今汉口黄埔路到丹水池一大片地区，据说清代这一带曾经有过一座庙，名刘家庙，后来庙毁，留下这个地名。刘家庙车站，即今天的江岸车站，位于汉口以北10公里处，是当年京汉铁路进入汉口城区的第一个车站。这里是清政府南下援军的必经之路，也是革命军保卫汉口的前哨阵地，这正是阳夏保卫战从刘家庙开始的原因。

    10月10日晚，被革命军攻占之后，曾经在湖北省督府与革命军顽抗的湖北提督张彪，随总督瑞澄乘军舰逃往汉口。因收到清王室的电文指示，10月13日，张彪带领部分清兵占据汉口刘家庙车站，准备和南下的北洋军会合，保住汉口，反攻武昌。

    10月18日凌晨，革命军第二协一部在炮火支援下，经汉口刘家花园（今武汉市少年宫）、歆生路（今江汉路）西北端、洋商跑马场，掩护步兵沿租界后铁路挺进，以二协四标谢元凯所部为先锋，正面进攻刘家庙。革命军发动多次冲锋，均被敌人打退，伤亡很大。

    10月19日，革命军约三千人，以骑兵为前锋，在炮兵支援下，从两翼发动进攻。战至中午，清军窜入棚户继续顽抗。革命军改用火攻，使清军无法立足，向三道桥撤退。革命军占领刘家庙。当晚，汉口全市欢庆刘家庙大捷，革命军士气大增。

    10月21日，革命军进攻三道桥，清军用机关枪猛烈扫射，革命军伤亡很大。军政府当晚召开会议，鉴于进攻受挫，决定暂取守势。此后几天，两军在三道桥南北对峙。这时，清北洋军大部南下，已部署在孝感、祁家湾、滠口一线，设司令部于孝感。

    2.大智门之战

    大智门是汉口北城圈八大城堡之一，1906年京汉铁路修通，城堡拆毁改建火车站，即大智门火车站。就在刘家庙之战激烈进行之时，革命军曾一度以大智门车站为防御堡垒。1911年10月27日，刘家庙失守，革命军退至大智门；10月28日，清军强攻大智门，革命军处于不利地位。大智门争夺战前后三天，清军采取扇面攻势，从刘家庙沿铁路线向西，向大智门车站进攻；从姑嫂树、岱家山、西商跑马场（今汉口解放公园一带）往西南行动，向汉口市区中心进兵。清军命令炮兵避开租界，大炮向华人居住区猛轰，革命军及市民死伤惨重，大智门车站被炸成了废墟。

    3.汉口街市巷战

    10月28日，清军占领大智门，革命军退到循礼门再退到歆生路（今江汉路中山大道以北，江汉路步行街与京汉大道相交一段），借街边商店民居为屏障，和清军开始街巷争夺战。循礼门，清代汉口北部八大城堡之一，1916年修筑循礼门车站，2010年拆毁。京汉铁路从这里经过到玉带门车站调头，歆生路在这里和京汉线十字相交，从歆生路南去是汉口闹市区，跨过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向南是长江江边商业区，向西是六渡桥华人居住区也是商业区。所以，当年的循礼门是重要的军事据点，汉口城圈的北门户。

    自大智门之后，汉口保卫战，革命军没有总指挥，将近三千官兵阵亡，渡江到汉口的湖北新军正规军人所剩无几，湖南援军撤走，剩下的汉口守军队伍溃散，装备丢失，来不及整编，武昌政府派来炮队增援，但也是杯水车薪。此时的革命军锐气大挫，已经没有群体参战的实力。

    10月28日，黄兴由香港经上海乘船来到武昌。黄兴是孙中山组建同盟会重要领导者之一，从1907年到1909年，在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先后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均遭失败，1909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负伤后去往香港。作为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他此次回国期望能与湖北革命者合作，彻底推翻腐朽清王朝，建立理想的中华共和国。黄兴来到武昌后，黎元洪立即任命他为战时总司令，全权指挥阳夏战争。

    此时战事仍十分危急。北洋军从东面和北面向汉口市中心压过来，除了一支武装沿歆生路尾随溃退革命武装追击之外，另有一支大部队合围汉口北郊，从姑嫂树向西，经华商跑马场（今同济医科大学校园内），然后向南，以玉带门车站为堡垒，由汉口旧城区向长江和汉水交汇区呈片状推进，企图堵死汉口军民最后的逃生之路。不久，循礼门失陷，一部分革命军沿铁路退到玉带门车站，希望守住汉口北城圈最后一个堡垒，但也一路溃退。10月29日，清军攻陷循礼门，革命军向南退却，退往汉口华埠商住区。清军跨过铁轨，沿街追击，搜寻每一幢房屋和每一条巷道。

    10月29日当天，黄兴赶往汉口六渡桥满春茶园，指挥汉口军民与北洋军的街市巷战。巷战自循礼门京汉铁路以南的歆生路开始，革命军躲进街巷，暗中朝清军开火，穿街过巷，和穷追不舍的清军在老汉口城区环绕迂回，从歆生路退到后城马路，从后城马路退进花楼街（今汉口佳丽广场背后，街道纵横交错，连通中山大道和沿江大道，穿越汉口旧城区）、黄陂街（今武汉关附近）、王家巷（今沿江大道王家巷码头）、四官殿（今沿江大道四官殿码头），朝龙王庙（今沿江大道龙王庙公园）方向撤退。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革命军且战且退，向汉水和长江交汇处转移。循礼门陷落之后，革命军已经衰弱不堪。在汉口市民的保护与指引下，革命军在街巷曲折、纵横交错的汉口老城中退进街巷，艰难作战。黄兴在满春茶园，组织溃退革命军600人结集反攻，曾经一度到达玉带门，但是在清军强大火力下退回六渡桥和硚口。

    由于交战双方实力悬殊，汉口之战，虽败犹荣。

    4.汉阳保卫战

    阳夏保卫战由进攻争夺战逐渐转为后撤防守战。黄兴领导的革命军的首要目标变为以汉阳为前沿阵地拖住敌方的兵力，保住武昌城，保证湖北军政府的安全，保住武昌起义的成果。

    11月上旬，全国十八个省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清廷成立独立政府，形势对湖北军政府十分有利。湖南革命党人也派遣军队跨省赶来武汉，汉阳前沿渐渐聚集起湘鄂联军一万余人，革命形势好转，黄兴下令反攻汉口。

    11月16日，驻扎汉阳的革命军绕过清军在南岸嘴设下的重装布防，从琴断口（今江汉二桥汉阳桥头东侧琴断口街）搭浮桥渡过汉江，埋伏在汉水北岸（今宗关水厂一带）。11月17日，黄兴亲自率领反攻部队向汉口城区发起攻击，由西至东，沿着今天解放大道古田片向东行进，攻占博学书院（今武汉市第四中学）和既济水火公司水厂（今汉口宗关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江汉二桥汉口桥头）。先头部队直逼玉带门。

    清军对于革命党人的反攻十分惶恐，北洋军援军大批涌向玉带门，迎着革命军的来势分两侧堵截，以炮兵掩护步兵，轻重武器一齐射击。由于敌军火力过于强大，革命军北翼受重创后撤，兵退如山倒，黄兴调令不动，只得放弃汉口撤回汉阳，也直接影响了汉阳守军的斗志。

    与此同时，北洋军的另一支队伍，由孝感到新沟（古镇，位于汉水与汉北河汇合处，今属武汉市东西湖区），渡过汉水占据蔡甸，11月20日，从蔡甸进逼三眼桥，黄兴调动军队西向迎敌，11月21日，双方在三眼桥展开激战。

    11月23日、24日，米粮山、仙女山相继失守，革命军退守锅底山和扁担山。11月25日，两路清军在扁担山一带会合，合力进攻汉阳守城革命军，锅底山和扁担山失守，清军从王家湾、十里铺长驱直入，近逼归元寺（中南名刹，清光绪建筑，今汉阳翠微横路20号）和汉阳铁厂（张之洞湖北工业基地之一，遗址在今汉阳区琴台大道旁边）。山地争夺战伤亡巨大的革命军，再也无力在平原上组织防御，数路清军分从汉口渡河，从琴断口、十里铺、五里墩、古琴台、南岸嘴沿河登岸，汉水堤防全线溃散，困守汉阳城的革命军只能拼死搏击，汉阳保卫战陷入绝境。汉阳守军随后渡江撤到武昌。

    历时41天的阳夏保卫战就这样结束了。

    （五）《鄂州约法》

    1911年10月16日，湖北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允许人民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规定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同时，它对于政府组织、都督与议会的权限和职责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令，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武昌光复后，前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于10月14日拟定了民国第一个政府组织法《军政府暂行条例》。条例共6章24条，规定都督握有军政大权，军政府由司令部、军务部、参谋部、政事部构成，四部“均直辖于都督，受都督之指挥命令，执行主管事务”“凡发布命令及任免文武各官，均属都督之大权”“司令、军务、参谋部自下级军官以上，政事部自局长以上，均由都督亲任”。这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省一级政府组织法案。

    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等人来到武昌，黎元洪请黄兴任战时总司令，请宋教仁协助军政府处理外交事务。黎元洪与宋教仁、居正等人商议，湖北是首义之省，要作全国表率，仅有《军政府暂行条例》还不够，还需制定一部根本法，作为将来民国宪法的蓝本。宋教仁曾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众人便推他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

    《鄂州约法》共7章60条，取美国宪法精华，主张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保障公民权利，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职权作了明确的划分。约法的“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为境域，组织鄂州政府统治之。将来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内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统治；若在他州域内者，亦暂受鄂州政府之统治，俟中华中国成立时，另定区划。”第三条：“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但鄂州人民关于鄂州统治域内，从中华民国之承认自定鄂州宪法。”

    第二章第二十二条至三十四条确立了都督总揽军政大权的地位：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得连选连任一次；都督代表鄂州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发布临时律令、于议会关闭期间召集临时议会、出席议会、与外国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统率水陆军队、制定文武官职官规、依法律任命文武职员、依法律给予勋章及其他荣典、依法律宣告戒严、宣告大赦减刑复权。

    第五章规定了议会的职权：议会由议员组成，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有制定法律、通过条约、议定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质询，并对违法失职的政务委员进行弹劾等项职权。

    第六章规定了法司的职权：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组成，依法审理除行政诉讼以外的各种诉讼，法官除依法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的惩戒宣告外不得免职。

    此外，约法还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及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法司构成；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通信、居住、保有财产、营业等自由，享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了自己的胜利并维护着既得的革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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