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进玉

    陈修良（1907—1998），女，早年求学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因积极投身“五卅运动”，遭校方开除。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任向警予同志秘书，并于同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上海局江苏省委妇委书记、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华报》总编辑。1946年起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1949年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1957年在担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期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遭到进一步迫害。1979年获平反恢复党籍。1984年任上海社科院党委顾问。1995年5月和1998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曾前往上海华东医院探望陈修良。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不幸在上海病逝。

    本报记者在修良老人逝世前不久采访了她。值此南京解放50周年（1999年）前夕，特发表她口述的相关内容，以资纪念。

    50年前，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流血牺牲、全力攻坚打下来的；古都北平是在我解放大军兵临城下、经傅作义将军配合而和平解放的。那么，50年前的南京城是如何解放的呢？许多人从纪录影片中看到：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冲锋，冲向总统府，降下青天白日旗，升起了鲜艳的红旗，总统府内外一片欢呼……但是，南京的解放是天津模式，还是北平模式？

    1998年夏，记者有幸在上海华东医院见到了原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承蒙她抱病口述并提供大量书面回忆资料，得知南京城的解放既不是天津、上海模式，也不是北平模式。南京解放，应该算是解放战争期间大城市被解放的又一种模式。

    历史本来的画面是：1949年4月20日子夜起，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数十万部队，在东起江阴、西起九江段发起了强渡长江的伟大战役。4月22日清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三野8兵团35军攻击前进，穷追猛打，进占南京城北岸重镇——浦口。与此同时，我解放军其他部队已全面突破长江天堑，从东、西两面迅速向南突进，对当时的首都南京形成钳形合围态势，南京守军闻讯，如惊弓之鸟，慌忙弃城南逃。

    22日上午，我35军政委何克希站在江北大堤上，遥望虎踞龙盘的古都南京，情不自禁地对身边战友说：我真想插上翅膀飞过长江去，早一分钟解放南京，就早一分钟结束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作战处长报告说：“敌人溃退时，已把江北船只劫掠一空，找不到渡江船只。”何克希迅即作出两点指示：发动全军官兵，继续找船；立即设法同对岸南京地下党取得联系，请南京地下党给予帮助。全军上下齐出动，可千方百计只找到两只小船，一只可载8人，一只可载10人。司令部立即决定：挑选18名精悍的侦察兵，分乘两只小船，向波涛滚滚的南岸驶去。

    过江接头之后，南京地下党迅速行动。在南京地下党指挥下，国民党水上警察局的2号巡逻艇最先北上驶入浦口码头，开始接运解放军渡江。随后，停泊在南京下关的大小船只纷纷北上，一批又一批地开始运送大军渡江。再随后，沪宁、津浦铁路上平时运送火车的大轮渡也开了过来，这个“大家伙”一次就几乎可以运送一个团。轮渡往返不断，半天时间就把35军全体人马送过了长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南京城，35军军部就驻扎在国民党“励志社”。

    24日上午，身穿旗袍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与身穿西装的市委副书记刘峰，一同乘坐刚刚接收的吉普车前往国民党“励志社”。汽车一路开过去，整队的解放军正雄赳赳地列队开进，南京市民则纷纷夹道欢迎、观看。到了“励志社”，警卫战士看见两位身着便服的“市民”打算乘车进入，感觉十分诧异，遂挥手禁入。陈修良报出身份，门岗予以通报。35军政委何克希闻讯马上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陈、刘的手，连声说“我们会师了！”正在院内说话，会客室内又走出一位高级军官，趋前紧紧握住陈修良的手。原来这是陈书记的老相识、三野联络部长陈同生。双方热情交谈一阵，话题迅速转到当前紧迫的工作上来……1949年5月，南京新市委成立，刘伯承任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陈修良任市委组织部长。

    1998年夏，抱病在床的陈修良老人虽身体羸弱，但头脑清晰。她回忆说：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几届市委均遭破坏，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牺牲在雨花台下。1946年，中共华中分局决定在南京成立新一届地下市委，新市委总结了过去血的教训，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不仅成功避开了敌人穷凶极恶的搜捕，而且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秘密斗争，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应有贡献。

    陈修良强调：南京地下党与重庆、北平等地的白区党组织一样，工作卓有成效。国民党南京守军逃跑前，曾企图对南京实施破坏，但由于地下党早有准备，并发动广大群众护厂、护校，六朝古都没有遭到重大破坏。陈修良老人还自豪地说：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总书记，也是在南京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的，这也可以算是南京地下党对我们党的事业的“一个贡献”吧。

    据修良老人回忆，南京新市委成立于1946年4月，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銮、方休、王明远。此时的南京城里，中共代表团是公开的共产党，但上级指示：地下市委不得与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发生任何横向联系。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地下市委划归上海局管辖，并由上海局负责人之一沙文汉分工领导。1946年4月，南京共有地下党员约220人，分属原南京地下工委和苏南、淮南区党委。经3年秘密发展，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地下党员总数已超过2000人，并先后组成若干党的地下工作委员会。

    南京当时有大专院校11所，在地下党领导下，学生工委（书记王明远）首先成立，活动十分积极。例如，为抗议美军士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大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罢课游行活动，南京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院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47年5月20日，南京大专院校再次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由于学生运动发生在当时的首都，意义特别重大。南京地下学委一面站在运动前列，一面保持高度警惕，避免敌人破坏，仅中央大学内，学委就领导有两个平行的学生党支部和一个教工支部，为的是避免发生意外时彼此牵连。

    1947年春，南京地下党成立了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陈慎言），先后在首都电厂、江南汽车公司、南京邮局、南京印刷厂等重点工厂内成立了地下支部，积极、隐蔽地联络工人群众，为日后保护南京工厂免遭敌人破坏立下功劳。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南京党政机关多，地下市委从1946年开始派遣优秀党员打入国民党政府机构，并于1948年3月成立了公务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嘉谟）。到南京解放，该委员会共建立了12个党支部，拥有109位党员，并先后把工作触角伸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防部、美军顾问团（有地下党员7人）、兵工署、六零兵工厂等处，甚至连当时的美国驻华使馆中，也有中共党员一人。

    与此同时，地下党还陆续派遣秘密党员打入南京警察、特务机关，1948年11月，地下党又成立了警员工作委员会（书记陈良），搞到后来，敌特准备抓人、捕人时，我地下党往往先走一步，根据黑名单提前把我们的同志转移走。至解放前夕，警察局内部“可为我党控制的力量”即达2000人，大军过江前，党组织甚至从警察局内搞到200多支枪和一部分弹药，武装了学生纠察队以保护高校。我军渡江时，水警2号巡逻艇居然最先驶抵江北，协助大军渡江。

    据陈修良老人回忆，南京解放前夕地下党所做的主要工作还有：向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包括国民党军用密电码、江防兵力部署等；策动南京空军飞行员俞渤驾驶B24型飞机起义，并在南京城内投下炸弹，余渤本想把蒋介石炸死，可惜没有命中目标，不过，起义的这架飞机一直飞往解放区，并成为整个解放战争中第一架起义的国民党战机；1949年初，策动国民党南京第97师师长王晏清起义，可惜因最后出现偏差，起义未获成功，只有100多人的直属特务连顺利抵达江北解放军驻地；通过给开明人士杨兆龙（当时任检察署检察长）做工作，使之同意弃暗投明，为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地下党请其与代总统李宗仁多接触，说服李宗仁在国民党撤退之际不要杀害“政治犯”。迫于我军强大压力，李宗仁在国共谈判中不得不同意释放部分政治犯。杨本人也没有追随国民党南逃，反而将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署的档案全部保存下来，移交给解放军南京军管会。

    可惜，从五十年代开始，因“左”的路线作祟，沙文汉、陈修良、方休、王家谟、苏瑜（美军顾问团党的负责人）等许多好同志，包括支持、帮助过南京地下党的部分开明人士（如杨兆龙），都被打成“特嫌”、“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令人痛心疾首。躺在病床上，耄耋老人陈修良感叹道：“解放之后，南京地下党的许多同志即遭受误解、冲击，南京地下党的工作成绩也很少为公众了解，这是我内心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

    记者最后请教：既然是国民党弃城而逃，那么纪录影片中解放军冲向总统府、降下青天白日旗、战士们挥舞红旗站在总统府门楼上庆祝的画面，是怎么回事呢？

    陈修良老人回答说：“那是南京解放、我军摄影师进城之后补拍的。电影画面虽系补拍，但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仍然是真实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武装斗争，没有百万雄师，我们党怎么可能攻占南京总统府，推翻蒋家王朝？不过，白区地下党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同样不应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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