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青云

    1949年，中共对大上海金融业的成功接管和控制，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在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新生的人民政权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夺取了对金融命脉的控制权，从而确立了整个新中国的经济新秩序。惜乎这种依靠市场方式来管理经济的策略没能继续下去。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占领上海。这一天，上海早晨的阳光很好。

    周耀瑾一身黄军装，匆匆走在外滩。街角用沙袋垒起的工事倒在地上，一队队士兵行过，显示出这座城市刚从混乱中走出的迹象。周这年31岁，前一天凌晨随部队进入市区，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的成员。

    半年多之前，周耀瑾还是一副银行小开的打扮。1948年10月，上海军警即将破坏金融业中共地下组织前夕，周耀瑾奉命撤往苏北解放区。在此之前，他已在银行界做了十多年的群众工作。

    1949年5月27日以后的200多天，令周耀瑾终身难忘。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接管使他和他的同志们经受了考验。这场接管见证的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在上海这座远东金融中心，新生的人民政权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夺取了对金融命脉的控制权，并进而确立了整个新中国的经济新秩序。然而，这种依靠市场方式来管理经济的策略没能继续下去，最后退入到封闭之中。这也许并非决策者的愿望，但确实留下了许多遗憾。

    陈云及中共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云集上海

    1949年上海金融风暴是由这座城市特殊的地位决定了的。从本世纪繁荣起来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使上海长期保持着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外滩以西、福建路以东、苏州河以南、金陵路以北不足5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聚集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官办和私营银行的全国总行48家，占全国同类银行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属上海银行公会会员的41家银行实收资本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45％，其吸纳的存款总额更是高达全国的76％。

    上海的黄金市场交易数额巨大，在世界上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超过法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每天上午九点半，外滩12号汇丰银行挂牌交易各种世界主要货币，中国外汇市场价格即由此决定。上海也是中国股票和公债交易中心。在1948年，上海市场一天的交易量是另一座大城市北平（即北京）的50倍。

    接管上海金融业，稳定金融秩序，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就意味着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和经济命脉。中共最高决策层对此极为重视，密切关注上海的动态。解放后几天，核心领导层最通晓经济的人物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即赶赴上海，布置金融接管工作，安排应对局势的决策。

    来看看这份1949年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的名单：

    主任：曾山

    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

    秘书长：骆耕漠

    委员：龚饮冰、顾准、陈穆、徐雪寒、孙冶方、黄逸峰、吴雪之

    这些名字，即使今天听来，仍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中的大多数当时只有三四十岁，有的是中共党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有的是解放区的银行家、财经专家，更多的则是像周耀瑾这样的熟悉上海金融业的年轻干部。1949年春，这批共产党自己培养的财经专家就在长江南岸一个叫丹阳的小城集中，准备接管上海金融。为接管一座大城市而专门组建一支特殊的队伍进行整训，这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历程中是罕见的。现在，这些中共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已经云集上海。

    接管中央银行的“新四军”

    在周耀瑾的记忆里，1949年6月初的印象多少有些混乱和尴尬。许多不明身份的人，仿佛一夜之间，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冒出来，想从这个新旧秩序交替的间隙发现机会，捞取政治资本或是现实的好处。这些碰运气的人，扰乱了上海接管者的计划。然而，与我们今天想像的正相反，新政权对这些投机者的惩罚，竟可以说是随便和宽大的。

    周耀瑾的回忆简直可以做一篇微型小说，他回忆道：5月27日下午，军管会金融处处长陈穆派人找我，说有重要任务。在陈穆的办公室里，陈对我说：现在有一个人在下面会客室里，自称是奉命来接管中央银行的，听说他身边还有一张派令，你去把他缠住，不要让他溜走，但不必多讲话，我们正在同上级联系。

    我问，来人是否带武器？陈穆的警卫员说，好像腰间带有一支手枪。陈即要警卫员随我一同去，并关照警卫员站在门口，如果没有什么动静，就不必进去。

    我一进会客室，见来人一身西装，是过去有过接触的。此人原在中央银行业务局工作，在一次“六联”（即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举办的旅游活动中相当活跃，但说话有点流气，不大正派。他见我穿军装，又有警卫员跟随，以为我是个大干部，又是握手又是鞠躬，自我介绍说，我叫刘炯，周同志大概还认识我，我是奉上级之命来接管中央银行等行局的，听说你们也是来接管中央银行的，特来联系，一起接管。反正都是熟人，就更好办了。说着，他取出一张派令。

    我见派令上盖的大印是仿宋体长戳，名称是“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一看就知道是冒牌货。从解放战争起“新四军”的名称就不用了，哪里还有什么“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上级一再提醒，在上海对所有单位的接管工作，一律要在军管会的命令下统一进行，如果发现其他任何单位出面接管，都是冒牌货。

    我看完派令，镇静地说，请坐一会，领导正在研究。刘赶紧说，好！好！现在碰到熟人，一切都好办了。接着又自我吹嘘了一番，说自己半年多前已离开中央银行，现在是记者，对中央银行如何熟悉，对接管工作如何有利等等。最后还说，以后究竟以谁为主，反正都是自己人，好商量。我听后心里好笑，按照缠住他、不多讲话的原则，偶尔微笑一下或点点头，没有作任何其他表示。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警卫员来通知，上级决定，将来人的派令和手枪缴下来，人让他回去。我立即把他的派令取过来，警卫员熟练地缴了他的枪。刘面无表情，讪讪地走了。

    我回到陈穆的办公室，把收缴的派令和手枪交给他，顺便问了一句，这人明明是冒牌货，为什么放他走了？陈穆答，曾山同志说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准备接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这种事。

    一段颇有些喜剧色彩的事件到此结束。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当口，很多人命运的变化都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军管会两天发布三项公告

    上海解放后10天，市场上的银元价格就上涨了两倍。从5月28日的人民币对银元比价100：1涨至6月8日的200：1。

    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关于使用人民币禁用金元券的布告》；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布《关于收兑伪金圆券办法的布告》，规定以人民币一元折合金圆券10万元的比价进行收兑。同日，上海市军管会又颁布《关于其他货币不得在本市流通的布告》，规定美钞、港币等外币禁止自由流通。

    人民币站稳市场仍成问题，市民害怕物价飞涨，一拿到人民币马上就去买东西，人民银行早晨把人民币发出去，晚上又悉数收回。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银元贩子敲着“袁大头”和“孙中山”四处叫卖。

    毛泽东下令查封证券大楼

    汉口路42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数月之前，这里依然是一派交投活跃的景象，234家企业证券在此登记交易，是远东最大的交易所。5月27日以后，这幢大楼成了银元投机分子的指挥中枢。

    为了确保人民币地位的稳固，中共华东局决定采取断然措施。6月8日查封证券大楼的决定上报中央，毛泽东收悉电文并亲自批示；9日，查封命令签发下达。

    6月10日上午10时，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上海市公安局、华东警卫旅率部队及部分便衣警察200余人，包围了证券大楼，5个行动组封锁了这幢9层大楼每个出入口。场内银元交易者被告知停止买卖，不准外出，也不允许打电话，随后接受登记审查和盘问。被认为情节较轻者300余人很快予以开释，另外238人被扣押。5月12日，上海地方法院对此进行了审判。其后，证券大楼即由华东警卫旅长期驻守。

    据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管回忆，当时对这批银元投机商的处罚还是比较宽大的，没收非法所得，关押数月后都释放了。其中一位经我办理案件的当事人徐先生，后来去了香港。1994年我们再次见面时，徐已是香港黄金同业公会主席了。不过，洪葭管说，经过这次事件，危及人民币地位的银元投机活动就基本不成气候了。

    新中国首次保值储蓄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保值储蓄来抑制通货膨胀，出现在1949年6月至年底间的上海。不过，当时的名称叫做“折实存款”。直到40年以后，当老百姓再一次听到通货膨胀这个陌生的字眼时，政府重又拿起保值储蓄的武器，依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9年6月14日，上海市军管会财委会经过周密谋划，以大量物资做准备，在人民银行全面开设“折实存款”。从存入之日起，按照一定的比价，存款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折实单位”；一个“折实单位”则包含一定数量的粳米、生油、煤球和细布。这样，害怕货币缩水的市民就不再恐慌，因为存款可以随时兑现为生活必需品。

    与此同时，市军管会每天根据市价折算，在报纸上公布“折实单位”牌价，不久又开设“保本保值储蓄”，吸引市民到人民银行存款，而不是去抢购投机商人手里囤积的货物，或去私下兑换黄金、银元。

    此举推出数月后，银行挤兑风潮平息下来，人民币在金融市场逐渐站稳了脚跟。

    “一黑二白”抛售大战

    11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月余准备，掌握了大量物资，全面以低价抛售煤、大米、棉纱等几种主要商品，阻止自10月以来愈演愈烈的涨价风潮。

    当日，国营上海花纱公司大量抛售棉纱、棉布，投机商竞相买进。但花纱等国营公司仍源源抛出，且一小时跌一次价，投机商乃纷纷抛出存货，一时市价大跌。当天，上海纱布价格下跌了一半。

    与此同时，上海的粮、盐、煤市场，由国营公司主导低价抛售，而上海各公私银行则同时提高贷款利息，靠借款囤积的商人被逼到了死路。

    这是当时全国性物价涨幅回落的开端，自1937年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在共产党手里，依靠经济手段得到抑制。

    上海金融冒险家的归宿

    人民政权对上海金融的接管和控制，意味着在这个城市活跃了一个世纪的金融冒险家们走到了末路。

    5月27日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四行两局一库”即由军管会接管。国民党中央银行成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公库部和信托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没收官僚资本、改组董事会，两行总管理处年内均迁往北京，分别成为新中国经营外汇的专业银行和监督公私合营企业财务的专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邮政储蓄金汇业局，经过接管清理，不复存在，其储蓄业务和部分机构改组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合作储蓄部。

    新华、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等著名的“小四行”、“南四行”和“北四行”13家主要商业银行，均告清理结束。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尚有外资银行14家，此后即取消了外资银行发行货币等特权，并禁止外币流通，其业务受政府管制。除汇丰、麦加利两行继续营业数年，其他外资银行相继申请歇业。

    解放后，人民政府颁布《上海市保险业管理办法》，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获准登记的上海41家外资保险公司于1952年相继撤出或宣告歇业，上海77家私营钱庄也在1949年9月改组为联合放款处，由政府统一管制。

    5月27日，中国历史最悠久、成立于1918年7月的上海银行公会，被改组为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并于两年后随着上海私营金融业改造完成而宣布解散。

    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1949上海这场金融风暴的结局早已注定。人民政权的强大组织和动员力量，使任何对抗都成为徒劳。但是，在这场金融风暴中，胜利的一方主要地采取了市场的手段而非经济管制甚至行政打击，从而使广大市民成为直接受益者，既摆脱了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又免遭短缺之苦。参与斗争策略制定的这些经济学家们功不可没。因此，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场金融风暴和这段历史就有更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符合实际的政策方向没能继续下去，市场仅仅是一种手段，当斗争取得胜利，它的使命也就宣告结束。当关闭了股票市场，逐出了外国货币，当银行家退出了舞台，这座当年的远东金融中心也就走向没落。新生的国家从此在孤独和封闭中徘徊。在历史选择的关头，总是来不及那么从容。

    1999年，晴朗的5月。在外滩一间略呈阴暗的房子里，笔者找到上海最具权威的金融史学家——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管老先生。回忆起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仍使老人激动不已。他说，1949年那场金融风暴以后，本已制订了15年过渡的计划，但不到一年就匆匆转向单一的经济模式，这可以说是形势所逼，但更主要的是存在认识的误区，没有清醒地看到，我们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不过，为此付出的代价，何止是一座昔日辉煌的城市的衰落！这是历史的教训，这就是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

    鸣谢：上海博物馆

    上海市黄浦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1月9日，中国民航纪念日。周恩来曾说：“两航哪一天回来，哪一天就是新中国民航纪念日”；由周恩来改名的吕明，受周恩来之命赴港策反两航，成为两航北飞的“领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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