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

    李劫夫是谁

    李劫夫是谁？由于年代，也许，你已不知道他是谁。

    但，你应该听过《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或许还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支歌；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红领巾的那阵，必然唱过“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而，这首被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炙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也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写就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红色音乐家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年，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

    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

    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上述这三件事，从劫夫一生的经历中看，其实都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对当官，他的确历来无什么兴趣；对政治，他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认识；他想做的，只是专心于音乐创作。顶多，只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劫夫却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且英华之年，便断了他的创作，也断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

    得到“中央文革”力保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反革命集团中去呢？

    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好事”。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1967年1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此事作过证：“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后倒台时，劫夫并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间，来来往往，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与黄永胜的往来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这是导致李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的事情，使劫夫在后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见”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按理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被弄成了罪证呢？

    所谓“学习班”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尽管只有一个题目），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因为，毕竟劫夫并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另类处理的。

    歌曲解禁，结论照旧劫夫两口子

    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认为有“文革左风”余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从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开始响彻于歌厅，进入到录音歌带、歌碟之中，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家里。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同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

    1994年4月1日，辽宁暨全国文艺界等方面人士，在沈阳回龙岗公墓，为劫夫举行了一个有数百人自发参加的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4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记者为此采写的文章《深深的怀念》，文章说：人民送英灵，英灵垂千古！

    劫夫原名云龙，终于，他安息于“回龙岗”了。（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霍长河先生所著《红色音乐家——劫夫》，特此志谢）

    “样板戏”《红岩》夭折记

    陈明洋

    提到“样板戏”，经历过“文革”，饱受过“八亿人看八个戏”之苦的人们大多能说出在“文革”前期“占领舞台”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八个“样板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样板戏”，曾经还有一个“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夭折了，否则，第一批“样板戏”本该有九个。

    江青主持讨论改编

    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出版后，引起轰动，各种艺术形式争相改编，在改编热潮中，江青亲自抓了北京京剧团（即北京京剧一团）改编《红岩》的工作。

    被江青指定担任京剧《红岩》编剧的，是两位大手笔：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剧团《江姐》的编剧阎肃和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汪曾祺。把这两人抽调来担任《红岩》编剧，可见江青对这出戏的高度重视。

    汪曾祺后来发表过一篇《江青与我的“解放”》，其中谈到了京剧《红岩》的改编。“一九六四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他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些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陆建华著《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179页）中也写到此事：“那一晚的谈话是在中南海毛主席书房外面的一间房子里进行的。谈话中间，毛主席曾从书房里出来过一次，大家连忙站起来，但毛主席亲切地挥了挥手，说：‘你们谈，你们谈。’说完又退回书房中去了。”在汪朗的回忆《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109页）中，对此事是这样写的：“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笔者问过阎肃，他回信说：“《汪传》所说1964年底，于中南海，确有‘召见‘，但无罗广斌、杨益言，而有林默涵，似还有当时北京京剧院党委书记薛恩厚，及汪、阎。但我不记得有毛主席走来打招呼。”杨益言回忆：“1965年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京剧改编本《红岩》讨论会。进了会场，才知道这个剧本是江青叫人写的，这次讨论会也由她主持。”“会场上已有好几位与会者在沙发上落座，江青要我和罗广斌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刘白羽同志戴着个白纱布口罩，咳嗽着从门外走进来，江青抬眼看见了他，就像生怕会传染给她什么病菌似的，向他挥了挥手，刘白羽就回头走了，再也没进来。”（杨益言：《红岩逸闻》，重庆出版社1996年，147页）

    据杨益言回忆，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先发言，在谈到剧本把江姐从牺牲改成被营救出狱时，他说：“现在把她写活了，群众恐怕不会接受……”江青“啪”的一巴掌猛拍在茶几上，厉声喝道：“你要允许我试验！允许我失败！”满脸通红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讲话。

    随后，江青笑着要小说作者讲话。于是，杨益言和罗广斌分别就“注意揭露美帝”和“应该将江姐的性格写得更丰满”各讲了几句话。江青听了连声说“好”。最后，江青宣布，她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还要将歌剧《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片《红岩》。

    “体验生活”

    讨论会后，京剧《红岩》的编剧和罗广斌、杨益言被安排到了六国饭店。春节过后，江青又指示他们搬到颐和园中的一个岛上去住。在这期间，江青还亲笔签名赠送了两套《毛泽东选集》给罗广斌和杨益言。

    不久，江青又给罗广斌打来了电话，说她要去上海，来不及了，想委托罗、杨帮她办一件事：带京剧《红岩》的演员去重庆体验生活。

    1965年2月27日，中宣部致函重庆市委宣传部，说北京京剧团正在改编小说《红岩》，该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将率参与这一工作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43人前往重庆参观、访问、修改剧稿，准备排演，“在前一阶段的改编工作过程中，罗广斌、杨益言二位同志已给予不少帮助。到重庆后，仍请他们二位，并增加刘德彬同志，继续帮助进行这一工作”。

    据杨益言回忆，北京京剧团一班人到重庆后，“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汪曾祺回忆：“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对那次所谓的“体验生活”，还有一些趣话：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阎肃还被反铐着。楼下不时有游人参观，奇怪怎么楼上还有人坐牢。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受刑、开追悼大会，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念悼词后说：“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大家唱成了《国歌》。演习山上暴动时，赵燕侠在农家避雨，突然发现一只猫，她怕猫，吓得飞快跑回招待所。《沙家浜》编剧之一杨毓珉和薛恩厚被“拖出去枪毙”，他们喊革命口号，里面的人也在喊并痛哭流涕。而被“枪毙”的人已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载《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一班人由重庆到上海，又排了一阵《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据汪曾祺回忆，“样板”之名就是这时开始才有的，此前不叫“样板”，叫“试验田”），决定“五一”公演。

    从上海回北京后，汪曾祺他们继续修改《红岩》。

    《红岩》变《山城旭日》

    1966年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打来电话，叫阎、汪等到上海去。他们提出：“戏只差一场，写完了再去行不行？”那边的回答是：“不要写了，马上来！”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乘飞机到上海。

    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他们。江青对薛恩厚等人说：“上次你们到四川去，我本来也想去。因为飞机经过一个山，我不能适应……”接下来，她说出一句让众人吃惊的话：“你们去，有许多情况，他们不会告诉你们。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江青这个说法，显然是乱扣帽子。那时哪来的“王明路线”？作为《红岩》历史背景的1948年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许多地下党人面临全国胜利而头脑发热，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致使自己毫无必要地暴露出来；二是地下党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被捕后叛变——但这都不能说成是“王明路线”或什么“错误路线”。

    江青显然已经听说了当年四川的有关情况，发现背景复杂，不好处理。她正在上海主持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所谓“座谈会”期间，她一口气批判了数十部电影故事片，给不少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扣上了“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美化叛徒”之类帽子。她自然不能让自己的“样板”也留下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她断然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派出的女干部，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汪曾祺和阎肃按照江青的意思，两天两夜赶写出一个提纲。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

    江青对提纲挺满意，叫他们回北京去写。

    以后，江青又把他们叫到上海去了一次。又经过反复修改，排演，还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京剧团一时也陷入了动乱之中，“右派”汪曾祺被揪出来了。《山城旭日》的主演赵燕侠也因为得罪了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

    阎肃在给笔者的信中回忆：“《红岩》改名《山城旭日》后，”剧情大致未动，但人名全改了，而且江姐改为二野部队派到四川领导游击队，剧中也不叫江姐，所有剧中人名字全改了（就像《智取威虎山》有一段剧中人名也全改了，座山雕改为‘随三刀‘之类一样），大概是江青彻底否定川东地下党，很怕地下党同志来这‘样板戏’里‘沾光‘，后来总觉得很别扭，《红岩》和《林海雪原》一样，影响面很广，这样乱改人名，大事件又维持原样，自然很可笑。江青似乎也感到这点，于是，和《智取威虎山》一样，又都改回来了，还是叫江姐、许云峰，剧名还是《红岩》。”从他这段回忆看，《山城旭日》与《红岩》实际上是一回事，而且后来剧名又改回来了。

    突然夭折

    1967年4月的一天，汪曾祺突然被宣布“解放”，并奉命于当晚和阎肃一起陪同江青观看《山城旭日》彩排。看戏过程中，江青说了些什么，汪曾祺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幕间休息时，江青还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演出后开了小范围的座谈会。汪曾祺记得，江青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江青所说的“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是指从4月初开始连续召开的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的两个会议。

    据汪曾祺回忆，座谈会上，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江青等人所谈的都是关于“文革”的事。

    接着，5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新北大》报第69期刊登了一则简讯：“由江青同志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练成功，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等同志观看了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看来，又一出“样板戏”已经诞生并马上要正式“占领舞台”了。

    然而，就在“五一”当晚，毛泽东观看几个“样板团”的演出后，江青在接见样板团人员的讲话中，谈到了计划改编为现代京剧的几部小说，却只字未提已经“排练成功”的京剧《山城旭日》！

    《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无声无息”了。在6月24日出版的重庆《鲁迅战报》第5期上，登出了这样一则简讯，“京剧《山城旭日》，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因为：一、原著《红岩》没有反映历史真实，在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二、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则简讯所说的“弃稿不演”的两个原因，似乎都不能成立。说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而《山城旭日》已改成了由部队派人去发动工人；说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山城旭日》写的就是部队派人去发动武装斗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已经“排练成功”的《山城旭日》夭折了？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说：看《山城旭日》彩排后，“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没有说什么，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净是概念。‘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了这出戏？汪、阎二人当时一直没弄懂真正的原因。”现在看来，康生批评的“净是概念”有可能是这个戏夭折的一个原因，不过不会是主要原因——因为“样板戏”中有不少都用得上这个评语。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山城旭日》的女主角写成了从“二野”部队派去的，而“二野”就是有名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

    邓小平这时已成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江青会不会怕这出戏被指责为“替邓小平树碑立传”？

    从当时环境看，要这样上纲批判是很容易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参加了当时的派性斗争，而被指责为“畏罪自杀”。罗广斌-《红岩》-《山城旭日》的关系尽人皆知，万一罗广斌真有什么问题，《山城旭日》岂不受到牵连？为避免麻烦，当然最好是放弃这个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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