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跃鱼

    1957年，全国几十万人被定为右派；1978年9月17日，中央55号文件解放了55万右派。

    这些右派及其近600万亲属，几十年“夹着尾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如今，胡耀邦走了，他麾下为平反右派冲锋陷阵的那两个“先锋”，杨士杰已告别人世，陈文炜成了当今唯一的历史见证人。

    陈文炜其人

    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陶铸夫人曾志的遗著《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纪事》和中组部原秘书长、干审局长何载的《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等书，曾多处提到陈文炜，特别是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之后，陈文炜其人其事也就为人们所关注。

    陈文炜原名陈大根，1933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永康县麻车头村。其父早年留学日本，英年早逝，陈文炜为遗腹子；其母年轻守寡，后来皈依佛门。

    1949年，陈文炜在杭州海潮中学未读完高中就投入革命洪流。1955年，谢觉哉任政务院内务部长时，陈被选任为内务部副部长袁任远的秘书。袁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长征时是红六军团的政治部领导人。抗日战争时期，袁是南泥湾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同旅长王震是亲密战友。

    1958年，袁任远出任青海省委书记，陈文炜随去西宁。1962年11月，陈随袁由青海省调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文革”期间，陈被贬出中央机关，到中央组织部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6月，陈被分配到北京797厂。粉碎“四人帮”后，陈先后在中组部、中纪委工作。1988年9月，从中组部调全国人大办公厅，任信访局局长，1994年4月离休。

    因为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为老前辈服务，几十年风雨同舟，陈文炜对老革命感情深厚，也深得他们的信任。袁任远说：“陈文炜是个不看风的人”。中央纪委原副书记章蕴曾致书中组部：“陈文炜秉性刚正，有时言词激烈，得罪些人，因而遭到不公正待遇，我是一直为他鸣不平的。”

    中组部里的较量：袁任远八十“打鬼”

    说起给右派平反以及平反冤假错案，不妨来一点历史的假设：假如当年郭玉峰不下台，也许胡耀邦不会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假如不是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这右派和冤假错案的平反也许将是另一种情况。

    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得从“袁任远八十打鬼”的一段秘闻说起。

    郭玉峰是胡耀邦前任的中组部部长，此人忠实执行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干部路线，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迫害大批革命老干部。在林彪、“四人帮”时期，郭就是中组部的业务组长，粉碎“四人帮”后，他仍为中组部部长。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他持什么态度，可以想见。

    袁任远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解放初任湖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以后先后担任内务部副部长和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央监委专职常委。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袁已80高龄，是中央组织部老干部支部的老党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出任中央纪委副书记。

    那时，虽已打倒“四人帮”，但共和国冤案如山，中共最高的组织大权却操在郭玉峰等人手里。对此，党内一些老干部忧心如焚，认为像中央组织部这种情况，要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根本不可能的。

    陈文炜从50年代起就是袁任远的秘书，一天晚上，袁找陈文炜，说了他和老干部商量后的共同观点：为解决中央组织部领导权问题，“我们要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

    这个报告，当场由袁口述、陈文炜执笔起草。然后，报告由袁仔细修改整理，又亲笔抄好。后来，同王震商量，王震建议，这报告应请陈云转交中央。

    后来，陈文炜陪同袁任远到陈云家送材料，受到陈云亲切接待。那时，陈云家院子里还搭着防震棚，袁进了卧室，两位忧国忧民的老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亲自把袁送出门外。

    出门后，袁任远告诉陈文炜：陈云没有收下这个报告。陈云说，他曾经当过组织部长，不便出面向中央转这个报告。但是陈云对组织部的情况很关心。后来，陈文炜还专门为陈云送去了一批组织部老干部支部揭批郭玉峰的大字报汇集。

    后来，袁任远与杨士杰、张策商量，另请了曾宪植老大姐，将材料送给叶剑英元帅，由叶帅转给中央。

    一天下午，陈文炜下班回家，路过袁任远家门口，袁高兴地对陈说：组织部这一仗今天打响了！

    原来，此时正值选举中共第11届代表大会代表，抓住这个契机，以袁任远、杨士杰、张策为核心的中组部老干部支部，坚决不同意选郭玉峰等人当党代表。与此同时，他们还用“大字报”形式，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林彪、“四人帮”在中组部的罪行和郭玉峰的真实面目。

    对袁任远等老前辈为党的利益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陈文炜十分钦佩，他当面对袁说：“袁老，你是八十打鬼啊！”袁说：“为这场斗争，我是不计后果的。”

    中组部内老干部的这种行为，受到党内高层大批老党员、老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与支持。有一天，老干部毛铎建议，请人民日报社把组织部里这场斗争的实际情况，整理一份材料送给中央。当天傍晚，毛铎同《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到袁任远家，杨士杰把一批材料交给安岗带回人民日报社。安岗与总编辑胡绩伟商量，指定国内政治部主任王泽民据此整理出一份《情况反映》，报送中央。题目是：《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共一万多字。

    事后，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组织部老干部袁任远、杨士杰、张策和郭述申等人。

    1977年12月初，把持中央组织部10年的郭玉峰终于下台。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到任后，中央组织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重新成为“党员之家”，从而大得党心。

    这年春节（1978年初），陈文炜到王震家拜年，客厅里坐满高级干部。王震一见陈文炜，就要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中组部现在怎么样。陈文炜用许多事实讲述了胡耀邦到任后中组部改天换地的变化。

    王震十分高兴，挥手向在座的人高声说：“你们大家听啊，听他讲组织部的新面貌！”王震将军如此兴高采烈，是罕见的。

    烟台会议本没有对右派“改正”“平反”的精神

    戴煌所著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述：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这是“明”的表述，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复出；8月18日，中共十一大闭幕，胡耀邦重新当选中央委员；10月，胡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12月15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刚一上任，胡耀邦就非常关注右派问题，他专门把中组部承办过“右派问题”工作的人请去，关切地询问：“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8年1月，陈文炜奉调回中组部，积极参加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为实事求是解决历史上党内斗争造成的冤假错案而奔波。

    1978年初夏的一天，胡耀邦把杨士杰请了去，说：“士杰同志，中央在烟台召开研究右派问题的会议，我们中组部是作为配合部门，请你出席会议。”

    “可以。”杨士杰表示同意。不过，他提出：“我要求带一个干部。”

    “你准备带谁去？”

    “陈文炜同志。”

    胡耀邦同意了。于是，杨士杰、陈文炜就代表中组部，出席了烟台会议。

    烟台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78年6月14—22日，会议当时的全称叫做“研究右派分子摘帽的具体问题和商定落实方案的专业工作会议”。

    根据中央文件，这次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和民政部配合。会议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童小鹏为会议召集人。到会的有253人，他们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

    应该说，这次会议的主题并没有对右派要“改正”、“平反”的精神。

    据一份当年6月17日编发的第4期会议简报称：“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反右派指示和中央11号文件”；在一期简报中还说：“最近，右派分子来信来访成倍增加，相当一部分要求甄别平反，也有个别想乘机翻案。”字里行间对此问题颇感忧虑。

    会议历数毛泽东对右派问题的多次指示，按照毛的调子，始终强调的是：“当年反右派是必要的，划右派是按标准的”。

    会前准备的材料表明，当年的全国反右派斗争，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45万余人，从1959到1964年期间，曾先后分五批摘帽约30万人，仍戴着右派帽子的尚有10多万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

    有所交锋，但会议结论还是“两个凡是”那一套

    对于如何处置右派这个共和国奇冤，会议虽然一开始就出现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还是笼罩在“两个凡是”的迷雾之中。

    会议期间，陈文炜作为联络员，参加东北组的讨论。在讨论中，耿直的东北同志认为，中央11号文件所说“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能“个别改正”，不好掌握，进而明确提出：到底怎样才算“确实完全搞错了的”？

    东北组对当年划右派是“完全按标准”的提法，也不敢苟同。他们认为，“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于1957年6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这是为什么》社论的当天；而中央正式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是1957年10月15日。事实上，在这个迟到的标准下达前的两个月中，全国已有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这几十万“右派分子”怎么能说是“按标准”划的呢？

    东北组的讨论很深入，抓住了实质问题，他们甚至也议出了一个《“怎样才算‘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按中央后来补发的划分右派六条标准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而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二、主要是根据向党交心材料、自我检查、思想汇报材料定为右派分子的；三、确实出于善意，对个别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提出意见，或就具体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对学术问题发表议论而定为右派分子的；四、被个别领导人出于个人目的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打击诬陷、挟嫌报复而定为右派分子的；五、本人不够右派标准，又没有按中央规定履行手续擅自以右派分子论处的；六、确实不是攻击我国对外政策，不是煽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分裂，而只是对沙俄侵略中国领土，对苏共二十大路线，对赫鲁晓夫，对苏军纪律等问题发表议论而定为右派的。

    当年划右派，有6条标准。这个“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标准也是6条，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未被会议采纳，成了一纸空文。

    6月21日，烟台会议就要结束了，领导小组就会议总结进行了讨论，结论大致是“两个凡是”那一套，禁区很多，根本就没有对右派进行“改正”“平反”的精神。

    在闭幕会上，杨士杰代表中组部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领导小组会议开完，杨士杰就找陈文炜，说了会上的情况后问：“明天会议闭幕，我们还要不要讲话？”

    “当然要讲！”陈文炜斩钉截铁地说。

    “怎么个讲法？”杨士杰问。

    面对如此冷酷的现实，两人相对无言而坐。最后，还是陈文炜打破沉默：“士杰同志你放心，我今夜准备一个通宵就把讲话稿写出来，明天早晨送给你。”

    此时，虽没有与杨士杰交换意见，但陈文炜与杨有过长期交往，早已成为政治上的莫逆之交，陈深知杨的党性原则和品德。

    陈文炜意识到，在这关键时刻，杨士杰的讲话，必须坚持胡耀邦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落实干部政策的原则，而解决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和右派问题，也不能例外。

    那天晚上，烟台市委招待看戏，陈文炜照样去了。虽身在剧场，但哪还有心思看演出，他陷入深沉的思考之中。“看”完戏，陈文炜连夜一气呵成，为杨士杰写好了讲话提纲，这时已是红日出海，一看表，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原来，烟台是海滨城市，日出特别早。陈文炜当即将发言稿送到杨士杰那儿。

    在22日上午的闭幕会上，凌云作完总结讲话，杨士杰拿着稿子，率先发言。

    这个发言的基本要点如下：

    一、与毛主席生前的“右派不能平反，确实有个别搞错的个别纠正”针锋相对，阐述了解决右派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全错的就全部改正。

    二、当年被划为右派的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是我们党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应该通过平反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为建设祖国社会主义四化服务；针对当时会议所谓“就地安置”的观点，强调解决右派问题决非只是单纯的生活安置，而是发挥他们积极作用的大局问题。

    三、讲话还论述了胡耀邦“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的精神，提出“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

    杨士杰的话声刚落，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下午小组的讨论会上，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说：“士杰同志毕竟是老组织部长，有水平。”

    “还是杨士杰同志原则性强，这才叫实事求是。”

    然而，这个讲话并不是烟台会议的结论，而只是在会议上，发出了一种不同的声音。实际上，这次会议对右派的平反，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烟台会议的情况上报了中央，促成中央重新审议右派问题

    烟台会议结束，陈文炜回到北京，去找当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王震。王震对右派问题十分关心，见面就问：“烟台会议开得怎样？”

    “根本不解决问题！”陈文炜将烟台会议上的不同意见如实报告王震，并呈送了烟台会议的主要文件。

    此后不久的一天，陈文炜在袁任远家谈右派如何得以平反的问题，正好《人民日报》国内部主任王泽民来了。当时，三人都认为，一定要把烟台会议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陈文炜建议，由《人民日报》编写材料，通过“情况反映”向中央送。但王泽民考虑，这有难处。

    袁任远听了，指陈文炜说：“干脆你自己写。就以烟台会议参加者的身份直接写。”于是，陈文炜起草了一个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反映烟台会议情况，建议中央重新召开会议，实事求是地解决右派的平反问题。陈又将材料送杨士杰审阅，杨在材料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材料送到了中央统战部。

    自从杨士杰在烟台会议闭幕会上发言和那份杨士杰签名的材料送过去后，中央统战部“右派摘帽办公室”通过不同渠道几次质问：杨士杰的意见代表谁？后来，又正式问中组部：杨士杰到底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中央组织部？

    “当然代表中央组织部！”陈文炜明确地说，“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受中央组织部和耀邦同志的委托参加五人领导小组工作，他不代表中央组织部还代表谁？”

    最后，统战部还给中央组织部值班室打电话问：“杨士杰的意见，是代表谁的？”

    在这种情况下，陈文炜约杨士杰一同去向胡耀邦作一次全面汇报。

    那天，胡耀邦的办公室正在修理，他暂时在对面会议室办公，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杨士杰、陈文炜连坐都没坐下，就由杨士杰一边汇报，一边把烟台会议后写的要求中央重新召开会议的报告递上去。

    胡耀邦一边看，一边把稿子一举，说：“我完全赞成。”

    民族饭店会议：四部长明确表态

    1978年9月，这是金色的收获季节，为55万右派平反的抗争，终于到了收获的时节。中共中央决定：再召开一个专门会议，重新审议右派问题。

    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召开，仍由烟台会议时的五大部参加。出席这次会议的领导人分别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家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国家民政部长程子华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士杰。原先主持烟台会议的四部副部长童小鹏、凌云、廖井丹、李金德，也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后，有的同志仍然坚持烟台会议的观点，烟台会议五人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就表示：“反右派都过去20年了，是是非非也已成了历史。如果50万右派都改起来，这不把共产党搞乱了吗？”

    然而，争论归争论，四大部长却一直保持沉默。他们都是老革命，水平高，担子重，向来处事稳重、不乱方寸；他们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说，当年沦为右派的人中，就有他们的老战友、部属和亲人。

    上午的会议，议而不决。吃完中饭，杨士杰急匆匆赶到袁任远的家，谈民族饭店会议情况。此时，从袁任远的文件柜里，陈文炜找出一份中央监察委员会1963年文件汇编，其中有1月15日发给中央的一个《关于加速甄别平反情况的报告》。

    这个报告表明：全国甄别平反了党员干部695万人，通过甄别平反（县以下一风吹），弄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

    陈文炜拍着这个中央监委文件说：“你就把这个文件拿到会上去，全文照读。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断言：当年一下子平反695万人，中国都没有乱，如今只解决50余万右派问题，怎么会乱套？我们伟大的党完全有能力彻底纠正自己在革命进程中产生的失误。”陈文炜建议，就以这个文件为依据，向会议发言。

    后来，杨士杰在会上宣读了这个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加速甄别平反情况的报告》的有关部分，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为右派平反的观点。

    杨士杰发言后，会议情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公安部长赵苍璧、统战部长乌兰夫、民政部长程子华，分别从各部的角度，阐述了实事求是为右派平反的迫切性，先后纷纷表态，完全赞成杨士杰的观点，都认为右派问题必须解决了。

    “右派改正问题解决了！”杨士杰高兴得溢于言表。他立即在民族饭店给在中组部办公室的陈文炜挂电话：“今天的会议上，问题解决了！”杨还将各部长在他发言后逐一表态的情况，说了一遍。

    当时，陈文炜高兴得走出办公室逢人就说：“右派问题解决了，右派问题解决了……”闻者都说，这样做好。

    55号文件解救55万人

    会上，当即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这个“实施方案”，在实质性方面，把“改正”的内容纳入其中。同上次会议的那个“决定”相比，这个“实施方案”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对摘帽右派的安置，进一步强调“在提职、提级、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它职工一样对待”。

    二是，特别增加了原先没有、经过力争而取得的有关右派“改正”的明文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的，应实事求是予以改正”；“经批准已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困难的给予必要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消开除团籍处分”。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78）中发第55号文件”，向全党正式批转了这个“实施方案”：这就是被称做“‘解救55万人’的‘55号文件’”。

    中央55号文件，似强劲的东风吹拂神州大地。中央五大部自己的右派，率先得到解脱。右派改正，作为胡耀邦整个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胜利的前哨战，一开全面平反冤假错案之先河。

    为了扩大战果，在胡耀邦的组织领导下，新华社、《人民日报》陆续编发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等消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强调说：“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右派）改正工作所以进度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的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20多年的同志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全国各地的负责人，纷纷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打听消息，曾涛和胡绩伟的答复几乎异口同声：“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统统平了，别处的右派更应平，你们还犹豫什么？”

    改正右派顿时风靡全国，50多万右派及其近600万亲属，“夹着尾巴”过了几十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历史，留下浓重的一笔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正式文件上，对右派的处理问题，从来没有使用过“平反”一词，也未沿用曾经有人用过的“纠正”一词，而是巧妙地使用了“改正”二字。

    用“改正”一词，把错划的右派分子几乎全部事实上彻底平反昭雪了——这，正体现了胡耀邦高超的斗争艺术。

    陈文炜其人，名声鹊起。随着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在本报的连载及其出版，已离休的陈文炜，不断收到各地众多“老右”和他们亲属、师友致谢的信函和电话。

    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国家安全部副部级离休干部徐光，曾当着陈文炜的面说：“为中国的右派平反，你有旷世奇功，历史终于为你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对这类赞誉，陈文炜不以为然。他说：这段历史，是胡耀邦、袁任远、杨士杰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写的，我是一个后人，只是有幸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参加了这一场斗争，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1996年7月，陈文炜来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墓地，肃立在墓前，默哀良久，寄托难以言表的思念。临别时，陈在题签册页上写了如下一段文字：耀邦同志，当您80寿诞之际，我今天来到您的墓前深深地向您鞠躬致敬。使我终身难以忘怀的是，当您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就亲自决定将我从北京国营797厂调回中央组织部工作。在您的领导和教育下，中央组织部成绩卓著，名垂千古，值得永远回忆。人世间许多不平的事，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陈文炜199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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