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友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新，改变面貌。

    ——邓小平

    当时万里同志在安徽当省委书记，他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做法。如果在议论纷纷中，我们领导没有胆识，不出来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产到户就出不来。

    ——江泽民

    七十年代末期，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包产到户”，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有两种形式，即“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两者大同小异，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处。

    包产到户是伴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生、发展，多次出现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50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县出现的包产到户最有代表性，影响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县委书记李云河等被打成右派。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出现的“责任田”，实际上也是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但也很快被压了下去。

    1978年在农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现的也是包产到户，但小岗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却是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能等同。主要区别在于：包产到户是农民承包土地后，实行的是“承包产量，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农户生产的粮食等，最后要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后，再按各户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统一分配。其主动权在生产队，生产队通过几个统一，控制各承包户，要害是统一分配。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包到户，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的进一步发展，包干到户没了那么几个统一，主动权或者说主体在户，实际上是分户经营，分户核算。它比包产到户更彻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简便些。包干到户与包干到组统称为“大包干”。

    “大包干”的发源地凤阳县，农民给“大包干”编了个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是这个县当时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于1978年底在“包干到组”基础上偷偷搞起来的，并迅速从江淮两岸风靡神州大地。于是小岗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时名声大震，于80年代初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典型；小岗农民在农村改革中的伟大创造，很快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此后所讲的包产到户实际就是包干到户。

    万里是怎样发现小岗的？

    万里发现小岗这个典型，首先是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由于种种原因，小岗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从来没有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过。值此农村改革20周年之际，我想通过历史回顾，把小岗这个典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带头进行农村改革、并成为中国农村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的先进典型，作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回顾与介绍，以启迪人们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认真总结教训，深化改革，不断前进。

    1980年初，安徽农业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亲手交给我一份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他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过几天咱们去看看。”

    我拿到这份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越看越觉得写得好，太重要、太及时了，它的特点，一是写出了中国农业集体化20多年来，在极左路线错误影响下，小岗村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历经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残，记述了小岗农民的悲惨遭遇和辛酸的历史，说出了小岗农民的心里话。二是它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讲出了自农业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摧残的严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饿死，并有具体的数据。三是写出了小岗农民历经磨难，走投无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影响下，“冒死去抗争”，带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的事实。四是写出了小岗生产队带头实行包干到户后，出现的矛盾和激烈争论，反映了农民对农村改革的迫切愿望和矛盾心理。正如《调查》最后所说：“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群众蒙上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而这正是万里急于要去小岗实地考查、并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据我多年采访农村新闻所见，像小岗这样的调查材料实属罕见。它反映的情况，在全国，特别是在黄淮流域的农村，具有代表性。我出身在农民家庭，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我都亲身经历过。而且我又是长期从事农村采访的新华社总社记者，可以说得上是经得多、见得广。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带着户口被下放到最艰苦、最困难而又受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危害最严重的重灾区之一山东惠民县农村，当了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同当地农民实行“三同”，我是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荒，亲眼看到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悲惨场面，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肿病。那时候既不准写，也不准公开讲。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数以千万农民饿死，也是“形势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以至饿死人的数字，没有人敢统计，更不能公开去讲，谁讲谁就是“对大好形势的污蔑”，谁就是“阶级敌人”。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特别是全国或者全省的具体数字，更没有人敢统计。只是偶而有个别的典型调查中出现过一些具体数字，也不敢说是饿死，那时有个比较普通的专用名词——“非正常死亡”。小岗这个调查中饿死人的数字，是一个一个统计的，是很准确的。而且在凤阳，在皖东、淮北以及黄淮流域相当一部分地区具有代表性。

    小岗调查的作者吴庭美，是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时是凤阳县委的工作人员。他出身农村，家就在小岗，对小岗、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这篇调查不仅真实，而且很有感情。我读过、写过不少农村调查，但像这篇调查实属罕见。它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使小岗这颗星星火种，乘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岗调查引出我的回忆与思考

    看了这份调查，我不由得联想起我下放到农村写的《山东省惠民县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1962年6月）。这两份调查所反映的是一样的：农村由于大刮“五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产到户。特别是所反映的受灾情况，何等相似啊！李家店村原有225口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达75人，占全村总人口33．3％；1962年6月的劳力，45人中有15人（占33．3％），营养不良，是长期病号（干瘦、严重水肿病），不能参加劳动；原有耕牛32头，仅剩下5头，其中能干活的只有3头，耕地大部分荒芜。饿死的人数、农民生活困难情况等与小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

    1962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认真调查了十多天，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讲了他们为啥要搞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做法，特别写到群众对包产到户的反映：“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有人说：“‘千条万条不如这一条’，‘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非常强烈。

    初稿写出之后，给村干部看了，一一进行核实；县委领导看了也满意。新华社内参部领导夏公然认为很好，准备在“只要国富民强，何惧包产到户”栏题下，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没想到在送审中，风向已转，此文遭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并责令编辑部和作者进行检讨。在内参部领导保护（夏公然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下，我一个检讨混过了关。但这篇调查连累了李家店村的有关干部群众以及惠民县有关领导，他们的包产田也被收回。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这篇调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进行检查的“错误”。

    令人欣慰的是，万里对小岗这份调查如此重视，给了这么高的评价，并准备去小岗给予支持。我从中看到了希望，这同1962年李家店包产到户调查将是完全相反的结局。

    根据万里的意见，1980年1月24日，正当小岗农民紧张不安、等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我们随同万里及地、县一些领导，来到了小岗生产队。

    万里下车以后，二话没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面埋下存储起来。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当有的社员说到“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对于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万里的讲话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们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让大家共享丰收果实，一边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

    面对此情此景，万里深受感动，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学小岗也搞包产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说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谢万里，称赞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临走，万里一再叮嘱社队干部：一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实事求是；二要不卖过头粮，要接受3年灾害时的教训；三要带领全体农民，万里表态：我支持你们这样干不但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还要大力发展工副业，使全村农民尽快富起来！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社员送的花生，一边叫大家品尝，一边讲小岗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会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办法，就都应当支持。

    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大包干责任制，在进一步完善中迅猛发展。1979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2亿多公斤，比1978年增长49％，人均收入达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长85％。仅仅一年时间，就摘掉逃荒要饭的帽子。

    万里在1980年初视察小岗并对“包干到户”表示公开支持和赞扬，不久就调到了中央。他虽然离开了安徽，但对小岗十分关心，我每次去安徽，他都要我到那儿去看看。对万里的支持和关怀，小岗农民也十分感激，每次见到我，他们都问万里的身体情况，向他表示问候。有一次有位农民要我给万里捎只老母鸡去，要他好好保养身体，希望他健康长寿。

    1994年5月9日，听说万里退下来，村干部严宏昌（原小岗生产队副队长、包干到户发起人之一）代表小岗农民到北京，特地到中南海去看望万里。万里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亲切交谈。

    万里谈如何对待小岗这个典型

    下面我想以小岗为例，谈谈先进典型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万里是如何对待先进典型的。

    小岗这个农村改革中的先进典型是怎样出来的？从小岗调查材料来看，是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激发下，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而且是在当时中央政策明确规定“不许”的情况下，瞒上不瞒下，偷偷搞起来的。此前，外部很少有人知道。搞了一年，大见成效，吸引周围群众纷纷仿效。于是引起争论，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正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万里到了小岗。他不但没有批评，而且予以支持和表扬。于是小岗这颗星星火种，势若燎原，在江淮大地迅速燃烧，进而燃遍神州大地，为中国农村改革开辟了新纪元。

    实践证明，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会遭到保守思想和旧习惯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当皖东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满怀喜悦时，邻省江苏农村还在搞“大呼隆”，一些社队对着安徽用高音喇叭广播，树起大标语牌子，表示“坚决抵制安徽分田单干风”。于是安徽这边一些农民在庆幸之余，感到江苏落后了，有的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万里当即告诫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如果江苏那边一旦也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很快就会赶上和超过你们，甚至把你们甩得老远的。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基础，特别是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要比你们好得多，高得多。这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达到的，不可能像包产到户那么容易立竿见影。

    80年代，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凤阳、滁县地区，万里几次对我说：要告诉小岗农民带头搞了包干到户，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要为此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要看到“温饱容易、致富难”。希望他们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努力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在致富道路上也能走在前面。

    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先进典型时，万里说：事物发展都是由点到面，不同时期、不同方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先进典型是走在前面的，起带头示范作用。抓点是为了面，是为了带动全面工作的发展，先进典型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而不是凭“长官”主观臆断造出来的，更不是自封的。领导者的任务是在于发现它，总结推广它的经验，使其不断完善和发展。对先进典型也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靠“开小灶”、“吃偏饭”树起来的典型，不仅创造不出真经验，也失去了典型的先进意义，甚至劳民伤财，适得其反。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任何一个先进典型，都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起带头作用的，不可能样样先进，全面先进，永远先进，更不能一劳永逸、终身先进。小岗也不例外。

    对小岗的致富，万里多次作过指示；但小岗还是落后了。

    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了。过去我经常去小岗，差不多是一年一次，有时两年一次。去年我又去两次。小岗的状况，究竟是怎样？总的感觉是小岗在实行包干到户、迅速解决吃饭问题上带了头，在农村改革初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省、地（市）、县各级领导都十分关怀和支持，做了不少工作，给了不少帮助，但在以后几年的致富路上，他们发展不快，甚至有些落后了。特别是邻省的那些经济发达地方，不仅超过了他们，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了。

    原因在哪里？据有关方面领导反映：

    一是，确实有些不思进取了，或者确实有些满足了。小岗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解决了温饱，就不用再讨饭了，他们普遍感到很满足了。1984年冬天，我到小岗访问时，他们说，现在不仅吃得饱了，而且吃得好了。有位老太太高兴地说，“现在是天天过年。可不是嘛，过去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大米白面，现在顿顿饭都是大米白面，想吃肉就到集市上割点。”“比过去的地主生活都强着咧！”“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当今的好生活对这些逃过荒要过饭的小岗农民来说，真是作梦也没有想到的。包产到户后，他们一心扑在生产上，很少出去，不知道外边的情况，于是就满足了。“知足常乐”，容易满足，这是长期贫困落后的农民的一大特点。

    二是，受到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限制。小岗农民文化水平低。7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个文盲村，全村没有几个人识字。现在村里还没有一所完全小学，孩子们在村里读了二年级以后，就要到外村去上学。不要说读高中，读过初中的也很少。老队长严俊昌50多岁，到现在基本还是个文盲。他生了8个孩子。他的儿子是全村少有的“秀才”，大前年高中毕业，去年接任村支部书记职务。各级领导一再强调要他们重视教育，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可是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

    去年我两次到小岗村去了解情况，深深感到小岗是落后了，不要说就全国而言，就是在凤阳县也属下游。全村适龄儿童还没有全部入学，上中学的很少。在村里碰到一个15岁的女孩，顺便问了问她今天怎么没上学？读过几年书？她说：“没上过学，一年也没上过。”我问她：“为什么不读书，是不是没钱读不起呢？”她回答说：“不是，读书有什么用！是我不想读书的。”旁边一位30多岁的妇女说：“念上个一两年，也和没念差不多，庄稼人靠劳动吃饭，读不读书没有多大关系。”

    这也许是个别的现象，但现在小岗村农民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农村改革已经快20年了，小岗至今也不过是停留在兢兢业业地把他们的那几百亩地种好的水平上。因此生产结构不合理，多种经营不发展。粮食生产是大幅度增产了，但比较利益低、卖粮难、农民收入低、经济不发达。这与蓬勃发展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很不相称。

    小岗确实落后了，小岗村的一些干部对他们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察觉。90年代初期，副村长严宏昌就跑凤阳、跑合肥，直到北京，到处问计求援，1994年春天，他们居然来到北京，看望当年支持他们搞改革的老省委书记万里。万里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当即指出：“一定要注意人才培养，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人才问题很重要，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生产能否上得去，经济能否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你们可以和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联系，有组织地派人到那里打工，订个两三年的合同。这样，既能赚到钱，又学了技术，人才也培养出来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要发展工业，办好乡镇企业……”

    其实，类似的话，80年代中期，万里就多次谈到过，我也多次转达过，但是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去年我两次去小岗，又问了问他们这方面情况，发现他们一是不重视教育，二是不愿意外出打工，依然墨守成规，土里刨金。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他们回答说：“不愿意离家，不愿意受他们‘剥削’，以前外出是因为吃不饱，现在吃得饱、吃得好了，把地种好就行了。”我想，这正是小岗的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岗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他们带头搞了“包干到户”，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贡献，所以，在致富方面，领导上应当给予经济上的扶持。他们也曾多次找上级领导要钱。对此，万里认为，在思想上、政策上、技术上，扶持是必要的，但是他不赞成给钱、给物，在经济上给吃“偏饭”，要强调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事实证明，先进典型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当上典型就一定永远先进？是啊，大寨是农业集体化、公社化时期的典型，小岗是农村改革实行包干到户时的典型，但在高速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它们就不一定还是先进典型。在对待先进问题上不能为了先进而先进，以至把先进当包袱。

    90年代初期，小岗在村口造了个牌楼，严宏昌请万里题个词。万里予以坚决否定。他说：“不，不题！我不赞成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修坟、修庙之举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实实地搞好生产。”

    我到小岗，看到他们的变化真大，不仅都吃饱了，吃好了，而且家家都盖起了新房。昔日的茅草屋要不是特意留下几处作纪念，早就荡然无存、踪影皆无了。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与他们经济发展很不适应、很不相称的事情：一是他们在村头盖了个牌楼，花了不少钱。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搭了这么个东西有必要吗？不仅影响村容，还可能有碍交通。二是，盖了气派的村公所办公楼。除了偶尔开会，常年空着，还得有人去管理。我说，有这个钱为什么不用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什么不可以办些村办企业？

    万里对小岗村一直是很关心的。去年（1997年）冬天，小岗村为了纪念省委《六条》发布20周年，与邻省江苏经济发达的先进村——张家港市长江村，进行“结对联动振兴”活动。他们派人专程到京请万里去。万里说他去不了，委托我去。我在会上有个简短发言，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希望小岗村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尽快提高文化、科技素质，特别要把培养人才作为发展经济的关键来抓。我还希望他们通过与长江村的联手，加快经济发展，走出新路子。

    18颗手印的真假

    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他撰写的《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一书（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客观介绍。看来他是作了大量调查分析的。

    我在安徽期间，多次去凤阳，最早是1977年冬天，1978、1979年每年都去两三次，最后那次是1980年1月24日，我随万里到了小岗。1980年2月，离开安徽之后，我又同吴象（原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于4月、12月两次到小岗。此后几年，每年都去一次凤阳，几乎是每到凤阳就要到小岗去看看。这期间我从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有个什么“契约文书”、“18颗手印（有的说是20颗）”之类的说法。

    后来，大概是1988年，好像是在一本文学刊物上，我第一次看到“秘密会议”、“契约文书”、“18颗手印”的说法。因为那是登在一本文学刊物上的。文学创作据说允许一定程度的夸张和“合理想象”，因为它不是新闻报道，不一定完全真实，所以我也没在意。何况我没听说过、没看到过的东西，并不等于就是没有和不存在。后来，在一些刊物、一些电视中，也多次出现印有18颗手印的所谓“契约文书”的照片、音像。于是，有些关心此事的人见我就问：这份材料你过去知道不知道，听没听说过？我只能如实回答：“不知道”，“没听说过”。

    不过，我也确实觉得有些蹊跷，如果确有此事，我去了那么多次小岗，同小岗干部和群众，以及地、县、乡各级领导有过那么多接触，这么一段精彩的新闻，为什么我这么一位对他们非常关心和支持的记者，竟然一点不知道；何况1980年初万里去了小岗，作了充分肯定、支持，并把它作为典型向全国推荐，这种光彩的事有什么值得“保密”的？于是，当我看到当时的滁县地委、凤阳县委领导都问：过去是否见到这份“契约文书”？他们也都说“不知道”，“没看到过”，有的还说“没听说过”。

    从种种情况分析，一般认为那张所谓18颗手印的“契约”可能不是真的，或者不是原件。至于开秘密会议，订了三条规定，可能是真的。80年代初期，一些到过小岗的人有的也说听到过类似的传说。我过去对此似乎也有些耳闻，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真的。后来一位知情者告诉我：秘密会议和三条规定、按手印是确有其事，但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那份“契约文书”不是原件。此后，我又从当时的县委领导和当事人那里得到证实，说是原件已经没了，那是为了拍电影重新补制的。

    对这件事如何看？确有些不同看法。我曾经讲了我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小岗在农村改革中，带头搞包干到户是确凿的事实。吴庭美1979年底写调查本身，不仅说明小岗带头搞包干到户事实；同时，也明确地讲到了是“瞒上不瞒下”、“偷偷摸摸”搞的。这足以说明“秘密会议”、作出“几条规定”是真的。因此，我认为有没有那张“契约文书”都无所谓。不过原件没有了，补上一个也可以，但不能冒充原件，必须加以说明，否则“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甚至会带来副作用，人家会怀疑你的其他方面都是否真实？有的认为，反正是确实有那些事情，原件没有了应当补上，补上也就补上了，小岗人也不懂，已经过去的事了，没有必要再翻腾。

    第一章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是这个穷社中突出的穷队之一。从五六年高级社以来，这个队一直在走下坡路：地荒、人穷、集体空；生产水平十分低下，集体经济已经崩溃，社员生活极其贫困，对集体失去了信心。今年春季，小岗自行采取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仅一年时间，社员就翻了身，摆脱了长期压在身上的穷困。群众说：“千条计，万项策，不如‘到户’一剂药”。“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到底对小岗这样的穷地方能起多大作用？请看这个队2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和今年农业大增产的事实吧！

    二十多年生产力受到连续摧残

    小岗生产队，原是一个小岗村，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犋牲畜，耕种1100亩土地。解放后，这个村同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一样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有了土地，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摆脱了沉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发展很快。合作化以前，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左右，好的年成可达20多万斤。下中农成份的严家齐，当时全家6口人，3个劳力，1犋牛，种40多亩地，最多的一年收过30石稻（合6000斤），六石小麦（合1200斤），3石高粱（合600多斤），30担山芋（折粮600斤），2石多豆类（约合500多斤），共9200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那时全村根本没有外流，人们把外流讨饭看作是极不光彩的事。

    1955年办初级社时，这个村没办起来。1956年入了高级社。动员入社的黄区员说：你们小岗村是一步跨进了“天堂”。入社的第一年景况还算不错，全队收了165000斤粮食，平均每人600斤口粮，留下种子，其余40000多斤都卖给了国家。这40000多斤粮食是小岗生产队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以后23年最后一次向国家做的贡献。

    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岗队，在讨论“优越性”时谁要是说个“不”字，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佃农都要被大批一通，甚至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从此，政治上鸦雀无声，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年冬天小岗队就开始发粮票吃供应了。1958年在农村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小岗也都发生过。生产上的瞎指挥相当厉害，搞什么“十里芋峰岭，五里菜花香，千亩水稻方”。结果是：“十里芋峰岭变成大草荒，五里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亩水稻方没收多少粮”。20多年前被抛荒的芋峰岭上的山芋垅至今还留在那里。

    由于“五风”越刮越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到六〇年，小岗队只剩下10户39人，一犋半牛，耕种100多亩土地。据统计，在这3年中纯属饿死的（也叫作非正常死亡）60人，死绝6户，有76人背井离乡，寻找活路。当时全村是满目残垣断壁，处处蒿草丛生。很多人至今回忆起来还不寒而栗，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党取得政权10多年后会出现那种惨状。

    1962年，被社员称为“救命田”、“官方”批为“复辟田”的包产到户的“责任田”之风，吹到小岗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尽管如此，社员还是搞了“责任田”，种上了小麦。种上后，上边硬要改正“责任田”，收的时候又拢了“大摊”，抢的抢，偷的偷，结果只收965斤，还没有种下去的2400多斤种子，每人只分了一斤半小麦，剩下的900斤硬留作种了。从此，小岗队就出现了“种20（斤），收18（斤），不用镰刀用手拔”的说法。以后几年稍有安定，生产刚想抬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席卷”了小岗。社员分为两大派，戴上了“红袖章”“造反”。参加了10年“内战”，使这里又受到一次大摧残。

    10年“内战”期间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穷困。但是，尽管如此，还是照批“资本主义”。社员严金昌，全家7口人，1975年在家前屋后种了二三分地生姜，一二分地辣椒、大葱，自家的一二十棵柿子树看管的好，未让小孩乱摘，秋后烘一烘到集上卖了，并喂了2头肥猪，年收入八九百元。得的这些钱，主要是到小市场买点粮食养家活口，免得寒冬腊月，拖儿带女，到江、浙一带农村去“查户口”（此地把外出讨饭叫“查户口”，也叫数门头）。这种靠自己辛勤劳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但是，他在小岗这个“户户外流，年年外流”的生产队的确是“冒了尖”。所以在当时那种“富则修、穷光荣”、“一切共同”理论的指导下，严金昌被大队、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皖东通讯》还为此事做了报道。严金昌也险些儿被戴上“暴发户分子”的帽子。他气愤地说：“都喝西北风，就平均了。”对这句话，当时有些人还认为严金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气焰嚣张”。但它说明，“平均主义”在这样的穷地方是十分盛行的。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小岗生产队确实达到了“平均”的要求：这就是全队二十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不论“光棍眼字”（原文如此）一律讨过饭。这样的“平均”教训是多么沉痛啊！

    小岗生产队没有一户地主、富农，大家又都共同外流讨饭，在阶级关系上应该说没有多大对立。但是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年年抓“纲”抓“线”，“大批促大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乱批乱斗，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从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七六年11个年头，县、区、社、大队有38人次到这里搞过工作队、宣传队，每年最少的1人，最多的18人。每期工作队、宣传队都首先抓一通“阶级斗争”，总是支持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总之，不能离“纲”、偏“线”，不能停止斗争，搞得生产队干部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有15人先后当过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了这里的规律。台上的压台下的，台下的捣台上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粮食斗少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小岗生产队尽管遭到错误路线如此摧残，但是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还是充满感激之情。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凭良心，这些年也亏着政府”。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六二年到七八年17年中，全队每年分配的口粮每人只有一二百斤。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支持。从高级社以来，国家给这个队贷款15632．28元，无偿投资2425元。从六六年到七八年13年156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的是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22．8万斤，占这13年的总产的65％，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79％；给生救款、社救款15000多元，占社员分配总额的54％；供应各类种子65000多斤。现有的10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给钱买的。过去用的犁耙等主要农具没有一件不是国家花的钱。“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这几句话用在这里是最贴切不过了。群众对政府的救济和支持，始终感恩戴德，念念不忘。但是，他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又总是感慨不已。不少老社员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到长庄稼的地大片荒着，心里像油煎的一样。我们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却常年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感到面愧。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是‘政策’不许啊！”这是多么复杂的感情！既有感激又有苦衷。过去的20多年，小岗生产队群众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度过的。

    一年的喜悦和期望

    类似小岗生产队的经历和穷困，绝不是一两个、两三个。它只是合作化后凤阳县一些长期低产落后社队的一个缩影。这些落后地方，到底如何搞？怎样才能迅速改变穷困状况？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很少有人去了解它、研究它。特别是领导“人物”很少光顾。小岗生产队的群众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北京牌”、“小面包”、“伏尔加”还是近年把的事。有些小孩第一次看到小包车在土路上扬起尘烟时，竟大惊失色。现在小岗的群众看得多了。这还得从“包干到户”说起。

    今年春天，县委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两个文件过程中，根据群众要求，从实际出发，在全县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开始，这个20户115人的生产队划为4个作业组，后来不行，又划成8个组，还是不行。这块斗红了眼的地方，二三户在一起也是“捣”。以后社员就“偷偷摸摸”地搞了“包干到户”。全队517亩地，按人分到户，10头牛评好价，两户一头，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助按人包干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多剩少都归自己。虽然他们也知道只准“包干到组”，不许“包干到户”，但是他们总觉得在这块穷地方，这样干得劲，能干好。结果，还是这样干了。小岗的事很快被公社发现了。公社觉得这个队太“难缠”，有点“人心不足”。这件事不久也被在农村工作几十年饱尝过酸甜苦辣的县委主要负责人知道了。他深知党的“规矩”，更同情群众的苦衷。他想，全县3000多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搞“包干到户”，就是“复辟”也无关大局。于是就告诉公社的同志说：“算了吧！就让他们那样干吧！”小岗队“包干到户”办法就这样幸存下来了。

    一年来，上上下下来了不少人参观访问。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是让事实来回答：今年全队粮食总产132370斤，相当于六六年至七〇年5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群众说过去20多年总共也没收到这么多的花生、芝麻。家庭副业也有很大发展，生猪饲养量达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全年粮食超征购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年年吃供应，今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超额7倍多，社员还准备卖5000斤山芋干。油料统购任务300斤，过去统计表上这一栏，从来都是空白，今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过任务80多倍。还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并可卖肥猪35头。全队还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今年棉花交售任务没有完成，社员内疚地说：“明年一定补齐。”

    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据初步统计，今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达五六千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全队二十户，向国家出售农副产品2000元以上的2户，千元以上的10户。社员严付昌，全家8口人，两个劳力，划地36亩，开荒五六亩。今年共收小麦3600斤，稻谷4200斤，玉米400斤，黄豆300斤，山芋2万斤（折主粮4000斤），杂豆500斤，收花生4300斤，芝麻60斤。养肥猪3头，母猪、小猪23头，今年卖猪可得款1100元，禽蛋收入100多元。8口之家共收粮食1．3万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5400多元，平均每人700多元。收入最少的关有江，全家7口人，两个劳力。收小麦2500斤，稻谷2700斤，山芋10000多斤（折主粮2000多斤），黄豆2500斤，高粱200斤，花生600斤，卖薄荷油得款50多元，一头肥猪可卖150多元。共收粮食7650斤，平均每人10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1700多元，平均每人240多元。

    今年的丰收，使小岗队的群众对夺取明年的更大丰收充满了信心。他们说：“有了今年的本钱，明年肯定还会大增产”，因而生产劲头更大。今年秋种时，两个多月未下雨，社员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一担担、一桶桶、一盆盆，挑水、拎水、端水造墒抢种小麦。全队115人已种小麦306亩，出全苗的有250多亩。今年种的小麦一般都是三肥下种，有的四肥下种。不少户不但施足了小麦的底肥，还留足了明年小麦追肥和春种用肥。有的户家有万斤粮，备有千斤肥（商品肥）。据统计，这个队今年秋种前后共买化肥、磷肥、饼肥等各种商品肥77380多斤，花了8200多元，未要国家分文。

    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愁云消失了，人人欢天喜地，个个笑逐颜开。“参观”的人去了，他们总是像接待客人一样，把人们引进低矮尚未修复的茅屋，捧出炒熟的花生、瓜籽。“今年够吃不够吃？”他们总是指着满满的囤子、圆鼓鼓的“草包”，自豪地说：“看！这不都是粮食，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想有这么多！”外地讨饭的来了，他们也分外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干，大把大把的玉米、高粱拿给人家；赶到饭时，大米饭、白面馍也毫不吝啬。他们说：“往年，我们也是这样，谁有的吃还出来要饭呢？！”

    过去收割季节，到处防偷窃，看场的看场，看田的看田，还是免不了丢黄豆、少山芋。今年那么多花生都拔在田里，晒在田里，那么多的白芋干都抛撒在荒野上，从未发现有人说谁家的东西少了；深秋季节，大片柿园，火红的柿子挂满了枝头。“不怕人摘吗？”群众说：“不稀罕了！”

    农业的丰收，给这个备受摧残、十分穷困的生产队带来的喜悦，处处可见，处处可闻。他们对前景充满着希望。一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包干到户”对小岗队确实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现在，他们不想再给国家为难，伸手要钱要粮，惟一的期望是再让他们这样干下去，干上三五年，对国家做点贡献，个人能积点钱，盖盖房子，添点家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

    “吸引力”带来的“麻烦”

    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是群众“偷偷摸摸”干起来的。一年来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而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谨慎地被删去了。但是这里的事情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有的把这种传播叫“吸引力”，有的叫“影响”。在梨园公社一些和小岗情况差不多的生产队，已经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领导，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尽管公社三令五申，讲的严厉，不准包干到户，可是今年秋种时，有的地方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了，群众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把牛分好了，鸡一叫就下地种麦了。我们问这些地方的群众：“你们这样分，不会闹出意见吗？”他们说：“咳！谁敢明达亮世地干，我们这块穷地方，只要允许那样干，吃亏讨巧不在乎！”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干部埋怨起小岗来了。他们说：都是受小岗的“影响”，没有小岗我们这里屁事没有。小岗在影响着一些地方，这是事实。但是，小岗从来未去宣扬自己，更无权向其他地方发号施令，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地方，其他很多地方却“影响”不了小岗？这个问题从小岗过去出现过一件事上可以得到最好的回答。1974年，公社下决心要改变小岗的落后面貌。公社书记挂帅，人保组长坐阵指挥，一行18人进驻小岗（当时小岗是19户）。一个负责人在开动员会时说：“你们小岗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今天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无产阶级的枪、无产阶级的鞭子，非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不可！”18个人兴师动众地“赶了一年”，结果小岗的粮食产量在原来很低的基础上又下降了许多。这是对搞“大呼隆”、“吃大锅饭”的惩罚！

    小岗生产队过去20多年捆在一起“大呼隆”，穷到那种地步，谁也不敢搞“包干到户”，今年为什么敢搞了呢？这是20多年集体生产实践反复检验的结果，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像小岗这样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干部轮流当、群众找不到为大家所接受的“领袖人物”、生产上缺牛少耙、大片土地抛荒、群众靠救济讨饭过日子的生产队，硬要去搞“一大二公”，势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当调整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一些与社员物质利益关系更直接、因而更能为社员群众接受的管理、分配形式，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些贫困的地方受小岗影响也就很自然了。我们认为，“包干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与“分田单干”是两码事。实行这种办法，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不存在人剥削人的问题，大家都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员又是为三者利益而生产，它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实行这个办法，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但是，小岗队“包干到户”在目前仍然是“众矢之敌（的，原文如此）”。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办法在长期低产落后地区比其他责任制更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更能增产，但它仍被一些人看成是“禁区”，不敢超越固定框框，因而只好“一律”了。小岗队在“一律”之下，最近又拢成了8个作业组。这一次群众虽没给各级领导作难，但他们内心并不想拢，不少社员说：拢起来今后还是搞不好。

    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的群众蒙上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

    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

    1979年12月20日

    两个红手印，三个带头人，先后五种说法，安徽小岗包产到户的那个红手印到底怎么回事？请看两个“红手印”的见证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高级记者王映东先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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