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东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是改革开放中农村改革的首战告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那纸著名的契约红手印，却引起许多争议。

    当年随万里同志到安徽搞农村改革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发表在《南方周末》的纪念文章《万里与小岗》中，感慨地写道：小岗在农村改革中，带头搞包干到户是确凿的事实……不过原件没有了，补上一个也可以，但不能冒充原件，必须加以说明，否则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甚至带来副作用，人家会怀疑你的其他方面都是否真实？

    他的实事求是、对历史的责任感，令人敬佩。我们不能给后人留一下笔糊涂帐。

    小岗人给我两个红手印

    1982年10月7日，我独自一人走进小岗村，没找到队长，只见到会计严立学。在会计家里，他给我介绍合作化、公社化的情况，讲到1979年春天，凤阳县推广大包干到组，小岗偷搞包干到户写契约按手印，我提出要看他写的按有红手印的契约。他找了很长时间，才从一个帐本里翻了出来。我看到20个人名和手印、私章上边留有空白，却没有写一个字，就提出再找找，看有没有写上开会内容的。我也主动帮忙翻找。两个人再没找到任何红手印。会计解释说，全队户主开会按手印只有那一次，这就是原件。我提出把这个红手印给我，拿到北京拍在纪录电影上。会计二话没说，高高兴兴给了我。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失去原有功能的红手印，会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并收藏，成为珍贵文物。

    1983年2月4日，我带全摄制组的人到小岗村看拍摄现场，听三位队干部介绍情况，研究拍片内容。8日，我们去拍队干部座谈当年开会决定偷搞包干到户的经过。所有的镜头都同时录音，主人谈得绘声绘色，真实自然，大家都很满意。

    我向他们介绍，会计给我的红手印，将来就用在队长严俊昌讲写契约按手印的时候。可是，副队长严宏昌打断我的话，提出：会计那个红手印，没写会议决定的内容，不能用；他还说，开会那天晚上契约是他亲手写的，开头写的就是会议决定。这使我感到惊讶，怎么两个人都说是自己写的呢？！我看看会计和队长，他们谁也不吭声。

    一阵沉默后，我请副队长把他写的那个拿来看看。他说不知搞哪去了，找不着了。接着又说，这事好办，再写一个，让大家再按一次手印。会计、队长还是一言不发。

    我以为他们觉得，会计的那个红手印留了空白，没写会议决定，不圆满，不发言就是默认副队长重写。我觉得，偷搞包干到户确有其事，原件也有，复制一个用在电影上，并不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原则。我表示同意副队长复制一个，并请他找社员按手印时向大家讲清楚是给拍电影用的。

    次日，摄制组又去拍扬水站工地和村容，副队长很热情把一张全新的红手印给了我。

    红手印真假争议15年

    拍电影花了两年时间，片名《来自农村的报告》，片长70分钟，1984年9月公映，向建国35周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5周年献礼。小岗红手印在新影纪录片和革博展览会同时和观众见面。从此，报刊上对红手印的真假争论不休。1998年以前，我从来未拜读过这方面的文章。最近一年在关心我的朋友的帮助下读了几篇，大多数文章怀疑馆藏红手印的真实，也有硬说就是原件的。

    争议文章多用真假二字标题，如“是真是假”，“真假揭谜”、“真假之谜”等等。可是，实际上争议的却是原件和复制件的问题，争议各方都承认红手印出自小岗人之手，小岗人也都承认是他们制作的，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小岗偷搞包干到户写契约按手印确有其事，真假从何说起呢？所以我说是原件和复制件之争。

    真假是两个相对立的词。原件、复制件各自名副其实，相依附而不相对立。没有原件为根据的所谓“复制”，是捏造而不是复制。把复制说成就是原件，是以假乱真。说复制为复制是实话实说，当然不能称假。

    复制冒充原件，像假钞冒充真钞，但是，冒充文物原件的恶果，远大于一张百元假钞。

    人为的复杂化

    包干到户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小岗并非“独家经营”，不过是先被发现而已。多年来的争议，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三位带头人中先后看法不一，使人难以置信。

    当年的副队长严宏昌首先改变了过去对红手印的说法，向采访者讲他复制的红手印就是原件，还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申明他写的馆藏红手印就是原件。

    当年的会计严立学1998年7月还说：“真的是我写的那份”。到了同年9月，当他看到自己当年保存的那份红手印时“却改变了原先的说法，表示应以严宏昌写的那份原件为准”。

    队长严俊昌还坚持原来的说法：会计严立学的是原件，副队长严宏昌的是复制件。

    两个红手印，三个带头人，先后五种说法，这“真假美猴王”的案子，到底该怎么断呢？看来光靠知情人说，是很难弄清楚了。靠两个红手印自己救自己吧。

    它们出自两个人的手，产生在不同时间，身上各有时代烙印，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复制件自我暴露

    严宏昌复制的馆藏红手印，在报刊上出现的机会很多。持怀疑态度的作者特别关注它洁白崭新的纸张，太可疑了。当时的滁州地委书记、后升任安徽省长的王郁昭，对这张白纸有个说法：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话虽然刻薄，还是有点道理的（见《历史不再徘徊》一书第10页，作者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

    馆藏的红手印的用纸确是很有力的物证，写在这张白纸上的第一行字开会日期“1978年12月”（没有日），是更有力的证据——证明它是“复制件”。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中央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元月凤阳县委传达、学习、讨论决议，结合马湖公社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质量记工分增产的经验进行总结；1979年2月22日，凤阳县委常委开会，决定推广大包干到组；小岗生产队在县委决定以后先分成4个组，以后又分成8个组。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浩的文章，“编者按”要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要纠正收回。因为当时三中全会还不准“三包”，凤阳农村干部群众思想大乱。小岗生产队干部被公社叫去批评，不承认他们20户（其中有两个五保户）分成8个“爷们组”、“弟兄们组”、要他们合起来，他们回来合也合不起来，才开会研究，结果就偷搞包干到户了。

    下面引用两位队长在电影上讲的两段话：

    队长严俊昌说：我们回来一研究，没有法子，变也变不回去，开个群众会。在会上群众这样讲：你给我们搞一堆子，还是搞不到饭吃，还要饿肚子。你们不要怕。你们怕什么呢？我们写上家主的名字，我们签名盖章。你们如果去坐牢了，老婆孩子我们给养活到18岁。我们三个干部思想一致，要坐牢都去坐牢。我们要求大家，国家公余粮一个不要欠，提留人家给多少我们给多少。大家表示同意。我们瞒上不瞒下，就到户了。

    副队长严宏昌接着说：到了四月份，公社就知道了。这时公社就不给我们贷款什么的了，因为我们是三靠队……

    开会这个时候的四月份，当然是1979年的，而不是什么1978年12月。开会当场写的契约，怎么可能把日期写错四个多月呢？！这足以证明，严宏昌改口说他复制的红手印就是原件，是瞪着眼睛撒谎。还有滁州日报记者汪强，千方百计证明复制件就是原件。见《安徽画报》1998年5、6合刊文章《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这篇文章也写了开包干到户会。摘引一部分和上边的录音对比一下看：最后，主持会议的副队长严宏昌代表干部说了话：如果大家让我领头干可以，我只有两条意见：一是出了问题，我还有四个孩子，把我的孩子照看着点；二是我如果被关起来，大家有空看看我就行了。

    如果当时干部都签名的话，红手印上就不是21个名字，而是23个名字了。

    记者问：那为什么不签呢？严宏昌笑答：也许以我为代表吧，也许是为了保存实力吧，也许是若明若暗吧，也许是还有其他缘故吧，出了问题大家总不能都去坐牢吧。

    记者询问大家：为什么在契约书上严宏昌签两个名字，盖两个私章呢？

    关有章、严立华、严立坤、严立付等人说：是因为要他领头，为他立下的字据，他不签名，没有人领头还有什么意义呢？

    汪强写文章前曾到我家了解情况，不远千里而来，又有革博干部陪同。我怀着澄清浑水的愿望，给他看资料，回答问题，介绍自己的看法。他利用我提供的情况，以自己的既定方针，写出《揭谜》，把水搅得更浑。有位凤阳老领导看了汪文说：“其中的笑话，讲起来叫人捧腹。”我看后也啼笑皆非，诌了几句打油：两种说法，泾渭分明。一清一浊，一假一真。故事情节，意在头功。抬高自己，贬低他人。语言闪烁，含沙射影。欺人自欺，暴露原形。

    原件欲盖弥彰

    会计严立学当初保存的原件红手印，纸色灰白，有紫色横格，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比较脏旧，长约19公分，宽约16公分，下半部六条折痕上写着横四竖五全生产队20家户主的姓名。12个人名上有红手印，4个人名上有红私章，4个人名上没有手印，也没有私章。人名的上边留了空白，一个字都没有写。人名的下边撕掉约一公分。纸的另一面写了个生活救济款帐单，横排竖写19个人名和钱数，最上边横写着“8月20号生救款数字如下：”的字样。

    乍一看，这张纸上写的内容扑朔迷离，莫名其妙。联系到他们是准备坐牢的心态就好理解了。空白处写上开会内容就成了坐牢的根据。人名手印下边如写上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和年月日，不撕掉，也会成坐牢的根据。生救款帐单怎么能写在生死契约的背面呢？显然是个障眼法；而且生救款绝不会在秋收的8月下旬发，却正好是在偷搞包干到户的春天发。

    红手印被这样包装起来，自己人看还是契约，良心帐；外人看了很难给它定位。这样做既保契约，又保安全。如此煞费苦心，是逼上梁山，可以理解，实在是不得已。

    历史不容篡改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后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吸取各种不同的经验教训。过去了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可以不断丰富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却不能篡改。指鹿为马的人最终是达不到目的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公映时，革博的工作人员张新文拿着介绍信，到新影征集用在影片上的红手印。经厂领导同意，我无偿地赠给了他们用在展览会上。张先去过小岗，队干部告诉他红手印在新影。我以为他了解复制红手印的情况，没有主动向他介绍有关情况。当时，我正在编别的片子，他拿到红手印没提任何问题就走了。不知道他们展出时怎么解说的，我在电影中解说：“这是一张值得留作纪念的纸……”从未说过严宏昌复制的红手印是原件。到现在我也不承认它是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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