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锡琦

    1977年5月，我被派往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后，又在大使馆工作了两年多，前后历时4年。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最近，继江泽民主席成功访美后，朱镕基总理又访问美国，这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

    为调整和发展中美关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对我国进行访问、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后，两国需要商讨和解决的问题日益增多，而当时美国和台湾仍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两国建交的时机尚未成熟。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2月中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时，经双方协商决定，互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联络处不属外交代表机关，但双方同意互相给予外交特权和豁免。这是外交史上一个创举。

    两国对联络处都很重视，实际上已使其处于大使馆的地位。因此，黄镇和韩叙两位主要官员临行前，毛泽东主席接见他们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啊！”

    然而，中美两国当时毕竟还没有建交，联络处也毕竟不是大使馆。因此，黄镇主任和韩叙副主任虽都具有大使衔，但他俩及联络处所有其他外交官员都没有登上“华盛顿外交团名册”，也未被安排参加美国独立日的庆典及各种正式外交场合的活动。同样，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官员也未被安排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外国要人访华及外交部组织的驻华使节到北京以外地区参观旅游等活动。

    中国驻美联络处于1973年5月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头7个月，以著名的五月花旅馆为临时办公地点，一开始就受到侨胞和华裔美籍人的热烈欢迎。“北宫饭店”老板、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子龙绳文，还每天派专人给联络处的人员送中式饭菜，使大家能吃上可口的中餐。同年12月，联络处迁至康州大街2300号新址。

    在华盛顿，与其他国家的使馆相比，我联络处办公大楼地方不算小，但装修不够豪华，在当时来说，设备也不够先进，然而，接待大厅和客厅却布置得极具中国特色，挂在墙上的还有从故宫博物馆挑选出来的古代名画呢！这使联络处俨然一个小型的中国艺术博物馆，令到访的朋友赞不绝口。有的学校还特别组织师生前来参观！

    我国驻美外交人员没有固定任期，通常为4年一换。我是1977年5月去的，算起来属第二批了。当时，黄镇和韩叙仍分别为正、副主任。黄镇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相貌威武、目光机警，具有典型的军人气质，为人也很随和、健谈。他早年攻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擅长绘画，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外交家。韩叙不愧为外交部掌管礼宾工作的领导，精通外交礼遇、礼仪、礼节和礼宾，风度翩翩，待人彬彬有礼。他们两人可说是一对绝佳的搭档。

    联络处工作人员总共只有60多人，都是国内派去的。联络处设有文化处、商务处、侨务组（又称签证组）、研究室、办公室等几个部门。我是在侨务组工作，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给去华探亲访问和观光旅游等的人士发入境签证；维护侨胞的合法权益；向他们及华裔美籍人介绍中国情况，宣传我侨务政策和对台政策。我们这个组是对外联系较多的一个部门，除英语和普通话外，还有懂广州话、潮州话、上海话的，基本上能应付工作的需要，我们也确为侨胞做了些实事。

    但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且两国曾处于长期对立的状况，加上“文革”“左”的影响当时还较严重，因此，对由美国来华人士限制较严，如申请探亲的，一般只批准探直系亲属，即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孙儿女是不易获准探望的，较疏的亲戚就更不用说了。手续上也相当繁琐：我们收到申请表后，即转交外交部，由该部分别征求各有关地区公安部门的意见，同意后，再由外交部复函我们，最后才由我们发给签证。一往一返往往需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我们也忙得团团转。此外，还给人家指定入境口岸，准许在国内逗留时间也往往不超过一个月，前往地点也只限于少数几个对外开放的城市。个别人甚至因过不了公安部门按当时尺度掌握的这道“关”而未能成行。有时，有的申请者来电话查询：“我和××一道申请的，他早就批了，为什么我这么久了还未批？”弄得我们十分尴尬，只好叫他耐心等待。侨胞对此意见很大，我们何尝没有意见，应把帐算在“左”的错误上。

    至于我们的待遇，由于当时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因此工资和伙食标准比较低，两者相加恐怕还不及目前广州市职工实际平均收入水平。但在我们的厨师的精打细算和巧妙安排下，基本做到了菜热饭香，餐后还有水果或甜品。

    不过，总体来说，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而且，大多数工作人员没有带家属，两年才回国探亲两个月，这原因虽与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不好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左”的影响。本来，周总理指定5位主要外交官员要带夫人，以利工作，但外交部就有些人不同意冀朝铸参赞带夫人，说她社会关系复杂，个别人还专门跑到总理那里提意见。总理反驳道：“你们说他夫人社会关系复杂，难道比我的还复杂吗？”尽管如此，冀的夫人最后还是未能成行。

    当然，外交官员带夫人的少，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有的人只把它看成是一种待遇，认为不能太厚待他们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认为，只要条件许可，还是让他们带夫人为好，这既体现对干部的关心，又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也较符合国际上的习惯做法。否则，容易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影响也不好。

    记得有一次，我们侨务组几个人去拜访几位台湾的留学生，开始他们十分拘束，后觉得我们比较随和，气氛就慢慢融洽起来。然而，当他们知道我们没带夫人后，便说，我看你们什么都好，就这点不好。一时间议论纷纷，有的说可理解，有的说不大近人情。我们不知怎么说好，只好把话题引开。此事已过去二十一二年了，回想起来，觉得人家的话似乎颇有道理。值得高兴的是，据我所知，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进。

    中美正式建交不久，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美国方面对邓的安全十分重视，提前十多天约请我联络处派员与他们研究。领导派我和其他两位同事前往联系。我们把掌握的可疑情况告诉他们，还将代表团警卫人员拟带入境的手枪的数量、每支枪的型号、子弹多少发等等，按国际惯例和美方规定，列出清单交给他们。根据美方安排，双方的随团工作人员都佩带他们发的胸章，其中带枪的警卫人员胸章的形状不同，以利内部识别。我们联络处共派出10名左右随团工作人员。其中我和其他3位同事负责与美方的警卫人员一道轮流值班看守邓副总理乘坐的由波音707改装的中国民航专机（邓由北京抵美和由西雅图回国均乘此机。在美访问时则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为防止遭人破坏，每次值班双方起码有一人参加，在没有值班任务时我们便随团活动。

    2月2日，邓一行从亚特兰大乘“空军一号”前往休斯敦，我们及美方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则由华盛顿乘邓的专机直飞。当我们乘坐的汽车快到代表团下榻的旅馆时，大门外已聚集了两三百名亲台人士，大部分是台湾留学生。他们狂喊着各种不友好的口号，全副武装的警察骑着高头大马，组成一道警戒线，把他们隔开，气氛颇为紧张。然而，当我们从汽车上走下来进入旅馆时，他们顿时静了下来，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共产党干部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啊！我们在提高警惕的同时，并没有向他们投以责怪和敌视的目光，相反，却以谅解和善意的心情对待他们，气氛霎时缓和了下来，他们也就三三两两地走开了。

    在最后一站西雅图时，邓的专机停在一个小哨所旁边的地坪上。地坪周围表面看什么样的围栏都没有，其实，在关键的地方设有红外线装置，只要有人闯入地坪的范围，哨所内地图的相应位置便会亮起红灯，显示出闯入者的具体位置，相当科学。在西雅图这一站，我们和两位菲律宾裔的美方空军士兵轮流值班。他们都很负责，也很健谈，据他们说，他们被选来执行这项任务，感到万分荣幸，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国看看。

    建交后，各项业务迅速发展，工作人员由原来的几十人很快增加到一百多人，并增设了教育处（主管留学生的工作）。我所在的领事部也增加了人手，以应付日益增加的访华入境签证和商标认证等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利用陪团的机会广泛接触各地侨胞和华裔美籍人，或参加他们组织的国庆活动、郊游、舞会，或到他们家里欢度各种节日，以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几位台湾的朋友到华盛顿郊外一座小山观赏杜鹃花，一见山坡上下到处都开满红灿灿的花朵，我触景生情，不禁哼起一首抗战期间的歌曲《杜鹃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挂在你胸前，不再插在我的头发上……我身旁的台湾朋友诧异地问：“你们也唱这样的歌吗？”她的眼光似乎还在继续说：共产党人不是讲斗争的吗？怎么也唱爱情歌曲呢？况且这是国民党时代的歌曲啊！我明白她的意思，因此顺乎自然地解释道：“这是一首老歌，但充满爱国的激情和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曲子又优美动听，这是我小时候听大人们唱的，几十年了都没忘记。”“是啊！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人人都爱唱。”几句简单的对话，便冰释了她对我们的许多偏颇的看法。

    还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和教育处一位同事，带着两部故事片《二泉映月》和《等到满山红叶时》前往慰问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几所院校学习的我国留学生。许多台湾留学生和华侨也前来观看。出乎意料的是，放映效果很好。有的赞扬片子很有艺术性，有的说很有感染力，想不到大陆也拍这样有人情味的电影，更多的人认为，无论故事情节的安排和歌曲都很富有民族特点。还是一位老华侨说得最中肯：“我们本来就同属中华民族的嘛！”他的话代表了所有在场的侨胞和台湾留学生的心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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