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

    父亲（编者注：李锐）在北大荒写给我母亲（编者注：范元甄）的信，是他和母亲自1938年到1960年的所有信件中，我最不忍读的。每每读来，总有一种胸口堵得难以喘息的感觉。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青年时代起即献身于斯，并为之忘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党，把他像垃圾一样扔了；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而被她长篇累牍地挖苦；食品匮乏到臭豆腐连吃两块；每天两点起床，靠稀粥、豆饼果腹的躯干，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裤子里还要坚持下地；还要写交待材料……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块漆黑的豆饼。说是豆饼，其实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父亲在北大荒经历的那种“生产大突击运动”，对人的摧残，恐怕比《半夜鸡叫》里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那残酷的本质，被一层“美丽”的革命彩纸包起来了。年方42岁，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还被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面对这种转瞬之间上天入地的变化，这种被彻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脚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撑下去！？

    会记住你一切告诫。投入劳动和集体生活之后，相信自己会很正常起来：鄙视过去，相信将来，42岁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这几个月来，没有你的帮助，自己会陷在更糟糕的情况。（1960.4.19）

    想着自己在党内廿多年，历史问题审查多次，这次仍让党为此麻烦，心中有愧，也确有感伤。……因之，我惟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劳动，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们将来能够面目一新，孩子们在成长时有好的健康的父母。（1960.5.12）

    总之，用感情的态度，我会难以支持当前的生活。是认为自己必须改造，有错误，才能支持下来的。（1960.7.16）

    从这些叙述里，我看到父亲赖以支撑的不仅仅是理性的力量，他那从热河办报时起屡屡见于信中的，一贯被母亲蔑视的，“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能屈能伸的性格，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同张闻天的话：“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参加革命廿余年的经历，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奋斗的愿望，他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无法割舍的情结，共产党是“真理化身”的现实，使他不会作出如烈女林昭、张志新那样以死抗争的抉择。既已落难，就接受现实，不能钻牛角尖，不能彻夜辗转地苦痛，要曲起身躯，麻痹神经。要想捱过这个坎，必须得这样想：自己确实需要劳动改造，改造的态度得到党的认可，才能看到“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的可能，才能看到一家人重新团聚、孩子们将来有个父母双全的正常成长环境的希望。

    38年后的1998年，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黎澍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五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被改造者推到消灭肉体的边缘来实现的：从肉体上摧残那些胆敢持异见的人，使他们在饥饿和非人的生活环境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做人的尊严，成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险，得以实现思想的大一统。这在有些人身上确实达到了“彻底改造”的目的。我的母亲范元甄，就是最好的例子。

    母亲那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是体力劳动相对较轻的工种），平时住在工厂。刚刚两岁的妹妹全托在“六一”幼儿园，我在通县的小学住校，哥哥则由老阿姨照管。用父亲的话说，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加上乌苏里江西岸一人”（1960.4.23），要给父亲找全国粮票，买东西，转关系，这些无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自己在单位还要劳动，接受批判、审查，确确实实让她吃不消。

    “同住的两对青年夫妇搬来没有？还相容吗？”（1960.5.25）父亲在信中问母亲。我家原来的单元是5间住房，大客厅是由两间屋打通的，又从隔壁的单元挖过来一间做父母的卧室。父亲去北大荒不久，水电设计院即分来两对新婚夫妇，占去我家单元内的两间。原先隔出的一间屋子，此时也还上了，这样我们一家5口住打通的一大间客厅。但是厨房、厕所是3家9口人共用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母亲与其中一对相处还好，另一对中，女的很厉害，母亲与她针尖麦芒。母亲的生活条件此时与父亲相比仍是在天上，但精神上，对她这么一个原本就很别扭的人，这种情形不啻是地狱般的折磨。母亲的个性，在平时都是永远的不顺，这时就可想而知了。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她那时为何开始拿我当出气筒，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会疯了一样地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走；邮局拒绝发这样长的电报，她就逼着阿姨一趟趟地再去。父亲是“以最大努力迎接考验，并胜利一关一关通过”（1960.4.25.）的精神准备着应付一切，母亲则是万难做到了。

    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地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她在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她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的熟人还是朋友。记得大概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突然醒悟，完全理解了母亲那时的难处，原谅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对我过分的辱骂甚至毒打，希望能与母亲亲近些。但是，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

    延安整风后，母亲和父亲已屡屡发生思想分歧，庐山会议后，两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毛泽东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是“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还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

    与母亲甘心放弃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认自己没有怀疑领袖的权利，以求保存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相反，父亲的“放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应该承认，父亲在被放逐到北大荒时对时局还看得不很清，想得不很透，他在信中议论道：老头们基本是好的（由公社转农场，他们的生活和收入都显著下降，有点牢骚也不多谈，而且了解国家总的政策，也看远景，只是担心自己等不到）。昨天一郭老头将他手指给我看，像弯曲香蕉，从小累得无一指现能伸直。他们也从未吃过豆饼，也跑肚，无人说怪话。（1960.5.18）

    以后准备每天利用晚饭后读书半小时到一小时，有计划读《共产党宣言》等几篇主要东西，另外读反右等汇集文件。报纸此间可以看到。（1960.7.1）

    父亲年轻时所刻意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幼养成的勤学习性，使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在像野人一样吞食一切可食之物时，仍不辍学习。这使他得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环境稍稍缓和，可以思想（注意是“可以”不是“允许”）时即可做锲而不舍的苦索。因之他的灵魂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需的弹性扭曲，而不是像母亲那样，发生不可逆转的塑性畸变。父亲得以在受难中逐渐走向成熟，未被那庞大的机器碾造成伪君子。从本性的倔强好胜，而逐步成长为有胆气、有真知灼见的真君子，并逐渐谙熟了发表异见的艺术。40年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父亲有了深刻、理性的认识和剖析，他的思想闪烁出大智、大勇者的光辉。父亲是可以骄傲的，他从炼狱中走过，他从炼狱中获得令人羡美的人生。

    昨天返队，如回到家里，给老头和同住者吃了节省下的馒头和饼干，都很高兴。（1960.5.18）

    父亲的善良，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在噩运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他与同伴刚刚相处半月不到，即结下了友谊。虽然自己也食不果腹，仍与人分享。父亲从别人的高兴中，无疑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这温暖释放出维持生命的热量，弥补了食物的不足。父亲的坚忍、乐观、豁达，甚至还流露出一点得意——“我已买了副裹腿，现整天都打着（高中军训时学会打的，一天都不散）”（1960.5.18.），在顺境中也许并不重要，此时则显得性命攸关。如果将母亲换到父亲的位置，不知会怎样地苟且（延安整风时便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今天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变形的灵魂。

    1936年父母相识，1939年相爱，共赴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又同出延安，至热河、东北，一起南下，后转业至新中国的工业战线，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工作。两人的出身、学历、经历，甚至相貌的出色都十分相像。吵吵闹闹，分分合合22年，一直到庐山会议，终于走到了尽头。其后的40年，我得以亲眼所见，不用通过信件了解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感动于父亲的善良，父亲的与人为善，父亲的刻苦，父亲做事的执著。这些优秀的个人品德使他历尽沧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自由。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个人品德对他的妻子、儿女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好的个人品德则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亲的秉言直书不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

    秦铁：在博古的影子下

    寿蓓蓓李红平刘宇翔

    秦邦宪（1907－1946）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9月起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同王明一起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6年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后任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驻南京代表、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1946年赴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小组的工作，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辞海》1999年版1954页）

    2006年7月27日，中共前领导人秦邦宪（博古）之子秦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由于父亲博古历史上犯过“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秦铁的人生别有一番滋味，而在耳顺之年回望过去，他对父亲也有了不同寻常的理解。

    6岁：只是当时已惘然

    1946年4月8日，6岁的秦铁跟母亲张越霞一起到延安机场接爸爸。当时，博古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天天气不好，雾蒙蒙的。午后，低低的云层里响起美军C－47运输机的轰鸣声，但因能见度差，飞机无法降落，一会儿就飞走了。人们以为飞机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再回来。未料，飞机已在260公里外的山西吕梁黑茶山上空失事。次日，黑茶山下的村民捡到博古和黄齐生（王若飞舅父）的两枚图章，及一份乘机人员名单。

    博古在1946年2月的一番讲话，被视为他的工作遗言：“抗战胜利了，我们有些同志向往和平，幻想和平，有急于到大城市去的思想。大城市是可以去的，而且迟早是要去的，不过，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到大城市干什么呢？是辛辛苦苦工作，为人民服务呢？还是去做官当老爷，贪图享受？……我们只能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那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

    博古留给幼小的秦铁的印象，只剩下他的笑声：瘦瘦高高的，笑的声音很大，有时候和孩子们在院子里玩捉迷藏，我父亲赢了就哈哈大笑，我就说他是“母鸭子”。

    尽管给儿子留下的形象模糊不清，作为一个符号的“博古”，却投影到秦铁一生中的不同阶段……

    14岁：夹着尾巴学做人

    1954年，秦铁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名校。从这里开始，秦铁慢慢地对父亲有了概念：历史课上，讲到批判王明博古“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但是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

    这样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在1950年代，每逢博古的忌日，只要秦铁的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博古的孩子们接到中南海吃饭。

    秦铁学会了遇到不懂的事不去打听。他家里存有一张照片，延安凤凰山上，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博古站在最左侧，周恩来斜倚在他身上。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博古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

    因为我老是挨批，就养成一个做人的原则，不攀高枝儿，王胡子叔叔（王震）“文革”期间挨冲的时候我就经常去看他。一次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他说这话，我也不敢问，一是路线斗争问题我不懂，二是我觉得有些事人家有口难言。他们私底下没有跟我说过关于路线的事。

    1962年高中毕业时，母亲把他叫回家，郑重其事地劝他说：“现在党内已经传达，蒋介石要窜犯大陆，你父亲这一代创建了新中国，你是不是应该子承父业保卫祖国？”

    于是秦铁参加了海军。他身体好，训练半年后，分配到旅顺当了一名航海电工兵。

    26岁：从造反派到逍遥派

    从24岁至28岁，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而在同样的年纪，秦铁走了这样的一条路：从“四清”先进分子、“文革”造反派、逍遥派，到“反革命分子”，连党也未能入上。

    1964年因军队院校从部队招生，24岁的秦铁进入山东青岛潜艇指挥学院上学，一年后他提出入党申请，当上了五好标兵，正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刚一开始也跟着瞎闹了一阵，上当受骗，当了造反派。1966年夏天，领着全班20多名同学乘货车、蹭火车，从青岛串联到北京天安门，成为被毛泽东接见的全国1100万人中的一员。造反派组织“三军院校联络站”选我当学生代表，共商造反“大计”，造各自院校领导的反。

    一时间，秦铁在部队院校中小有名气。但躁动了几个月后，1966年末，秦铁的脑袋开窍了：我发现谁的后台硬，谁的左派就多。左派都在四野林彪那里，包括贺龙、陈毅、肖华这些长征的老人，对党感情很深的，他们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

    秦铁用母亲的“内部购书证”从书店买了《赫鲁晓夫主义（上）》，看了一半把书扔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称他为亲生父亲，对林彪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主席用得着你大树特树吗？林彪会不会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想到这里，我就有点害怕。干脆就“逍遥”了。

    从此不再掺和政治，就在家呆着，和朋友去公园划船、交流各种书看。

    当逍遥派的最大收获是谈恋爱，他的女友是101中学友谊班的师妹，两人于1972年结婚。

    28岁：父亲＝犯错误的基因

    尽管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却仍然没有躲过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不久，秦铁就被卷入“东海舰队第二大案”，成了一个并不存在的40多人反革命集团的“头头儿”：1967年我从军事院校毕业，在东海舰队一个支队招待所等着转回部队的手续，一帮1962年入伍的北京兵来看我，聊了些回家探亲听到的小道消息。我当时不知道，来找我的人有的已经被盯上了，比如原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儿子，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说美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原子弹比我们先爆炸了，结果就挨整了。

    全支队开会的时候，他和另外几个北京兵被铐走了，结果有人（告密者不详，未必是该人）被打得受不了了，就把我们传小道消息当成攻击“中央文革”供出来了。1968年我也被隔离审查，一审就是一年多。专案组拿着交代材料对我说，你要组织小军委。我说你懂得点常识不懂？中央军委的权我说夺就能夺的？开国际玩笑嘛。说我要窃艇逃台，我说咱们不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么，第一条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艇上有党支部，还有那么多战士，我说往台湾跑，他们干吗？

    他们说不出话来，最后就说我给我父亲翻案。我说哪有把红案翻成黑案的？我父亲去世后，毛泽东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不信你们查去。说给“四八烈士”别人题的，不是给我父亲的，那你拿出来证据，有没有“秦邦宪除外”？“四八烈士”追悼大会横幅上写的是“王秦叶邓诸烈士”，对不对？

    最后海军“文革”小组稀里糊涂地把我们弄成了“反革命集团”，我是头头儿，因为就我一个干部，其他都是战士。然后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附近关了一年。

    林彪下达“一号命令”疏散以后，法院院长审讯我，他跟我说，你的材料只有检举揭发没证明，所以是个悬案。我说本来我就没事，我心里宽得很。后来那个交代最多的判了5年，还有一个陕北的送回了原籍。他俩都戴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是“帽子拿在群众手中”，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后来又把我押到苏北盐城农村监督劳动。住在五保户家里，人家没把我当作反革命对待，安排我干些轻活，给棉花打药、锄草啊。过八月十五打年糕，送给我的年糕比给我住的人家的多得多，家家户户都送，这一点我感受非常深。

    1971年林彪出事了，我趁回北京买抽水机的机会，给叶帅写了一封申诉信，然后开始复查我的问题。到第二年，攻击林彪的事儿没了，陈伯达的事儿也没了，却给我留了个尾巴，“攻击中央某首长，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我就装傻，问这某首长是谁，说是江青，我说那直接写上江青，江青倒了我有出头之日，不倒，活该我倒霉，只写中央某首长，我得背一辈子黑锅。这样一直到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了一段工作，海军政委讲，攻击江青算什么事啊。我的问题算没了。1976年海军文化革命办公室下发文件平反。

    我出来以后，我母亲跟我说：“嘿，你们父子俩，你爸爸是在28岁犯错误，你也是28岁犯错误，犯错误还带遗传基因？”

    39岁：父亲＝迟到的烈属证

    周恩来在临终前曾嘱咐：张越霞是个很好的同志，吃过很多苦，以后如果她有困难，应给予一定照顾。在博古的官方传记里，总理的嘱托被解读为对博古的深切怀念。

    1950年代初，干部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的张越霞，靠工资难以抚养6个孩子（秦铁的五个哥哥姐姐是博古与前妻刘群先所生，刘在苏联失踪）。

    我母亲就跑到杨尚昆家，一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光管活人，死人你们管不管？”杨尚昆说：“哎呀老大姐，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别生气。”我母亲说，“博古这些孩子我养不大。”杨尚昆说，“对，这是烈士子弟”，于是一个孩子每个月给生活费20元，到“三反五反”时，反出被贪污的一笔博古译书的稿费，将近1000元钱，我母亲比较要强，就主动把我们的生活费退了。

    此后直至1979年张越霞因心脏病逝世，秦铁和哥哥姐姐们没有再领取任何抚恤。

    母亲去世这一年，秦铁39岁，他开始为烈属证东奔西走，确切地说，是为了烈属证所能改善的一点点生计而奔波。

    为了确认烈属身份，秦铁去中组部开了证明，经过民政部、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委员会，最终拿到一纸烈属证。

    与烈属证的来之不易比起来，相应的待遇少得可怜：就是逢年过节慰问一下，紧缺物资买排骨什么的给你点票，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烈属证。七几年市场上还有点紧张，有军烈属证怎么也好一点吧。

    66岁：此情可待成追忆

    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时，秦铁正处在从海军转业的过渡期，他感觉自己又被“盯上”了，第二天就到地方报了到。

    平反之后，尽管天津远洋公司刚成立，正缺技术干部，一开始却答复我说：“我们这要出国，都政审多少道的，弄个反革命来，哪行啊。”碰了个死钉子，直到交通部部长过问，远洋总公司才肯接收。有了先例，同一起“反革命集团案”的好几个人也复员到远洋公司。

    秦铁主动要求从干部船员的最低等干起，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干到船长。天津远洋公司的船他几乎都开过。在元勋子女名单上的职业栏中，远洋公司船长显得十分另类。

    他常开着一万到三万吨左右的货轮满世界跑，干9个月歇2个月，直至1995年，老船长秦铁退休，县团级，非党员，没分过房，退休金每月1100元，11年来过着简朴自在的日子。他的四个哥哥姐姐也都退休了。

    大哥早夭，大姐秦摩亚终身执教，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二哥秦钢是留苏优等生，回国后受父亲影响，分到北京航空学院实验室当实验员，海南建省时因一位副省长与二哥是莫斯科航空学院的同学，就将他调到海南任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二姐秦新华学的是中医，后来跟李铁映结婚。李铁映到政治局以后，秦新华就调到卫生部科技司任副司长。是博古子女中惟一从政的，而且是被动从政。

    三姐秦吉玛与哈军工的大学同学结婚，毕业后分到佳木斯，回京后三姐曾在交通部研究所工作，后来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退休。

    2007年是博古百年诞辰，目前，秦铁正在筹备纪念活动。说起那张让父亲成为门板的照片，秦铁颇有些激动：我母亲去世后，她们单位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们就提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这张照片，我们要求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个要求转到上面后很快得到了落实。但最近我看到某领导人的画册，居然发现这张照片上仍然没有我父亲！

    记者：元勋子女当中有不少将官，跟他们比起来，你有遗憾吗？

    秦铁：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总感觉组织上的安排有组织上的想法，我父亲给党带来过损失，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和他们比？他们都是战功卓著。我们替父亲接着还债，欠党的债、欠人民的债。

    记者：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母亲是怎么向你描述的？

    秦铁：一个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再一个就是勇于承担责任。有些事是别人做的，最后他写信给中央：这个责任由我负。还有就是不揽功。我父亲就是这么个人，现在大家对我父亲的人品，没有说不字的。他办《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是主动请缨的。他在重庆感到人民的声音反映不了，回到延安跟我母亲说，我们有一支强大的正规军队，我要搞一支人民的新闻队伍。最后他走的时候也确实成了一个新闻大军。

    记者：关于你父亲的错误，你母亲有没有对你讲过？

    秦铁：我母亲始终给我讲，他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所以走了一段弯路。但是后来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他勇于承认错误，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所以七大的检查做得很深刻，得到了大家的谅解。我妈妈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经常自责。

    记者：他是不是也有委屈呢？

    秦铁：我觉得是有委屈的。在延安整风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问题他是不承认的。我觉得他的检查有违心的地方，基本上是大包大揽。1945年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父亲？

    秦铁：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不给撤了么？你是个支部啊，就相当于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指示你能不执行么？所以我也不怨天不尤人。另一方面，我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我看电影《大浪淘沙》感触比较深，确实经历坎坷。

    记者：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只有6岁，一个纯属假设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和父亲对话，你最想跟父亲说什么？

    秦铁：最想说的是我非常敬佩他，因为他是读书人出身，始终坎坎坷坷。他犯的错误我可以理解，尤其我现在已经成人了，也是坎坎坷坷过来的，但是我的坎坷与他比起来可差得远了。虽然遇到了坎坷，但是他对党从无二心。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要毛泽东下台，我父亲坚决反对。蒋介石四几年要反共，先搞宣传攻势，我父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他惟一一篇署名文章《在毛泽东的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他写这篇文章的分量比别人写可大多了。我敬佩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为党的事业，用忍辱负重不好，但是我想不出别的词，勤勤恳恳忠贞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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