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华

    得知老社长穆青逝世的消息，虽早有思想准备，仍深感悲痛。新华社圈内，提到穆青，许多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头儿”。有些人甚至当面也喊他“老头儿”。老头儿走了，重返他深深眷恋的热土，我和许多人一样，面对自然规律，内心仍异常难舍。

    初闻穆青

    我感到穆青是个真情很容易显露的人。我第一次听说穆青，还是在北京上大学时。同班有个同学是新华社子弟，经常提前发布一些重要新闻。一天，他告诉我，新华社有位副社长叫穆青，不久前带记者到河南采访了一个重要典型，回来作了一场非常感人的报告，稿件正在修改，很快就会发表。几天后，我听到了那场报告的录音。穆青在报告中详尽介绍了他在兰考采访县委书记焦裕禄事迹的经过（当时，焦裕禄已病逝）。听录音时我就感到，穆青是个真情很容易显露的人，在谈到采访对象对焦裕禄的敬爱和怀念，叙述焦裕禄的感人故事时，他几次声泪俱下，听众也无不抽泣。虽然因当年录音水平不高，有些地方听得不太清楚，我仍感动得热泪盈眶。

    隔了一段时间，新华社播发了穆青等三人写的长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各报、各电台刊播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收听或看了这篇文章后，都泪流满面，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也从此记住了穆青这个名字。

    第一次见到穆青

    关键时刻，穆青的几句话，使我调进新华社大学毕业后，适逢视知识如粪土的年代，我和全国各地数千名“臭老九”一道，被分配到西北农村锻炼。不到一年，我被再分配到甘肃武威地区报道组搞新闻报道。一次，我陪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王广普到天祝藏族自治县采访，合作写了通讯《古驿新颜》。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王广普向当时的甘肃分社社长夏公然推荐了我。老夏很快设法将我借调到分社工作。借调期间，我写了不少稿子，分社上下印象不错，均同意将我正式调来当记者。谁知有人反映我政治上有疑点，说我爱人家“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受冲击，有些人问题还很严重。

    老夏很为难，在那个年代，从政治着眼，我显然是不适合当新华社记者的。也正因为此，再分配时，几个地方新闻单位也没敢要我。但老夏此公很惜才，不舍得将我退回原单位，他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向穆青汇报了我的情况。穆青听后沉吟片刻，对老夏说：“这是他爱人家的问题嘛，又不是他家的问题。再说也要重在表现嘛！只要有培养前途，我看可以调进！现在队伍青黄不接，正需要吸收一些有学历的年轻人。”

    穆青这几句话，使我很快被调进新华社甘肃分社，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老夏将经过告诉我后，我内心对他和穆青的感谢难以言表。当记者后，我工作更加努力，一心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他们的关怀。那些年，我每年下乡采访的时间都在7个月以上，也很快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内参与公开报道。遗憾的是，我这个边远分社的记者，头几年一直无缘见到穆青。

    第一次见到穆青，是在1977年冬春之交。其时，“四人帮”带来的政治严冬刚结束不久，他们在甘肃的影响尚未完全清除。我正在北京修改一组反映甘肃贫困地区情况的内参，分社社长夏公然来京汇报工作，一天晚上，他特地带我到穆青家拜访。进门他就对穆青说：“这就是胡国华，调来后，干得不错。”穆青微笑向我点头，说：“真年轻啊！”

    老夏与穆青是抗日战争年代的战友，落座后便开始亲切交谈。我坐在一旁，一边听他们谈话，一边默默观察这位敬仰已久的前辈。许是战争年代岁月摧人，当年不到60岁的他，显得有些苍老，略微卷曲的头发已现稀疏，两鬓开始发白，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很深。他鼻高目深，鼻梁稍弯，有些像中亚人，但面容慈祥，目光温和，不笑也脸含笑意。他个子不太高，背微驼，腰板却很挺直，这显然得益于战争年代的锻炼。穆青相貌并不出众，但举手投足间的那份从容沉稳，却是常人身上难得一见的。

    那次见面，我只是个旁观者，穆青未和我多说话，没想到他对我仍留下了印象。

    参与穆青部署的黄土高原贫困地区调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被极左寒流笼罩的中国农村开始解冻，不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已现复苏迹象，冲破旧政策禁锢的新生事物的萌芽在艰难破土，但倒春寒的阴风仍阵阵袭来。我和新华社一批农村记者分别深入农村，认真调查正在涌动的这场变革，写了许多反映真实情况的内参。但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改革依然处于举步难艰的境地。中国农村何去何从，改革何以突破僵局？依然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1980年初，总社国内部突然电召我赴京。到后才知道，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底细，总社决定派一支采访小分队到黄土高原地区调查，我是有幸被抽调的记者之一。这次被抽调的还有宁夏分社傅上伦、陕西分社戴国强，总社记者冯东书也由另一路配合调查。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行前做了认真准备，查阅了一系列文件，汇总了手头掌握的情况。

    动身前，穆青突然在办公室召见我们。他点了支烟，抽了几口才说：“这次叫你们来，我是反复考虑才决定的，选的也是精兵强将。你们都是农村记者，能吃苦，也了解农村实际，相信能不负众望。”我这才知道，这次采访是由他亲自部署指挥的。

    接着，他有些动情地说：“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极左的农村政策，对农村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现在有些地区自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有些人叫好，另一些人则视其为洪水猛兽。

    事实到底怎样？除‘包产到户’外，你们还要广泛深入了解各种情况。一定要沉下去，到最底层去调查，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声。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他强调说：“当记者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要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是几十年前写的，为什么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因为他们真实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现实。他们当时发表的新闻，已成为今天的信史。你们这次的调查，只要真实，也会成为明天的历史。所以，你们不能有单纯任务观点，一定要有历史的责任感。”

    正是在他这番话的鼓舞下，我们用了半年时间，跨越黄土高原4省区39县，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行程万里，采访了上千对象，一路上陆续写了数十篇内参。这些稿件，对中央推进农村改革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胡耀邦同志看到我们从宁夏西海固地区发出的内参后，第二天就带着这篇稿件乘直升飞机赴六盘山区，实地考察稿件中提到的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情况。

    这些内参涉及的问题当时都较敏感，所以大部分未能公开发表。为了纪念这次采访，事后我抽空将这批内参汇总改写成了一部书稿，可惜也没有出版社敢出版。我便将其用铅字排印了20多份，分送给朋友和关心农村的同志。

    想不到，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前夕，因当年拿到书稿的一位朋友的推荐，人民出版社以《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为名，出版了这本书。穆青看了此书，对我说：“你们当年写的新闻，不已经成为今天的历史了吗？至今读来依然耐人寻味。”

    《瞭望》创办前后

    他深感要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应该办一本类似美国《时代》周刊那样的杂志，1980年代初，在关注中国改革的同时，穆青也一直在思考新华社自身的改革。在他亲自策划和领导下，新华社陆续创办了一批报刊，使业务领域有了很大拓展。1981年创办《望》杂志时，他亲自点名，由部门和分社抽调7名记者、编辑，负责筹办工作。我有幸被他选中。调到北京后，接触穆青的机会多了，我对他有了更直接的了解。他多思慎言，许多问题想得很深。创办《望》，他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慎密思考后的决策。他深感要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应该办一本类似美国《时代》周刊那样的杂志。《瞭望》杂志创刊后，他亲自兼任社长，从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到栏目设置、内容策划，他都和创办的同志一道研究。他还为创刊号确定了目录，审改了主要文章。最初几期，连许多选题都是他确定的。

    穆青多次对办刊的同志说，一定要更新观念，突破旧框框的束缚，想方设法把《瞭望》杂志办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周刊，中国目前还缺少这样的杂志。由于是新华社主办的，所以更要有权威性，要纵论世界风云，阐述大政方针，预测形势走向，为人民鼓与呼。他特别强调要有来自中南海的信息，要有高层权威人士的访谈。在他指导下，《瞭望》设立了《中南海纪事》、《本刊专访》、《本刊特稿》等名牌栏目，专门发表采访高层人物和权威机构的独家新闻，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4月底，讨论第二期选题时，穆青提出要专访广东、福建两省省委书记，反映改革开放前沿的真实情况。采访福建省委常务副书记项南的任务落在了我身上，为了保证采访任务的完成，穆青还亲自给我签发了盖新华社大印的采访介绍信。正是穆青的思路，使《瞭望》杂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

    采写《风帆起珠江》，为广东改革开放正名

    “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拍下来，不然愧对时代！我们要用事实告诉人们，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长期以来，穆青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1988年6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新华社福建分社任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原打算呆几年就回总社。不料1990年秋，总社党组突然决定调我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党组书记。穆青召见我时，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想回北京，对这次调动感到意外。不过，这是总社党组再三考虑才作出的决定，对你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广东这块热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十多年来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怎么看待这些变化，却众说纷纭。你到任后，要带记者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事实，昭示真相。”

    他的话解开了我的心结。到广东这个陌生的省份后，我很快发现，这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包括看问题的角度，与内地的确有很大不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人告诉我，这里毗邻港澳，改革开放后深受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多方面自然和内地不同。个别记者对我说，变化最大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那里农村的做法和内地已有天壤之别，但情况不明，采访很困难，分社记者都称之为白区。为了探个究竟，我便专门带记者几次到珠江三角洲采访。下去后发现，只要注意沟通，采访并不困难。过去三角洲的干部群众怕媒体误解他们的做法，信奉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因而不大愿意接待记者。我们深入到被称作“四小虎”的顺德、南海、东莞、中山的一些主要乡镇，和干部群众进行了探讨式的交谈，他们都对我们敞开思想，谈了对农村改革发展的看法和做法。采访结束后，我们写了一组内参《广东四小虎调查》，肯定了当地深化改革、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验。而后又将其改写成公开报道。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也有人怀疑我们是否美化了珠江三角洲。

    在此期间，我到总社开会或办事，几次顺便向穆青同志汇报采访情况。他每次都很感兴趣地问这问那，并叮嘱我要多看一些地方，广泛听取各种意见，不能主题先行，要用事实说话，让读者得出结论。我建议他抽空到广东来一趟，亲自了解广东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他接受了我的建议，1992年元旦刚过，就到了广州。我陪他深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四小虎”的主要乡镇采访调查了半个多月。这一带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深深吸引了穆青。他平常少言寡语，但内心世界丰富，对祖国，对人民有着异常深沉的感情。采访的这些日子，他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每天夙兴夜寐，马不停蹄地在村镇企业、农贸市场、田间地头奔走，兴致勃勃地察看、拍摄、询问，先后踏访了数十个村镇，与上百名干部群众进行了交谈。为了解南海大沥镇“三鸟”市场和顺德乐从镇水产品市场的交易情况，他连续几天5点起床，黎明时分赶到现场。

    他深入细致的作风，不知疲倦的精神，使随行的同志深受感动。我担心他太劳累，提议把采访日程安排得松一点。他却说：“来一趟不容易，一定要多走走，多看看。这里发生的变化，令人振奋。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拍下来，不然愧对时代！我们要用事实告诉人们，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任何怀疑论调都经不起事实的驳斥。”

    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穆青与我们反复研究，经过九次字斟句酌的推敲修改，写出了通讯《风帆起珠江》。此文以大量生动的事实，为广东的改革开放正名，间接回答了姓社姓资的问题。新华社播发这篇通讯后，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异常感奋，第二天就在头版重要位置全文刊登此文，并配发了评论。不少省市党报也发表了这篇通讯，但也有一些报纸不敢刊登。尽管如此，此文仍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后，传出了邓小平南巡的消息。不少人发现，《风帆起珠江》一文中的观点，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分吻合。也因此，香港一家右派刊物无端猜测，是否穆青事先得知邓小平要南巡，搞政治投机，抢先一步到珠江三角洲采写此文。穆青得知此事，又好气又好笑，对我说：“真是无稽之谈！我哪能知道小平同志的行踪和想法。我们只不过是以赞赏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变化。见仁见智，就由人去评说吧！”

    这次采访，使穆青对广东产生了感情。他离休后，依然每年都要抽空来走走看看。他告诉我，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真是一年一个样，每次来都感到很振奋。此时，他除了谈看法，出点子，已很少动笔，但摄影的兴趣依然如故。穆青一贯主张记者应成为“双枪将”，一手拿笔，一手拿照相机，既能写文章，又能拍照片。他自己就一直身体力行，无论到哪里，都不忘带照相机。对自己立足的这片大地，穆青始终倾注着真挚的感情，他那双眼睛从来都在发现和关注着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

    有一年冬天，我陪他到肇庆七星岩和鼎湖山游览。一下车他就被这一带的湖光山色迷住了，二话没说，端起照相机就“咔嚓咔嚓”地拍开了。他越野爬坡，多角度选景，拍了半个多小时，才停下来休息。他一边眺望星湖，一边感慨地对我说：“真是太美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留下了多少美不胜收的景色啊！一定要把这些美景拍下来，让更多的人分享。美无处不在，关键要会发现，会欣赏，会表现。贵州在不少文人的笔下，被描绘得山穷水恶，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貌，身无三分银。那年我去贵州，深感这种说法实在是太片面了。那里的山水美得令人心醉，处处皆可入画，拍出的照片比油画还动人。那里的少数民族姑娘，也个个清丽脱俗，漂亮得像画中人。”

    穆青这番话，让我颇受启发，也让我对他有了更深了解。老头儿情真，是因为他对祖国和人民爱得深沉。他注视的都是生活中美的一面，即使遭遇曲折坎坷亦不改初衷。他虽已重返大自然，他的真情却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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