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

    那应该是1966年8月初某日夜晚的事了。是日，上海复旦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曹荻秋揪到学校来批斗，主要是逼问曹，毛主席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有没有发表过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实，关于这张大字报，当时社会上已经传开，消息灵通的红卫兵岂有不知之理，逼曹公开承认，乃为谋无遗谞之计，有了尚方宝剑，从此把走资派（包括曹本人）一一拉下马来，可保师出有名。

    批斗会在登辉堂（现改称相辉堂）前的大草坪举行，主席台设在堂外的阳台上。那时，复旦学生的人数远不如扩招以后今日之多，一方草坪也占不满，所以台上各色人等的表演，可以看清一个大概。我看台上的造反司令“找机会”——那位红卫兵头头姓名的谐音，当时流行给人取绰号，不是还有后来当上什么委员的“乘赶风”吗？——大义凛然，咄咄逼人；那厢，满头银发的曹荻秋虽还芒寒色正，竭力维持着一位方面大员的最后一丝尊严，看得出枪法开始有些乱了。当被逼问到8月5日毛主席大字报的真伪时，曹清了清嗓子，然后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慢条斯理地说道：“主席这个东西，”略顿，“要以中央下发文件为准。”我在台下听到曹的前半句蓦地一惊，颇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如若断章取义，那不是恶毒詈语是什么？非被革命小将饱以老拳不可。也许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专注于真伪问题，也许没人如我这般留意语流顿挫之类的语用技术性细节。反正，曹逃过一劫。批判会后，造反大军游行至上海戏剧学院作革命串联，一路高呼：“炮打司令部，保卫毛主席！”无数遍的呼喊难免不发生机械反应和口号疲劳，稍不留神，一位生物系姓蒋的实验室教辅一个发昏章第十一，竟把两个宾语来了个错置。这下可不得了啦。那晚上，可怜的蒋教辅比曹荻秋更倒霉。

    从此，我便很注意“东西”一词，不敢滥用。“东西”原是个方位词，不知怎地，时至近现代，像是成了万应词（al-purpose-word），指物，指人，指事皆可。香港的刘绍铭先生作文取题“文字岂是东西”，我很赞同：文字不是东西，人当然更不是，与尊者连用，岂不忤逆——譬如谁会说“父亲是个好东西”？董桥曾以“此何物耶？一东西耳”说事，指称男子身上某部件（详见《留住文字的绿意》），我读后回想起“文革”当年曹某那话，更替他心有余悸。近日，北方有位教授写了篇《民主是个好东西》，激起不小的争论，催我进一步思考“东西”二字的能指和所指。看来，“东西”滥用久矣。还是年轻一代敢于创新，近年来，在网络和手机语言里，频频出现以“东东”代替“东西”的情况，且有识者告我“东东”者必佳物也。曹荻秋若前瞻有术，早知这个用法，当年也不用我替他捏把汗了。

    卫星上天之夜

    陆谷孙

    1970年4月24日，我正被拘于复旦大学学生宿舍6号楼内，名曰“抗大式学习班”，实为隔离。至于何日可以学成，那是绝对不告诉你的，以便充分利用悬而不决的威慑力量。

    话说那天夜空突然传出天籁般的“东方红”簧琴音乐，接着播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消息传来，校园顿成羹沸。学习班的几个“学员”这时候血也热了起来，心想此乃全民盛事，便也蠢蠢欲动，兴冲冲往外跑去，要跟革命群众同乐一番。不料脚还未迈出楼门，早有缇骑过来喝止：“哼，你们也配！？”

    革命群众要游行庆祝，手头没有锣鼓，怎么办？缇骑这才想到我们几个：“勒令你们跑步到系办公室去取来！”这时不知是谁弄来一辆黄鱼车，于是由缇骑押解着，我们几个飞车去取回了系名大旗、各色彩旗和一套锣鼓家什。“咚咚呛，咚咚呛”，看着革命群众的队伍渐行渐远，我们几个被剥夺了欢庆权利的灰溜溜回到“囚室”，或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或续写交代材料。鉴于革命群众游行归来需要漱洗，在缇骑监督下，著名学者林同济先生和我两人持10个水瓶，被派去打热水。见林老迈，我自告奋勇一手各四，拎回8个水瓶。缇骑倒也并不干涉。

    从供水站到宿舍楼总也有五六百米的距离。走在这像是噍类靡遗的空旷校园，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排异”政治的威力。我说的“排异”当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而是那种“摈弃”、“疏离”、“隔绝”、“非我族类”、“心灵流放”、“革出教门”的意思；我想到了古希腊的陶片流放，想到了奥威尔的《1984》……想归想，脚步可不能放慢。游行队伍回来，我们还得驾上“三套车”归还锣鼓去呢。今天，有的年轻人争着要做“另类”；英文里的alternative rock、alternative medicine（编者注：另类摇滚、另类治疗）等也颇带一点创新的意思，可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个“政治另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卫星上天以后不久，第一届工农兵学生入校了。为给学生“防疫”，不可一见长胡子的就叫老师，各系都举行过“政治另类”的识别批判会，即把全系教师中的“革命对象”和“问题人物”集中起来，并重点批判其中若干人。（被批准可以上岗的教师大多是“革命动力”，自另有相认方式）外文系“防疫”在第一教学大楼的1237大教室举行，“政治另类”全在右前方6排，呈方阵坐定，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要站起回身低头，认罪如仪。这样学生自然也就记住了“另类”的嘴脸。我是当年6排中最年轻的一个，并未遭到批判或点名，似属陪绑性质。我的一位姓程的老师性格刚毅，因宁折不弯，眼镜被打落在地。讽刺的是，批判他的那位主旨发言人据说在国民党时代是个三青团，到了共产党时代摇身一变，忽然事事时时“左”得可爱，改革开放以后又跑到大洋彼岸，宣誓做美国公民去也。

    回想起来，这种“排异政治”确实厉害，可能是针对“人是社会动物”（鲁滨逊还需要个“星期五”呢）这一特征设计、制定的。把你逐出人群，孤悬在外，久而久之，你始而会怀疑自己的归属，继而觉得自己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和人性，终至绝望。近读《炎黄春秋》袁剑平先生文“‘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回忆”一文，读者可以看到这种“排异政治”决非形成于朝夕之间，而是“古已有之”，到了“文革”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才鉴足以辨物，思理方能研幽，要建设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不好好温习温习往事，从中汲取刻骨铭心的教训，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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