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源于此,我们才立足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努力寻找出其中可以确定的部分,利用确定的因素,来向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发起冲击。
(1)规律与我们同行
成功的基本原则,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依靠强大的资金,也不是强大的技术优势。任何企业、行业乃至国家,都可以实现奇迹式的飞跃,唯一的条件是对事物运行规律的理解,而这并不是一件繁难的事情。
事实上,当你阅读到本书的这一部分时,也就意味着你已经得到了本书的精髓所在。
无论你经历了怎样的阅读过程,这样的经历总是有益的,尤其是当你有所领悟的时候,这种经历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你一定注意到了,在我们的分析中,无论是十类前景看好的行业,还是十类前景不佳的行业,在未来的十年里,它们都注定要度过一段不寻常的岁月。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成功往往是简单的,但是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纸上谈兵往往是简单的,勉力躬行却是艰难的。
事实上,我们在前面所做出的行业区分,其实并不存在明显的标准,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行业更不存在好与坏的差别。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股票市场中的传奇盈利者,在本质上也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年收益率15%的储蓄帐户,我们必须要记住一点——看起来过于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靠不住的,就像中国的房地产业一样。
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成长,无不需要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时间、财富,大凡希望以很少的付出得到超额回报的,就如同希望第一次下水就能获得游泳冠军一样不现实。
这是一个令我们沮丧的现实,但是同样也有令我们振奋不已的,成功的基本原则,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依靠强大的资金,也不是强大的技术优势。任何企业、行业乃至国家,都可以实现奇迹式的飞跃,唯一的条件是对事物运行规律的理解,而这并不是一件繁难的事情。
基于此,我们已经对过去10年里中国发生的变革做出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们的状况是,知道从何处来,却不知道将要往何处去。
下面,我们就将开始最终的探究,将中国未来10年中,最值得期盼的盛世图景展示在我们面前。
(2)美丽的盛世图景
大凡我们所期盼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未来十年内,每一个中国国民的心态走向,无论是这些内容中的哪一条,无论由哪一个中国人来阐述,都将会在最终达成共识,这并不代表我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也不代表有着共同的知识基础,其之所以会出现万众一心的结果,其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有着共同的期盼!
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正是一个最为特殊的历史阶段。
在已经过去的岁月中,从国家到民众,再从行业到企业,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诠释着中国的强国梦想。
这种独特的方式,叫做期盼。
我们期盼未来,期盼成功、期盼美好,期盼强大,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国人生生不息的盛世梦想。
尽管我们可能在上一个十年中经历了太多失败,尽管我们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太多的缺憾,然而只要我们还有着对未来的期盼,就意味着我们距离梦想并不遥远。
比起真金白银、科学技术、意识观念等等,期盼的价值要更高,其宝贵之处就在于它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当我们知道向什么方向努力的时候,意味着一种自觉竞争,反过来,当我们不知道向什么方向努力的时候,即便投入竞争,也只是一种条件反射似的自发竞争。竞争固然是残酷的,然而当我们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之后,其效应将无异于凤凰之涅槃。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将期盼变为了现实。
那么,在我们的期盼中,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出现呢?
第一,在2020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振兴。
第二,基于现有的经济环境,打造一个流通的商业体系。
第三,民众收入大幅提升,迎来一个民富的时代。
第四,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找到技术的嬗变模式。
第五,以拉动内需为纽带,建立全面的消费社会。
第六,在确定资源的宝贵性同时,完成国家范围内的资源分割调度。
第七,立足于国家的层面,对财富观念进行全面的整合。
第八,实现中华民族的的伟大复兴,亲历中国的崛起。
……
可以说,大凡我们所期盼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未来十年内,每一个中国国民的心态走向,无论是这些内容中的哪一条,无论由哪一个中国人来阐述,都将会在最终达成共识,这并不代表我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也不代表有着共同的知识基础,其之所以会出现万众一心的结果,其原因只有一个。
我们有着共同的期盼!
(3)期盼2020:一轮产业的振兴
在我们的期盼中,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做法是,给那些有意愿、有项目的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那些存在着梦想的中小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与国有企业站到同一起点。当这场空前却未必绝后的大危机过去之后,我们变革的重点应当在于创造一个公平的商业环境,这是我们的期盼所在,更是一个商业社会应当遵守的规律。
主题介绍:经济管理者的规划蓝图——大危机后的大变革
3.1:经济管理者的规划蓝图
或许,当我们处于2020年的时候,当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讲述中国经济的变迁时,会把2009年作为一个不可不谈的分水岭。
这是大时代的中点,尽管在行程上我们尚未过半,然而经过将近1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目前正进入一个路径选择的十字路口,同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一样,这个十字路口的选择,将意味着我们后十年的发展,究竟将向哪里走去。
三十年前的选择,让我们不再为制度争论不休。二十年前的选择,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向前走去。十年前的选择,让我们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而现在,又到了我们进行选择的时候。
和每一次的选择一样,我们需要在发展模式上做出决定,需要在经济结构上做出判断,这既是一次理论上的探寻,更是现实中无从回避的问题。
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让我们在仓促之间遭遇狙击,事实上,这一现状的出现,绝非毫无预料的偷袭,无论是从机理上,或者是从时间上,这一场危机都有着其必然来临的道理。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之所以切实感受到经济危机的来临,在于我们的许多企业出现了危机,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原本产能充裕的“中国制造”,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了产能过剩的局面。
情形之所以如此急转直下,我们就需要从企业与消费者两个角度来探寻。
就消费者来讲,让企业感受到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内外消费市场同时萎缩,国外市场萎缩的原因,在于其消费者对消费能力的过度透支,而国内的原因则在于我们的民众收入过低,消费能力始终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
就企业而言,则在于国家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
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经济提升始终来自于政府主导,当政府稍稍给予民营企业以照顾时,中国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就焕发出勃勃生机,反之,一旦政府收紧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民营资本的萎缩,中小企业的倒闭。
正是由于我们一贯缺乏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重视,才使得这些原本应当充当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资本,长期处于断断续续的发展状态中,而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缺乏扶持的中小企业面临困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国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意味着变革的来临。
事实上,从2009年1月14日开始,国家就陆续推出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其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尚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首。
然而,期望总是与现实有着较大程度的违背,当我们为这些规划蓝图欢欣鼓舞的时候,其实际运行究竟会为中国经济、中国产业结构带来多大的变数,却是一个尚不可知的命题。
3.2:大危机后的大变革
当这样的变革出现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必意味着一个美好的开端。
在过去的岁月中,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助推力量,在自1998年出现的“中国制造”神话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一家国有企业的身影,民营企业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然而,主角未必代表着最大的权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无一不受到两股力量的强力挤压。
力量的第一个来源在于成本,我们知道的是,制造业需要原料、需要资源,而在资源行业中,国有资本是当之无愧的垄断者,这就意味着成本压迫的生成——几乎在所有的原材料供应上,民营企业都必须听任摆布,既没有任何的议价能力,在制度上也不存在这种权利。简单说,无论这些必要的供应要价多少,民营企业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接受。
力量的第二个来源在于财政上的扶持。
民营企业贷款难、贷款利息高、还贷日期短的现状,几乎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比这更严重的是,每当经济衰退、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为了保证国有企业不至于有“断粮”之虞,无论是国有四大行,还是一干中小地方性银行,无不齐刷刷地抛弃民营企业,将资金节省下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正常运转。
这是一个令人难于理解的现实,其难点就在于,当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内因与外因双双遭遇困局的时候,我们却仍旧不愿意做出改变。
众所周知的是,由“中国制造”引发的外贸拉动,与房地产业构成的内部刺激,是保证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内屡创增长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外贸受到次贷危机影响而萎缩不振时,当房地产业的泡沫注定要走向破碎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失去了经济增长动力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做出改变,为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开辟新路。
在“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与“提升产业集中度”这两大计划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发生的是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也就是说,那些本已丧失了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会更容易地享受到各种政策带来的红利,将国家垄断进一步深化下去,留给中小民营企业的将是更小的生存空间。
在我们的期盼中,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做法是,给那些有意愿、有项目的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那些存在着梦想的中小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与国有企业站到同一起点。
正如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那样,由一场长达上百年的公平市场竞争,最终带来了市场结构的高度集中,其优秀企业的竞争力,无一不从竞争中获得,反过来,企图凭借人为赋予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垄断特权,最终实现产业集中度的方案,无疑是走错了路。
当这场空前却未必绝后的大危机过去之后,我们变革的重点应当在于创造一个公平的商业环境,这是我们的期盼所在,更是一个商业社会应当遵守的规律。
(4)期盼2020:一个流通的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流通顺畅的商业社会的价值,甚至远迈于技术、资本等因素,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是,当我们拥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欺诈的商业环境、公平高效的流通环节时,无异于打造了一个流通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的低摩擦、低损耗,才是中国商业运行所最需要的。
主题介绍:中国为何如此高价——不能说的秘密——打造流通的体系
4.1:中国为何如此高价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作为世界上一流的发达国家,美国的物价一定是全球最高的。
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从纸面上看,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3315美元,而美国的人均GDP为46859美元。除掉这种宽泛的数字不谈,即使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美国人的收入大概是我们的12倍以上。
这个比率意味着什么呢?比如我们一个年薪4万元的普通白领,在美国就可以拿到将近五十万左右,而国内一个年薪十万的高级白领,在美国就可以获得百万的年收入。
挣的多,东西自然卖得贵,我们挣得少,物价自然相对便宜,因为有了前面的对比,因此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真正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拿我们生活中最常接触的物品来比较一下吧,在美国,汽油的价格是1.7美元一加仑,假如折合成升的话,大概相当于3.15人民币/升,几乎比国内的价格便宜一半。
在食品方面,一加仑脱脂牛奶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是每公升4.4元,而国内一公升类似的牛奶价格,居然要卖到7元,除了牛奶之外,像肉食、蔬菜等食品的价格,也普遍较中国便宜得多。
再来看看服装,许多在中国被视为高档品牌的服装,在美国却要廉价的多,比如一条LEVIS的牛仔裤,遇到打折的时候甚至只需要19美元,而在中国,相同的裤子竟然可以卖到上千块。
更令人费解的地方是,在市面上的常见商品中,有许多商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商品,在经过一番运输、销售的环节之后,在几次加价之后,其最终的价格反而要比在国内便宜得多呢?
想要揭示这个谜题,我们就必须从商品的流通开始,进行一番细致的探究。
4.2:不能说的秘密
同是一样的商品,在中国和美国的差别,竟然有如此之悬殊,事实上,有关这种情况,其成因只有一个——中国的生产商,心甘情愿将商品出口。
这样的成因令我们费解,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心态的存在,才引发了一系列事态的变化,而在这种心态的背后,既有我们可以一眼看透的因素,也有不可为外人道的“潜规则”。
先让我们先来说一说前者。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存在着极大的欺诈成分,着表现在许多贸易商宁愿付出名誉的代价,也要拖欠货款以换得更大的资金周转空间,其往往导致生产商血本无归的局面。
由此,造成了生产商在选择贸易商的时候不得不慎之又慎,唯恐落入欺诈的陷阱,而这样的恶劣行径比比皆是,无奈之下,生产商只有在价格上一提再提,希望通过更高的利润,来弥补可能遭遇的风险因素。
反过来,将商品出口,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情况。当生产商和外商签订了合同之后,就绝不会担心有这方面的风险,凭借着国外进口商提供的信用证,生产商可以直接去进行抵押贷款,待资金到位之后再进行生产,随着商品的运抵,应收账款也就在同一时间进入了财务帐户,完全不必承担这样的风险,由此,生产商宁愿以较低的价格卖掉商品,也乐于和守信用的诚信伙伴进行合作。
第二点造成价格反差的原因是效率。
在中国,由于公共设施建设的缺憾,使得物流运输大受影响,在运输的环节中,高速公路过路费、汽油费、路段维护费、汽车修理费、以及罚款加在一起,其高昂的数额足以令许多微利商品血本无归,于是迫于无奈的生产商与销售商,只得在商品价格上加码,以换回这部分损失的利润。
如果仅仅在运输这一环节上效率低下还足以忍受,在物流的仓储环节中,积压、损耗以及高昂销售成本所带来的利润磨损,就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这一现状的存在,也使得商品的最终销售价格,大大高于其实际价值。
说完了显性的因素,接下来的就是商家的潜规则。
在中国,同样是一件商品,出口与内销所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假如商家选择将商品出口,那么其除了能享受到政策上的倾斜之外,还可以坐收国家给予的出口退税,于是,许多精明的商家就在此大做文章,将本应当在国内销售的商品,打上出口的标签,拉到国外兜上一圈甚至更多之后,再以转内销的方式放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一出一进之前,其不仅赚到了税收的差额,更将价格提升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新高度。
正因为有此三方因素的存在,同样的一件商品,价格上存在天壤之别也就不奇怪了。
4.3:打造流通的体系
当我们了解的到现实状况之后,也就意味着找到了期盼的东西
由于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存在,使得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市场上关卡多如牛毛,由制度和国情所造成的成本异常高昂,当我们为内需不振而愁苦连天的时候,却从未想过这样的现实。
我们的民众,正在以微薄的收入,消费我们自己生产的高价格商品。
由此我们认定,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流通顺畅的商业社会的价值,甚至远迈于技术、资本等因素,假如我们能够自动将沟壑弥平,其对经济所造成的刺激效应将会是无比巨大的。而时当经济衰退、内需不足的时节,流通所带来的价值,就更显得珍贵。
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是,当我们拥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欺诈的商业环境、公平高效的流通环节时,无异于打造了一个流通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的低摩擦、低损耗,才是中国商业运行所最需要的。
(5)期盼2020:一个民富的时代
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们所期盼的目标就在于由政府及时做出调整,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及时拨回到民富的轨道上来,其终极形态在于尽快让民众富裕,及时建立起足够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富时代,唯有这样,才是在新一轮经济衰退中保身避祸的唯一法门。
主题介绍:历史上的福利经济学——民富时代的来临
5.1:历史上的福利经济学
有关经济形势的变化,总是出离大多数人的预料之外。
就在人们以为2008年的中国经济将会迎来火爆的一年时,却突然迎来了全世界经济的低潮与泡沫。
在这样突如其来的一场经济危机中,中国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之大,甚至于超过了危机的策源地,许多行业、企业的生存,甚至成为了亟需面对的问题。
正如我们前几章中所分析的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于中国对于经济变化的趋势,缺少足够的前瞻性与预测性,另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缺陷,使得民众难以实现富裕,也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于是造成了我们的过剩产能,不得不依靠外部的需求来释放,当国际经济出现危机时,我们受到最猛烈的冲击,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美国同行业工人的4%,这一数字仅仅相当于韩国1975年的水平,事实上,即使在墨西哥这样的拉美欠发达国家,其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三倍有余。
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民穷而导致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只有切实做到民富,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
当国家切实着力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全民财富时代的到来。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用来佐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在圣人孔子门下,有一位名叫有若的弟子,根据根据《论语》的记载,鲁哀公曾向他请教解决荒年国家收入不足的办法,有若的建议是——在鲁国的范围内实行彻法。
所谓的“彻法”,指的是逢十抽一的税收标准,也就是百分之十,而当时鲁国的税收额度是百分之二十,这种由多到少的变化,自然引起了鲁哀公的惊讶与反对。
在鲁哀公看来,百分之二十的税收,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更何况将税率一下子降低一半。而对于这样的质疑,有若的回答是:“如果百姓足够富裕,国家怎么会不富裕?如果百姓不富裕,国家又怎么可能富裕?”
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富民与富国关系最早的理论阐发。
按照这样的观点,国富的标志,无非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账面上有大幅度盈余,而这种盈余的来源则是民众生活、生产的盈余,当国家对民众盈余的抽取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必然使得民众的生活与生产难以为继。.
因此,争取一时的“国富”,无疑会使日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变得更加紧张,民众贫困,国家也就自然无法实现富裕的政治目标。
反过来,假如民众富裕,就会引发其消费的新高潮,从而使经济产业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样一来,即便国家采用较低的税收标准,也会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富足,取决于民众所拥有的财富总量。
5.2:民富时代的来临
事实上,这一观点的核心,正符合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的概念,其本质是由国家来履行自身职能,在帮助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从中获取归属于国家的份额。
就长远的目标来看,国家在国家宏观经济中实行福利经济的模式,势必能建立起长效的发展机制,在经济生活中与民众站到同一个层面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标。
从道理上讲,越是繁荣的国民经济,就越是需要国家来为其提供环境上的保障,只有使环境足够稳定,才能够引发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只有国民经济足够发达,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实物财富与货币财富,才得以支撑国家财政的稳定性,满足国家正常的财政开支。
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正是基于内需不振所建立的,而其最深层的根源只在于民众贫困,在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
事实上,当我们的经济以迅猛之势增长的时候,我国居民的工资收入却长时期在低水平线上徘徊不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在2000年到200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63.4%,这一数字已经远迈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然而,这样高的增长率,却丝毫没有体现在工资收入的增长上,这也就说明,随着财富分配机制的偏差,无论劳动生产率有怎样的提高,民众却都享受不到这种提高的成果。
当我们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企业倾斜时,就意味着困境的出现。
任何困境的开端,都代表着调整的开始。
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们所期盼的目标就在于由政府及时做出调整,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及时拨回到民富的轨道上来,其终极形态在于尽快让民众富裕,及时建立起足够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富时代,唯有这样,才是在新一轮经济衰退中保身避祸的唯一法门。
(6)期盼2020:一次技术的嬗变
当一个国家的技术装备落后时,势必导致其整体经济增长品质低下,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所出现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现象,莫不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主题介绍:那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自有的技术之路
6.1:那些触目惊心的现实
时至今日,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样一点——技术同样是资源。
尽管技术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无论是对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国家,技术都是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当某项技术为少数企业、国家所垄断的时候,这种宝贵性就越发明显,其价值往往是不可估量的。
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企业乃至国家中,技术都被视为最核心的机密,享有与真金白银一样的安全保卫。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在大部分技术领域中都很落后的国家,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时制度的原因,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种观念的大行其道,使得中国本已崎岖不平的技术之路。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的技术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太多,却对高技术产品有着最大的需求,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多的专利,如果能够将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么形成互补之后的形势,一定会是互惠互利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开始了一场宏大的技术购买运动,在这场交易中,许多发达国家得以将储备的技术出手,换来了大笔的真金白银,而我们也因此在技术上实现了进步,看上去两全其美,似乎当真实现了“互惠互利”的预言。
然而,实际的情况果然那么美好吗?
在我们大肆从国外购买技术,购买先进的专利成果行为背后,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技术对外依存度的急剧增高。
在第四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工业设备制造业的状况,了解到我们在这一行业上的欠缺和滞后性,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和我们广泛依赖技术进口有着莫大的关系。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当下在中国装备制造业中,关键零部件进口依存度非常之高,仅以柴油机,液压控制元件为例,其中的约有六成到七成,都要依赖进口来满足需要。
事实上,这一点对中国工业体系造成的损害,还远远不止局限在装备制造业一个行业之中。
由于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其产品研发能力大打折扣,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其他行业的主要设备,也不得不依赖进口。
根据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近些年我国进口的各种基础设备价值大致占我国进口总量的50%,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在这里,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数控机床、和胶印设备等约占70%,有关经济命脉的石油化工设备占到了80%,被公认为科技动力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约为85%,而发电设备则达到了90%,在最尖端的光纤制造设备、大型飞机和大型医疗等高科技领域,我国全无一丝自主研发能力,所有的设备都要依靠进口。
面对这样的事实,实在不能不令我们触目惊心,除了我们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购买代价之外,技术短缺还存在着长远的负面影响
当一个国家的技术装备落后时,势必导致其整体经济增长品质低下,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所出现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现象,莫不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6.2:自有的技术之路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能离开制造业。
就中国而言,所谓的“中国制造”,乃是一个必然出现的局面,其时间之必然,形态之必然,形同一个国家的宿命,不惟今天我们无法抛开制造业,即便是在十年乃至几十年之后,我们同样不能离开制造业。
在中国,有着无数的廉价劳动力,有着起点甚低的产业水平,当这样的国情横亘于我们面前的时候,使得我们很难轻易地抛开已经成为民族经济支柱的制造业,转而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去寻求一条技术原发与品牌建设之路,更不可能放弃掉固有的产业优势,将加工、制造利润环节投放到更欠发达的国家当中。
由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经济战略发展上的命题,即国家经济管理者以及市场的主导力量,究竟应当怎样来实现资源的最理想调配。只有找到了那个恰如其分的比例,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沿着一条良性的轨道向前行进。
对于中国而言,当下最亟需解决的问题,并非是在短时间内找到技术跃升的路径,也绝非是在“中国制造”的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唯有将生产要素,社会资源合理地分布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有选择地挑选擅长的技术进行自我发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由技术之路。
(7)期盼2020:一个消费的社会
只有当民众以手中的货币进行消费的时候,才会让财富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部开始运动,而只有这种财富的运动,才能够促进社会各行业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创造出新一轮的经济循环,让国民经济这个庞大的体系,永远不停歇地运转下去。
主题介绍:困境的解决方案——消费的未来十年
7.1:困境的解决方案
从48.8%到38.2%,从38.9%到47.9%。
单单从数据上看,这样的变化毫无意义,然而如果当我们了解到这四个数字所代表的内容时,就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思考。
前者代表的变化,是从1991年到2005年的居民消费率,而后者代表的变化,则是从2001年到2005年的居民储蓄率。
从数字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正在选择将钱存放在银行之中,而非拿到市场上进行消费。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样的变化,无疑意味着流通的困局。
只有当民众以手中的货币进行消费的时候,才会让财富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部开始运动,而只有这种财富的运动,才能够促进社会各行业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创造出新一轮的经济循环,让国民经济这个庞大的体系,永远不停歇地运转下去。
事实上,当国家的经济流通步入困局的时候,消费就凸显出其特有的价值。而只有面临低潮与困境的时候,历史的经验才会受到重新审视。
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的消费主义学派来自于战国时代的杨朱,其人所坚持的奢侈消费观,极最大之能事宣扬“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观念,如果说这种观念只集中于个人的感官需要,那么,当国家经济管理者尝试着将这一观念放大,并运用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层面上时,其效用是不可估量的。
在先秦时代思想著作《管子》中,同样存在着消费主义的观点,其核心内容在于——消费对于增加就业、赈灾救荒、活跃市场和发展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本书中,最为有趣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指的是指在煮蛋烧柴之前,先雇佣雕工画匠,在鸡蛋和劈柴上雕刻彩绘,借助这种方法来在产业链中增加环节,增加人们的就业,并以此增加消费。
无独有偶,在两千年后的今天,这种看似略显滑稽的观点,却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论述中再次出现,其原因就在于这一观点的合理性,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所建议的那样,为了增加社会就业,国家甚至不妨在瓶中装入钞票,埋其于废弃的煤矿之中,然后再雇人挖出。
从国家宏观经济的大层面上来讲,当社会的总产出大大超出社会总需求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产能过剩问题已然存在,而这时由国家出面,提倡消费主义,就具有可扩大就业、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和促进经济的多重意义。
事实上,美国50年代消费高峰期的原因,正是基于二战之后的产能过剩,而政府通过刺激和扩大人们的消费,弥补了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差额,从而克服了严重的失业危机,让大批退伍军人得以就业,从而摆脱了经济萧条的困境,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又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7.2:消费的未来十年
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小到一个地区,大到一个国家,当那里拥有较高消费水平的时候,所带来的必然是兴旺发达的各类产业,由此也就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充分就业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反过来,如果一个地区的消费萎靡不振,那么其连带的相关产业也必然无从发展,在当今各行业关联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所带来的是一连串的负面效应,其民众的生活也必然步履维艰。
于是,我们在这里便得出了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当民众崇尚消费,愿意将储蓄货币拿出来,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不但于社会无损,反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那么,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13亿人当中,其真正的消费源泉究竟在哪里呢?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决定消费能力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因此,就当下中国而言,最具备消费能力的群体,非沿海地区与一线城市的富裕阶层莫属。
我们不妨进行一下这样的设想,假如让一部分富裕阶层先消费起来,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对于中国而言,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必然能够分化出相当数量的“强消费群体”,以这一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完全可以弥补由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缺失的市场需求被弥补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生产得到了新的策动力,当生产得以继续的时候,低收入民众的就业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其赖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收入也就会相应获得增长,简单说,只有当普通民众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乐观的时候,他们才会暂时将忧患意识深埋,转而将储蓄与收入拿出来进行消费,跟着加入到消费大军中来。
其实,早在三十年前,我们就曾经提出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随着历史的验证,这一口号的正确性已经得到了证明,那么,随着时过境迁,我们又何尝不能将这口号的形式与内容做一下变换,在未来的十年中,让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先消费,借这一部分人的消费,转化为低收入民众的收入,最终实现全体国民消费能力的增强,打造一个全面消费的社会。
(8)期盼2020:一场资源的分割
当国家立足于更高的层面进行考量,将资源逐步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对民众的扶植时,也就意味着效率与公平这一困扰经济学者百年的命题,得到了现实意义中的解决,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只发生在经济体内部,并不需要依靠外界的因素,其意义不下于三十年前改变中国的那一场变革。
主题介绍:有关资源的另类思考——两极化的分配方案
8.1:有关资源的另类思考
有关资源的话题,我们已经做过了详尽的阐述。事实上,随着资源意识的不断增强,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资源的宝贵性。
然而,从一个困局中走出,往往意味着一个新困局的开始。当资源成为所有人眼中之宝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新一轮资源争夺战的开始。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于资源的争夺,并不仅仅局限在国际领域,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其争夺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在这新一轮的资源争夺中,一个可预见的未来是,民众与国家构成了资源争夺的两极。
由于国家与民众对于经济的理解,出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因此,这两者对于资源分配的认识,也同样存在着各自的意见。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资源是属于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任何人只要隶属于这个社会,那么它就有权来要求享受属于他的那一份资源。
假如这样的愿望成为现实,那么,由于人们有着逐利的天性,就使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然而,人与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绝不可能允许他人有多占多得的现象,由此,当民众的分配愿望形成之后,就集中成为了要求全面平均分配的资源法则。
立足于国家的角度,其情势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国家担负着统筹全局的职责,这样一来,国家就从制度上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对资源的分配权利。
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国家也同样有着逐利的需求,因此,当国家掌握了资源分配权的时候,其考虑的首要因素必然是国有资本的利益,从而往往在政策上给予国有资本以倾斜。
于是,根据国家经营理论所制定的资源调配方案,和民众博弈所形成的分配方案,就这样构成了对资源的争夺,而在资源的实际调配过程中,无论采用这两套方案中的哪一种,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反对。
8.2:两极化的分配方案
假如我们转换视角,那么任何两难的情况,都存在着两全的解决方案。
同样,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只要我们能够立足于当前的中国国情,确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来进行分配,那么兼顾公平与效率,并不是一件难于完成的事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我们拥有数量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这一领域,我们拥有无可置疑的比较优势,当我们立足于此,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倾斜更多的资源时,所带来的效应是难于想象的。
由于具备竞争优势,使得这些产业能够更快地赚取利润,实现资本的最快速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中小企业的作用,绝对是未来十年中不可忽视的。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中小企业所最缺乏的就是社会资源,这其中既包括了资本、同时也包括了政策上的照顾,而当国家将资源逐渐向中小企业、向民营企业倾斜的时候,所带来的是质的变化。
随着资源的流入,原本相对稀缺的资源开始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而劳动力则从原来的相对丰富逐渐转变为相对稀缺,由此带来的,则是产业格局的嬗变。
当我们的产业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的时候,所标志的情势就完全不同了。
民营中小企业的成长,带来的是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国民收入的增长,则又会带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将资源向民营企业倾斜、向中小企业倾斜,无疑是既有效率,又能够兼顾公平的方案。
正因为如此,一部分经济学家才大声疾呼,要求由国家出面,通过对民营中小企业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扶持,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为了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甚至于应当对年营业额三十万元以下的个体户实施免税。
然而,在过去的岁月中,情形一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我们在资源的初次分配上,还没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因此,当国家立足于更高的层面进行考量,将资源逐步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对民众的扶植时,也就意味着效率与公平这一困扰经济学者百年的命题,得到了现实意义中的解决,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只发生在经济体内部,并不需要依靠外界的因素,其意义不下于三十年前改变中国的那一场变革。
(9)期盼2020:一次财富的整合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一旦给予恰当的财富创造方式,由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必定能够使经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主题介绍:有关财富的新观念——更大的人口红利
9.1:有关财富的新观念
在我们的观念中,对于财富的定义秉承着传统的思路。
所谓财富,包含着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因素,对于前者而言,凡是能够满足我们各种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质就是财富,而精神上的财富,指的则是让我们感到愉悦舒畅的因素。
然而,按照这样的定义,就势必将出现概念上的残缺,从而将一大重要的财富遗漏在定义之外,从而造成财富流失的格局。
这一被遗忘在角落中的财富,就是被我们反复提及的人口。
在过去的岁月中,每当我们提到人口这一概念时,伴随的话题往往是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殊不知,这样的论调固然正确,却将其积极的一面抛出视野之外。
假如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在生产技术稳定的农业社会中,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都要依靠人口的增长,而当工业社会来临之后,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步提提高,技术也开始成为了财富增长的动力。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然而当人口的增长速度阶段性地超越了资源发现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时,就意味着人均财富拥有量的下降。
正如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所遭遇的情形那样,由于人口在短期内出现超乎寻常的快速增长,使得资源的承受能力不堪重负,由此人们才将人口的增长,看作是对财富的消耗。
当时间来到21世纪之后,当工业社会的进程快速波及到中国时,我们才在制造业等领域中感受到,原来当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大的时候,同样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样可以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增长、高投资的形态。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一旦给予恰当的财富创造方式,由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必定能够使经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将劳动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源泉,那么人口则意味着劳动量与劳动力的代表,其最终形态则代表着与真金白银同等价值的财富。
9.2:更大的人口红利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步提高,以及人口素质的不断进步,当绝大多数成年人口的财富创造能力,超过了其财富的消耗能力时,其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不断累积,从时间上来分别,只有出于这样的历史阶段,人口的财富价值才能更准确地显示出来。
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论,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还远未过去。
首先,中国人口数量目前还在稳步稳定增长,其增额大约保持在每年2%左右。
其次,在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中国经历了一次比较明显的出生潮,而这些人目前的年龄约为20到30岁,正逐渐步入人生消费的高峰期。
再者,在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中,15岁到50岁的青壮年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些人正好是消费的主力军,这也就说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在中国起码还需要10年以上。
最后,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而比起农村人口而言,城市中生活的居民在许多需求方面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因此,未来的大批量城市人口,正构成了消费的主力军。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势必需要对财富的观念进行一次修正,而这种修正的深层含义,则代表着一次对财富的整合,比起从外部寻找财富的方式而言,这种方式无疑更加积极,也更加简便,在未来的10年中,假如我们能够在这一层面上实现突破,其意义无异于在一场对财富的争夺中唾手得金。
(10)期盼2020:一个大国的崛起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乃至于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的崛起都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机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当我们有着对未来的足够期盼时,这种崛起就迟早会成为现实。
主题介绍:十年之后的大国崛起
10.1:十年之后的大国崛起
在本书的序章之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是:一个时代的伟大,在于其独特的功绩,在于其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一断言做出补充:
一个时代的伟大,不仅在于其功绩,更在于其孕育出创造这种功绩的国家!
横亘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在每一个伟大的时代中,都有着观念的转变,都有着其特殊的历史效应,而导致这种观念转变,这种效应出现的,却往往是一两个大国而已。
在十五、十六世纪,由西班牙、葡萄牙所掀起的大航海运动,让人类第一次对世界有了清醒的认识,直到今天,我们还都沿着当日哥伦布与麦哲伦的航行轨迹,将全世界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十七世纪,由荷兰所带来的海上贸易高峰,彻底拓展了各大经济体之间的交流渠道。
在十八、十九世纪,由英国所引发的工业革命,不仅让人类得以享受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更让经济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时至今日,我们在工业上还沿用着蒸汽机、火车这些成果。
在二十世纪,由美国主导的又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开始进入文明的新纪元,而其所开发的流水线、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等概念,更是让全球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新高度,莫不得益于此。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又一次全球性的根本变革同样由美国创生,一轮信息革命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人才,都跨越了国与国的界限,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流动,由此促生的全球产业分工,让全人类都得以利益均沾。
在这些伟大的时代中,我们看到的是革命性的变化,更看到了那些创造了伟大功绩的国家,莫不在当时崛起以至称雄。
现在,我们再次到达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不确定的因素要比任何一个过去的时代都多,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不确定的背后埋藏的是确定,所谓的不确定,也就意味着实现突破,创造奇迹的机会更多,更意味着创造伟大功绩的国家未必已经注定。
正是源于此,我们才立足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努力寻找出其中可以确定的部分,利用确定的因素,来向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发起冲击。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乃至于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的崛起都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机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当我们有着对未来的足够期盼时,这种崛起就迟早会成为现实。
最后,当你结束了对本书的全部阅读之后,我们就要用一句比尔?盖茨的名言来作为全书的结束:
“20世纪80年代我愿意作为一个庸才生在美国,而现在,我一定选择作为一个天才出生在中国!”
所幸的是,我们都生长在这块土地上。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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