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西陵国到底在哪里
西陵国是一个传说中古老的国度，在它神秘的面纱背后，却掩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真相。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如果《史记》记载可信，此段记载则可以说明，我们最尊敬的祖先黄帝的妻子嫘祖，原本是西陵国人。炎黄子孙都相信黄帝确有其人，也相信嫘祖确有其人，因此，嫘祖的娘家西陵国确实存在。
但是，长期以来，西陵国销声匿迹，不见其任何踪影，它似乎只在史书记载和被遗忘的历史记忆中彷徨。神秘的西陵国，它究竟在何方？
四川省绵阳市的盐亭县因为与产盐的盐井相邻而得名。近现代以来，学者们在考察盐亭煮盐文化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蚕桑文物、化石、嫘祖文化遗迹，还发现了唐代刻立的《嫘祖圣地》碑，以及许多关于嫘祖发现天虫、养蚕制丝传说的信物等。学者们还根据当地地方志得知：上古各小部落，沿西陵河建起了西陵诸侯国，他们先后发明了养蚕、抽丝、制衣，并选举发明人嫘祖为酋长。到今天，当地百姓称县城南60公里的一座山为嫘祖山，山上还有个嫘祖穴，当地世世代代口头相传，洞穴就是当年嫘祖的出生地，老百姓仍保留有每年祭祀嫘祖的民俗。各处祭祀先蚕嫘祖的香火始终不灭，各地残存的遗址也大量存在。如盐亭三元笼子寨联姻地、黄甸镇嫘轩龙凤呈祥地、射洪嫘丝池电站的地名、南部的丝公（姑）山、中江的凤凰山等。原古西陵大量属地的山、地至今还保留着与嫘、凤、丝有关的名称。
这种种迹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关注，经过长期考察，20世纪末，他们在当地祖家湾古墓群中发现两幅石刻，分别是《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和《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依据这些历史遗存和考古发掘，专家们相信，盐亭县应该就是当年嫘祖的出生地，也是西陵国的所在。当然，盐亭只是西陵国管辖境内的一个区域，西陵国的势力范围到底有多大，由于历史的久远和资料的缺失，详细的数据已经无从考证，专家们只能做一些大体范围猜测。西陵国是上古巴蜀地域里的一个非同一般的古老王国。人们曾经在西陵国境内发掘出高60厘米的青铜跪俑，其年代比三星堆更古远。还有一座上古界碑，上面刻有50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西安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似，是属于公元前四五千年前的文化遗存，就时间来计算，比两河文明、埃及文明时期的文字古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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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是传说中的北方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的元妃。她生了玄嚣、昌意二子。玄嚣之子蟠极之孙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生高阳，继承天下，这就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帝”。《史记》提到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妻，她发明了养蚕治丝的方法。与炎帝、黄帝一样，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
古蜀国神职人员都是盲人
1986年的七八月间，四川的广汉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变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当地农民在两次寻常的取土挖掘中，竟然挖出两个装满了珍贵文物的土坑，人们发现了大量造型怪异、美妙绝伦的青铜人头像、面具、青铜礼器及玉石器。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广汉三星堆从此名声大噪。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三星堆文化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猜想与争议从此开始。
据我国学者考证：三星堆文明位于四川古蜀国，早于夏商时代。该文明具有自己的政治中心，已经开始群居生活并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形态，有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黄金冶炼技术，有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有城墙遗址并发现了古代居民对自然水系利用和治理的遗迹。
这些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充分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特点。在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里，有三件着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凸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
这些铜人像中有一些是没有瞳孔的，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部分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名考古学家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铜像的身份，并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凸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棱，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叫做“瞽”，是一群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双目失明的特殊人。
根据民族志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作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一种玄幻的意识感觉，他们身份特殊，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眼睛却是失明的。难道在三星堆王国的神职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这些铜像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当时的社会文化仪式是怎样的，当时能够通天地人神的神职人员是否都是盲人，这仍是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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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典籍，如《山海经》、《吕氏春秋》等认为，盲人能够通灵天地，预言吉凶祸福，所以自古依赖祭祀和算命为生者常常是盲人。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巫师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是盲人，或者有癫狂病、神经质。病态的人表演虚幻的巫术，人们便用虚幻的心情去接受，巫术的效果便显得格外逼真。
大立人青铜像是蜀王还是宗教酋领的形象
1986年的夏天，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异常热闹。两个月来，巨大的收获已经使考古工作者亢奋不已。这一天，当考古工作者将坑里的一个青铜人像抬出来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围观的人们叹为观止。这个青铜立人像被发现的时候，从腰部折断为两节，修复后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7米左右，连底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被尊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立人像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面有发际线。整个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造型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这尊不同寻常的高大青铜雕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
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他是蜀王的象征。学者们各执一见，难有定论。
大立人青铜像头顶花冠的正中，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从它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大立人像也许就是代表太阳神在行使自己的职能，也许他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这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表现。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我国是罕见的。这尊雕像的那双夸张的大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就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握着什么呢？如果能够解开这层谜，大立人青铜像的身份之谜或许也就能随之而解开了。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我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它一般是作为一种祭祀天地神明的礼器。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主持挖掘的陈显丹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作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地比画。这样看来，大立人青铜像更有可能是当年的一位能够绝地通天的原始宗教领袖。
时间就像重重迷雾，总是遮挡住人类勇于探索求知的目光，这个横空出世的青铜大立人身份之谜，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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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教合一，是一种政权和神权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民众受狂热和专一的宗教感情所支配。它最早在原始国家中出现，发展到中世纪，拜占庭帝国、沙俄、阿拉伯帝国、印度、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还继续实行。
蜀王蚕丛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
公元前316年，秦国张仪、司马错率军攻灭蜀国。古老的成都平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个王朝。由于它们都是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没有文字，加之离汉晋时已久远，故古人对这些王朝的记载十分简略，有的甚至互相矛盾、荒诞不经，更给古蜀国增添了几分神秘。
古书《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蜀王蚕丛长着“纵目”的眼睛，那“纵目”是什么样子？历代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纵目之谜也沉睡了数千年，直到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
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的出土，顿时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在这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一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
古蜀人如此重视刻画眼睛，这种奇特的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纵目之谜”由此也逐步走下神坛，公诸于世。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从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加以艺术化的夸张，由此，“纵目”，这个本是个人生理缺陷的特征，随着岁月流逝，在蜀王蚕丛丰功伟绩的光环下竟也成了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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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蚕丛，又称蚕丛氏，是蜀国首位称王的人，他是位养蚕专家，据说他的眼睛跟螃蟹一样是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襟左掩（又称“左祍”，即右边衣襟压左边衣襟）。最早他居住在岷山石室中，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到成都居住。西周时期，蚕丛氏被其他部落打败后，他的子孙后代分别逃到姚和雟（今四川西昌一带），最后由鱼凫结束了这次战争。
三星堆文明来自何方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以北广汉郊外的三星堆，它是一处距今5000~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是我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文明来自何方？出土的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让人无法揣测。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看到发掘出土的金面罩、金杖，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
因此，曾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外星文明、玛雅文明，甚至古城本身是世界朝圣中心。但猜测毕竟是猜测，没有科学依据和实证分析。考古学家通过进一步挖掘和实地考察，一一推翻了这些假说。
三星堆文明，作为古代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活动的结晶，必然与其他古文明有着相似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目前，考古学界通过古文明的相互影响，推定三星堆文明之源可能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
据了解，通过对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作DNA分析，发现当时的大象属于亚洲象，这从一个侧面否定了玛雅文明或外星文明与三星堆文明的联系。
针对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的说法，有关专家指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由于四川地区地形极其险峻，客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要想有数条四通八达的朝圣之路，对于古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况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当时曾经有外来高级文明传入的先进技术来改善交通。
据研究分析，很早以前一支蜀先民部族顺岷江山地河谷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与当地土着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蜀族最早的一部。从族属关系上看，几代蜀王大多都是蜀氐羌系，除此之外，还有巴人及荆楚民族、西南少数民族和越民族等，正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成一样，也是多民族的统一体，而非什么“杂交文明”和“来自其他大陆的‘老外’”。
因此，三星堆文化是土着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然而，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许多疑点还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在12平方公里的文化重点保护范围内，已发掘的仅有7000平方米，留待人们去猜想、研究的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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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凫氏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个氏族。从文物考古发现来看，人们注意到了广汉三星堆自第二期文化开始，就出现了与鸟有关的器物，这当与柏灌氏取代蚕丛氏有关。而第三期所出的大批器物上不仅有鸟的图案，而且还有鱼图纹饰。这一变化则反映出三星堆第三期文化与鸟族和鱼族密切相关，或者说，它反映出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三星堆文明因何消亡
辉煌壮阔的三星堆文明，持续了1500多年，却又离奇地消失了。当历史再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晃2000多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一个繁荣昌盛的古蜀国神秘地从人间蒸发，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
想象力丰富的人类，总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假想了种种原因。
洪水泛滥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古蜀国所在的成都平原，有数条河流经过，受到气候的影响，极易发生突发性的洪水。肆虐的洪水可能让古蜀国的人民四处逃亡，因为无奈他们的家园已经成为汪洋泽国。考古学家也曾在遗址中发现一些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山崩地裂说。有专家认为，在三星堆附近发现的洪水沉积层，只在局部地区存在。而其他地方的文化层都还存在，不可能是大规模的洪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痕迹，说明以前曾经发生过火灾。古人生活的木房屋在地震时极易发生火灾，由此导致了古蜀国千百年的文明成果在一片混乱和大火中离奇消失。
异族征服说。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它们是在一片战乱中被破坏殆尽。考古学家从器物类型的角度分析发现，具有三星堆文化风格的陶器原本十分流行，但是到了后来，另外一种造型风格的生活生产器物开始盛行，而生产这些器具的乃是川东和鄂西地区的巴人，巴人逐渐将古蜀人的势力范围侵占，直至用武力将其驱逐出成都平原，最终，古蜀国文明也随风而逝。
政治中心转移说。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随着政治中心北移而变迁了，一部分三星堆人也被迫上山独自发展了。三星堆文明比较发达、政治上占据主动的年代应该与商朝同期，而逐渐消失和被遗忘、被同化的时间在西周晚期。这时期被称为“文明大迁徙”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华文明开始以北方为中心发展，而上古的三星堆文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受到外来文明的吸引力的影响，古蜀国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优势地位，政治上的强弱变化导致了战争的开始，而且几百年后的秦国更是一举灭蜀，古蜀文明更因外人的进入而逐渐被淡忘。
三星堆古蜀国究竟缘何消失，尽管我们暂时无法透过重重迷雾发现真相，但它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也足以引发无限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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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文化，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三星堆的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古庸国起源何处寻
在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由于史书缺少记载，庸国的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有的称其为“楚之附庸”，说庸人就是楚人等。实际上，这些都是对历史的误读。
关于庸的起源，古往今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容成氏”之说。对于容成氏的身份，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博物志》载：“容成，黄帝之臣。”而《庄子·胠箧》则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对于《庄子》的记载，有学者曾表示怀疑，但上海地区出土的简牍中，对容成氏进行了相似的记载。上古时期，“容”与“庸”通用，因此有人说容成氏就是庸成氏，容成氏就是庸国的先君。
二是“祝融”说。对于祝融的身份，也有多种说法。一是说祝融是上古三皇之一，《礼》中说：“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又说：“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延续三皇之道而行之，故祝融也。”《庄子》中记载，在神农之前祝融就已经存在。还有一种观点，祝融就是上古三皇中的燧人氏，因为他发明了钻木取火的办法，为人间带来了温暖，因此人们尊称其为祝融。有学者研究认为，“融”与“庸”音近，“庸”即“融”演化而来，因此，庸人就是祝融氏的后代。
上古历史已经苍茫不可考了，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庸文化具有完全独立的体系。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它在夏代，或者最迟在商代时就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的国家，并且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义化、巫术文化等，惠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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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汉江最大的支流堵河上，正兴建一座规模仅次于丹江口水库的大型水利工程——潘口电站。考古工作者在库区淹没区开展抢救性发掘，一个被世人忽视的神秘古国——庸国，遂揭开了面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地理考古研究所所长徐少华介绍称，商代以后已有关于庸国历史的明确记载，其核心地区在现今的竹山、竹溪县一带。庸国虽然处于崇山峻岭中，但在经济文化上至少与中原的商、周有联系。它是3000多年前川东鄂西一批小国家的“领头羊”。庸国是制陶大国、诗歌大国、乐器大国、筑城大国、营建大国、冶铸大国、造历大国、农业大国，它完全可能是领先跨入文明门槛的国家。我国着名建筑学家张良皋先生说，先秦时代许多文化之谜包括四灵、五行、十干、八卦及楚文化等均与庸国息息相关。古庸国文明被史学界低估了。
古庸国有着独特的丧葬习俗
古庸国的久远历史虽已如茫茫丘墟，但今天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却能够从数千年前留下的各种遗迹来复原古庸人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他们发现，庸国人有着独特的丧葬习俗。
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性之一是岩葬，也就是我们一直视为神秘奇观的“悬棺文化”。悬棺历来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的传统，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
庸国故地（今湖北、陕西、重庆、湖南交界处）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人的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一来变得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
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了解了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理解，庸国立国千年，却未发现古庸人的王室墓穴。
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曼曼的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黑暗传》并非出自某一人某一时某一地，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但是，关于《黑暗传》的形成过程，却一直成为史学界和文化界的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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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传》由神农架林区文化干部胡崇峻于1984年发现，曾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它是民间歌谣唱本，被称为汉族首部创世史诗，从明、清时代开始流传，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的历程，融汇了混沌、浪荡子、盘古、女蜗、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许多历史神话人物事件，并且与我国现存史书记载的有关内容不尽相同，显得十分珍贵；它作为远古文化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神话、历史、考古、文艺、宗教、民俗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庸人的最终归宿在哪
创造了独特灿烂文化的古庸国，由于其离奇地消亡，导致史籍无载，后世更是难以探知其文化之曼妙神奇。那么，古庸人最终到了何方？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只得韬光养晦，一心修整内政，在对外政策上大大收敛。楚国的四邻认准这个时机，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当时的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楚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这才是“庸人自扰”这一成语的真正来历。
庸国灭亡后，秦楚两国疆域相连，在两大强国近四百年的拉锯战中，庸国故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早在灭国之时，庸人就开始了悲壮的迁徙，去寻找新的家园，在四面强敌的虎视下，他们的迁徙路线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沿着武陵山脉，进入到清江、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
从流传于今的张家界、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从遥远的庸国迁徙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在与当地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他们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并为我们留下一系列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庸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成为后世诸多隐士的梦境之地。一代又一代的有名、无名隐士，在隐逸中成就完美的隐逸人生，也使得庸人留下的隐逸文化逐渐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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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庸人举族南迁之前，与庸人同宗同族的赤松子就已归隐于大庸。在庸文化的早期源起中，伏羲画八卦已经发展出儒道两宗，赤松子是道家的开山人物。他淡泊人世，隐居大山，修炼长生之道，首创辟谷养生法。采百花为食，极山林之乐，是中国道家一脉的开创者。炎帝女儿对他极是爱慕，随他四处云游修道。后来，赤松子归隐大庸，开中国隐逸文化的先河，也为后世庸人南迁指明了一条道路。
赤松子之后，鬼谷子也隐遁于大庸，其后，汉留侯张良同样归隐于大庸。这三人是我国历史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归隐自然是万众瞩目。与这些文化名人相比，更多的隐者已然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在无名中成就了真正完美的隐逸。
楼兰古国因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900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向东，想寻找行踪不定的罗布泊，然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城，这就是今日令无数探险旅游者心驰神往的楼兰古国。
对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变迁。两晋之后，丝绸之路改走北道，中原在楼兰的驻兵和屯田事业也从此向北转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楼兰古城便慢慢被废弃，最终销声匿迹。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看法忽视了楼兰古国自身的原因，并提出是战争摧毁了楼兰。作为军事重地，历史上匈奴、吐番、月氏等国都曾统治楼兰。在楼兰城周边的多处墓地可以看出，墓地中葬有不同的人种。有可能是楼兰被占领后，占领者实行了屠城，然后撤离，楼兰因此慢慢被风沙淹没。
从自然气候方面提出的假说认为，楼兰古国的消失是源于全球气候环境的变迁。楼兰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涉足，青铜器时代这里恰值高温期，罗布泊湖面广阔，环境适宜，人口繁盛。但此后就进入了降温期，水土环境变差，河水减少，湖泊缩减，沙漠扩大。距今约2000年前，楼兰地区急剧旱化，楼兰古城的消亡大约在公元前后至四世纪（中原的汉朝到北魏时期），而这一时期正与该地区旱化加剧的时期相重叠。其实，在这一旱化过程中，不仅造成了楼兰古城的消亡，由于沙漠扩大，先后发生了尼雅、喀拉墩、米兰城、尼壤城、可汗城、统万城等古国古城的消亡。因此，楼兰古城的消亡是在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气候出现旱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只不过由于楼兰处在干旱内陆，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文环境影响更显着罢了。
不管是何种原因，辉煌灿烂的楼兰古城永远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滚滚黄沙遮盖了昔日的繁华，留给今人的只有神秘的海市蜃楼和愈发离奇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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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载，早在公元2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着名的“城廓之国”，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属西域36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就从楼兰分道。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以及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Navapa）故国，即楼兰地也。”
匈奴的起源是怎样的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民族，战国时分布于燕、赵、秦以北地区，汉初以后势力逐渐强盛，统治大漠南北，建立奴隶制军事政权，屡与中原王朝征战，曾经大败汉军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迫使刘邦缔结和亲之约。
汉武帝即位后，多次派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进军漠北，扭转了屈辱忍让的局面。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部纷争，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人居内地，南北朝时成为逐鹿中原的“五胡”之一，曾先后建立前赵、北凉、夏等国。
北匈奴屡为东汉和南匈奴所败，部分西迁，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
然而，这样一个对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学术界尚未能确论其起源和来历。
自汉魏以来，关于匈奴的起源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见解。歧义产生于《史记·匈奴列传》的一段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一部分学者根据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认为，匈奴是夏之后代，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
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为匈奴。近代学者吕思勉、金元宪等，也持类似看法。
另一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孟子》（赵岐注）、《毛诗》（郑玄笺）等均持此说，到了近现代，关于此说的论述更为精密。
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认为商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梁启超、方壮猷的意见也与王国维一致。
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
上述看法，在近现代学者中并未取得一致。蒙文专家黄文弼认为，鬼方、荤粥、猃狁是古代披发左衽的羌族，林胡、楼烦、义渠才是胡服椎结的匈奴的前身，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民族。另以岑仲勉为代表，认为匈奴与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可混为一谈，匈奴应是西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秦始皇之前，还未游牧至中国北部。
由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不能解决，匈奴的族属（蒙古族、突厥族，还是斯拉夫族）、匈奴的语系（蒙古语系、突厥语系，还是伊朗语系）等问题也都成为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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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是一个或两个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他们以蒙古为中心建立国家。到汉武帝时，发动了三次大战：河南之战（也叫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此时正为伊稚斜单于在位时期。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占领河套地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击败入侵的九万匈奴骑兵，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夺取富庶的河西走廊。此时，汉降将赵信劝匈奴把王庭迁徙到漠北，以避免受攻击，以地理的优势以逸待劳，击败汉军，匈奴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公元前119年，卫、霍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匈奴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汉军共获俘七万多人，伊稚斜单于及左贤王带少数人逃走。
匈奴人也是华夏子孙吗
在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活跃在中亚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到底是什么人种？他们也是华夏的子孙吗？匈奴人的起源是哪里？匈奴人与现在的哪个民族有关系？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据部分史籍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这样看来，匈奴人也曾是华夏的子孙。
着名学者闻一多的《伏羲考》就认为，匈奴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他们最早是以龙为图腾的“诸夏”的一部分，起初都住在黄河流域上游，即古代中原的西部，后来也许因受东方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商民族的压迫，一部分向北迁徙的，即后来的匈奴；一部分向南迁徙的，即周初南方荆楚、吴越各蛮族，现在的苗族即其一支的后裔。这段历史，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商汤战胜夏桀。由于征战，原先华夏民族中一部分北迁的部落成为了后来的匈奴，不得不脱离了华夏民族大家庭，以至于后来兄弟阋墙，互相攻伐，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确实是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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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套，击退匈奴7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真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是在汉朝，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匈奴，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30余万骑兵围困7昼夜，侥幸逃脱。其后的文、景诸帝便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朝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派霍去病夺取富庶的河西走廊，卫青则在东路扫平匈奴王庭。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臣，是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后来南匈奴与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就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南匈奴南下汉化，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部。尽管势力进一步分化了，但依然表现出不俗的民族活力，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就是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从中国历史中消失，和其他一些民族一起融入华夏族为主体的汉族。
匈奴有没有自己的文字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匈奴人没有文字。这种看法最初来自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这样看来，似乎匈奴没有文字，更没有留下像汉族那样卷帙浩繁的档案材料。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了千百年的“游牧帝国”，难道真的没有自己的文字吗？
在《汉书·西域传》中又有“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者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这里的“信”，可能就是作为公文的“书信”，那么单于写给西域诸国的书信，必非汉字，如果不是自己的“胡字”就是西域文字。
另外从西方的文献中更明确印证了这一点。韦尔斯《世界史纲》描述了阿提拉汗庭招待罗马使臣的宴会上用拉丁语、哥特语、匈奴语表演各种诗歌、喜剧的场景。史学家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也提到：“匈奴王阿提拉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这里是说阿提拉的宫廷里朗诵诗歌、表演喜剧讲的是匈奴语而不是汉语，阿提拉与西方国家文书往来也用古匈奴文字。
匈奴是一个游牧的多民族国家，在其向东西南北四面征服的过程中，不同人种和语言的民族臣服于匈奴铁蹄之下，不可避免地对匈奴语言文字产生影响，致使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复杂多样。所以，在保存不多的匈奴词汇中，学者们发现既有蒙古语成分，又有通古斯语和突厥语成分。那么很有可能，匈奴的文字也是在吸收了多种文字的基础上书写出来的。
现在，考古学家从阴山匈奴时代的岩画上发现了匈奴文字的一些证据。这些岩画中已经出现了具备文字形态特征的符号。
而更确实的证据则令人有惊奇的发现：近几年来，蒙古考古学家在境内发现多处匈奴墓穴，并从中挖掘出约2000多件文物。蒙古科学院考古学者图尔巴特说，从匈奴墓穴中挖掘出的文物中有属于中国东汉时期的铜镜、弓箭、桦树皮画、铜锅、石砚以及镶有宝石的装饰品等。他说，从蒙古布尔干省呼特格温都尔县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来考证，匈奴人当时已有自己的文字，类似于鄂尔浑文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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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甘肃武威出土了青铜文物和刻字奇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据文物专家分析，由于石头上的“天书”很不规则，密密麻麻的，有人猜测这是时人在石头上剁肉留下的痕迹。但这一说法很快被大家推翻了，因为这块石头表面比较光滑，留下的“痕迹”又有许多象形图案和类似“八”字和三角形的符号。但究竟是不是文字，有专家猜测：这可能是匈奴人使用的文字。匈奴人的文字至今在任何史料中都没有发现过。如果真是匈奴文字，那这块石头就是我国出土的第一件记录匈奴文字的实物，极具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鲜卑人的起源地在哪里
在北方地区一直流行一个传说，显赫一时的鲜卑族就起源于鲜卑山。但是鲜卑山到底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有人认为鲜卑山在洮儿河以南，有人认为鲜卑山可能在外兴安岭，他们的观点相差千里，到底谁对谁错也无从得知。那么，鲜卑山到底在哪里？
直到198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管站的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嘎仙洞的墙壁上发现了北魏李敞刻的祝文之后，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嘎仙洞的所在就是鲜卑山。
嘎仙洞位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甘河北岸噶珊山半山腰的花岗岩峭壁上。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嘎仙洞就是鲜卑族的起源地呢，此洞和鲜卑山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魏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鲜卑族的祖先生活在鲜卑山附近的时候，曾经在那里为祖宗凿石建过祖庙。等到南迁建国后，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个祖庙的位置了。后来大兴安岭乌洛侯使者向北魏皇帝禀告发现了祖庙的位置，因此北魏太武帝派遣中书侍郎李敞去那里考察，李敞遂在那个石庙中举行了告祭天地的仪式，并在石庙中的壁上刻上了祝文。
嘎仙洞洞内右侧石壁上的“祝文”全文共201个字，首尾完整，内容与《魏书》基本相同。此祝文被发现后，大多数人认为嘎仙洞的所在地就是当年的鲜卑山。
但我们应该注意一点，那就是此祝文只仅仅可以证明，嘎仙洞就是当年李敞来过的地方，但却无法证明，这里就是鲜卑人的发源地鲜卑山。因为从祝文上我们可以看出，李敞来此洞的目的是告祭天地，而不是祭奠鲜卑人的祖先。从李敞返回后此事就不了了之来看，李敞当年应该就否定了此处就是鲜卑山的说法。如果这里不是鲜卑山，那真正的鲜卑山到底在哪呢？至今无人知晓。而鲜卑山的大体位置我们也只能是推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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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鲜卑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秦汉之际，乌桓、鲜卑受匈奴役属。东汉初，北匈奴势力衰微后，鲜卑大规模南迁与西迁，开始发展。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秃发氏和拓跋氏，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而慕容氏曾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曾建立西秦，秃发氏曾建立南凉等割据政权。拓跋氏先建立代国，后终于统一北部中国，成为南北朝时强大的北魏王朝。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鲜卑化的汉人高氏，与鲜卑宇文氏分别建立北齐、北周。隋唐以来，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李二家即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妻又是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鲜卑人就更多了，其中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
鲜卑是怎么南迁入主中原的
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经历了从森林走向草原进而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他曾历经千辛万苦，举族南迁。那么是什么压力迫使一个游牧民族走出森林，走向草原，最终竟得以入主中原？
众所周知，历史上曾先后兴起的鲜卑部落有宇文氏、段氏、慕容氏、乞伏氏和拓跋氏，这几个部在五胡十六国期间，都曾在中原地区活跃一时。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拓跋鲜卑。它是鲜卑族最东北的一部，居住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嘎仙洞附近的大鲜卑山。由于拓跋鲜卑部落的不断发展壮大，大鲜卑山以及嘎仙洞已无法满足他们发展的需要，所以其首领便率众离开大鲜卑山，向呼伦贝尔大草原迁徙。
鲜卑南迁的历程，先是举众离开大兴安岭，西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到达额尔古纳河上游的依山盆地。考古学家在这些地方经常发现鲜卑墓地，如陈巴尔虎完工墓群、满洲里市西的扎赉诺尔墓群以及海拉尔市南伊敏河流域各地发现的墓群等，都是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向西向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的遗存。由于他们是陆续迁出，所以墓葬的时代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反应出鲜卑的不同发展阶段。
在墓葬中出土的遗物中，引人注目的是飞马纹动物形铜鎏金带饰，它是鲜卑人信奉的古神兽。传说在鲜卑族南迁时遇到沼泽地，部族面临灭亡的关键时刻，是这个神兽从天而降，带领他们走出了沼泽地，实现了他们南迁的梦想。其实，正是这个传说中的神兽反映了鲜卑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可谓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他们面对一望无际的草原，面对大自然环境的考验，从森林民族转变为草原民族过程中，付出了六至七代人的努力。
有趣的是，当鲜卑人到达呼伦贝尔草原后，本来此地牛羊繁盛，水源充足，又有呼伦湖和贝尔湖，按理说应该会长期定居于此，但是又因“有神人言：此地荒僻，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于是又继续向西跋涉千里，来到燕山、阴山这片匈奴故地。拓跋部自身经济的发展，加之迁徙到距离中原更近的地方，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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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8年，鲜卑与汉朝、南匈奴等共同攻打北匈奴。从此鲜卑开始强盛。
公元314年，鲜卑拓拔部拓跋猗卢被晋愍帝进封为代王，建立代国，60余年后被前秦所灭。
公元329年，鲜卑吐谷浑部叶延继承汗位，正式建立吐谷浑国。
公元337年，慕容鲜卑首领慕容皝称燕王，史称前燕。
公元384年，鲜卑贵族慕容冲称帝，史称西燕。
公元384年，慕容垂在荥阳自称燕王，史称后燕。
公元385年，乞伏鲜卑首领乞伏国仁在陇西建立西秦。
公元386年，拓跋珪收集旧部，再次称代王，后迁都盛乐，改称魏王，建立北魏政权。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公元397年，河西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南凉，历三朝，延续了18年。
公元398年，慕容德在黄河南岸的滑台称帝，史称南燕，12年后被东晋消灭。
历史上有两个月氏国
月氏国是古代中国西北民族，亦称“月支”、“大月氏”。大家看到这个“大月氏”，一定会想，有大月氏，该会有小月氏吧。确实，中国历史上确实还流传着另外一个名称：小月氏。那么，大月氏和小月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还是仅仅是一国两名呢？
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约在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月氏人早期以游牧为主，住在北亚，并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它曾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个方向胁迫中部的匈奴，匈奴被迫送质子于月氏，不料后来，这个质子逃回国内，杀父自立，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冒顿单于。他积聚力量，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最终打败了月氏。
月氏人只得离开河西走廊这块宝地，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生涯，其间历经数次磨难。公元前177年左右，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这次失败后，月氏人迁到更西的准噶尔盆地。此地位处丝绸之路的咽喉，控制着东西贸易，大月氏由此慢慢变得强大，大有复国之势，不料到老上单于时（公元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再次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39~前129年间，在天山北麓并附属匈奴的乌孙率兵驱逐了大月氏，迫使它不得不再次向西南迁徙，它去哪了呢？南下大夏，远涉北天竺国。自南下大夏后，月氏人大部分逐渐定居和从事农业，并有比较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大月氏王国城市和商业也很繁荣，特别是由于丝绸之路在西域的南北两道越过葱岭后均进入大月氏境内，因此，大月氏曾是古代沟通欧亚经济文化联系的咽喉要道和中转站。
那么小月氏又是从何而来呢？原来，公元前205~前202年间，月氏被冒顿单于击败后，一分为二：西迁至伊犁的，被称为大月氏；南迁至今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被称为小月氏。历史上记载：“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小月氏长期与青海羌人杂居，故又称湟中月氏胡。汉代开发河西、湟中地区，小月氏又向东北迁徙，游牧于湟中、今居（今甘肃永登）一带。久而久之，小月氏已经融入了羌人之中。这也是小月氏不为许多人熟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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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9~前122年，张骞两次西行，历经疏勒、大宛、康居，抵达大月氏，开辟了着名的“丝绸之路”。张骞西行回国时，带回了如胡麻、葡萄、胡萝卜、蚕豆这些农产品，它们都是原产于大月氏。如今，这些农产品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元424~428年，大月氏生产琉璃的技术传入中国，使我国琉璃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贵霜帝国是月氏人的骄傲吗
贵霜帝国是曾存在于中亚的古代盛国，在其鼎盛时期（公元105~250年）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恒河流域。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一世和其承继者统治之下达至鼎盛，曾拥有人口百万，士兵二十多万，被认为是当时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
如此一个拥有丰功伟绩的王朝，无疑会让其先人倍感自豪，然而，时至今日，贵霜帝国到底是由哪个民族创立的，却依然没有定论。
最早流行的看法是，公元前132~前130年，大月氏迁至阿姆河北岸，不久就征服阿姆河南岸的大夏，并定居在阿姆河以南的农业区。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1世纪初，大月氏国就分裂为五个小王国：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首领称“翕侯”，贵霜即其中之一，并且实力最强。它通过一百多年的征服活动，到公元一世纪上半叶，贵霜翕侯丘就却即库久拉·卡德菲斯在位期间最后征服了其他四部翕侯，自立为王，在大夏王国的废墟上进一步创建了统一的贵霜奴隶制帝国。从目前可见的史料看，《汉书·西域传》明确地说：“凡五翕侯，皆属大月氏。”《后汉书·西域传》也明确地说：“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因此，史家认为，贵霜王朝是大月氏人建立的。
而西方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及日本的羽田亨等学者认为，贵霜帝国的建立者并不是从我国河西一带西迁中亚的大月氏族，而是由被大月氏人早已征服了的希腊化国家大夏所建立。他们认为贵霜帝国是希腊血裔民族所建立，最初在我国青海地带，后来向西占领了中亚、西亚地区与波斯。之所以会有第一种看法的误会，可能是因为贵霜帝国兴起时，汉绝西域多年，复通西域后很可能将贵霜王朝误为曾臣服大夏的大月氏所创，故仍以大月氏呼之。
究竟哪种看法更接近真实，恐怕还有待考古学证据的发现。但是，贵霜人创造出的优秀文化成果是永远值得后人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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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霜帝国的建立，不仅打开了南亚与中亚之间的屏障，也在无意间为佛教的东传创造了有利条件。相传最早来中国的印度高僧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他们在大月氏受汉使的邀请，用白马载着佛家和佛经同来洛阳，明帝为此专门修建白马寺，从而开始了佛教在中国的流传。
乌孙人的故乡在哪里
乌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它在公元前2~1世纪崛起于我国西北地区，后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权——乌孙国。它曾经是西域最强大的国家；它曾在匈奴的庇护下复国，却不想长期居人篱下，便与西汉结盟，共同对抗强大的匈奴；它在贵族内讧中分裂，最终外患频仍，被迫西迁，流散各地，还一度被认为是哈萨克人的祖先。那么，乌孙人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呢？
西域很早就流传着这样的诗句：“乌孙故国何处寻，牧人遥指伊丽水。”乌孙人最早在敦煌、祁连山之间游牧，与月氏、匈奴为邻，以游牧的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不务农耕。西汉初，邻国月氏人开始强大起来，袭击乌孙，将其首领难兜靡杀死。乌孙部落投奔匈奴，寄人篱下。公元前177~前176年，在匈奴的支持下，乌孙新王昆莫率领部众，击败了大月氏，乌孙人就在伊犁河流域的赤谷城建都，建立了乌孙国，更因为伊犁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乌孙国在此发展，得以拥有了强大的商业和军事力量，国势日盛。
那么，乌孙国的疆域有多大呢？乌孙国东以玛纳斯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南部。源出天山北麓，北流注入玛纳斯湖。长约450千米）为界，西到巴尔喀什湖及塔拉斯河中游的辽阔地区，南到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和新疆焉耆西部天山中部草原一带，北至塔尔巴哈台山和阿尔泰山。由此可见，当时的乌孙牧地有多么辽阔。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乌孙国有两个政冶中心，“冬都”是赤谷城，“夏都”则在今天的昭苏。
由于乌孙一直保持着四季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它没能留下更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和遗物。如今只有那高耸于草原之中的土墩墓能让人们遥想当年乌孙人在伊犁河谷迎风策马、牛羊成群的美好图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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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古道是贯通南疆与伊犁之间的交通便道，它起始于新疆昭苏县夏塔乡境内，向南沿夏塔河谷、翻越冰达坂、终至南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境内。由于它北邻准噶尔盆地，南控塔里木绿洲，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咽喉，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都要争夺这块宝地。数千年来，这条重要的要道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故事。
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而与乌孙结好、隋唐时期西突厥控制天山统治塔里木盆地、唐代西征突厥及与突骑施的交好等，都是通过乌孙古国来实现的。民间传说称唐玄奘曾穿越此古道。清初，南疆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很多维吾尔族百姓经过古道举家迁移至伊犁地区的昭苏。此古道也是国内外探险爱好者涉足的古道。
乌孙的族属到底是什么
自乌孙国内乱外患交加，乌孙人四处流散以后，乌孙似乎自此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这个神秘的乌孙到底属于哪个民族呢？
由于提到乌孙人种族特征的资料很少，如唐代颜师古对《汉书·西域传》作的一个注中提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令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按此说法，乌孙人应为赤发碧眼、浅肤色之欧洲人种。但是关于乌孙的族属，向来众说纷纭，难有定论。
一是匈奴族说。乌孙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的游牧生活习惯，与匈奴同俗，而且乌孙王室始终与匈奴保持密切的联系。尽管有时也兵戎相见，但有意思的是，向来独来独往的匈奴人竟然会庇护乌孙人。
二是突厥族说。主张乌孙是突厥族的学者主要是俄国突厥语学家B.B.拉德洛夫、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人。他们的理由是，乌孙与突厥开国始祖的传说均与狼有关（但反对者认为，作为游牧民族，其开国始祖与狼有关是再常见不过的）。他们的第二个理由是，乌孙称国王为昆莫或昆弥，王族贵人的名字多以“靡”字收尾，以及今天仅存的一些少数乌孙语的记录，其特征均和突厥语族相同。另外，突厥阿史那氏是乌孙的后裔，乌孙分布的区域恰为后来突厥族兴起的基地。
三是东伊朗族说。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考古学家伯恩什坦为代表的一些苏联学者认为乌孙很可能属于东伊朗族，苏联考古学界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乌孙是东伊朗族塞卡人（即中国史籍中的塞种，亦称塞人）的一支，塞卡文化与乌孙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两个阶段。乌孙于西汉初期至南北朝初期游牧于天山以北伊塞克湖南岸至伊犁河流域一带。考古学、人类学材料还说明，乌孙人与天山地区塞人似为同一种民族集团。
从目前发掘结果来看，河西走廊出土的材料都无例外地显示出蒙古人种支系类型的特点，那么，具有欧洲人种特征的乌孙人或许与新疆东部的古代欧洲人种有关，或许是从新疆进入河西的。时至今日，乌孙已不能简单地直接与今天哪个民族挂上钩，但他们创造的那段辉煌历史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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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国是一个将氏族血缘组织、国家行政与军事组织紧密结合的宗法奴隶制社会，乌孙的军事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完全一致的。昆弥和各级翕侯，既是军事首领，又是民政首领，牧民和首领之间，各级首领之间，都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乌孙的军事、行政组织亦密不可分。在其“十二万户”的乌孙居民中，有“胜兵十万八千八百人”，乌孙国很有可能按户口征男丁为兵。
精绝国惊现死亡之海
在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有大片古老王国的遗址，你一定会很奇怪，这样一片滚滚黄沙之地，古人怎么会选择居住在此。但是据史书记载，在西汉时期这里一共大大小小林立着36个王国，其中在尼雅地区就有一个非常着名的国家——精绝国。
《汉书·西域传》曾这样记载：精绝国在距长安8820里的地方，共有480户人家，拥有精兵500人。这个遥远的精绝国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公元4世纪前后，这个国家突然神秘地消失，成为神秘的历史尘埃。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为什么会神秘地消失，为什么西方人会把它称之为是东方的庞贝呢？
但是，由于史料残缺，直到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初探遗迹，从此掳走700多件出土的简牍、羊皮文书和精美木雕后，这座在沙海里掩埋千年的故城才又重见天日。斯坦因称这座古城为“尼雅城”。人们惊奇地得知，在荒漠的沙海之中，古代竟然有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精绝国的发现轰动了欧洲，学者们把它称为东方“庞贝城”。
居民日常用的文字就是今天被称为“怯卢文”的文字，这是一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极难破译的文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公元1~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根据从遗址中挖掘出来的文书，以及那些写在木板、羊皮、丝绸、纸、钱币甚至墙壁上的文字史料记载，当年尼雅居民对水的管理和使用、树木的保护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水的使用是有偿的，由专人分管。若因管理不善，导致损失的要受惩罚。如有耕地发生无水干旱的情况，也要求及时调查并处理。如有人放水淹没仇家的田园、住屋要受罚。如有小麦地一熟可浇二三次水。当年的尼雅居民还很注意树木的生长和保护，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精绝国在历史的天空中如流星般划过，没有留下太多的影子。今天，当你站在尼雅河出昆仑山的河口放眼望去，也只能看见一条谷地曲折北去，穿越昆仑山地向北方的沙漠延伸出去……山麓坡地之间，诉说着精绝古国的动人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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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1862~1943年）英国人，原籍匈牙利。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亚探险。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斯坦因在1907年3月来到敦煌莫高窟后，采用各种手段，尤其以“唐僧之徒”为名，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以极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敦煌文书的大量珍品。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就装满了24箱，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大批其他文物。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箓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但又被斯坦因卷运到了英国。
精绝国消失纯属偶然
两千多年来，精绝国掩埋在“死亡之海”中，它的辉煌和废弃一直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未解之谜。
当年的斯坦因闯入尼雅古城遗址时，眼前的一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在废弃的遗址中，当年的文书还完好地封存在屋内，储藏室里厚积的谷子还有橙黄的颜色，房厅屋宇的门还是关着的……时间看似停止，人们仿佛刚刚离开这里，一些文书藏在一个陶罐里边，就埋在自己院子里的沙子底下。似乎人们离开时还以为能够重新回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尼雅城能够像庞贝那样，在几千年后，还能给我们展示出最原始的风貌呢？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主人仓促离开了这里，还抱着重返的念头？他们为什么并没有返回？
遗址出土的小简中曾反复提到苏毗人的侵略，称苏毗人性情悍勇，经常攻击精绝州，威胁着它的安全。可见，这里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那么，是不是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这片绿洲被废弃，使精绝人被迫迁徙到其他地方？
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既然是有组织的撤退，为什么撤退了的人们没有带走重要的官方文书呢？而且，在尼雅遗迹中，没有任何战争痕迹，所有出土的古尸，都是平静而又安详，并采用大礼安葬，陪葬物丰富。他们的墓葬，尽显太平盛世的风貌。所有的房屋遗址，都是完整的。如何解释这不合理的一切呢？
也有人说，精绝可能是毁于自然条件的恶化，此说与楼兰古国消失于全球气候变化类似。由于西域的气候异常干燥，沙漠化的进程非常迅速，河流也经常改道或者消失。如果养育精绝国的尼雅河改变了流向，或者水量减少，如果风沙干扰了精绝人的生活，那么，精绝人确实可能放弃曾经世代生活的土地。
但是，现在人们并没有在尼雅遗址周围找到关于尼雅河大规模改道的证据，同时也并未在尼雅河上游发现任何人类聚居点的遗迹，没有多少证据能说明尼雅河突然断流，导致精绝王国覆灭。有学者反驳，即便是由于环境恶化，精绝举国迁移，但为什么没有开封的各类文书还整齐地放置在屋内墙壁旁？如果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搬迁，精绝人就更没有理由丢弃下官方的文件落荒而逃了。
人们试图继续寻找一切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一座废弃的房址中发现一只狗的遗骸，它的脖子上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柱子上。显然，主人离去时忘了解开绳子，这只狗竟这样活活饿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主人匆匆离开，连爱犬的绳子都忘了解？或许，他以为一会儿就能回来，才没有考虑爱犬的生存问题？如果说精绝的居民真的集体迁徙了，他们究竟迁到了哪里？
难道几千精绝居民都在两千年前的某一天突然同时消失了？这样的事情又是如何发生的？来历是谜，去向是谜，精绝国给人留下太多的疑惑和不解，不得不遗憾地说，也许，我们再也无法知道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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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在塔里木盆地的瀚海大漠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沙埋古城：
楼兰古城，位于古孔雀河下游，罗布泊干湖盆西岸。
伊循遗址（即米兰古堡），位于古米兰河下游。
汉且末古城，位于车尔臣河下游。
精绝古城（今尼雅遗址），位于尼雅河尾闾，北距今民丰县县城150公里。
玛利塔格古戎堡，位于和田河中游。
皮山国古城，距今皮山县城东北170公里处。
上述古城和古堡遗址在地图上显示的一条痕迹，就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大致走向和地理位置。
龟兹昔日辉煌今安在
龟兹国，为古代西域出产铁器之地。龟兹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6县市。它是我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
今天，位于库车县城西约2公里的皮朗村有一座古城，古城周长近8000米，除东、南、北三面城墙尚可辨认外，西墙已荡然无存。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这里发掘出了石器、骨器、彩陶片、铜件、汉五铢钱、龟兹小钱、开元通宝等，并判断这座古城就是龟兹古城。
龟兹国昔日的辉煌给后世的人们带来无限的好奇。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龟兹国当年所在的绿洲，如今仍然一片生机，很多新疆人就在这里定居。它既不是毁于战争，也不是毁于自然灾害，更不是毁于瘟疫、宗教之争。龟兹古城是一个让人费解的历史之谜。那么，龟兹古城的消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神话传说并不全是虚假，其中也有星星点点的史实。也许，龟兹古城的消亡传说就隐藏着历史的真相。让我们姑且听之。
公元840年前后，回鹘人西迁，占领了龟兹，龟兹国从此在历史上消失，龟兹人被回鹘统治。历史上把占据龟兹国的回鹘政权称为龟兹回鹘。龟兹回鹘最早的可汗叫庞特勒，他打算将战争创伤的龟兹都城修复起来。但是，在居民们看来，这里有太多战争留下的悲惨回忆，都城已经受到了诅咒。百姓们开始准备着要迁出都城。
随着迁走的人越来越多，引起官府的警惕和愤怒，庞特勒试图杀一儆百，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杀戮使人们更加相信都城是凶城，认定巫师所言必定灵验，迁居之势愈演愈烈。
可汗非常惊慌，于是召集大臣们研究对策。结果，就连龟兹的上层贵族和大臣们也厌倦了这座都城，纷纷提出要迁都他城，以开创国家新的局面。于是，迁都的决策终于决定并以极快的速度昭示龟兹百姓。这一举动得到了民众的拥护，最终，新都城确定在距龟兹古城仅有20公里的地方，而原来的龟兹都城便渐渐只剩下了废墟，逐渐消亡了。
在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之前，或许人们也只能用丰富的想象力从传说中探索龟兹消亡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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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龟兹地区在乐舞、石窟艺术方面也是西域的杰出代表。龟兹乐舞的发展和传播不仅对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特别是对隋、唐时期的音乐、舞蹈、杂技、戏剧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名震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国家。
龟兹的石窟艺术也闻名于世。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的克孜尔石窟是我国最早的佛教石窟，也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克孜尔石窟目前所遗存有约1万平方米的壁画，壁画内容有佛像、菩萨像、天龙八部、天象圈、佛经故事、说法图、动物、山水、树木、装饰图案，以及供养人像等，是仅次于敦煌画的艺术宝库，堪称“中国第二敦煌”。
古格王朝有多少人
神奇的青藏高原总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未解之谜，当我们刚刚浏览过古老的象雄文化，却猛然间又发现了古格王朝，这是一个最接近天空的遥远国度。
今天的古格王朝遗址位于扎达县境内象泉河南岸扎布让区的一座小山上，总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物沿着逶迤的山势，层层而上，直抵山顶，布局严格，气势雄伟，高达300米。整个城堡，由房屋、佛塔以及雕堡、地道等组成。单从这些遗迹就可以想象古格王朝当年的磅礴气势。那么，古格王朝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古格王朝的前身可以上溯到象雄国，王朝的建立大概从9世纪开始，在统一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瓦解后建立的。吐蕃王室的后裔在吐蕃西部阿里重新集结力量，建立起了古格王朝。专家认为，古格王朝的统治范围最盛时遍及阿里全境。
古格王国的疆域，基本是现在扎达县的范围，它在强盛期也曾经兼并过现在属普兰、日土县的一些土地。那么，鼎盛时期的古格王朝，究竟拥有多少人呢？学者推出的数字有很大的不同。
葛剑雄在其《走近太阳》一书里，根据古格王朝曾经击退过印度十几万军队的入侵这一记载，认为古格王朝拥有数十万的人口。真的有这么多吗？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杨林推测，古格大约有几万人。他认为光是古格都城就可能有一万人左右，否则无法供养奢华的王宫和繁多的庙宇。
但曾经八进阿里、现任阿里地区文物抢救办公室副主任的张建林却以谨慎的态度认为，在没有考古上的依据前，无法下定论，但从这里恶劣的生存环境来看，古格不可能养活数十万、哪怕是几万人。他甚至认为，古格都城只有500人左右，因为现存的800孔窑洞，据他的考察，也并非同时使用。
即使古格只是一个万把人的、地处偏远的小王国，但是，它留下的大量宗教遗迹、军事遗迹、佛教文化及其为各地经济文化交往作出的贡献，却值得细细研究。大量的谜团还有待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去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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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格王朝的古格王宫是一座世上独一无二的王宫。王室建筑主要集中在山顶，有房屋40余间，均为土木建筑结构，平顶。但除了夏宫、冬宫、国王的议事大厅和寺庙，所能见到的全是坍毁了的场院和房基。夏宫建在地面，规模很小，面积勉强及得上城里一室一厅的房间，由于年久失修，仅留断壁残垣。冬宫修在地下，现保存完好。它是地道式建筑，盘旋通往山下，其间有一连串地穴式房屋，有了望孔、小窗，室内套室，洞中有洞，颇为复杂。山顶上有一些开式暗道通往冬宫宫区，宫区中间是廊道，两边各有数十间居室，大小不一，都是窑洞。
古格文明为何消失
古格王国最神秘的地方在于，拥有成熟、灿烂文化的王国是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彻底消失的。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人们几乎不知其存在，没有人类活动去破坏它的建筑和街道，它完整地保留了遭到毁灭的现场。但是，唯一令人不解的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有资料记载，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初，古格已经日渐衰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古格王室与僧侣集团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而此时古格对外的战事不断，耗费了大量的国力资财，尤其是古格与邻国拉达克之间的边境冲突时断时续，这更让古格王朝深受打击。同时，古格周边的一些小邦国也经常联合起来，举兵反对古格王国，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有人指出，古格王朝消失是缘于战争。但从记载和考察的结果上看，战争造成的屠杀和掠夺并不足以毁灭古格文明。可事实上，硝烟散尽的古格王国却迅速沦为一座庞大的废墟。
也有人提出，古格当地的环境迅速恶化，是其消失的主要原因。古格王朝兴起的自然因素乃是因为当年曾经繁荣的绿洲，随着绿洲环境逐渐恶化，古格一带沙漠化程度十分严重，只剩下了一点点土林和戈壁，要养活大量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问题还是那10万人去哪里了，如果是迁徙走了，就一定会有后裔知道其历史。但可惜的是，今天的古格故地，只有十几户人家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城市废墟，但是这些人也都并不是古格后裔。
还有人指出了一些其他因素，诸如天灾、瘟疫等，但都不足以使得繁荣富强的文明突然间彻底消失，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看样子古格的秘密短期内是难以解开了。在荒漠中消失的古国太多太多，这些难解的历史之谜，是要靠跨学科的学者们通力合作去探寻才能破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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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格王朝素以精于冶炼与金银器制造而闻名，据说它们铸造的佛像用金、银、铜等不同的原料合炼而成，工艺精湛。通体全无接缝如自然形成，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纯金佛像。其中，最为神奇的还有一种名叫“古格银眼”的铜像，更是被视为佛像中的精品，因为极少流传于世，所以尤为珍奇。这尊铜像头生3眼，额上正中眼为纵目。3只眼的眼球都采用镀银的技法做成，在金黄色的铜像衬托之下银光闪闪，晶莹锃亮。长期以来，无人知晓其究竟为何物。
笼罩在迷雾中的夜郎古国
许多人从小就听说过“夜郎自大”这个故事，可是，你可知道，就是这个自大的夜郎国让无数中外考古学家历尽千辛万苦，试图透过层层迷雾，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夜郎古国在中国古代史学家的笔下虽有记载，却往往语焉不详。时过境迁，就使后来的学者对“夜郎古国”的各种谜团众说纷纭。
根据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云南通志·夜郎考》的记载，夜郎国的范围大致在今贵州（除去东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边缘一带。但是，对于其中心统治区域的看法，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贵州省内就有赫章、安顺、桐梓、六枝、望漠、长顺等地，都被认为是古夜郎的中心。而也有人提出云南、湖南和广西的某些地方曾是古夜郎的中心，例如2010年引发媒体热议的湖南新晃县对外宣称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一事，便是这种争议的又一次集中体现。但是，各种观点始终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几十年来，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偏南地区的文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赫章县可乐遗址，出土了大量极具价值的青铜祭器、兵器、礼器、生活用具等夜郎时期的文物，这在夜郎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迷雾重重的夜郎古国，至今仍有许多谜团尚未解开。
夜郎国的历史到底有多长？对于夜郎国灭亡的事件史书有明确记载。公元前27年深秋，新任牂柯太守陈立为镇压部族斗争，将末代夜郎王苴兴斩首，夜郎国从此灭亡。所以，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在了300年左右。但是，夜郎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对此仍然没有获得统一认识。夜郎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献记载都是寥寥数语，而且分歧甚大。
夜郎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早期，还是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尤其复杂，因为在没有大量的考古证据前，要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是极其困难的。目前，许多人还试图通过研读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文献，来复原夜郎国的一些原貌。
历史的探索最大的困难在于，它只能不断地接近真实，而无法完全真实再现，但这正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何时才能拨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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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即应龙。应龙氏是上古赤县赤帝部落的核心，参与涿鹿之战协助黄帝部落打败东方蚩尤九黎部落。应龙氏也是鲧、禹时代西南鱼互部鳖人的核心，是鲧、禹治水的主力。所以，夜郎氏的祖先赤帝、大禹，也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战国秦汉时代的夜郎氏及夜郎各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谁是夜郎的主人
谁是夜郎的主人？或者说，夜郎主体的族属是什么？在对夜郎之谜的探索中，这又是研究者必须回答而又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围绕“夜郎主体民族来源”这个难题，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都从各自的研究提出看法，争论得十分激烈。
有人认为现在的仡佬族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仡佬族是“濮人”的后裔，魏晋时称作“僚”，隋唐后改称“仡佬”，是本地历史最久远的土着。他们自称是贵州“小地人”，而且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民俗，例如祭祀先祖时必须在神龛上放置一节竹筒，以表示自己是那个产自竹筒、“以竹为姓”的夜郎侯的后代。
还有人认为，夜郎人发展成了现在的布依族。布依族的先民“濮人”，其族源可以向上推溯到古越人。布依族的“布”就是“濮”字的对音；夜郎的“夜”就是“越”字的对音，也就是布依的“依”字。“郎”是壮侗语“竹笋”一词的记音。所以“夜”、“郎”两个音节合起来，表示的是“以竹为祖先的越人”；“布依”则是指“百越族系中的濮人”。此外，文献记载中夜郎境内的某些郡县名可以用布依语得到解释，这些郡县的疆域也与布依族在贵州的分布地大致吻合，所以，夜郎的主体民族应当是布依族。
最盛行的说法是夜郎人就是现在彝族人的先民羌人。在不少彝文文献中，夜郎史被直接等同于古彝族的某一部族史。在可乐汉墓发掘出土的套头釜和铜戈上有老虎的形象，一些死者颈部也发现有虎形饰物，而据彝族民间传说，彝人最早的祖先正是老虎。在出土的随葬品中，还有一个赤脚、围裙的人物形象，其头饰与今天彝族仍然流行的“英雄结”十分相似。另外，在彝族生活中，也保存着各式各样竹崇拜的民俗传统。
确实，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是，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夜郎国人能与今天哪个民族完全等同。这个谜团恐怕还需要能够得到古夜郎人的一些DNA证据，才有希望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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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口古镇河塘城村有一支夜郎王室后裔。这里民风淳朴，好客热情，尤其是年轻的姑娘媳妇，端庄大方，言谈举止优雅得体。更令人惊奇的是，江一带属亚热带气候，海拔低，日照强，这一带的人们肤色黝黑，而唯有爿羊爿可江旁、老王山下的木城村的姑娘五官端正、粉脸桃腮，身段优美，长得十分漂亮。尤其是姑娘们柳眉杏眼，水灵动人，白玉般的牙齿和仙桃般的红唇再配上浅浅的酒窝，一颦一笑气度不凡，大显王室遗风。
夜郎难道真的自大吗
“夜郎自大”这句成语可谓妇孺皆知，它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的是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期间，滇王问汉使：“汉与我国相比，谁更大呢？”后来其他汉使途经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同样问题。因而世人便以此喻指狂妄无知、自负自大的人。
然而，夜郎真的是自大吗？每个国家都以自己为中心，认为自己领土大也无可厚非，况且，夜郎国确实是一个国富兵强的大国，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古夜郎国疆域广阔。《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表明夜郎确实是当年中国西南最大的国家。大约在战国时代，夜郎已是雄踞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君长国。古夜郎文化波及范围甚广，当时的夜郎甚至包括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古夜郎的核心虽在今贵州黔西南一带，但它东至湖广，西及黔滇，北抵川鄂，南达东南亚各国，地广数千里，与西汉初期的版图不相上下，可谓泱泱大国。
第二，夜郎国国富兵强。《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夜郎能拥有精兵十余万，可见其国力之强盛。被世人称作蛮夷之地的夜郎，拥有黄金、白银、丹砂、国漆等重要资源，这就像当今拥有石油资源的中东富国一样。三国时期，诸葛亮兴师征伐南蛮夜郎之地，其中一大动因便是夜郎的资源。《史记》上还提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枸酱是当年蜀地出产的驰名商品，蜀人不顾禁令，偷偷走私到夜郎高价销售，由此可见夜郎人消费水平很高。
第三，夜郎国还是外贸大国。《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据考古证实，中国古代有两条“丝绸之路”，其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便是从夜郎国转运到东南亚、印度等地，再转往地中海沿岸各国。
夜郎的历史已经湮没难闻，然而，人们不该忘记的是，夜郎确实不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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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滇国是中国西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王国。它存在于战国至西汉时期，西汉汉武帝时期才被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很少有人知道“夜郎自大”最初的典故来源于滇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汇报情况。由于当时北方的丝绸之路被匈奴阻断，就建议从西南方开辟另一条到西域的通道。汉武帝于是遣使前来，“汉使入滇时，滇王问，‘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夜郎侯因为重复了滇王充满自负的话而“背了黑锅”，成为千古笑谈。
南越“番禺城”今安在
番禺城从何而来？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军南下，统一岭南。任嚣平定岭南后，出任南海郡尉并在南海郡番禺县内建城作为郡治，因地处番山和禺山，故起名为“番禺城”。后来，秦朝因暴政而动乱，代替任嚣出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就借机夺取了南海郡的控制权，又在秦朝灭亡后，起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而番禺城也就被称为南越番禺城。
番禺城作为秦代南海郡尉治所和南越国都，是当时岭南地区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又由于水道交通便利，又有通商海外之利，所以番禺城又成为这一地区最着名的经济中心。
然而，关于汉番禺城所在之地，历代文献记载却多有歧异，导致了今人持有诸多不同意见，传统主流观点认为是在今广州旧城区，最近又有学者相继提出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不同说法。
历来许多学者普遍认为，番禺在今广州市旧城区。《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番禺县”条就解释道：“秦置，治所即今广东广州市。”他们还列举了许多考古学的发现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但是，近来这一看法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认为它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有不小的出入。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发兵攻打南越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进攻番禺城，并火烧番禺城，此事已得到了考古学证据的支持，越王宫殿遗址正好有火烧过的炭屑和红烧土层堆积在瓦片层之上，厚达10厘米，反映当日火势很大，也说明王宫是毁于战火的。王宫既被火焚，整个番禺城大概毁坏殆尽，这就是当年汉武帝在别处另行改置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两汉时期史籍所载的番禺城旧址与秦代及南越国的记载的旧址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了。
有的学者提出，汉武帝平定了南越之后，为了加强中央统治，把原被赵佗割据的地区划分为九郡，广东大部仍属南海郡。南海郡的治所迁到了龙湾与古坝之间（今番禺沙湾附近）。他们的依据则是另外一些史籍记载。
此外还有其他的说法，在此就不一一赘述。可见，由于不同学者依据的史料不同，才导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只有依靠确实的考古证据方能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
近年来番禺区北部至少已有3处汉墓群被先后发现，可知市桥北一带最晚从两汉时起就是人口密集之地。1983年在广州旧城西北的象岗山发现了南越国文帝墓，为南越国的研究提供了实证。1995年和1997年，又先后在广州旧城的中心位置发现了秦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为南越国都城及宫署的存在、概貌及确切地点提供了重要物证。1998年5~8月，在广东省番禺市钟村镇屏山二村发掘出的东汉墓群中清理出大量铭文砖，其中有铭文为“番禺都亭长陈诵”，这为判断汉番禺县城的大致方位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看来，离揭开谜底之日已经不远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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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公元前203~前111年），秦朝灭亡后，南海郡尉赵佗于公元前203年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于公元前111年为汉武帝所灭，传国五世，历时93载。国都位于番禺，疆域包括今天中国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南越国是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它的建立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使岭南地区落后的政治、经济现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南越“石头城”是外国人建造的吗
1995年广州南越王宫署遗迹发现以来，历经数年的不断发掘，随着遗迹、文物的不断增多，带给人们谜团也日益见长，除了印章头像之谜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谜团就是“石头城”之谜了。
大家都知道南京的石头城，它在今南京市西清凉山上，是三国时孙吴为了筑城戍守而依靠着石壁建造的，刘禹锡的一首《石头城》道出了许多人心中“江城涛声依旧在，繁华世事不复再”的感慨。
南越的石头城与之有着相同的命运，但是，就建筑史的角度而言，一般认为，中国建筑在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南京的石头城是依靠地势山形而建，属于例外），但是在刚刚出土的南越王宫殿和以前出土的南越王御花园，却发现了大量的石质材料，诸如石柱、石梁、石墙、石门、石砖、石池、石渠等，不一而足。
就整个南越王宫署的石建筑普及程度，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石头城”了，它比南京的石头城更加“石头”。本来，这个现象不会引起普通人的关注，但是，敏感的考古学家们却深感疑惑，为什么呢？
原来，在考古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西方古代建筑则是以石结构为主，一木一石，形成中国与西方在建筑文化史上的分野。
南越石头城的出现，本来不足为奇，但是一旦联系到建筑史和广州对外交流的历史，就令人不得不联想到当时广州城里数量众多的外国人了。石头城的结构与西方古罗马式建筑有相通之处，这在全国考古界都是罕见的。因此，就有人认为，南越王宫署独树一帜的石建筑，可能意味着当时的广州（番禺）已经引进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和人才。如果他们的历史得到确证，那么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史就需要有新的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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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的遗迹多分布在中国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内，其中以南越国都城的所在地，即现今的广州市分布最多。目前在广州市范围内共有4处南越国遗迹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分别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和莲花山古采石场。此外，至1995年为止，广州市共发现南越国的墓葬250多座，是南越国墓葬发掘最多的地区。在广州市之外的广东省其他地区，仍有很多的南越国遗迹，它们包括南雄的横浦关、阳山的阳山关、乐昌的赵佗城、仁化的秦城等南越国的关防遗址，以及零星分布在肇庆、乐昌、曲江、南海等地的南越国墓葬。
滇国是如何被发现的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只有零零散散的片段，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域文明，长期以来，一直知之甚少。
这样的“蒙昧”状态直到1953年才出现了大转折。谁能想到，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石寨山，竟会隐藏着两千多年前滇王国的秘密呢？
1953年7月，昆明的一位老牌古董商汪发科给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送来几件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青铜器，有短剑、矛、钺等物。着名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李家瑞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本地出土的东西，并逐步了解到当地农民曾经挖到了大量青铜器的事实。此事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经过两次发掘，1956年11月，当考古队在石寨山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时，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
发掘过程中，石寨山上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的消息，已经不再是新闻，因为考古学家们结合历史典籍进行认真分析后，认为此地应属于古滇王城的遗址。但是，还缺一个极其关键的证据，就是“滇王金印”，如果能够找到它，就真的找到古滇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奇迹果然出现了。在第六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了出来，考古队员们全都欢腾雀跃起来，一位考古队员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4个典型的汉篆“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底。印背上雕着蟠螭纹钮，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但是这方寸之印却重于千斤，因为它的出现，古滇国在滇池附近的传说完全被证实，2000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被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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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98~公元前263年，楚将庄蹻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试图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结果归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国，都城在今晋宁县晋城。
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发兵到滇国，以武力威慑滇国，滇国归汉。汉王朝在今晋宁县等地区设益州郡，汉王赠滇王“滇王之印”，从此滇池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
古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谁
时空变幻，让古滇国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在数十年探索古滇国的艰难历程中，层层困难总是困扰着好奇的人们。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国，历时500余年，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但东汉以后，有关古滇国的历史便逐渐湮没不闻了。我们只能从被青铜器凝固下的历史瞬间去猜测他们的辉煌时代。
古滇国的一大谜团就是，它的主体民族是谁？这个问题，从滇文化的发掘之日起就众说纷纭。
目前最流行的看法是，滇文化是我国古代的濮人创造的，濮人原先分布在江汉流域及其以南，战国至汉朝时，许多濮人组成夜郎国（今贵州和云南的部分地区），从他们的迁移方向看，应该也有濮人的一部到了古滇国地区。
也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8年~前263年。当时楚国将军庄蹻率军试图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结果归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国。这样，楚人就把内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区域，由于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才实现了滇国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
另有学者从滇国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物入手，根据器物类型学分析，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与四川古代的巴蜀文化有密切关系，这里的青铜文化，就是古代岷山庄王亡国后南逃到云南以后创造的。
还有人提出，滇文化就是“白蛮文化”，它由汉、晋时期的焚人演变而来，焚是“羌之别种”，也就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焚人最早分布在四川西部和云南境内，后来迁至古滇国地区。
总之，如果从古代先民不断迁徙及其迁徙路线来看，这些观点都是可能成立的，但是，最终的答案恐怕还需要有人种学上的证据。现在，是否能在仍然沉没在抚仙湖水下的滇国古城中发现任何的人种学材料，恐怕才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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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文化必须有自己的代表性实物作为自己的文化支撑点，古滇国也不例外，铜鼓就是古滇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证据，而云南地区就是铜鼓的起源地。铜鼓，由最初的实用器逐步演变成礼乐器等国之重器，最后上升为权力和实力的象征。铜鼓从云南一直流向东南亚一带。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当时铜鼓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此外，古滇国文明还直接渗透和影响了越南的东山文化。
“滇王”比“夜郎”更自大吗
夜郎国因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而闻名世界，也因之成为千百年的笑柄。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但这成语其实源于一段被误读的历史。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自此，这个大致起于战国终于西汉成帝年间的西南小国，就因“夜郎自大”的比喻而为世人所知。千百年来，大家嘲笑一个人目光短浅，有如井底之蛙，往往就用“夜郎自大”来讥讽和挖苦。然而，大家仔细看看原文就知道，原来当年的滇国国王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两个人只不过是很有诚意地问汉使：“汉国和我国哪个大啊？”这明显是抱着探知的态度，试图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已，却被误读出自大的意思，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前面已经说过，夜郎本身就是一个国富兵强的大国，即使他真的自大，也自有其原因。那么滇王呢？他是否比夜郎更自大？
让我们看看滇国的疆域吧，滇国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民族建立的古王国，其存在时间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滇国的疆域主要在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从其自身的疆域和文化影响看，与夜郎国相比，确实无法相提并论，从这个角度而言，滇国国王如果真的认为自己国家大，是有点“夜郎自大”。但是，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已经说得很清楚，是因为“道不通，各自以为一州主”，在交通不发达，又没有精确的地图绘制技术的情况下，目力所及之下的国土如此广阔，产生自豪感难道不是正常的吗？夜郎和滇国如果真的自大，也展示了他们的自强和自尊，否则，何以生存于自然环境险恶的西南地区？
所以，无论是滇国，还是夜郎，他们的“自大”之名乃是外人歧视性的误解，是千百年来的误读才使他们成为了“自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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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滇人的文化遗存来看，他们代表了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着名的青铜器有石寨山杀人祭祀贮贝器、纳贡贮贝器、纺织贮贝器等。杀人祭祀贮贝器上，铜柱上捆绑着一个赤身的奴隶，立于两侧的奴隶脚上戴着枷锁，主祭的奴隶主梳着发髻端坐中央，一幅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展现在人们面前。杀人祭祀贮贝器表现了当时滇人举行的“祈年”仪式，通过杀人祭祀，以求得农业丰收。贮贝器反映的生产生活内容非常广泛，有战争、献俘、纺织、纳贡、狩猎、放牧、斗牛、乐舞等场面，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滇国古城缘何销声匿迹
位于云南玉溪的抚仙湖是中国最深的淡水湖之一。2006年，抚仙湖底惊现大量的人工建筑遗迹，规模之大令人称奇。
曾经，关于这一水下古城的真实身份，人们争论不休。现在，从出土的遗迹和文物来看，许多学者倾向于认同这是古滇国留下的遗迹。这就使人联想到了另外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历史上古滇王国曾有一座古城在地球上神秘地消失了，自唐以后史书上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那么，这座古城沉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的说抚仙湖可能是沉陷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下沉，但是，从地质资料来看，抚仙湖并不是沉陷湖，因此，这个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现在普遍的看法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古城沉没湖底，如地震、滑坡等造成古城被掩埋。据云南的地质资料显示，抚仙湖属于地震断陷湖。与此同时，受板块运动的影响，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界形成了一条地震滑坡等地质灾害频发的地震分布带，这就是着名的小江断裂带。抚仙湖就位于小江断裂带的南端。同时，翻阅《澄江府志》第八卷发现，16世纪以来，小江断裂带上就发生过几十次破坏性地震，最大的达到8级。另外，在抚仙湖东面的华宁县有一座叫矣渡的村子。在二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次巨大的地震使矣渡村整体下滑陷入抚仙湖，至今在这座村子后面山上的慈云寺里还有一座石碑，记载着那次发生在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地震。来自云南省地震局的专家们对抚仙湖东岸的地质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古滑坡体，而抚仙湖水下古城的遗迹正好就在这个古滑坡体的底部。
这样看来，滇国古城的“遇难”是由于地震、滑坡似乎是确凿无疑了。在人类历史上，一场突发的自然巨变经常带来悲剧性的灾难，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埋没了古罗马庞贝古城，而一场地震就淹没了滇国古城，使其成为“水下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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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那时的庞贝还只是海湾畔的一个小集市，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渔业的生产，直到公元前3世纪，强大的罗马帝国将庞贝划入自己的版图，这里开始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市，贸易往来繁多，经济发达，集中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雕刻，是当时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宗教的中心之一。
公元79年8月24日的中午，庞贝城附近的活火山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火山灰、碎石和泥浆瞬间湮没了整个庞贝，它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后的18个小时内彻底覆灭。直到18世纪中期，这座深埋在地底的古城才被挖掘出土，重见天日。而庞贝也因火山灰的掩埋而保留了大量古罗马帝国的建筑遗迹和艺术品，成为世界上最为着名的古城遗址。
大理国如何走向灭亡
《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武侠小说大家不会不熟悉吧。这些故事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西南国家就是大理国，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人们对大理国的了解比较少。你可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中，大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灭亡的呢？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理曾有着显赫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秦、汉之际，大理是从蜀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这条通道，对促进西南地区和内地的联系、促进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另一条重要的丝绸之路。
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汉王朝在大理地区设置了4个县，从此大理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公元8世纪30年代，洱海地区“六诏”中的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国。后来，南诏国因内乱而灭亡，先后出现了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和大义宁国。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滇东37部，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国家——大理国。
大理国最盛时的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相当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
当时的大理国，经济上已经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每年有数千匹马被贩运到广西；手工业亦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大家所熟知的段正淳，是中宗义安帝，于1096~1108年在位，其子段誉，是宪宗宣仁帝段正严（本名誉，又名和誉），于 1108~1147年在位。而“南帝北丐”中的“南帝”段智兴则于1172~1199年在位。
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灭大理国，派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仍然将云南政治中心设于大理。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行政中心始由大理迁至昆明，但大理仍为滇西第一大城，一直沿袭至今。
南诏、大理国历唐、宋两朝，达500余年，使云南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统一体，为祖国的西南边疆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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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共传位22世，历时316年，大理国政权分为两个阶段：
一、大理国（公元936~1094年）共159年，传14世：
段思平、段思英、段思良、段思聪、段素顺、段素英、段素廉、段素隆、段素贞、段素兴、段智廉、段廉义、段寿辉、段正明。
其中，由权臣杨贞义和高智升先后夺位建大中国，后因滇东乌蛮37部反对，还段氏王朝。
二、后理国（1096~1253年）共157年，传8世：
段正淳、段和誉、段正兴、段智兴、段智廉、段智祥、段祥兴、段兴智。
1117年，段和誉遣使入贡宋朝，宋王朝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等。
“契丹”为何曾是中国的代名词
公元8世纪，正当唐代末年中原战乱之际，在中国的东北赫然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它于公元907年建国，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奋斗，最终统治了中国的北方，成为与赵宋、女真鼎足而立的不可小看的强敌。这个叱咤风云的民族就是契丹。
契丹建立的辽王朝的疆域比赵宋王朝的多一倍：它东临日本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可以说是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这样广阔的国家，当时威名远扬，在中亚与欧洲均有广泛影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国外一些民族的语言中仍把中国称为“契丹”。为什么会这样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契丹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你就会看到，当时的契丹政权不仅处在宋朝和西域联络的要道上，也隔绝了宋朝和朝鲜半岛的联系，可以说它将赵宋王朝从北部给封锁住了，而自己则成为沟通东西方的联系中心。当时的西夏、吐蕃实力也远不如契丹，所以，契丹开始扮演起与东西方各国联络沟通的角色，它和波斯、大食、高丽以及大海之东的日本，都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
这样就无怪乎“契丹”的名称能够传遍五湖四海，以致许多外国人开始将契丹看作是东方国家的代表，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杰费尼把金帝国称为契丹，或女真契丹，13世纪中期访问过蒙古的加宾尼和鲁不鲁乞通称中国为契丹。现在，俄罗斯、希腊、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语言中，仍把“khitiy（契丹）”的变种体作为中国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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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在文化上的一大贡献是依照汉字创造了契丹文字。契丹人原先没有文字，建立辽王朝后，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
契丹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新中国成立前辽庆陵出土的“哀册”上所写的文字，都是大字。后来在庆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发现了这种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据史载是皇子迭刺创制的。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但因通读不易，所以并没有深入民间，可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契丹人集体失踪之谜
契丹，这样一个勇猛彪悍的民族，在历史上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不但创造了强大的军事王国，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然而，它就像他们的文字一样，最终神秘而诡异地消失，消失得杳无踪影。
契丹王朝的灭亡不难从史书中查到，1125年，契丹亡国，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在耶律大石带领下到达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但它也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之后，顽强生存的契丹人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即销声匿迹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契丹的文化。
难道曾经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就这样消失了吗？如果没有，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目前，人们的观点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逐渐与其他后起的民族融合在了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现在的伊朗。
第三，蒙古与金国的战争中，许多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在随军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
不久前，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从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等方面来看，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并不能给出定论。
与此同时，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这两个事件令大家满怀期望。专家们决定利用DNA技术揭开这千古之谜。鉴定结果令人欣慰：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契丹族的下落从此大白于天下：蒙古人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零星分布到了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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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两族都信奉萨满教，仍保持“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契丹旧俗。
从语源学的角度看，辽代把皇帝的官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军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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