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北

    说起爷爷好赌，至今回故乡也常有人提及。好赌的人对待生活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恐怕没有此癖的人是无法完全理解和体会的。

    据说爷爷当年，赌博赌得也有豪气，赢的时候用钱褡裢前后装钱，用马车往回拉粮食；输的时候亦是如此，输赢都没个表情，只是吆喝着伙计们动作麻利点，快点搬搬扛扛。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工作，他和母亲一直是两地分居。我记事那会儿，和母亲还有妹妹住在爷爷那栋平房里，所感觉的家庭气氛有点压抑。

    母亲对爷爷是孝顺的，但是，爷爷对待母亲，却总是冷脸相向。

    多年后，我从母亲那里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

    政府是严令禁赌的，但是爷爷是有赌必上的。那时，在农村都有黑赌窝，即所谓的“放局”。“放局”的人家供场地，供吃喝，然后从中“抽红”。

    母亲在大队教书，因为此事常被书记叫去谈话。书记是爷爷的一个晚辈，每每爷爷犯赌，他都非常为难，抓也不是，放也不是，打也不是，罚也不是。爷爷大概抓住了他的这个弱点，所以，总是“得寸进尺”。

    ——当然，“得寸进尺”的话不应该由我口中说出，实在有些大不敬。

    大队书记说：“嫂子，你得劝劝二叔。你有文化，他没文化，你要求进步，他却落后，拖你后腿，你让人家怎么说，怎么看呀？”

    母亲的脸上挂不住。

    挂不住，拐弯抹角地和爷爷说，爷爷不哼不哈。

    母亲被书记批评的次数多了，同事也对她指指点点，母亲有一个好赌博的公公，这类的讥言讽语像一个秤砣，压着母亲的心。

    有一天晚饭后，收拾好碗筷，母亲站到了爷爷的面前，谁知还没开口，爷爷便一磕烟袋，穿鞋下地，摔门就走。

    留了一句话：“我愿意赌，谁也管不着，有本事，抓我进笆篱子去。”

    这话没法劝了。

    母亲便给父亲写信，让父亲劝劝爷爷。父亲是个孝子，平时在爷爷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哪敢劝爷爷呀。无奈他也深爱着母亲，就写了一封信寄了回来。信写得很长，千般好，万般愿地说了一堆废话，最后，才提了赌博的事儿。

    爷爷当时脸色就变了。

    一句话，分家！

    爷爷平时不骂人，可那次骂人了：“妈了个巴子的，这日子没法过了，分家！”

    说分就分，一刻不容。

    就在这当口，天空忽降大雨，两三天不停，农民下不了地，学校也停课了。爷爷却得了“放局”那家人的口信，让他去要钱。爷爷二话没说，冒雨就走了。

    是第三天的傍晚，本来就被阴云抹黑了的天更黑了。我小叔一头撞进来，没头没脑地说：“二嫂，快给我二大爷找套衣服，有人看见他在村头谷子地蹲着，说是连裤子都输了。”

    小叔拿了裤褂就走，走到门口被母亲叫住了。小叔只比我大两岁，说什么也还是个孩子。母亲不放心，便一手扯着我，一手扯着小叔，一头扎到雨地里。

    风雨中，母亲像担了一条扁担，摇摇晃晃的。

    好不容易到了谷子地，三个人放声地大喊，隐约听到答应，也恍惚见了半个身影——只是，那一声应是戛然而止，身影也瞬间就不见了。

    我和小叔把裤褂放在地头，又扯着母亲，扁担一样地回来。

    回来后，我和母亲带着妹妹就暂时回舅舅家住了。

    属于我们的东西，是等天大放晴后，由舅舅家的哥哥姐姐们搬回来。

    这以后，和爷爷朝夕相处的日子没有了，但我知道，从那时，爷爷戒赌了。

    多少年过去了，掐指一算，爷爷过世也有四十余年了，他晚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我们家度过的，尤其是患了肺癌之后。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也弄不明白，他临终前为什么一定要回故乡独居几天呢？之前准备了大米和挂面，托来探亲的表哥给捎回去。

    他终归还是破戒又赌了一次，和那些他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人。

    爷爷说：“我得把我的裤子赢回来。”

    他赢回来了吗？

    母亲说：“不管咋说，你爷爷还是一个好脸的人。”

    （原载《小小说选刊》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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