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体伊始，俄罗斯就开始了卢布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俄罗斯的汇率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到1994年，卢布实行国家内部可兑换制度，即卢布汇率自由浮动阶段；第二阶段是1995年到1998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就是“汇率走廊”时期；第三阶段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到2006年，也就是抑制外币需求基础上的浮动汇率制阶段；第四阶段是2006年以后，俄罗斯实行了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在汇率改革的第二阶段，俄罗斯先后实现了卢布在经常性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其中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依然保留一定的政府干预空间）。卢布的可自由兑换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首先是资本跨境流动的加快，这在俄罗斯经济形势不稳定时直接导致了卢布汇率剧烈的波动；其次，俄罗斯国内的商品价格从此与国际价格接轨，由于俄罗斯的轻工业本来就严重缺乏竞争力，国内外的商品价格接轨之后，俄罗斯的轻工业几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俄罗斯的轻工业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销声匿迹，在国内市场上也几乎被彻底逐出。
跟其他经济领域一样，俄罗斯对汇率制度实行的改革也是非常激进的，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从起初的多重汇率到自由浮动汇率，然后又变为外汇走廊制度，最后又回到自由浮动汇率，俄罗斯汇率波动幅度巨大，市场动荡不定，甚至几次都遭遇到严重的汇率危机（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正是典型的俄罗斯特色）。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汇率制度的改革为俄罗斯外贸体制的自由化发展和外汇市场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1998年，俄罗斯发生债务危机，卢布急剧贬值。仅在1998年一年里，美元兑卢布汇率就从1美元兑换6.0448卢布上升到1美元兑换17.4610卢布，涨幅达到188.86％，并在2002年4月达到最高的1美元兑换31.7793卢布（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经济急剧恶化，美元兑卢布汇率一度突破1美元兑36卢布）。而在此之前的1997年，俄罗斯刚刚放开了资本项目下的卢布兑换。汇率如此巨幅地波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汇率制度的自由化改革后资本跨境流通的速度大为提高。新兴的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和汇率制度的自由化两者共同作用，决定了俄罗斯金融动荡的多发。由于资本大量外逃，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迅速枯竭，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不得不宣布停止偿还外债。这是继阿根廷之后，罕见的国家信用失效行为。俄罗斯的国债应声暴跌，而国债衍生品的波动更是巨大。曾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大出风头的索罗斯也在俄罗斯市场中失足，损失惨重，而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则因在俄罗斯国债衍生品上损失过大而宣告破产。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包括罗伯特·C·莫顿以及莫顿·米勒等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C·莫顿和莫顿·米勒都是国际上期权理论的最具权威的专家）在内的“钻石团队”，其开发的风险控制模型一度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正是依靠这一模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涉足了高风险的俄罗斯市场，俄罗斯市场的高利差又引诱其注入了大量资金。然而这个模型无论如何也无法预见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失信行为。俄罗斯号称是“商人的坟墓”，不仅因为其腐败横行，缺乏公正的司法，更是因为其下至普通百姓上至国家机构都缺乏现代商业所需要的信用。
在俄罗斯的外国商人，从中国的小商品批发商到BP石油公司这样的石油巨头，无不受到形形色色的勒索和讹诈，这正是俄罗斯的“优良传统”
之一。
所以，俄罗斯虽然看起来是建立起了一套完全自由化的、符合西方标准的汇率制度，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远非如此。由于合同甚至法律条文都远不具备实际的约束力，选择性执法以及商业贿赂盛行，使得俄罗斯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远不像其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光鲜”。俄罗斯汇率制度改革的教训是：渐进的基础性建设至关重要，片面追求制度层面的迅速突破，其实际的改革成效往往十分有限。因为归根结底，任何制度法规最终还是要靠人来执行。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是必然的方向，然而中国并不需要刻意追求短期内的根本性制度变革，而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外汇市场培育以及渐进的规则修正上，以逐步引导汇率制度向完全的市场化过渡。随着一系列基础性工作的完善，最终，改革的实现将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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