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2节 救时宰相 (1)

    风雨飘摇，临危受命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主，只不过是旧药换新瓶。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贯穿起一个又一个朝代，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到了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过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被皇帝收入囊中，因此明朝皇帝成为权力的超级集中者。但事情并没有朝皇帝们想象的发展，明朝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权力极度强化和国家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看来，体制本身已经疾患缠身，倘若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就会暴病而亡。

    明王朝这艘大船历经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千疮百孔。紫禁城里每日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设坛修醮，不理朝政；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辞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

    当时不是没有开明人士嗅到危机的味道，重整朝纲，他们也去做了，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案，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轻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励优秀，惩治贪官，务求恪尽职守。他所做的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但是他没能统观全局，驾驭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徐阶和高拱所做的都只是在不改变整体的情况下的小修小补。平心而论，他们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进行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国家弊病如此之多，就如一个没有一处是完好的病人，打点滴，吃点小药，顶多缓缓阵痛，没办法把他彻底治好。要想使国家来个彻底翻身，非大动“手术”不可，还要有缜密的计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书写他传奇的一生。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张居正也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在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赞誉，这也是后人对张居正的极大肯定。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也就是说，张居正仪表堂堂，长须飘飘，敢作敢当，很有思想，城府极深，既帅气又有才华，使人可望而不可即。

    后人对张居正的评价不一，有些争议，对他的性格、用人等方面提出不少批评，但是却又不得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明朝给张居正最后的盖棺论定是：“故辅局长，肩劳人猿，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庙堂混战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下面紧接着就是“第一副总理”。皇帝的高度集权，分给秘书厅的也就很少了。内阁中首辅和其他阁员的权限没有明确规定，人员之间常常出现意见不合，矛盾也就多了起来。为了争得最高的权力、地位，明争暗斗，拉帮结派。国家本就危机重重，上头的人却不顾民生，肯定也不是些什么好货色。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边是夏言，一边是严嵩，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当上了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内阁新兵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对于自己的资历他看得很清，在没有站稳之前，切忌得罪这些“老油条”。他能做的不是当三明治中的夹心角色，而是当润滑油，谁也不得罪，和谁又都能较好相处。工作的重点不是关注窝里斗，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朝政、民生、社会问题。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指出了“血气壅阏”之一病，即世宗长期混迹西苑，不理朝政，天天和宦官、宫妾在一起，致使臣子想见上一面都很难，政治处于瘫痪状态。这是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的根源。针对朝政的弊端，他系统阐述了改革政治的主张。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或许他们把张居正的主张当成他初入内阁一时的心血来潮，算是教给皇帝的“期中论文”，权当交差，根本不当回事。上级的态度张居正看在眼里，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他没再上过一次奏疏。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也不适合他再提太多的想法，奸佞当朝，皇帝昏庸，如果不够谨慎，冷不防就会成为替罪羊。

    但张居正没有因此对国家不闻不问。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张居正，很能体会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他变得更加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游刃有余。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的理念在他身上潜移默化。嘉靖四十三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徐阶推荐居正当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渝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老师徐阶的深谋远虑给张居正做了长远的政治投资。在当裕王的侍讲侍读期间，裕王很尊重张居正，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嘉靖四十五年，张居正执掌翰林院。命运没有和他开玩笑，这一年，世宗归天，果然裕王继位。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当上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此时张居正年方四十三。

    张居正不断晋升的同时，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务，控制了内阁。

    第7章第2节 救时宰相 (2)

    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内阁争斗愈演愈烈。先是徐阶搞倒严嵩，接着高拱整掉徐阶、李春芳，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上梁如此，下梁也好不到哪里去。官衙根本不把法令放在眼里，纷争很多，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也慨叹这些年国家纲纪的败坏，官风日下。最后张居正轰跑了高拱后，朝堂才算安定了些。

    张居正在徐阶与高拱的两强相争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既没有对胜利者谄媚巴结，也没有对失败者落井下石。与他们既保持了距离，也维持了不错的友谊。面对官场的混斗，他仍是冷眼观察，以静待变，对当事者都抱以友好的态度，殷士儋被罢官，张居正去信慰问，送他一副对联：“山中宰相无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孙。”并在信中写道：“前一句公已得之，后一句愿公勉焉。”

    皇帝的全职代理人

    张居正虽历经嘉靖、隆庆两朝，但真正大展宏图要到万历年间了。张居正在隆庆一朝虽没成为首辅，但一直都是隆庆帝的心腹，深得信任。张居正是万历的师保，作为帝师，应该说张居正是深得万历信服的。但是正因为是万历的帝师，万历对张居正是既信任又害怕，这也就为他日后疯狂报复张居正埋下了伏笔。万历初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开始一番雷厉风行的大胆改革和励精图治。一时间“海内肃清，边境安全”，万历曾对张居正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没有不当的。”

    张居正要做上首辅的位子，还要先过高拱一关。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来发生了矛盾。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将高拱打回老家。当然此事显示了张居正在官场斗争中使用权谋的一面，值得商榷。但是反过来，政治斗争从来不讲温情恩义，只认准了矛盾和利益，张居正如果不先出手，那么等待他的将是高拱的报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辅政之路。

    张居正辅佐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无异于一个年近五十处于精力和经验巅峰期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屁大点事也不懂，还在过“儿童节”的小孩。初登皇位的万历能懂什么，能做什么？朝中的大事小事能不由他身边的张居正代行吗？张居正必须手把手地教会他一点一点的理政知识，也只有这样才能尽到一个首辅的责任。当然，有些事情就算是一般人也未必能懂，给小孩子解释半天也没有用，所以归结起来，万历基本上可以开心地玩，放心地把事情教给他身边的能相去处理。张居正肩膀上的担子可就重了，事事代皇帝分析、谋划、决断，基本上皇帝该做的都由他干了。

    十年辅政，漫漫长路才拉开帷幕。张居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积弊重重的烂摊子，要医治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时世界上实力数一数二的帝国。少主乳臭未干，张居正责无旁贷，皇帝的全职代理人他是必须当，也当定了。这样一个巨大无比的“病人”，该从何下手，下多重的手，要医治多大的范围，张居正自嘉靖、隆庆两朝以来就做了很多思考，基本思路都已经成形，现在时机也到来了，是该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边不可不防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忧外患，毛病一堆，能蹒跚地走到那时已经是万幸。内有土地兼并，流民四散，国库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中就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巩固国防，整顿吏治。张居正知道：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根本谈不上发展；边境常常有险情，臣民跑都来不及，还谈什么安心种田、做生意。所以，先把边防稳定下来很关键。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就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为了激励将领兵士的积极性，张居正大刀阔斧地改变赏不当功、罪不当罚的积弊，重奖有军功的将士。宣府总兵马芳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转战宣大、威宁、黑山，战功卓著，获得荫子千户及银币的赏赐；陕西延绥总兵赵苛，曾经防御失利，后戴罪立功，在塞外大战中杀敌三百余人，夺马一百多匹，官升至大同总兵，荫子正千户。这超常的奖励，遭到文官的抵制，连兵部都不敢做主。张居正愤怒地指出，不给重赏谁肯冒死为国拼杀？并执意破格奖赏。

    万历年间，沿海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很不安分，不时骚扰边疆，对明朝构成很大威胁。这个时候张居正想起了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了加强边防的实力，张居正调用谭纶的老搭档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务，各路总兵统由其统辖，这在军队是一个创举。因为戚继光被任命为总理，这就在三镇总兵以外，又增设一职，与原有体制不合。加上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戚继光是南方军人，以水战见长，把他放到陆路和把一条鱼从水里放出来没什么两样，朝廷大多持抵制态度。因此这一职务被总兵们认为是“缀疣”。但张居正认定了他的选择，在他看来问题出在“人心不一，论议烦多，将令不行，士气难作”，坚决以特旨的名义任命戚继光为蓟州镇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这既保留了戚继光总理练兵事务的头衔和节制三镇总兵的大权，又让他拥有了直接管辖蓟州军务的权力。张居正还把工作做到细处，为了平息舆论，他请出素有威望的凌云翼说服众将领。正是因为张居正的决心和斡旋，才使得戚继光得以在北方再展雄风，从此改变了以文制武的传统军制，这是一个突破常规的做法。

    戚继光也是不负众望，干得相当出色，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搞了三千多座堡垒，鞑靼屡屡无功而返，拿他没什么办法。戚继光两栖作战的本领让朝廷内部的聒噪也停了。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张居正得知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和妻比吉以及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要当内应，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此事关系到边疆的稳定，张居正写信，要崇古时刻和他保持沟通。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结下梁子。

    张居正嘱咐王崇古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然后，指点王、方两人，要他们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万事难料。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王崇古做好战事准备并假装以把汉那吉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张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回朝。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赏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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