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第2节 为官难 (1)

    曾国藩真正在中国近代史上崭露头角，是从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开始的，其中夹杂了曾国藩一生的荣辱和大清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有了展示之地；也是从这时起，他身上的骂名和美誉纷至沓来。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中央惶恐万分。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国家疲乏无力。清政府已没有力量组织军队，只好由地主来组织私人军队，称为“团练”，指导权归组建军队之人。这项军队政策于1853年下发到全国各地，曾国藩老家在湖南湘乡，为了取得咸丰的赏识，他决定返回湖南，与当时的湖南巡抚开始招兵买马，建立湘军。反正当时的中央没有他发言的机会，与其这样等下去，不如行动起来大干一场。从此，他开始精心治军带出一支强大的湘军。

    私人军队的崛起

    咸丰二年后期，全国各地反了一大片。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后，一路北上，将战火蔓延到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从广西打到南京，并更名为天京，定为国都。

    清军一路上被追着跑。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全力攻打长沙，长沙驻兵人心惶惶。当时长沙城的清军兵力远远超过太平军，驻扎六万余名士兵。太平军猛攻长沙不下，萧朝贵中炮而亡。按理说，解决太平军没有太大问题，可惜清军却让太平军在眼皮底下逃走，进入洞庭湖流域。曾国藩评论这场战斗：“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靡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而未闻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而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曾国藩的话语中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他的军队一定不能是这个模样。

    在咸丰帝的团练公文下来后，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借助兄弟朋友等复杂的人脉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曾国藩奉行的建军原则完全和八旗军绿营军划开界限，注意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这些人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油条兵，以免影响队伍作风。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

    “打仗还靠亲兄弟，上阵不离父子兵”，曾国藩组织军队的方式来自这句话的启发，其效果相当妙。他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灭族之祸。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再者，要想通过面试，顺利当湘军军官有四个必备条件：一要有才能，二要不怕死，三要不被名利羁绊，四要忍受辛苦。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制度，即大帅选统领，统领学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选士兵。这种由上级挑选下级的制度，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这一独特的选兵方式，提高了队伍的凝聚力。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举荐多隆阿为湖北将军。

    曾国藩亲自操刀组建了湘军，从上到下整合了这支军队，这堪称他一生的大手笔，也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这支从头到尾注入曾国藩思想和心血的私人组织开始要在舞台上一展雄风，在一切准备齐整后，湘军大踏步走出湖南，准备同太平军作战。

    镇压太平天国

    曾国藩的一生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分不开的。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他信誓旦旦地把湘军拉出去秀一阵，既让咸丰检查一下训练效果，也给百姓们瞧瞧这支军队的厉害。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没想到岳州成了他的伤心地。太平军根本不把这支曾家军队当一回事，轻轻松松就给了曾国藩一场刻骨铭心的失败。湘军出省时共有一万，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仅此一战，整个水师几乎完蛋。可能是期望值过高，曾国藩经受不住这种打击，想不开要投水自杀，幸亏部下拦住。没死成的曾国藩脸上无光，回家重整湘军，三个月后总算给了世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攻陷岳州，不久又拿下武汉。曾国藩洗刷了耻辱，燃起了直捣金陵的想法。

    咸丰五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令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这次湘军遇到了对手。石达开设计将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湘军无路可退，战船被烧光，又一次打了败仗。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和高俅当年攻打梁山那可怜状差不多，不过他幸亏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他还是忍受不了现实的打击，又选择了跳水。可还是没有跳成，部下拉住了他。看来湘军的亮相和曾国藩考试的经历颇为相似，没有值得自己夸耀、让敌人震撼的地方，好不容易赢了一场，又被打回原形。

    石达开在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后，又挖掉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势头凶猛。然而太平军内部的分裂导致自相残杀，众多精锐丧失，石达开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走向了下坡路。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复武汉、夺取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接连失陷。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三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不久攻克天京，但他们却干了令人发指的事，在城内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物即抢。湘军光有组织纪律，缺乏爱民思想，这也为曾国藩赢得了“曾剃头”的骂名。

    湘军的奋力拼杀熄灭了差点烧掉爱新觉罗祖宗基业的起义火焰，功劳簿里，清廷给曾国藩记上了这笔大功。若干年后，湘军当年勇猛凶悍的一面透过字里行间还能清楚地浮现在后人的眼前。

    急流勇退

    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使命，声望大涨，湘军威名远扬。这一切，朝廷看得仔仔细细，虽然农民起义平息了，但皇帝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湘军是朝廷指挥不动的军队，成为曾国藩的私家财产，曾国藩一个喷嚏都能在湘军中引起不小的地震，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没有第二人能有。这支军队咸丰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即使曾国藩忠心耿耿，只要他手中还握着皇帝动不了的大军，咸丰就会夜夜失眠。因此，咸丰对湘军势力与曾国藩的态度耐人寻味，有时候却又好像不明不白就给了它一巴掌。

    第10章第2节 为官难 (2)

    咸丰二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奉旨办理团练，所练湘军转战江南，苦斗硬撑，成为清廷唯一可依靠的军事力量。而整整八年，清廷没有授给他军政实职。其实咸丰曾经要升他的官，当年湘军攻破太平军重镇武昌时，咸丰称赞他以书生之才力挽狂澜，下令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旁边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说曾国藩在中央当侍郎，在民间还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其中的含义，咸丰自然明白。曾国藩谦辞奏疏还未到京，咸丰帝已改变主意，仅赏给一个兵部侍郎的空头职位。

    曾国藩知道功高盖主的危险性，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任湘军高级干部的弟弟辞去一切军事职务，在风口浪尖上，回家避避。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浙江，清军无能，朝廷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一职，总算有了军政实权。

    朝廷如此小心翼翼，曾国藩干脆光明正大地向咸丰表白，以平咸丰难安之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谨慎行事。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多有意见，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在进京之后做了几件事，先是退出了一部分权力，接着自动裁军四万，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入驻南京，并发全饷，还盖了贡院，提拔江南士人。这些事无非要告诉朝廷，曾国藩功劳再大，也没当皇帝的野心，主动“脱光”自己以示忠心和清白。

    这几个措施一出，朝廷上下除了表扬，也没什么话可说，流言飞语销声匿迹，反而显示出了曾国藩恭谨的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咸丰又加恩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

    天津骂名

    围剿太平天国的胜利使曾国藩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等高帽子一个个扔到了他头上。但曾国藩还是保持清醒的状态，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身留名，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后来的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天津教案惹来一身骂名。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于是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满清官方没有积极镇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终于按耐不住满腔的愤恨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外加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扬言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要给北京一点颜色瞧瞧。

    遇到这类外交事件，晚清的外交向来缺少底气。无论谁代表政府前去谈判，一般都难得有好结果。若要让政府满意，就得得罪民众，要按民意办事，回来又得准备被撤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1870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接到了这块烫手的山芋。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前者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处处替外国人着想，把责任全推到百姓的身上；后者则是老百姓的心声，要求严惩外国人。“言势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则占据舆论的制高点。

    曾国藩个人的想法倾向于前者。到天津后，他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白银，并派崇厚至法国道歉。这种做法就像自家孩子被人欺负了回来还遭父母的巴掌。曾国藩立刻遭到民众的口水讨伐，来自四面八方的唾骂。连他的湖南老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并将名籍削去，开除湖南省籍。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人人喊杀的汉奸、卖国贼。

    当官难，当弱国之官更难。曾国藩有他的无奈，不是因为自己不爱国，不想替国人出口气，实在是有心无力。他的背后是对外国人低头哈腰，鸦片战争以来未敢在外国人面前轻易开口说“不”的清朝政府。国家在西方人面前抬不起头，作为谈判代表受制于形势，确实难有作为。

    师夷之长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方式，目的是为国家赢得喘息机会。鸦片战争后的清朝陷入一片烂泥中，国家领导对如何解决一系列问题，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移植资本主义工商业，后者则持反对态度。

    曾国藩支持“洋务派”的主力，他的宣传口号是“自强”。1860年12月，曾国藩上交给皇帝一份尚未成熟的奏折，他认为借外力助剿、运粮，顺风驶船，可解决燃眉之急；另外，拿别人的技术，自己制造炮船，可以为长远打算。第二年他对上述草稿加以完善，提出当前第一大事是购买外国船炮，引进人才，先学习，后自己制造。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举礼义忠信，把它当做抵御外侮的法宝，认为学习技术只不过是表面皮毛。他们的理由比较可笑，举出庚申之变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用老祖宗的一套治国，所以必须坚决地、不可改变地奉行老祖宗的既定路线。

    当然，不管是哪一派，都是封建专制的代言人，谁也不会把理论工具指向他们背后的制度，或许他们中很多人看不到、想不到这个导致落后的最根本的东西，就算看到了，有贼心也未必有贼胆。但相比顽固派在原地踏步，洋务派的眼光要高许多，进步得多，他们至少不会像顽固派光玩空虚的理论，让人听得云里雾里。

    两派的口水战十分激烈，洋务派最终赢得这场争论，这是民意的胜利。当时的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主力并不在中央，而是在地方。他们是总督巡抚，手握实权。慈禧明白，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洋务运动经过论证之后，大规模展开。

    1862年，李鸿章受曾国藩委派率中央代表团为到上海“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制，网罗各方面的人才等。曾国藩同时设立学馆，培养人才，拨出财政款项选拔精英留学。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许多士子，中国的第一批留美学子就是他提拔的。另外还兴办工厂，建立机械工业，鼓励开矿。

    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部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制造局、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同文馆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工程项目都是洋务运动中投资建设的成果。其中，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它用了三年时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洋务运动的早期主要是重工业的天下，后来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然而， 历经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最终也没能善始善终，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渠道扼杀了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没有达到，在曾国藩死后的第二十三个年头，甲午战争直接宣判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曾国藩所提倡的洋务运动挽救不了满清山河日下的命运，谁也不会苛求他必须成功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他毕竟是一个卫道者，没有革命的色彩。卫道者的角色更像修车匠，修修补补，必要的时候换换轮胎，但不会在自行车上装一台轿车引擎。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洋务运动带进了外国人的技术，使我们拥有自己的炮船。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没有摆脱思想和时代束缚的曾国藩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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