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方友

    菊是乳名，乡里人爱喊乳名。菊都二十大几了，乡邻仍然“菊、菊”地叫。

    菊当然有大名。菊的大名写在身份证上，叫白菊。其实，她原名并不叫白菊。去广州打工后，又嫌白菊俗气了，准备改名叫白微，可惜有身份证管着，怕费劲儿，至今还未改。

    菊家里很穷，属于“最后富起来”的那部分。菊家穷的原因有多种，但最重要的是父亲常年有病。菊每年挣的钱有一大部分都变成了药渣儿。有一回娘给爹熬过药，指着药渣儿对菊说：“钱放哪儿都好，唯有放在这药锅子里不好！”菊叹了一口气，充满希望地劝娘说：“等爹的病好了就好了！”

    但爹仍不见好。

    菊的爹先患的是心肌炎，累了犯，冷了也犯，尤其是感冒后，心跳如鼓。由于没及时治疗，就变成了心脏病，重了离不开丹参针，轻了离不开“心通”。“心通口服液”一盒十元钱，像朝火中撂钞票，一冒烟儿啥也没了。

    菊打工的地方叫东莞，厂子属中外合资型，资本主义管理方式，老板拿工人不当事儿，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而且是一天三顿粗米饭。北方人爱吃面，这里却闻不到一点儿面味儿！开饭了，炊事员抬来几桶米，随你吃，可你就是吃不下。而且厂规极严，不准随便出厂，明为保护工人生命安全，实属怕你误工白吃饭。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黑，来到社会主义国家心更黑。因为人多，力气不顶钱，你不愿让人剥削有人愿，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菊说，人穷生贱，骨头软，若都硬气起来，就不会受人欺负。

    菊一年回来一趟，多是在过春节的时侯。菊说，在外边过年没味儿，挣钱多少只要在家过年心中就有根。腊月二十六，菊回了。

    菊是和本村外村的打工妹一同回来的。这地方儿在东莞打工的多，每到春节，就有车去接。一人一百五十元车费，连夜朝回赶，一直开到家门口。

    车多是“少林”牌中型面包，十九座，可每次均要坐三十人还多。走道里、发动机盖上坐的全是人。被包什么的放在车上面，用帆布盖了，再套上绳网，捆得严严实实。车还未到家，就有人打回了电话。小白支书就在喇叭里通知：去广东的人回了！去广东的人回了！于是，村口就站满了等候的人。有人眼尖，首先望到车顶上的“包袱山”，神兮兮地喊：回来了，回来了！开初人不信，接着远处就出现几多个白点儿。白点儿在晃，越来越大——果然是接送打工妹的车队！人们欢呼着跑上去，喊姐叫妹的，叫女儿喊闺女的，乱成一台戏。泪水撒了一路，笑声溢满田野。车开始减速缓行，所有的车窗早已打开，伸出无数张激动的脸，似绽开了一车牡丹花。车上的半普通话半广东话与地上的家乡话相交融，热烈得令人浑身冒火。

    菊没人接。菊年年都没人接。

    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爹往往要因天冷而犯病，娘在家侍奉爹。菊的弟弟在镇里上学，可能还未放年假。菊家共四口人，菊是家庭的大将。没人来接“大将”，菊照样激动。大长一年不在家，家乡的一切变得亲切又陌生。每年的这一刻，菊总是激动得泪水不止。

    菊扛着大包小包走进家门的时候，娘走了出来，爹也软弱地捂着心口走了出来。他们接过女儿的包袱，很高兴地笑，目光里除去亲情，还充满着某种期望的猜测。菊心中明白却故意不慌揭开谜底儿，只是洗脸，问爹的病情，问弟弟的成绩，问娘的身体，问小麦和大秋的收成，打听关系比较近的熟人，本村的谁谁谁，外村的谁谁谁……爹和娘时而分答，时而抢答，语气中充满耐心和焦急。等心中牵挂的与不太牵挂的事情都问完了，菊才开始打开包袱，取出给爹给娘给弟弟买的礼物，然后才从一个什么并不起眼的物什里拉出一沓儿钞票递给爹。爹双目闪光，娘也双目闪光。爹用手指沾了唾沫开始认真地点钱，像检阅女儿一年的汗水，手有些抖抖的。

    接着，弟弟就回来了。弟弟在镇里读初中，放了年假，自行车的后面驮着网兜儿和被包。弟弟叫小春，没进门就嗓门儿很高地喊：“娘，俺姐回来没？”菊就很急地走出来。春惊喜地叫：“姐！”菊惊喜地答：“哎！”就再也没话，只亲亲地望着呆笑。

    菊帮弟弟卸了被包，弟把破车子推到西屋自个儿的住室里，又急火火地跑进堂屋，向菊问这问那。菊逐个儿回答，最后说：“要好生上学，西庄的秋就因为有一张高中文凭被一家厂子招去学焊接，干计件工，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春双目里就熠熠闪光，充满憧憬，一片贪婪！

    有人来串门儿。来的多是乡邻，向菊打听没回来过年的儿女们的情况。菊一一作答。来人问得细听得也细，最后还像是期待什么，看菊的目光里没了别的内容，就失望地叹气，起身告辞。菊礼节性地出门相送，到门前才说她或他没让捎什么，只说让家人不必牵挂，很好的。

    天擦黑的时候，兰来了。兰和菊是一同从广东回来的。兰要菊到她家看电视，菊说，俺今晚蒸年馍哩，顾不得！兰就急急地走了，不一时，远处就响起了兰喊别的伙伴的叫声，由于声音又尖又细，显得风风火火的。菊站在黑黑的院子里犯呆，静听着兰和别的打工妹嘻嘻哈哈的笑声，很羡慕地出了一口长气，接着就去帮娘蒸年馍。

    灶房里灯光昏暗，红红的灯泡像日食后的太阳，发着虚弱的光。娘正准备盘面。娘从大红瓦盆内拉出一大块发面，放在案子上，浇了碱水，开始盘面。

    娘边盘面边对菊说：“你舅前几天又来了，说是他村上那孩子也在广州打工，叫赖货——先说好，名字赖人可不赖！你舅说只要你同意，那孩子已经回来了，年前让你见个面儿！”

    菊只顾揉蒸馍，脑际里猜测着一个叫“赖货”的小伙子是何等模样，猜来猜去一团模糊，力气便全集中在手上。菊很会揉馒头。面很白，很筋，又白又筋的面团被菊灵巧的手拨撩得生机勃勃，扭来扭去，像被赋予了生命似的。

    “其实，你们从小见过面的！”娘的脸被灯光映得斑驳又神秘，望着菊说，“辈分也相合，你们应该是表兄妹相称！”

    菊用衣袖抿了一下抖落在额前的短发，很羞涩地看了娘一眼，说：“哪有什么好货赖货？”

    “在你舅家西边儿，不远，隔四五家吧！”娘说。

    菊便开始拉开童年记忆，搜索有关“赖货”的影子，最后仍是一团模糊。菊再也没吭声，心里想，订就订吧，反正早晚也得有那么一天。虽然自己在广东打工，说穿了不过是从家乡的村庄挪到广东东莞一个山脚下的大院子里被关了起来。但愿订了婚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菊在心里祈祷说。

    娘又说：“二十大几了，也该订了！”

    菊心口不一地回答娘：“弟弟还小，我想多做几年活再走！”

    “傻！”娘苦笑了一下，说，“若不是你爹有病，早二年就该给你订了！眼下这个家全靠你一人挣钱，结了婚说不定就多了个帮手，能让你缓口气哩。你舅说，赖货家日子过得喧腾，不缺钱！”

    锅里的馍上了大气，十五瓦的灯泡被蒸汽包围，灶房里一片迷蒙。

    门外响起了自行车声，菊听到弟弟很用力支了车子，接着，就挟带着一身黑暗钻进了灶房。

    小春对娘说：“娘，俺舅说他明早来！”

    “你咋不等明儿个带他一块来？”娘责怪小春说。

    “舅说明儿个有人带他，用不着我！”小春抓起热馒头边吃边回答。

    娘和菊皆明白“有人带他”是何含义，都没吭声，灶房里一片寂静，显得小春的咀嚼声十分地响亮。

    一夜无话。

    第二天，舅舅果然领着一个名叫赖货的小伙子来了。菊初看到赖货时颇感惊讶，感觉中的赖货不该长成这个样子，但多看了几眼之后，就觉得也算顺眼。二人先说了一些在东莞的谈话，两人所在的厂子并不遥远。接着就各自表了态，事情就算基本定住了。事情一“草签”，赖货从兜儿里掏出一千块钱，交给菊说：“这是定钱！”

    “买牲口呀？”菊笑着问。

    赖货红了一下脸，发窘地说：“不都是这样吗？”

    菊就没话，默默地接了，对赖货说：“留下你的地址和电话，到时好联系！”

    赖货掏出笔写了，递给菊。二人对看了一眼，觉得第一次见面的话已说完，都很理智地结束了谈话，走出了房门。

    舅舅和爹娘都像是很高兴，说是顶多一年，给他们办喜事。菊什么也没说，只催娘道：“快做饭吧！”

    那一天，舅和赖货在菊家吃的午饭，菊的爹还让小春打了酒，喝得舅和赖货都是红光满面。

    该走的时候，舅推说与娘还有话要说让赖货村口等他，并说让菊去送送。

    菊觉得送不送无所谓，但最后还是去了。菊怕村人看见，让赖货骑车先走，赖货很听话地骑车走了。到了村头，赖货下了车，等菊。

    菊来了。菊走近赖货，抬头望望天，突然说：“这日子过得真他娘的没意思！”

    赖货很惊讶地望着菊，像是做梦想不到菊会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

    菊不是说这种话的人。菊面色很苦地望着赖货。

    赖货就受到某种感染，更狠地骂：“是呀，真他妈的淡球松！”二人相对大笑。

    笑够了，菊对赖货说：“有些话最好留到东莞再说，你走吧！”

    “中！”赖货说，“那我走了！”

    赖货说完就走了。

    菊怔怔地望着赖货扭动的后背，突然想起了什么，喊：“哎！还有我舅！”

    不想赖货再没扭脸。

    大概他没听到！菊想。

    他怎么能忘了舅呢？菊又想。

    这人儿，真有意思！自己怎么就要神差鬼使地跟这么个人过一辈子呢？这一切都是谁安排的呢？肯定不是毛主席，因为他老人家不信命……菊胡思乱想着就朝村子里走去。

    阳光明媚。

    原载《山西文学》1997年第3期

    点评

    小说主要描述了打工妹菊过年回家的几个片段，却以小见大地勾勒出了打工者命运的基本形态，以及打工妹菊鲜明的性格特征。这不能不让人慨叹作者对细节的把握能力。

    小说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是生存之于打工者的艰辛和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忙碌的命运。菊家境贫困，父亲常年生病，菊挣的大部分钱都变成了药渣儿；菊打工在外，受工厂老板剥削，工作繁重，饮食恶劣……

    尽管作者描述了菊为生存而奔忙的种种困苦，但小说却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恬淡而凝练的气息，这种气息的呈现来自于作者对菊的性格的刻画。虽然菊的生活处处不如意，但菊时时以其坚忍和沉稳来面对，更可贵的是，菊对家人、对工作、对生活、对希望永不放弃的执着和承担，使得小说在呈现困苦的同时洋溢出缕缕温暖的阳光和亲切的生活气息。

    反思精神是小说的另一大闪光点。菊坚忍的性格里充满了对命运的不屈和反思。在菊的那句“这日子过得真他娘的没意思”中，她的不屈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不屈中同时孕育着反思——当面对工厂的各种剥削而无力抗争时，菊说“人穷生贱，骨头软，若都硬气起来，就不会受人欺负”；而反思中也孕育着改变——当她面对姻缘时，菊想到的是“但愿订了婚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这一切都是谁安排的呢？肯定不是毛主席，因为他老人家不信命”……就这样，一个坚忍、沉稳、阳光而又时刻反思命运、希望改变命运的打工妹形象完整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生活之于菊虽然艰辛，但无论是她的坚忍还是反思，归根到底源于对生活的热情。小说最后以“阳光明媚”四个字结束，正是象征了数以千万计像菊这样的打工者对待生活的态度，这让人感到温馨，也让人深受感动。

    （陈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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