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石匠坐在石头上，看着他从山里运来的石块。在小巷尽头的木槿篱笆旁偶尔有人走过，而他这里却露出绝对的安静。“他是在制造墓碑，所有被他送过行的人都不会再转来了。”石屑的纷飞中，他的脸几乎触地，用錾子精细地辨认那碑上死者的名字。那温柔的锤声一直像安魂的祷歌，忧伤、庄严而神圣。

    “好冷呵，”刻碑人呵了呵冻僵的手说，“一直是阴天，风把湖底都吹干啦，好多老人都熬不过来了，像树叶一样。”刻碑的石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望望他周围的石头，又望望石头旁边一棵只剩下枝条的光秃秃的小树；他毫无表情地蹲在这一堆层层叠叠的石块中，我认为他对死亡的认识比我来得要实在些。他不痛苦，他却正视痛苦。

    “这块碑么？一百八十元钱，还可以优惠一点。”石匠说。石匠用袖子擦擦被北风勾引出来的鼻涕，又问：“是你什么人？”

    我说：“父亲。”

    “罗师傅吗，罗师傅吗？唉，唉！不好好的？！……脑溢血？……高血压？这么瘦的人还有高血压！他还做过我孙儿的兜肚呢，他的兜肚做得最好了，小伢穿了从不会凉肚的。这样吧，一百五十块钱，本来不好意思收钱的，可这石头从老远的湖南石门运来，我进山搞了五天，唉……”刻碑人自从学会这门手艺，也就学会了叹息。

    “应该有一盆火，瞧您的手。”我说。

    “火吗？我不要火，有火我眼里就起翳子，那就凿不成了。我干的是一门冰冷的活，在石头上刻字，是个精细功夫呵。”石匠说。

    石块。巨大的石块、粗糙的石块。已经凿上、还没有凿上名字的，都属于这个小镇。这些人——死去或活着的，曾讲着一口浸透骨髓的荆州话，走到任何地方都被别人不怀好意地模仿；他们生活在洞庭湖之北的这个省份，多官多匪多洪涝。解放后它被谙熟中国地理而又具有强烈城市意识的专家们划定为分洪区，他们说：牺牲它来保武汉吧。事实上，这个小镇不过是云梦泽畔一颗遗弃的螺壳，它躺在一片古老的洼地中，空洞、陈旧，为干涸所困，为风雨所洗，阳光打磨着它亘古不变的光泽，最迷人的不过是梦幻，水底藻丛如裙丝，湖畔青蒿似浮云。它接纳浑黄的川水，枯枝败叶；它蓄注南汛，臭鱼烂虾。每当夏季水涨，谣言纷起，人心惶惶，他们是如此诅咒武汉，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古老洼地的子民，龙王的宠儿，偏僻闭塞的一只螺壳，一个神话的余韵，一首迎风泣号的渔歌，都将经过刻碑人的手，用尖利的錾子记下他们默默无闻的名字。

    大寒立碑，这是我故乡的丧俗。

    “一百五十块钱，好吧。”我说。

    石匠用他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这是我故乡最好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表明它不再排外，它没有那种高人一等的矜持，虽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称这个小镇为故乡，在各种表格上填着籍贯：黄金口。但是，我是外乡人，我跟我的父亲都是外乡人。我出生在这儿，我的父亲却出生在另一个有名的淡水湖——鄱阳湖畔。而现在他却埋在这里了：洞庭之北。

    “罗师傅罗裁缝吗？他是个结巴。”石匠缓缓地放下他的锤子，用关节僵硬的手摩挲着那些没有简化的汉字。

    唔，我的父亲是个结巴，我想。他这一辈子说过的话，决不会有我们镇委书记的一次报告多。因此他的儿子选择了一门无话找话的、饶舌的职业——写作。他和他的儿子都有一种不良的嗜好：抽烟。沉默的人爱抽烟，一张碎嘴的人同样爱抽烟。

    “一百五十块钱，您真是看了我父亲的面子。”我说。

    “你选一选看，选一块好石料。

    “不用啦，您随便刻吧。只要是块石头就行。”

    石匠的锤声又在我身后叮叮当当响起来了。那是一种铁石相击的声音，有棱有角的声音，像这个季节一样峭硬。

    【更夫】

    我说的是另一个死去的人，他没有碑，因为他没有子孙。

    黑夜在追杀着他，雾气像蓝色的梦魇漫漶在小巷深处。我说的是有着发亮街石的巷口，稀疏的排门里泄漏出几线灯光，里面是清脆的算盘声，打制银器的小锤声；灯光里飞满了细柔的灰尘。这是一更了，更夫准时出现在空旷的巷子里，带着跟小镇同样的麻木和醉意，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

    五更了，我被尿胀醒，夜壶就在床下，但我怕鬼。隔壁的磨坊在转动了，疲驴在孤独地叫唤，箩柜在撞响了，而这一切都不及湖对岸的榨油声来得悠远凝重：榨木像一个固执的男人，如同命运的单音节，钝沉地榨响在五更深处。那是一种发言。而我想到那些用草绕扎腰的榨工们，他们有着好油水，他们用香麻油泡饭吃，所以令我神往。但更夫的铜锣也在此刻响起了，我害怕他，嘶哑、罗苏、寒意袭人。更夫有一只肥厚的瓮鼻子，我断定他害有严重的鼻炎。他喋喋不休地向人们的梦中告诫着：“水缸挑满哪——，灶门口要扫干净——”然而这个不走运的小镇还是火灾四起。每当大火袭来的时刻（多半在夜间），人们披着衣，打着哆嗦，在各自的门前隔岸观火，更夫的铜锣更是急促地敲打起来，恐怖地战栗在一片红色火光下，持久不散。早晨起来，整个小镇都蒙上了一层黑灰。

    他死了。他睡在很厚的干草上，寂然无声，一种非常舒坦的、随遇而安的样子。他的铜锣和几只剥光的死猫死狗挂在一起。

    我父亲一手操持了他的葬礼，我父亲当着众人在他油腻而辨不出颜色的遗物中清点着他全部的积蓄，一共是三十多块钱。棺木由铁木合作联社捐送。这三十多块钱，用它买了两挂浏阳鞭炮，余下的扯了差不多四五丈红绸。高贵的，光艳夺目的细软红绸包裹了他的尸体。我看到陈年的汗味、跳蚤和油虱都纷纷从鲜红的绸缎中爬出来，谁也不愿做更夫的殉葬。

    入殓、起棺、放鞭。善良而爱热闹的小镇人都纷纷来观看这个孤老的葬礼；八位义务抬棺的搬运站工人一人腰里吊一双草鞋；草鞋钱是由我父亲出的。

    更夫被埋葬在洞庭之北的这块古老洼地上，从此再也听不见那铜锣声了，更夫原来是可有可无的。他忠实地为当地政府服务了二十年，尽职尽责。

    我父亲挂上他的那把锁。破絮被收破烂的乌盛卷走了，死猫死狗被银匠邹文斌提去了。我父亲挂上锁之后又回到了他的幽暗的裁缝铺，坐在老式的“飞人牌”缝纫机前，干起活来。

    更夫跟我的父亲一样，是外乡人。他来自上海乡间，他喜欢吃甜粉和咸蛋；他在咸蛋上敲一个孔，用筷头在里面掏，掏出一点，喝一口酒，又把咸蛋放下。咸蛋掏空后，壳还是完整的。

    这是一个流落到我们小镇的旧军人，跟我的父亲一样。

    【洪水，外乡人和剪子】

    洪水来临的时候，饿殍遍野。

    逃难的人们在土里扒着薯根，发臭的水横流在田陌尽头。墙上、树干上，都有大水漫过的痕迹。

    你一个人走在异乡的土地上，初秋的天高朗无言。你揣着一把剪子——活命的根。你占了一门手艺，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生了孩子，要穿；死了老人，要穿。生生死死，嫁娶婚丧，都离不开它。罗裁缝，你就是一片悲壮的霞色，替这个万恶的人类打扮黎明和傍晚。以你的手艺陪伴他们走完世间的路。你的剪刀剪裁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你的针线缝补着岁月的罅痕，让遗憾、秘密、爱与恨，绵绵不断，与天地长存。

    你刚才还在那一队困顿的军旅里，兄弟们操着各种口音抱怨说：“娘卖×的。总是打着瞌睡行军，要吃的没吃的，天灾人祸，这日子熬不了啦！”你没有说话，你老是想到那个放河南响屁的开封排长踹过你几脚，你放哨的时候就开小差溜啦。你放下枪，拿起了剪子。

    罗裁缝，当太阳悠扬地滚上苇尖的时候，你从泥沼中爬起来，吐出一口两年积郁的气，爬上了这片洼地的高坎。

    在很远的地方长着一棵小树，树下一匹咴咴长鸣的马。你很自在，向小镇走去。你想，那个放河南响屁的排长再也踢不到你啦，你自由啦，你重操旧业，还怕混不到饭吃！你本来就不想当这个球兵。作为裁缝，靠的是心智；作为兵痞，靠的是狗胆。你这个独子，国民党他妈的明说两丁抽一，但抽到你头上，提着脑袋玩命，还要挨打受骂，走遍天下都没这个理。这下好啦，你两肋生风，步履轻捷，像只游隼行在大野之上。

    小镇上乱糟糟地挤满了难民，你却分明感到了一股生气。你不向谁乞讨，你后来教我们永远不要向谁乞讨，也不要吃别人的余物。因为你拿着一把裁缝剪子。

    在暮色的河滩上，一堆老木焕出一种幽幽的磷光，饥饿的人们争相剥着这些暗绿的发光树皮，说只要吃上一片就可保三日不饿。你也剥下一块，不是相信神话，而是好奇。

    “唔，树精，真怪呀，这洼子真怪呀。”

    你走进一家“箩行”，挑八根系的箩工们一个个伸长了鸡脖睡觉，偎在箩筐里。你抬头看看河下的船，形似铲子，一家一户，破烂不堪，却经营着篾货和谷米生意，此刻正炊烟袅袅。“就像我们老家的小埠。”你心里说。

    你这时候遇见了陈大汉子，这个箩工手大脚大耳朵大，头发硬剌剌地竖在头上像朵刺猬。

    “做皮袄，对啦，我正想做件皮袄，我打了三只狗子。我把狗肉吃了，狗皮做袄。杂种，我遭过土匪，”陈大汉子高声说，“我遭过匪，全是你们这些刮民党的零散部队。枪一横，就做匪啦！我跑里甲口弥陀市，我挑一担布匹，就被你们抢啦！枪一横，就抢啦！”

    “我、我是裁缝，我、我老家在江西余干县瑞洪镇，我爹叫罗瑞生。我、我十三岁起就学裁缝。”你结结巴巴地亮出你的剪刀说。你尽量把腰弯着，把腿紧夹着。

    “剪刀剪径哩，杂种，我看你还老实。”陈大汉子挑起两只箩筐，骂骂咧咧地把你带走了。

    你替他硝皮子，你替他做狗皮衣，你把剩下的狗皮做成一顶帽子，让他抵挡这洼地每年冬天刮起的暴风雪。

    陈大汉子的老伴会一种巫术。她用毛笔沾上腥臭的烟囱灰墨汁，在不出奶的女人奶头上画，画得像些古人的面具，三日之后奶水便如泉涌。你对这种本地的巫术感到异常亲切。

    “这地方真怪呵。”你又说。

    你于是做了陈大汉子的女婿，改名换姓。你后来告诉我，陈大汉子是我的外公，巫术女人是我的外婆，而你，便成了我的父亲。

    “唔，这是江西剪刀，唔，这是江西剪刀。”外祖父穿着一股臊味的狗毛衣说。

    后来我查典籍，才知道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公安派”三袁——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其祖籍也是江西人。现在活跃于文坛的我省作家方方女士，同样为江西老表。

    我为此而感到欣慰。父亲，许多人在你之前就已经来到这异域，一处羁客，两脚尘土，开创了他们封妻荫子的业绩，而你却希望的只是活下来。于是，你活下来了。如今，你走完了命定的路，你留下二男三女。你的一把熟铁剪刀所开创的生活，将永留在你子孙万代的心间。

    【外乡人的定义】

    外乡人就是不说本地方言的人。

    外乡人就是打架没有帮手，发怒让别人感到好笑的人。

    外乡人就是处处小心谨慎，不敢高声说话的人。

    【裁缝铺】

    昏黄的灯光摇曳在裁板上，像一支祭神的佛烛。乌黑的火烙铁上，火屎爆着燃烧的声音。剪刀已经把他右手的有关部位打磨出厚厚的老茧，他抽着烟，把那些布料翻来倒去，一直剪得零零碎碎。但是你只要看到他怎样选择划粉，怎样用划粉在布料上顺着那直尺画出流畅的曲线和直线，你就知道他进入了一种超然物外的创造状态。在寒风怒号的夜晚，他总是这样坐在高凳上，皱着那苦行僧式的眉头，计算着布料的幅宽、长度，缩水性，然后在布料上喷水。他喝一口，喷一口，喝一口，喷一口。他的眼里出现的都是白天在这里量体裁衣的乡下人：那些羞涩的媳妇、胆怯的孩子，邋遢的丈夫。乡下人在裁板面前站得规规矩矩，任裁缝师傅摆弄，一根皮尺能量出所有的尺寸来。问过式样之后他便开单据，吩咐他们几日几时来取衣。乡下人挑着空箩筐，挽着篮子，提着酱油瓶走了，他把他们送走，连连点头，含混不清地说几句乡下人听不懂的江西话，然后把布料按顺序堆放在裁板角上。他用火烙铁烫衣料，有一次裁板上被火烙铁烙出了黑烟，他把一杯茶倒过去。这块有深深烙印的裁板一直跟随着他，直到死去。这块裁板现在成了我家的一扇大门，替他的老伴和他的子孙挡御风寒，守护着旧居和记忆。

    他和这个裁缝铺都有一张病态的白脸。他和天底下所有的裁缝一样，都有痛苦的痔疮。久坐生痔。

    他时常在门边的那块磨石上磨他的剪子和剃刀。剃刀不是刮脸的，是用来裁割皮子的。他蘸着水，细细地磨。更多的时候是在夜晚，他蘸着异乡的月光，细细地磨着他的匠人岁月。他用手试试锋刃，那些成不了大气候的小刀小剪，证明他只能是个苦度时光、聊以自慰的匠人。

    他裁累了，从装衣料的篓里寻出个生地瓜来，用剪子削皮，有滋有味地嚼起来。他戴着样板戏里面的栾平帽，那种帽子是他自做的，这样看起来，证明他的确做过一个衰亡政府的军人。他笼着袖，在裁板前走去走来，然后搬开机头，给各处上油。再然后，他便伏在那“飞人牌”机身上，用脚踏动底板，轧轧的机声便响起来了，汇入整个裁缝铺的若干架机声中，为人们赶制寒衣。

    鸡叫三遍的时候，大约五更了，在更夫的铜锣声中，裁缝们打着呵欠，熄了灯火，各自朝自己的家里走去。寒冷的星星挂在洼地的上空，小镇屋脊的剪影干瘦，风充斥在巷子深处，与沉重的眼皮交织在一起。遇到大雪迷漫的夜晚，裁缝们踩着渐渐增厚的积雪，缩着脑袋去叩家人温暖的沉梦。在最冷的夜晚里，小镇只有裁缝铺灯火辉煌，看着这唯一没有睡意的一隅，大人们围着火盆说：“今年乡下的年成好呀。”小孩们在被窝里想：“快过年啦！”

    【床】

    父亲，你睡过的床拆啦，我们把它烧掉了，并且写了凭据，让你在阴间收下。你不能再睡到屋里，你落户在我乡下表哥的自留地界上，你躺卧于水塘之阳，面对刈净的稻坂，几朵浮云，数棵野树，高枕无忧了吧？表哥有鱼竿，你自取用，侧身便可垂钓，清水煮鲫，四野风过，无人敢扰，你该自得其乐了吧？

    干枯而结实的床架毕毕剥剥地燃烧起来，我为此叩首三遭。睡吧，父亲，这床是你的了。

    讨床钱的人还坐在床沿上，那时候，他三天两头来，你用四十块钱买下的这张床，还了整整三年。在我们这块只生长洪水和蒿蒲的洼地上，最金贵的便是木料，木料的多少代表着一个家庭贫富的程度。你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家里，除了骨头之外，再没有硬朗的东西了，没有木料来支撑家庭的门面，你有什么权利高声喧哗呢？你家徒四壁，两把无背椅，一张钉满木条和钉子的摇摇晃晃的破桌。你的那位箩工岳父是个不积攒财富的酒鬼，解放时成了一贫如洗的土改根子。你的岳父根红苗壮，在他死后留给你的只有一间茅屋，屋顶的檩子是些比鸡腿还细的树枝，门窗是分来的浮财，一早落入你岳父之手，就被跟他一样吃大户的白蚁给蛀空了，所以你家里经常窜进一些一无所获的盗贼、耗子和野狗。

    你发誓要种你自己的树，树大成材，你就可以用它来打点家具了。你春天买来树苗，杨、柳、椿、楝、柞。你在屋前屋后深挖洞。你年年植树，却不见一棵树长大。

    我们睡着别人的床，我们拥挤在一堆。我们兄弟姊妹走出去穿着你为我们缝制的棉衣棉裤，我们能歌善舞，能写宋体“忠”字能画毛主席头像，就是没有自己的床。我们干干净净不挂鼻涕为你争气，就是没有自己的床。我们从不在外挑是生非偷鸡摸狗，就是没有自己的床。

    “要还了，要还了，我也等着钱用啰。”讨床钱的人说一口湖南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早就坐在我的床沿上、他委琐的屁股压着我的被角，我不敢动弹，静静地谛听着你的回答。我生怕他会一气之下把床抬走，把我掀出温热的被窝。

    “会、会还的，老幺，我说，说话算话。”你说。

    后来讨床钱的走了，我上学去了。我回家总是惴惴不安，最想见到的便是那张床。只要床还在，我便会多喊你几声，多喊妈几声，喊得像猪崽的哼哼那么甜。那时候，我九岁。今年我三十三了，是你生下我的那一年的岁数。你死了，你把这张床带走吧。今生今世，我不会让人找我讨床钱的。

    已经是一片细白的灰烬了，最结实的木头也会成为齑粉，四支床腿所支撑的贫寒日子，坍塌在冬日的阳光中，一缕青烟飞散。我的林业局的妹夫说：“还是过去的木料牢实。”

    我没有听见。火光一直烘烤着我，多暖和呀！火焰的呼吸，火焰的爆裂，像圣哲飘忽的灵感，飞升到茫茫的虚空中。我长久地跪着，像个古老的拜火教徒，不愿起来。

    【一个被拘留过的人】

    这个人的儿子是邮电所一个穿大头鞋的邮递员，在那辆特制的脱漆自行车上，他驮着邮袋已经蹬了近十年了。这个平和、反应迟钝的邮递员，是我的同学。他经常把一些订户新到的杂志带回家去翻看，看过之后，才迟迟送到订户手里。但是他风里来，雨里去，勤勤恳恳，从来没有丢失过邮件。过年的时候，他会从邮局拿一堆旧报纸，回家糊墙。这些报纸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湖北日报》。

    这个平和的小伙子可不像他那个胆大包天、因走私逃税而被拘留过的父亲。

    我要说的正是他的父亲，我父亲的同行。他姓孝，这个孝裁缝住在临街一个很深的宅院里，宅院后来做了小镇的卫生所，开办了内科、外科、妇产科、中药房和注射室，可见他有一大笔遗产，同样是财富的占有者。他的老婆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生下了邮递员和其他几个孩子，却经常像后娘一样毒打邮递员以及他的弟妹。可以说，邮递员是在他母亲的棍棒下长大成人的。

    大户必定是大姓，然而令我奇怪的是，孝裁缝和他妻子的亲戚几乎全在乡下，都是些五大三粗、蛮不讲理的人。

    诬告我父亲为纵火犯的，正是这位孝裁缝。多么可鄙呀，我还记得他曾在会计的家里窜来窜去的情景，他的老婆长着一张长舌，他的老婆总是喊头疼，却精神很好。这个拘留过的人干得如此放肆，请原镇委梅书记吃喝，给他做衣不收钱，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这个无亲无眷的外乡人过不去呢，父亲？

    那年镇上一处失火，他们怀疑你这个国民党军逃兵，将你和母亲抓起来审问了三天三夜。待外调的材料证明，你是被抓壮丁的，梅书记才将你们放回了家。你当然不会咽下这口气的，你要找孝裁缝算账。但不到两天，这位孝裁缝竟搬来了他十多位亲戚，多么可笑呵，他带着这些打手般的亲戚直奔我们的茅屋，示威地在我们屋里走了一遭，一个个以鄙夷的神情看着噤若寒蝉的我们。他们是想寻衅打架的。父亲，你有什么能耐，你敢同他们抗衡吗？在晚上，焦急的你同母亲想办法，你让大姐去喊秀婆的丈夫——他们是我外祖母在世时的好友；你让我走几里地去喊我的干爸——一个乡村害有哮喘病的剃头匠。就是这唯一与我们亲近些的两个男人，各拿着手电筒连夜赶到小镇，他们问明情况，抽着你递的烟，只有唉声叹气。父亲，你没有亲人呀，母亲在此地也没有，她是接给陈大汉子的养女，她本姓张，她的大哥远在黄石，小哥是个特等残废军人，几块美军的弹片留在颅骨中经常折磨他。我的干爸和秀婆的丈夫，这两门说不上亲戚的亲戚，怎能敌得过孝裁缝的大队人马？那无异于以卵击石。况且孝裁缝是个被拘留过的人，神通广大，在这个安分守己的洼地小镇里，他的在长沙城里的拘留，也成了人们羡慕的标志，谁敢惹他呢？跟铁窗、三两米和手铐打过交道的人，还能怕什么？

    你没有办法，父亲，你服帖了，你感受到孤单在外谋生的酸楚。无论你怎样奋斗，在我们这个第二故乡，不会有你的好日子过。一直到后来，你被他们骂到狗血淋头，你在裁缝铺抬不起头来，你也一声不吭。虽然你的技术是那么好。而孝裁缝在他的后半辈子却放下了剪刀，他并不想为他匠人的职业献身，不想锤炼制作衣裳的精湛技艺，但是他为什么要排斥我的父亲呢？

    他后来做了裁缝铺的业务员。他抽好烟，他住旅社，他穿轻便皮鞋，山南海北地联系到洼地小镇来加工的衣料。他能说会道，后来学会了喝啤酒，肚皮也腆起来了。他手里有上海、杭州、南京、成都和贵阳的公共汽车票和一两及半市斤的粮票，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纸片他经常拿出来，夹在一本硬皮笔记本里。

    而我的父亲却还是脸色苍白地坐在他的缝纫机旁，戴着老花镜，含着水朝布料上喷。他整天踩着机子，似乎忘记了这世界上的纷争。

    【我们的土语】

    父亲，你的后代全部讲这个地方的土语，所以他们自诩是这儿的人。

    这个地方的土语深厚、幽默、表现力强。所以有人说它属于与世隔绝的蛮夷话，懂得历史的人称我们为“荆蛮子”。父亲，这儿的艺术中有一种令人喷饭的“说鼓”，说鼓是用俗气的方言边说边鼓的，听了它，你就不再想听北方人油腔滑调的相声。“说鼓”的韵脚多用“波梭”韵，因为最幽默风趣的土语全押在这个韵上。你不懂这个，你不想听说鼓。你是如此与我们格格不入呵父亲！

    然而这块洼地的人却认为他们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他们走遍天下，一直到国外，也不肯改变这种语言。

    那是一种特别的腔调。

    在武汉、在北京，我都听见过这种语言，我也同样使用这种语言。哪怕我后来读了大学，写朦胧诗、探索小说，我还是不准备去说别扭的国语。天下人听不懂我们的荆蛮话，但我们自得其乐，为了有笑声，我们必须在外面寻找同乡，必须说这种土语。父亲，从你离乡背井的那天起，就没见你笑过，因为你不会说我们的话。在你的那个裁缝铺里，你从来是隔绝了交谈和笑声的，你不能用语言来同人交流，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你的喜怒哀乐，虽然你的发音器官正常，可你形同哑人呵！我怀疑江西人都是不会笑的人，并且都结结巴巴，陈世旭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与他同窗，却从来不跟他交谈，正像这一辈子，我无法跟你交谈，形同路人一样。我在你的遗像前看着你，我就那样看着你，虽然我是你的血亲，我却无法与你交流。跟你，我能用洼地小镇的方言说些什么呢，没有过爽朗笑声的江西父亲呵！

    【故居——以前的房子】

    在你死后，我就时常梦见那所房子。房前有一个垃圾坑，旁边有水塘、杨柳和荆篱，房后是两个圆顶粮仓，荒芜的粮仓周围经常游动着鬼火。门没有上锁，蛛网和电线零乱地缠在房梁上，四壁空空，断砖遍地，老鼠扒出一堆堆的浮土。

    父亲，那座房子早已不存在了。

    那是用你一针一线赚来的钱做的，谁知道这座简陋的建筑耗费了你多少血汗，谁知道它就是一个裁缝一生的劳动之碑。

    我们借了不远的一块刈净的水田，冬日沥干，我们赶牛去碾、泼水，然后在这板结的水田中用一种古老的像耒一样的农具划，划成砖形，然后再用土砖砌墙。我们去窑上买烧老的废瓦盖顶，砍杂木做梁，我们用黄泥勾缝，用煤渣倒地坪。谁能知道，一个贫寒的外乡人，竟靠双手，像燕子衔泥一样的做起了一栋土砌瓦盖的两间房子！人们说，这不像房子，他们瞧不起罗裁缝的这个新居，但我们喜欢，我们终于有一个家了，我们结束了租东家、佃西家的流浪日子。在我们的外祖父留给我们的那间草房被卖掉十多年之后，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然而，家呵，我们时时盼着你归来，父亲。

    你到乡下去做上工——上门做工，你天不亮就得启程，晚上摸黑才回来。乡下人做衣贪，一天总希望让你做很多衣服，你必须不停地赶呀，赶呀，免得让人说你磨洋工。到晚上我们想你，总是到你早晨去的那条路上走很远很远去接你。黑黝黝的路上一到天黑便断了行人，我们眼巴巴地朝路口望着，偶尔有人走过，我们便怯生生地喊“爷爷”（我们这里把爹叫爷爷），我们等着黑影的回答，不是你，我们沮丧、失望；是你回答，我们便跑过去，接过你装剪刀、尺子的提兜，你摸摸我们的头，给我们一些乡下人送的甘蔗、荸荠，让我们分吃。你浑身疲惫地埋怨我们，说不该晚上跑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你喜欢我们来接你，到晚上，你同样想回家，因为你太累了，因为家里有听得懂你的话的人，有我们给你捶背、抠痒、打洗脚水。

    父亲，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你的剪刀养不活我们，你只好跟一个孤老去学捉乌龟，在这块洼地的湖汊沟坎里，你与孤魂野鬼为伴，你背着竹篓、长钩，你自己缝了个布袋，袋中装着一把手电筒，两个又干又硬的烧饼。你把布袋吊在腰间，你向外走去，那个布袋便在腰间晃荡。你一副寒碜的叫花子模样。父亲，夜半的捉龟人，你踩着蒿草没膝的田埂，睡坟山，喝凉水，一天出去，总是五更归来。裁缝的旺季只有三个：端午、中秋、年关，其余的日子你为了养活我们，就是靠捉龟来换钱的。你把龟肉卖了，把龟甲留着晒干，用它来熬成龟胶，加上龟鞭，你暗中把它们卖给县城的采购员和政府官员，壮阳补肾。不知为什么，这些人吃得好，喝得好，不劳而获，却总是肾亏。

    门没有闩，我们等待你的归来。我们将油灯捻小放在堂屋的桌上，让你带着寒气和露水回家时，能看得到儿女们为你点燃的灯火，为你照亮孤独的归途。

    噢，父亲，还记得这个故居吧？不管夜多深，天多黑，你都会辨认得出来，是吗？有什么在你的前面引导着你向它走去，是温暖、亲情，还是咬着牙根咀嚼的岁月记忆？走呵，走呵，太累太累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故居走去——那是自己的家。

    从你的坟上回来，我去看它，我沿着你夜夜走过的路，沿着我日日走过的路，走到一片坍塌的瓦砾前。父亲，这就是我们的故居。这儿已改成一道围墙了，圈着一些旧时的记忆，深藏着已逝的温情。医院的一堆堆废药瓶玻璃碴，在阳光下闪烁着斑驳的亮点；土墙已经在风雨的冲刷中成为一道长草的高坎，冬日干枯的草茎在北风里摇曳着，像一首低婉的悼歌，吟唱着劳动者的哀伤，然而在这圣洁的乐曲中，我听出了一个灵魂倔强的声音。我被这无声的哀歌推拥着，有你伴在我的身旁，在瓦砾中刨着那些回忆，你弯下腰去的影子将投在天穹之下，像一道黑色的虹，照在贫贱者的故居上，刻进每一块断瓦中，成为化石，人类活着的见证，在永恒的沉默和期待里——在地下，成为珍宝。

    【灵牌】

    这是我现在的家，我母亲五十五岁守寡的家，你的灵牌放在神龛上。三炷高香烘托着它，高香插在米里，为的是让你在另一个世界吃上饱饭。还有一块你生前戴过的表，表壳已经锈迹斑斑。你给我二姐托梦说，你的表没有带走，父亲，我们把它供在你的灵牌下了。时针指在你逝世的那个时刻。那边的日子也不好混吧？你扳着指头算日子，表在这里，父亲，你用吧？只是在忙乱中来不及将它送入火化炉。你说在那边想打打牌，你也忘了带走，我们将这副牌烧了，你打牌去吧。这种牌是我们洼地特有的牌，叫花牌，他只流传在公安、安乡一带。你学会了这种牌，这是你唯一的娱乐。

    灵牌就是你的灵位，是死去的人享用的。然而这是你第二次享用了，你在三十年前曾享用过一次。

    父亲，还是那次你被怀疑为纵火犯时，外调的人回来告诉你，说你的父亲还健在。村里的人以为你已死了，让他吃了五保。大约是一九五六年的时候，你赶紧去信给江西老家，探问你老父亲的情况。终于联系上，你老父亲用颤巍巍的手写来了回信，告诉你，家里的人都以为你早死了，他们早就为你供了灵牌。父亲，你是死过两次的人，现在你在那幽暗的、烟熏火燎的神龛上，在遗像的镜框里看着我们。冬天，雪还没有下。

    【祖父、银鱼和《圣经》】

    这个孤独的老头，在他的水乡味特浓的江西小镇里，正日夜捧读着一本发黄的《圣经》。

    我没有见到过这个孤独的老头。他每天从他那张膏药似的又黏又潮的床上下来，拄着拐杖，到小镇的邮局去，打听有没有他远在湖北的儿子和几个孙子孙女的信。到过节的时候，他会收到一张十元或是二十元的汇款单。他把汇款单拿到太阳底下照照，好久，他才拿上私章和户口簿，到那个邮局小小的柜台前取款。他捧着那张票子，神经质地点点头，微笑着。他走到一家干鱼行，把这张钱掏出来，买了一斤你家乡的特产银鱼，用蛇皮袋装好，回到家里，找来一块白布，又取出针线，用他那双僵硬、枯燥的手，把白布缝成一个小袋，装进银鱼，然后用针线封口，用一杆水笔在上面写下：

    湖北省公安县黄金口缝纫社

    罗茂林 儿收

    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罗瑞生寄

    这是一些过时的繁体字。每一个字，他都要用那支水笔描画上好几遍，直到字迹很粗为止。我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诗《故乡的银鱼》。

    ……

    你是一丝丝白云吗，

    轻碰着桨影，

    悄然无声。

    你擦过船舷，带来早春的渔歌，

    濯洗得一张张渔帆这样洁净。

    ……

    这几十行天真而轻浮的文字，发表在江西的《星火》月刊1982年l月号上。但是你无论用什么东西来歌唱它，都是轻浮的。用银鱼来做汤，是我们这块洼地的其他人无法享受到的滋味；除非来了贵客，父亲才会拿出一点来，做成佳肴，告诉客人说，这是孩子的祖父寄来的。

    这个孤独的江西老人只有我的大姐夫见过，他说他八十多岁了，一个人，总是戴着老花镜读那本《圣经》。大姐夫出差路过余干，去看望这位岳祖父。“噢，这是我的大孙女婿呀。”孤独的老人要做饭给他吃，他吃不下去。那是一个多么肮脏的老人的居所。他留下了二十块钱，带回了两斤银鱼。还有一斤针公鱼。

    在湖北异乡的儿子去世的前四年，这个老人死了。怎样死去，怎样下葬，湖北的儿孙们无法知晓。只是听有人说，他所有的遗产就是一本《圣经》。

    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我没有见过，他是我的祖父。

    【再说说故居】

    父亲，我不得不提起那次未能成行的迁移，不知是万幸还是不幸。

    你决定出售你像燕子御起来的那个窝巢——那两间房子。你要卖掉房子之后带着我们回老家。你，和妻子老小一共七口。你那些时日显得很兴奋，你说江西多好呀，老家的亲戚也多，而且一年四季不穿棉袄，不像这块洼地，冬季的卷地风刮得人像冰块，没有过多柴草生火的我们，总是以被窝取暖。你还说，那儿有吃不尽的银鱼和针公鱼。

    盖着各级公章的证明寄给了那边的当地政府；你把售房的启事贴在街头。那时候，小镇的人都在说：罗裁缝一家要回江西了。

    那是一个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你这个纵火嫌疑犯吃了闷亏，无处申冤，你求人写状纸，一封封状纸寄给县里、地区、省里和中央，要求严惩诬告者。信，一封封，石沉大海，或者退到公社梅书记手里，无人来替你平反。

    那时候，你全家被下放，你们住在卫东大队的一个仓库里。你依然做裁缝，你的儿女们买来农具种地。你还记得你跟你的儿子坐在高高的牛车上下乡的情景吧？你的儿子背着一口乌黑的、换过底的铝锅，你们去乡下的第一顿饭是用半湿的竹根煮的，你的儿子跪着吹火，那时，他才十三岁。那个吹火的少年就是我。

    那时候，命运也真够捉弄人呵，那个邮递员的父亲孝裁缝，那个诬告你的家伙、曾嫉妒你手艺的人，全家也下放了，跟你下放在同一个大队。他竭力想与你和好，同是天涯沦落人嘛。然而你这个犟裁缝，那被污辱和遭受伤害的心灵无法愈合。你看清了这块洼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你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你如今看着这些因无钱读书而休学的儿女，看着他们单薄的身子挑着沉重的稻禾，在水田中爬上爬下，你决定回到老家去。

    镇上的两间房子空着了，租给了一个大学分配来此地的北方医生。

    故居呵，第一次冷落一晃就是七年。在七年下放的日子里，你没命地给农民做衣服，以工换工。别人穿着你做的衣服，然后帮你挑谷打米、进城拖粪、码垛犁田。

    你每次上街来，呆呆地看着冷落了的小镇的房屋，你围着它走了一圈又一圈，摸摸屋后那两裸被虫蛀空的柳树。天色放晚的时候，你背着扁担回乡下去了。哪儿才是你的家呢，你每一步都踩在虚处。那时候，你决定回江西去算了。

    几个有此意思的买房人看过你的屋之后，问价，摇头。他们用手推推墙，拍打着满手的灰土，又一个个走了。这房子几年没有维修啦，大学毕业的医生也搬走了，一把生锈的弹子锁守护着往昔的记忆。

    房子没有卖出去，后来，我们全家又返回了小镇，几年下放的生活折腾得我们一贫如洗。从乡下带回来的只有一辆手推车，两个箩筐和一个簸箕，你又重新回到了你的缝纫社，你元气大伤，不再提回老家的事了，你修整了一下你的房屋，又开始了七年前的生活。那时候，你老多了，你的儿女们都差不多已经成人，开始各自寻找自己低贱的职业，混口饭吃。这个家呵，每到春节的时候，屋里多了几个陌生的女性或男性——这些人，后来成了你的女婿和媳妇；你的那张落漆的桌子上，有了一些瓶装酒、塑料封装的点心，这是儿女们孝敬你的。

    又过了几年，这座房屋里有了摇摇摆摆走路的小孩，那是你的外孙和孙儿。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我们都在为生计而奔忙，江西，我们差不多都忘记它了。我们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这个故居的主人和创造者，晃着满头花白的银发，抱着孙儿，坐在太阳下看春景。瓦松长了起来，这些耐早的绿色植物，在屋脊上摇曳着，使小镇显得更黯淡、古老。

    【衰落的铺子】

    你没有见过我父亲的裁缝铺。在乱糟糟的河堤下面，在小镇那块唯一的高地上，极苍凉无言地矗立着。暗红的门楣上用很幼稚而又自矜的黑漆写着铺名，尘幡一直吊在檐下，空荡荡的铺子里一览无余。它衰落的征兆在它建造之初就已显露出来了。薄砖墙正在慢慢地倾斜，人们不得不用许多铁铆钉和竹筒来加固它，墙里的填土也在悄悄往下掉，就像一个老人身上的皮糠一样。

    具体说，它的衰落是在1982年。这一年，瘸腿的铺子主任到县城学电机修理去了，他认为修理比一针一线给别人缝衣强；另外两个能干的师傅也远走高飞了，离开这个闭塞的洼地小镇，一去不返。后来，铺子雇请了一个乡下的复员军人做业务员，跟随孝裁缝山南海北地联系来料加工业务。当这个业务员能独当一面之后，他携着铺子里借贷来的两万元巨款，无影无踪。至今还没有音讯，有人传话说他已越境，到了香港。

    银行来封了铺子，清点财产，这些干了一辈子裁缝的匠人们，一个个脸上露出哀伤的神色，收拾着自己的剪刀、皮尺和缝纫机，含着老泪离开了它。他们从后门走出去，挽着那种沾满机油的裁缝提篮，勾着腰，互相道别之后向各自的家里走去。门被关上了，骤然间听到一阵急雨似的麻雀叫声。空旷的铺子作了银行的抵押。

    父亲，从此以后，你成了一个没地方领取退休金的老匠人。你的那颗匠心苍老了。后来，你来到了县城你儿女们工作的地方，独自租了一间蓄洪屋，把你的缝纫机摆在街头，在一家副食商店避风的墙后面，穿着臃肿的衣裳（怕街口的风呵），支起一块小裁板，踩着那辆黯然神伤、嘎嘎作响的老式“飞人牌”机子，专门承接老人的皮袄和小孩的衣服。你的手僵硬了，眼力不如从前，做出的衣物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让那些陌生的顾客们数落。你分辩着，解释着，但是别人听不懂你的话。等你明白你再也不能上机了，你才听了儿女们的劝阻，从此放下你的剪刀和皮尺，永远告别了你的手艺，告别了你一生的裁缝生涯。那辆缝纫机生锈了，你也不再去擦它，我们说把它当废铁卖了，你又坚决不肯。我们想，就让它留着吧，你能看到它，或许是个安慰，它毕竟耗去了你几十年的生命，毕竟靠它喂养了两辈人。

    那个裁缝铺呢？卖掉之后，除去还掉银行的贷款，落到你的名下，是四百八十元钱。四百八十元钱，只是一笔账，没有活钱支付。我的在广西前线当兵的弟弟，回来给你奔丧，才找到了理由去小镇领取这笔款子。你为这个裁缝铺干了三十多年，你听了党的话走合作社的道路，到头来，这四百八十元的欠款，还不能为你办一个简朴的丧事。一个老裁缝，一辈子，就是这四百八十元钱。

    裁缝铺呵，你现在的主人是谁呢？

    【钓鱼的人】

    这个钓鱼的坐在塘边，独对清风大野。他的洋铁罐里是一些鲜红的蚯蚓，他以鹅毛作漂木，酒米作诱饵。这个钓鱼的人戴一顶被雨水渍黑的草帽，抽着烟，静静地等待鱼儿上钩。

    这个钓鱼的人不必要说话，除了咳嗽几声外，显得悠闲极了。他的鱼竿是单节竹子，用煤油烟熏的竹节好看极了。他坐在草上，蚂蚁爬上他的趾头。他最喜欢钓的是那种生于水塘深藻中的黄壳鲫鱼，又嫩又鲜，像他家乡鄱阳湖的鱼味。当那些女孩子般的鲫鱼小心咬钩时，红色的漂木沉浮不定，他的心里就会感到激动。他忘情于世外，碧绿的水草时时入梦。他怎么总是喜欢那些野鱼游动的水域呢？而且，他为什么总是喜欢独自一人外出垂钓？

    父亲，你这辈子最大的享受就是钓鱼，并且总是在祖父寄来银鱼的时候，你总是要去钓上一次两次。你老了，还是去钓鱼。那个小镇周围的水塘和沟汊都成为承包的家鱼坑啦，不能养鱼的也成为一汪臭水了。可你还是去钓，到臭水坑中去钓。臭水坑没鱼，你走很远很远的路去钓，一天走上几十里。你到我表哥的村子里去钓，他离你四十里，来回八十里地，可你不在乎。你那双瘦腿，为了钓鱼而挪动。

    你就葬在你钓过鱼的水塘边，这是我表哥的水塘，你可以日日夜夜地钓了，边钓边想你谁也不知道的心事。表哥已经给你削砍了一根好竿子，他知道你这一生没有什么爱好，除了钓鱼。

    父亲，没有谁来打扰你。独往独来的父亲呵，钓吧，钓吧，钓这没有敌意的，同你一样无言的山水吧。

    你生前的那根鱼竿我保留了，当我想你的时候，当我老了的时候，当我觉得这世界太吵闹的时候，当我看透了生活却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就去钓鱼，像你一样。因为我是你的儿子。

    那根留有你手温的鱼竿，那根执着的鱼竿，在无声的哀伤中闪射着釉黄的光泽。线上的鱼坠是牙膏皮，钩挂在尾部，它伴随着你，在你的攥握下默默传导了你的心事。这是你唯一留给我的遗物，它就放在我的写字台边，在墙角里，绷紧着一线阴影。

    可是父亲呵，告诉我，你钓去了你心中的忧伤吗？

    【河道和地名】

    在那个小小的堤垸里，黄金口，你是那样地安静和委琐。我实在想象不出你为什么有如此富贵的名字。那些喜欢在潮湿的洼地滋生的草木你都有。一些矮小纤细的水杉，排列在水边，野竹在堤边的坟地上东一丛、西一丛；通红的蓼梗像一只只冻僵了的老人的指头；太阳针开得满地都是。

    我说，黄金口，我始终忘不了你深夜的油榨，这情景使人想起某个电影的基调，是那么凝重和忧伤，像铅灰的天穹一样。在武汉，一个地道的黄金口籍学者泪花闪闪地对我回忆说：“过去的河堤街又长又宽，好热闹，靠西边的一排铺面全是吊脚楼，老板们打开后门，就可用吊桶打虎渡河的水。现在怕都没有了吧？”我说：“是的。”“还有，”他继续回忆说，“我记得河堤街最东头有一家姓邹的酱园铺，两分钱买一块酱黄瓜，脆崩崩，油津津的。我还吃猪油锅盔。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天早晨到屠宰坊吃猪脑髓。杀猪的同我父亲关系很好。杀猪的把猪头剖开两半，要我挖着吃，一个猪头剖开了有两个洞，我每天早晨吃四个，证明黄金口每天要卖两头猪。或许不止一个屠宰坊呢。”他还说，过去黄金口接戏班子都是在堤边搭台。黄金口的民间娱乐，最受欢迎的是地花鼓，有点像湖南花鼓戏，但是调子更妖媚，就是说，很有一点浪。

    这位学者讲述这些的时候，眼光是深邃而迷茫的。他把手插在口袋里，他的智慧的下巴埋在那条米黄色的围巾中。我看着他静静地回忆，像故乡冬日的那些树，我的心里温和而又忧伤。

    黄金口，你这个小小的镇子曾出现过那么多留洋生，旧军官和作家，以及搞汉字书法的人，真使人不能理解。他们现在分布在北京、武汉、长沙、香港和台湾。他们几乎都在讲述着那一条河和那个富贵的地名，百感交集。

    传说在三国的时候，刘备转战荆楚，一日来到这地方，夫人遭雨淋，三天三夜不言不语，水米不沾。第三天的深夜，夫人突然对刘备说：“将军，给我炖点莲子汤吧。刘备喜得大叫起来：“娘娘开了黄金口，娘娘开了黄金口！”说这个故事的是我的外祖母，她的坟已经坍陷了。她长眠在小镇的郊野，她应该是幸福的，她日日看着小镇的沧桑，一句话也不说，像历史一样。只是我们，我们这些被各种观念所折磨的活人，才对你的一切感慨万端，充满兴致，黄金口呵！在被河水冲刷和崩圮的河边，我看着那些碎裂的瓦砾，青黑色的砖墙基、暗绿的铜钱。我想着我的小时候，那些从益州来的柿子船，从巫山来的李子船。船有四川的舵笼子，湖南的铲子；桅丛像一些箭竹排列在夕阳下，河滩上堆满了篾席、蒲包和榨菜罐子，堤边是望不到边的木筒堆。现在，每年的洪汛带着长江上游的泥沙，淤积着这条水道。河床已经高过堤垸内的洼地了，小镇龟缩在垸子深处，河水和帆影从他们头顶流过，人们的表情看上去像一些打着新时代包装的古玩。

    你现在的街道上新起了一些楼房，全部是用水泥建造的，缺乏装潢和造型的美感。一些临时凑起来的小商号里，堆满了零乱的日用商品。一家温州人开的发廊，里面贴满了男女发型的画片，温州来的人用各种颜色的化学药剂在当地人头上弄出一些奇形怪状的样式，收很高的价钱，但是那个老剃头铺还是生意兴隆，机关干部和农民们还是喜欢五十年代的发式。在这个剃头铺里可以刮脸和挖耳屎，温州来的人却不兴这个。但是，黄金口，你的茶馆里的人已经口齿不清了。

    供销社的窗户又小又窄，钉着防盗的窗网。到处是一些灰黄色的排泄物和垃圾。在河滩上，候船室一点儿也没改变，几排柳木椅晾晒着婴儿的尿片和腊肉，开往沙市的小火轮停班了，每到冬季，河道干涸，露出一个个龟背似的沙渚，几条鸳鸯船泊在雪滩边，成为寂寞的景色之一。207国道从你的旁边开过，汽车站开始变得繁忙起来。小小的售票窗总是挤满了生意人和小偷。每天三班从县城开来的汽车，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一些穿萝卜裤的年轻人不习惯先买票后上车，爱从车窗里爬进爬出，用一双双沾满泥巴的皮鞋撩过人们的头顶。车站的摊贩普遍使用八两的老秤兜售500克的南方鲜果。黄金口，你已由公社的所在地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乡政府所在地，你高层的领导权职越来越小，他们不再组织召开群众大会，作形势报告和单位会演了，而是每天陪着从上面来的各方面领导去个体餐馆没完没了地吃饭。黄金口，你没有特产，从古到今没有。可是黄金口，我这个外乡人的后代，为什么总是把你当作自己的家？为什么总让我梦绕情牵？在这里，我没有亲人了，这里的亲人已长眠地下，只接受我一炷香，一把纸钱。可是，就是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色，这些似曾相识的面容，为什么使我心潮激荡？

    黄金口呵，我看着你，从亡父的坟上回来，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在荒凉的大堤上看着你，我无言。我想我这些年，在外面，其实是一匹东游西撞的、无家可归的野狗。我想起那些街头沾满了煤灰的、睁着冷漠的眼神走路的狗。只有你，黄金口呵，最亲切的称谓，稀疏的杉林，废弃的河道，大堤和一汪烟梦似的水泽，物是人非。让我跪下来吧。我想起电视中那些从台湾归来的老兵，松弛的眼泡里蓄满了不轻易出现的泪水。父亲呵，我想到你同样是沦落异乡，你就是在我的这种心境下度过了你的一生吗？我看不出。我一点也看不出，正像别人看不出我来一样。父亲啊，无论怎样，这样活着，都是沉重而有韵味的，它至少知道了什么叫深深的眷念。

    【祖父的小镇】

    你没有向我们描述过它，你似乎早已忘掉了那个地方，你把什么都埋在了心里。

    那儿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祖父的小镇。而我的大姐夫是这样说的：那个水埠跟江浙一带的无二。那儿家家都用竹签扎刷把，每家门前都摆个刷把摊。那儿肯定长着许多竹子。那儿有一个纽扣厂，纽扣是用蚌贝的壳做的，不是塑料纽扣。那儿穷。

    【断情】

    “把米筛收起来吧，把它放到阁楼上去吧。”我的母亲对我说。

    米筛的圈已经散了篾，米筛晒过苕干、麦麸和干鱼，就是那种从篾缝散发出来的米糠气味，使我想到我们是怎么长大的。

    在光线黯淡的阁楼上，我独对米筛。老鼠在某个角落里啮啃着。我想起了你，父亲。我仿佛看见了你在房屋前临风筛着、簸着。这个老裁缝，用他那双裁衣裳的手端着它，把米和秕糠分离出来。

    “罗师傅，打米去呀？”那些人向你打着招呼。

    你歪着肩膀，挑着几十斤谷子，到镇郊的打米加工厂去。镇上的人明显地对你有一种鄙屑的神情，你这个下放了还滞留在镇上的乡下人，明显地过着一种乡巴佬的生活。你没有粮票，你挑着队上分来的谷子，自己去打。

    父亲，你那时五十二岁吧？一个裁缝可是正当壮年呵。那是一个寒心的日子，你挑着谷去老远的加工厂，不一会就传来了消息，说你的手让机器给轧了。那时候，有消息说我们全家就要结束下放的苦刑了，你就要回镇来重操你的旧业，而就在这时你的手却轧了，并且恰恰是右手。一个裁缝的手该是多么重要！手艺人，手艺人，靠的就是一双手吃饭呵。孝裁缝和你的同行早就巴不得你断指残手，你现在终于被轧了，被那种乡村打米的机器。我赶去时，你正坐在镇卫生所的换药室里，你浑身是血，举着那只血肉模糊的手，麻木而惶恐地注视着医生和看热闹的人。你的手已经没有了知觉，不晓疼痛。有好心的人马上给县人民医院打长途电话叫救护车。母亲这时也赶来了，一见此景，马上昏倒过去，我们把她抬到一张桌子上，医生赶紧打针抢救。多悽惶呵，医生为你清洗伤口，在那些翻开的皮肉里摘出一粒粒谷子，为你缝了三十六针，四个指头都断了，这也真是奇迹呵，医生们仅仅把皮肉缝合了，当县城的救护车开来时，你抚着已经包扎好的右手，死活不肯去县医院，坐车要钱，住院更要钱。你不去，医生也没办法，可是开来的救护车要钱呵，七块，但我们拿不出来，镇卫生所的医生帮我们求情，说这家人全家下放了，拿不出分文的活钱来，只有等到年关分配。到后来，这七块钱的车费总算免了。

    骨头总算慢慢地长拢了，伤口也愈合了，你的右手却有两个指头再也不能活动，像两截木桩。等你回到镇上的那个裁缝铺时，你的右手已经半残，你想方设法锻炼着用它去握针，握剪，却永远不及从前了。七年的下放生活，留给你的就是这半残的纪念。

    父亲，在你的骨灰中我曾寻过那几截愈合的指骨，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模样。我没有找到，那个殡仪馆的老头把我粗暴地推开了，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骨灰里寻找。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机器，冰冷的机器，残酷的机器，绞杀着我们的生活。在所有的农用机器中，我憎恨碾米机，正像我憎恨那个残酷的时代一样。父亲呀，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到你这一辈，能吃上一口饭是那么艰难？

    【关于加工厂】

    这个吞噬你的皮肉，碾断你的手指的地方，一直闹鬼。加工厂坐落在镇郊的坟岗上，在没有米打和棉花轧的日子里，只有一个老头守着那些空旷的、拂满糠灰的雀屎的大屋。他们说，鬼经常在里面扒算盘。

    那儿有很多皮带和机器，安在坑道里，磨损的轴杆粘满了锈机油。一些笨重的齿轮搁在坡上，守厂的老头总是在煮着饭喝酒。我跟你们讲起加工厂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它的，因为这个小镇的居民在当时有一半的人被赶到乡下去，他们必须到加工厂来打谷。那个笨重的柴油机的循环水是由两只大缸来完成的，一旦机器开动，缸里便热气腾腾。等到机器停了，机工师傅便脱得精赤条条，跳到缸里去洗澡。这个没有安全设备的加工厂，一度成了我们小镇的中心。父亲，当你的手轧了之后，我们去找过那个加工厂的厂长，然而他说：他并不负责。他说没有任何文件规定他们赔偿损失、很多在这儿轧断了胳膊的人都是自认倒霉。厂长说过之后就落锁回乡下去了。我们只好暗自庆幸父亲你保住了那只手，虽然形同朽木，却总还是一只手呵。

    鬼巫似的加工厂坐落在镇郊，每当清明的时候我看见许多人打那里经过，人们把那条大路踏成烂泥，仿佛全都是到加工厂去祭奠自己的先祖。钢铁世界，像一些久久遗弃的巨兽的骨骸。

    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加工厂都要关门修理。这个无声的角落，总是獾鼠成群。唔，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把那些老掉牙的机器搬走？像一个恐怖的象征，加工厂，你那钢铁摩擦的声响，就像墓地的丧钟，刺耳、无聊而古怪，充满了装腔作势的恫吓，像个无赖，在郊野回荡。

    【河堤】

    我前面说过，我站在河堤上回首往事。这座故乡的河堤，低矮而荒凉。在我们那个洼地，河堤蜿蜒是常见的景象。

    冬日的河堤草茎都已经枯黄了，风刮着堤坡，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堤下的防浪林是一些爱生虫的柳树，几乎每年都要砍去枝条，因此长得奇形怪状。偶尔过往的船只激起一点浪花，拍打着堤脚，不一会又归于平静。低矮的植物在河堤上竞相生长，每到夏天的时候，一些并不好看的红花和蓝花便从草丛里钻出来，稍微粗壮的草类是野茅烧的桔梗，在毒辣的、一览无余的烈日下散发出一股中药的气味，清香宜人。马鞭稍左冲右突盘桓着，阻挡了水土的流失。每到雨后，地茧皮便泛出来，小孩们便到处铲着这种菌类的植物，拿回家去当菜肴。

    挽着菜篮的老人，你拿着一把铲刀，你经常出现在这河堤上。你寻找车前草。你把它连蔸铲起来，磕掉上面的土，你寻上一篮，提回家去，用清水洗净，然后在太阳下晒干。你为了治好你自己的病，经常去寻这些草根来，用它煎汤喝。这是一个老中医告诉你的药方，不要钱的。于是你虔诚地来到河堤上，寻找着这些被人踩、被兽踏得不值分文的野草。

    车前草——轮下生长的植物，越碾越茂盛，它究竟能否治好你的高血压呢？可是你相信。你舍不得花钱，你没有钱花，你不是干部，不吃公费医疗，这就是你为什么相信一把枯草治病的原因。

    父亲，我看见你拿着铲刀在河堤上寻着，那野风横吹，天空蔚蓝，衰草萋萋。你告诉我，你的血压降多啦，你还把这味草药介绍给你同病相怜的人，似乎的确有什么功效。但是父亲呵，我知道，一把草根决不会带给你什么奇迹。看着你消瘦而衰老的身影，我心里清楚，什么也救不了你了。

    那些野雏菊、姜莴苣和总是在夕阳里弹动的蚱蜢，就在你的身旁，父亲。自然的气息曼延在这个河堤上，我想起无数个岁月走在这荒堤古道上的人，襟摆被风吹起，堤下河水东流，衰草们迎送过他们心事满腹的身影，他们悄悄地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成为这儿的一种景色，一种优雅而寂寞的古代诗意，成为我们缅怀时光的一种温馨的寄托。多么地渺茫呵，父亲，你也去了，又将有一度的车前草绿了，谁还再来理它？你带着那微弱的希望流连在河堤上，你再也不会出现了。河堤依然蜿蜒，芳草连天。

    【一百五十元钱】

    你把这一百五十元钱偷偷地存在你三女的手里，我们谁也不知道。而且，这一百五十元钱你是怎么积攒的呢？通常，我们赡养你们二老的钱，都是交给母亲的，你从来不管钱，你一点一滴在攒积着，你对三女说：“替我存着，我想明年回趟江西老家，这钱是路费。”你如今儿孙满堂了，却念念不忘想回一趟老家。我们大都不知道你有这个心事。因为你从来不说。

    现在，你已无法成行了，你去了另一个世界，故乡在遥远的天际，对于你，已永无归期。

    赣北的旧军人，老裁缝，你死不瞑目。你死不瞑目吧，父亲。你老远地来，却不能回去，你所有的羁绊在哪里呢？

    我们曾想过，把你的骨灰送回江西去，葬在你的故上，葬在你父亲的坟旁。但是，你那儿已没有亲人，清明谁来培土，除夕谁来上灯？

    一百五十元钱，你攒的，我们为你用下了，我们买来纸钱化给了你，上百万元的冥府纸钱，够了你回家的路费吧？你回去，你的魂灵回去，看一眼你的老家，路途迢迢，跋山涉水，你肯定是会打点行装回去的，你归心似箭。

    哦，你，一个游子的亡魂，形只影单，跪叩在你父亲的坟前，你们——父子两个，在同一个寒冷的世界里，叙说分离四十年的心里话吧。

    【大寒】

    这是立碑的日子。我们把碑放在你的坟前，基座用水泥结结实实地浇好。

    沉重的石碑从我的肩上卸下来，就像卸掉了一份心事。乡下的人推算着石碑上你的生卒年月，说六十多岁，太短了一点。你也告诉过我们，说你的祖父——我们的曾祖父活了九十多岁，你父亲——我们的祖父也活了八十多。是呵，太短了一点，你还可以至少再活上十年，然而，安息吧，父亲，你的确死了，死去的人永远不会再活过来，这块碑已经证实你长眠在地下。

    大寒是立碑的日子。我走在这古老洼地的乡野，看到又有许多碑立了起来，许多了却尘缘的人，把他们的名字留在石头上，荒草会渐渐地遮没它们。

    春天快来了吧。

    原载《清明》1989年第5期

    点评

    陈应松的小说故事性强、耐读、引人入胜，那些发生在江水奔流之地的故事牵引和打动过许多读者。《大寒立碑》同样是一篇故事性极强的小说，作者用了23个小标题撷取故乡的风物和父亲的独特标志，以父亲苦难的一生为主线，串联起许多闪亮或晦涩的时刻。但它又是极富抒情性的，饱含着“我”对父亲的感念之情和难舍之意。父亲被抓壮丁进入了国民党的军队，随战火漂泊到了黄金口这样一个异乡之地，勤恳的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士兵，但他是一个合格的裁缝和合格的父亲，他用一把剪刀剪出了一个家族的衣食住行，他用燕子筑巢的精神建构和繁衍了一个大家族，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动荡的时代之河穿过他的生命，留下一个个苦难的印记。老年的父亲总是惦记千里之外的江西老家，尽管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但那些故乡的记忆是不会老去和消失的，父亲的兄弟姐妹永远活在那片土地之上、山水之间。大寒立碑，要铭刻的不仅是父亲的各种生命符号，还有“我”对父亲永世不忘的感恩和怀念，有“我”对黄金口这个苍凉之地永久的眷恋。

    （崔庆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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