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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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所讲述的只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一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形吧。

    《少女时代》这部分,是我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经整理后集成出版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想把它们整理出版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有个很好的想法,就是在我们的期刊上连载你的传记,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知道对方此行的目的后,我曾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啊,难道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了?”记者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以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于是,我只好同意把《少女时代》的稿子连载在《淑女书报》上,并得到3000美元的稿酬,不久后又和他们签定了合约。

    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的诱惑,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这件事就这么草草决定了。

    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因为自己不是专业作家,不知道写什么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更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可以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人,在我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截稿的概念,更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有时,我会收到杂志社发来的电报,这些电报的内容大多使我紧张得不知所措,尤其是看到类似“请立刻将下一章寄来”或“第六页和第七页的关系不明,速回电说话”的电文,更是心乱如麻。

    然而,我的运气还不错,通过同班同学蕾诺亚的介绍,我结识了一个后来给予我大力帮助的人,她告诉我:“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这个人就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梅西先生,他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梅西先生给我的初步印象近乎完美。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翻阅了我带来的文稿和相关的资料,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自从认识他以后,我每次都能如约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才思敏捷,感情丰富。对我而言,当时的他既是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遇事时不可缺少的商量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我没有得到梅西先生的帮助。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在德克利夫学院学习时期间,遇到了这种困难,其中最感困扰的莫过于没有盲文书可读,另一个问题则是时间不敷分配。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我的。因此我不得不在别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依然在学习。洛奇老师在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习,所以跟不上进度已不足为奇了。

    现在(绎者注:指1928年),盲文书籍已有数千册之多了,都是红十字会专门为盲人出版的,可以阅读好多好多书呢!而当时,我所有的盲文加起来不超过30本,每一本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如饥似渴地用双手来“读”这些书,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我读盲文书籍时都会觉得十分快慰,我终于可以不依赖别人,独立学习了。

    说到学习,我最擅长的还是文学和历史,阅读和理解都不成问题,而且成绩优异。这也许与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早在进大学之前就接触过许多优美、富有想象力、知识性强的文章,再加上我从小就喜欢文史,因此成绩好也不足为奇。如今回想起来,反而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我在大学期间,没能与那些博学多才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成了我人生的一大憾事。多数教授的讲课对我来说都像留声机一样,我只是机械性地听讲而已。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可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他。艾里华博士为我的毕业证书签过字,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他。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有时在校外偶遇时,他们会十分亲切地和我打招呼。

    由于我的身体有缺陷,因此我无法与班上的同学更融洽地相处,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逗我开心。同学们都很信任我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觉得很吃力的话,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们一样丰富多彩。

    一天,朋友们邀我去居住在鲁克林繁华地区的一个朋友家做客。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是一条普通的小狗,算不上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猛摇尾巴、发出欢乐的叫声。

    “啊!汤姆斯伯爵,很喜欢海伦。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立刻回答:“是的,它真讨人喜欢!”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小狗作为礼物送给你吧。”朋友们说。

    汤玛斯似乎明白了大家的意思,高兴地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汤玛斯伯爵的确通人性,我的话刚一出口,它就静静地坐在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感觉费兹这个名字如何?”

    语音刚落,汤玛斯伯爵似乎特别喜欢这个新名字,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了剑桥的家。

    当时,我们租住库利兹街14号的一座房屋。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它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这所房子的隔音效果很好,虽然正门对面马路上车来车往喧闹异常,但是关上房间的门却听不到任何噪音。

    屋后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植了美丽的花草,有三彩紫罗兰、康乃馨、天竺葵等,种类繁多。花朵的芬芳还时常散溢到我们的房间里。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女孩的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有时恍若置身于充满意大利风情的田园和淳朴的村落。

    居住在库利兹街的时候,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大家相处甚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先生,名叫菲利浦·史密斯,目前他在阿拉斯加担任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主动辅导我做功课,并带我去教室听课。

    约翰·梅西先生自然在我的好友之列,他一度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我们这群年轻人朝气蓬勃,常常去乡村徒步旅行,10多里的做路程竟然丝毫不觉得累。有时我们也骑自行车闲逛,乐不思归是常有的事。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普照树林的和煦秋阳,掠过树梢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都是那样安静祥和,怎能不让人陶醉呢?

    冬日的夜晚空气清爽,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有时,我们租一辆有篷的马车去外面闲游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吃上一顿可口的夜宵……我们都觉得这就是神仙过的逍遥生活。

    有时,我们也会在漫长的冬夜燃起熊熊炉火,然后,围坐在旁边,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我们总喜欢追根溯源。

    我们都有独到的见解,并有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邪恶的势力、黑暗的一面,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但纯粹的讨论根本撼不动社会问题的根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空想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们当中有几个“激进派”时刻都有同“叛徒”决斗的冲动,可惜没有持没的“政见”者。

    青春散发出灿烂的光辉,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吹走了我的帽子。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正是草莓飘香的时候,大家相偕去野外采草莓,草莓的芳香和我们的欢笑飘满了整个山间。

    唉!我现在还不到垂暮之年,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大学4年的生活稍纵即逝,转眼已是迎接毕业典礼的时候了。当时的报纸曾报导过毕业典礼中的我与莎莉文老师,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举行毕业典礼的大礼堂盛况空前,在场的每一位学生都将庄严地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在这次盛会上,一直陪伴并辅导她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姐将分享她的荣誉和成果。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她在英国文学这门课程上的成绩尤为突出,她的精神得到了师长和同学们的称赞。”

    我的英国文学之所以取得好成绩,完全得益于莎莉文老师的帮助,她自然十分快慰。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道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仅有五六位朋友是专程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最遗憾的是,母亲因为生产不能出席典礼。校长只是做了例行演讲而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在场的其他老师也没有特意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的“雷鸣般的掌声”。报纸上形容的盛况空前已经被现实场面完全否定了。

    典礼结束后,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鸣不平,他们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莎莉文老师也应该得到学位。”

    莎莉文老师在典礼结束之后,就带我匆匆离开了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那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与朋友们一道泛舟于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我暂时忘却了世俗的一切烦恼。

    那家夸大报道毕业典礼的报纸还登载了新消息,说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市政府送给我的,不但有宽敞的庭院,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另外,还建有一间大型图书馆,里面的藏书达数万册之巨,我可以在书海中遨游,生活十分舒适。

    这一切简直是胡言乱语。我与莎莉文老师哪里居住过如此豪华的房子?事实上那是一幢很久以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房子四周附带了7英亩荒废已久的田地。房间的布局和设计都是莎莉文老师亲自动手做的,她将挤奶场和储藏室改建成了一个大房间,权充书房,也就是报道中所谓的图书馆,其中约有盲文书籍百余册而已。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为了让我能够方便地呼吸新鲜空气,莎莉文老师还特意在我卧室搭建了一个小阳台。

    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了鸟儿的“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着和风的吹拂,久久舍不得进房,足足呆了一个多钟头。阳台的南边种着蔓藤,枝叶绕着栏杆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花开时,醉人的花香就会溢满我们的房间。

    我的手扶在栏杆上,忽然感到了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间歇性的,忽有忽无,就在震动消失的瞬间,我感到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可能是鸟儿飞来或者微风吹过,花瓣才会掉下来,就在猜测的时候,我又感到了栏杆上传来的轻轻震动。

    “到底是什么呢?”

    我站在那儿纹丝不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时莎莉文老师从窗内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在离你不远的栏杆上停着一只文牡鸟,只要你稍微一动,它就会受惊飞走,所以你就站在那里别动。”

    莎莉文老师接着用手语告诉我:这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喂、飞——普——啊——喂”,我屏气凝神,终于能分辨出它的节拍与情调,我屏气凝神,同时通过栏杆的震动,我知道它的叫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热烈了。

    一会儿,莎莉文老师又告诉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也许它的恋人在那里已守侯多时了。噢!你瞧,它们的二重唱已经开始了。”

    我已经感受不到这种震动了,莎莉文老师告诉我:“现在这幸福的一对正在苹果树上互诉衷肠呢!”

    这幢农舍是我用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

    史波林先生是我们在困难无助的时候结识的朋友,后来他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小童星正在演出话剧《小公主》。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有闲暇时常来柏金斯盲校探望我们。

    他每次光临都要带些玫瑰花、饼干、水果分送给大家。有时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辆马上带我们出游,大多数时候,小童星莱特也与我们同行,我们觉得快乐无比。

    小莱特美丽又活泼,十分逗人喜爱,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们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那时,我刚刚学习如何与人交谈,一般人很难明白我的意思,史波林先生也常被我的表达弄得一头雾水,我因此深感遗憾。有一天,我特地反复练习着说“莱特”的名字,打算让史波林先生惊喜一下,可是不管我怎样用功,还是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因此急得直流眼泪。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仍然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多次,好不容易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得了我的意思,我如释重负,百感交集,当时的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都难以忘怀。

    此后,每当我的意思不能让史波林先生理解的时候,或者周围太吵,令史波林先生无法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柔声安慰我:“虽然我还不能完全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但是我依然觉得你很可爱,而且是最可爱的,我永远最喜欢你。”

    史波林先生始终坚持按月给我和莎莉文老师寄生活费,直到他去世为止。他还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正因为这样,当我们踏入这栋用他的股票换来的房子,打开窗户,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就似乎感到了他与我们同在。

    1905年5月2日,也就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现在,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由衷地为他们的婚姻感到高兴,并真诚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快乐。

    婚礼在一座美丽的白房子里举行,由我们的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回到南部去度假。

    大约一个星期后,梅西夫妇突然出现在我和母亲所住的旅社里,把我们吓了一跳。在南部初夏的景色中,看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我又惊又喜,如同做梦一样。梅西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到处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悦耳的鸟鸣声。”这对蜜月中的夫妇,想必把这婉转鸟语当作最美好的新婚祝辞了。

    度假结束了,我们四人同行,回到了在连杉的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多事人纷纷揣测: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特别失落,说不定还会心生嫉妒呢。甚至有人基于这种心理而写信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不会伤心嫉妒,而且日子比从前过得更加充实,有了更多的快乐。

    莎莉文老师是个诚实的人,而且心地善良、仁慈、高贵;梅西先生也是一个和善热情的人,他讲的故事常常引我发笑,而且他经常给我灌输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信息,偶尔还会就当前的文学发展动向与我做一番探讨。

    一次,我的打字机出现了故障,延误了正常的写作速度,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整整熬了一夜帮我打了40张稿纸。

    当时我与《世纪杂志》签订了合同,为他们撰搞,题目定为《常识与杂感》,文章的素材主要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和我自身的感受与随想。由于简·奥斯丁女王曾以同样的题材写过书,因此我把稿子结集出版时,换了一个书名——《我居住的世界》。

    这本书是我感觉最顺利的一部作品,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及,任何所思所想都可成文。

    我的第二部作品是一册诗集,名为《石壁之歌》,写作的灵感来自田园。有一天,我们到野外整修古老的石墙,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不禁使我萌生了浓厚的诗情和兴致,于是我就想用浪漫的诗篇歌颂大自然的美好。

    诗稿写出来后,由梅西先生帮助我整理,对其中欠妥的地方,他指出来后让我重新修改润色;遇到精彩的部分,他会毫不吝啬地给予褒扬。每一篇诗稿都要经过我们的再三推敲和吟咏,改了再改才最后定稿。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如此尽力、诚实地去做,即使还有瑕疵,我们也问心无愧了。”

    我们在连杉安顿下来后,突然想到父亲还在阿拉巴马经营农场,于是产生了养家畜、种农作物的念头,打算过朴实的田园生活。刚开始,我们仅有小狗费兹,就是我前面讲述的从剑桥带回来的那只狗。费兹在我们搬到此地一年多之后就死了,后来我又陆续养了几条狗。我们还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来几只毛茸茸的小鸡回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这些小鸡还是丝毫不顾情面,不久,我们的计划又失败了。

    看着闲置的几间空屋子,我们都觉得很可惜,因此想到把它改成马厩,用来养马。我们买了一匹马,野性未驯、凶悍无比,半路上就把送马的少年摔落两三次。然而我们全然不知,因为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对此事只字未提。

    第二天清晨,梅西先生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要到镇上去。刚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以为挂在马身上的马具出了问题,于是就下车想看个究竟。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像得到了解放,一声长嘶,然后狂奔而出,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了它身上还佩戴着马具,在森林里闲逛,得到消息后我们才将它牵了回来。

    但是,我们对这匹失而复得的马毫无办法,只好把它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时我们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有人劝我们栽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了100棵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5年后,苹果树第一次挂上了果实,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还专门用笔记来记下了苹果的重量和大小,留作纪念。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大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来了!”

    我们立刻跑到窗口向外看,哪里是野牛,而是附近山上的野鹿,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在阳光下活泼跳跃的身姿,是如此的美妙迷人,大家看呆了。人们全然忘记了这不速之客会践踏、损坏苹果树苗。等鹿走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地出去查看“灾情”,不看还好,一看竟然让人心碎般痛苦不堪。

    上帝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

    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这般妙趣横生、充实而满足的生活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后来,梅西先生在院子里精心栽培了几棵苹果树,而且长得很好,果实累累。每年秋天果实成熟时,我都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桶又一桶。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把它们堆码成一捆捆当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室外通往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上铁丝,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手扶铁丝,独自一个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秋麒麟草,以及盛开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我可以在无人陪伴时一个人去森林,而且不必担心会迷路。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现在回想起来都倍感兴奋,毕竟我可以独自走远路了。

    在别人眼中,这些事情也许微不足道,可是,我却在其中充分享受到自由的滋味,我常常独自走出去晒太阳,心情变得十分愉快。这一切都得益于梅西先生的帮助,我对他感激不尽。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因此人们都安居乐业,生活得悠闲自在。

    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与往昔相比确有恍如隔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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