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隙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
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凌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舋也：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其余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着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钧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
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雠而为友；使怨雠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
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余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隙，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
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
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远也。夫唯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
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译文】
一个人的善行，以不自我炫耀而显得高大，一个人的才能，以自负其能而遭减损。因此，虞舜具有谦让的美德，而仁义彰显名扬四海；商汤礼贤下士，而圣敬的德操与日俱进；喜好处在他人的上面，而压抑下属越来越严重；王叔喜好与人争执，而最后离国奔命。然而谦卑礼让善待贤士，是兴旺、进步的顺利路径；自负、亢奋冒犯他人，是毁灭、闭塞的危险道路。
因此君子举事不敢逾越礼仪的准则，志气不敢凌逾法度的轨道，对内勤奋刻苦以求自我完善，对外谦卑礼让以敬慎处世，因此怨怒和非难不会落在自己身上，荣誉福禄能够通达而保持长久。另一方面，小人则不是这样，自我夸耀功劳、吹嘘能力，喜好侵凌他人。因此，当他处在人们的面前，别人就会伤害到他；当他立下功劳，别人就会诋毁他；当他遭到诋毁和失败，别人就会幸灾乐祸。因此两人骑马并驾齐驱，都想争先，但谁也不能超过对方；从而两者都会受到损伤，而且会被后面的人超越。由此来看，争执与谦让的道路，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啊。
然而喜好争胜的人仍不能以上面所述为然，对这种人来说，以能处在别人前面为精锐，以处在别人后面为滞留不前；以礼贤众人为卑微屈折，以踩在别人身上而成名为特异杰出；以礼让敌对的人为害怕、屈辱，以凌侵高于自己的人为高大、厉害。因此亢奋地走下去，不能反省而回头。用高傲的态度对待贤人，对方必然表现出恭顺谦逊；用高傲的态度对待暴虐，必然会构成敌对和祸难。敌对与祸难已经构成，那么是非之理，必然混乱而难以辩明。混乱而难以辩明，这与自己毁害自己又有什么不同呢？
而且别人毁害自己，都是发私怨然后产生变乱的事端，必然借助于事件，贯穿于整个事件的始终，它对于听到的人来说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仍然相信一半确实是这样的。自己采取同样的手段报复对方，也像对方毁害自己一样，其最终结果也是变成各有一半，相信的事实流传于远近了。既然如此，那么相互斗气、激烈争执的人不过是变换争别人的嘴而自我毁害罢了；一起对骂、竞相辩说的人不过是借助别人的手而自我殴打罢了；这样做导致的谬误迷惑难道不是很严重吗？然而考察其原因，哪里有躬身自问厚责于己，还会导致变乱和狱讼的呢？这些不利情况大都由于内在宽恕品德不够，而对外又期望太高。
有的人怨恨别人轻视自己，有的人嫉恨别人胜过自己。如果自己不足而受到别人的轻视，那么原因在于自己理曲而对方对方理直；自己贤能而对方不知道，那么被别人轻视不是自己的错误；如果对方贤能而处在自己的前面，那么是由于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够；如果品德大致相当而对方处在我面前，那么是由于自己的年龄不如对方大，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况且如果两个贤才不能做出区别，那么能够谦让的人是隽杰出色的；如果两人争相而为隽杰却不能作出什么区别，那么用力奋争的人就会困顿不堪。因此蔺相如以调转车头回避对方而使自己胜过廉颇，冦恂以不争斗而获得贾复的理解和赞誉。事物形势的反复变化，正是君子为人处世的道理。因此，君子之道屈折是伸展的依据，所以身遭屈辱而不辞；知道谦卑礼让能够最终战胜对手，所以处于下位而毫无疑虑。等到事物的终结极致，就能够使祸患转变为福禄，变仇敌而成为朋友，使怨怒仇恨不致延续到后代身上，而美好的名声弘扬久远。君子处世的道理，难道不是很宽裕的吗？
君子能够忍受纤微般的嫌隙，所以不会又变乱争斗的大讼事；而小人因不能忍受小小的仇恨，最终会有巨大的失败和耻辱。怨恨情绪还很微小时就设法消除它可以通过谦让的德操化解；事情变化仍在萌芽时就出现争执，那么祸害一旦构成就无可救药了。因此陈余因为张耳的变节降汉而心怀报复，终致身灭而绝后；彭宠因怨恨朱浮督导指责的小小嫌隙，最终导致被杀而宗族夷灭。由此看来，祸福变化五常能不谨慎对待吗！
因此君子追求胜利，以推辞与谦让的美德作为锐利武器，以自我修养持敬作为实现目的的途径，静则有沉默而无声的玄妙，动则由恭敬顺达的通路。因此战胜对方而没有争斗的形迹，使敌人服输而不会形成怨恨。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在声色中悔恨与悭吝的情绪也就不会存在了，怎么还会有争求显达的情况出现呢？
那些争求显达的人，一定自以为是贤能的人，但是别人则认为他是险诈、偏颇的人。如果内在没有险诈、偏颇的品德，那么就不应有被人毁谤的道理，如果相信对方是险诈偏颇的人又怎么可以与他争讼呢？对方险诈却仍与他争讼，就好比触犯兕与虎一样，这怎么行呢？兕虎愤怒就会伤害人也是必然的！《易经》上说：”险诈而偏颇的人与人争讼；与人争讼必会引起众人的气愤。“《老子》说：“因为他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争得赢他。”所以君子认为争差别的道路是不能走的，从而追求超越世俗具有崇尚高义的胸襟，独自行进于三等之上。
什么是人的三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却自我夸耀，是一等人；虽有功劳却自耀其能是二等人，功劳很大而不自我炫耀，是三等人。愚蠢而喜好争胜是一等人；自美其能使别人崇尚，是二等人；既贤能又能谦让是三等人。对自己要求宽恕却对他人要求严格是一等人；对自己要求严格也对他人要求严格，是二等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却对他人要求宽恕，是三等人。以上数种情形，反映出为人之道的奇妙，事物的变化。一般人必须经过三种变化才能达到上等人的境界，所以不是常人所能轻易实现的。
只有对人事争让进退的道理和变化明通的人，才能处于上等而泰然自若。因此，孟之反虽有战功却不自我炫耀，反而获得圣人的美誉，管仲与鲍叔牙为齐国霸业建立大功却推辞封赏反而受到更重的赏赐。他们获得美誉和福禄，难道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吗，不是的，而是德性纯粹的人自然而然发展形成的结果。君子之道自我贬损反而对自己有益处，一功而有二美；小人不知道自我膨胀反而对自我有所损害，所以因为好胜争强而事败名丧。由此看来，不夸耀炫饰反而是最好的夸耀；不好胜争强反而是取胜的捷径。对敌人退让的人，反而能战胜对手；甘愿处于众人至下的人，反而被众人所崇尚。如果君子能够看到争胜道路上的危险，独自逍遥于世俗之外的精神世界，那么他的光辉就会日日焕新，耀眼夺目，德操美誉流传于古今。
一、 以不争为争
——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雠而为友；使怨雠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
【智解】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处于弱势而把自己摆在低下的位置，守柔弱之势、沉心敛气、辨识先机、不立危墙之下、化解危机于未萌，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其境遇反倒比处于强势地位要好。此“弱”非彼弱，此弱可谓外柔内刚、弱于形而强于神，是故柔弱可以胜刚强。所以儒家、道家都教人不要过刚，过刚则易折。水处在低下的位置，其纳入的支流不都是干净清爽的；降尊纡贵、以退让求共荣有时也会被误解、被人视为愚钝可欺。只有真正悟道、以水德立命的人，才能坦然受之、泰然处之、不计一时得失，虚怀若谷、延纳百川才能成就江河之博大、泰山之高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老子所说：“为社稷主，为天下王，必然要忍辱受诟，最后到达大道无形的至高阶段。”
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柔弱胜刚强”也是不尽其数。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星河中，秦王嬴政也许是最璀璨的一颗。他十三岁即位，三十九岁称帝，九年灭了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个国家，在政治上开创了大一统的文化，经济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秦王朝、修万里长城、推行郡县制、收缴民间兵器、焚书坑儒等等，用的都是强权，当时的秦始皇及其宗室勋亲比那些反抗力量不知强大多少倍，于是秦始皇就根据这种物质力量对比下了判断：秦王朝将凭借强权力量，永生永世地传下去。结果如何呢？“祖龙死而地分”，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十六年，传到二世胡亥时就灭亡了。
秦王朝短暂的历史犹如一场壮观的烟火：从功可强成、名可强就、普天之下惟我独尊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诺大一个秦王朝顷刻之间分崩离析；从秦始皇到二世而折，验证了强者易折、“柔弱胜刚强”这个道理。
汉高祖刘邦到汉初的几任皇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秦王朝相反的例子。秦末年间的“楚汉相争”，刘邦最终战胜“西楚霸王”项羽，将“柔弱胜刚强”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经过秦末的连年征战，刘邦得到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战后残局。对此，汉高祖刘邦到汉初的几任皇帝都吸取了秦王朝强权、暴政的教训，在“清静无为”的指导思想下，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终于开创了被司马迁称为“德至盛也”的文景之治。“柔弱胜刚强”不仅适用于“争天下”，也同样适用于“治天下”。
近代欧风东渐，中国人的价值观受到西方观念的冲击，有的人一听到“不争”两个字，不问情由，就马上提出抗议，认为这是东亚病夫，颓废不振，软弱无能的体现。因而把老子贬为“祸国殃民”的罪人，把《道德经》贬为“荒唐不经”“不合时宜”的愚言。但有些人比较冷静，看出了端倪，就说：老子所说的是从道德，精神方面着眼，教人：“不要强出头”“退一步海阔天空”“舍己从人”“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给他打”……也有人用心更深，认为：老子教人不争，是一种“迂回战术”“不作正面冲突”伪装示弱“以退为进”的策略。
【事篇】
以不争得天下
胤禛颇有心计，细心观察，不露声色。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允禩集团，既不附从，也不作对。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虔心佛法，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他对父皇表示忠孝，又尽力友善兄弟，并交好朝廷诸臣。对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却不去交结，听任其同皇八弟允禩结党。当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鱼死网破的时候，在父皇、兄弟、王公、大臣们将视线集注于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的时候，他以不争为争，坐收渔人之利。
胤禛为着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他谋划：
“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
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父皇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过露所长，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做依靠。雍正帝基本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
“诚孝”父皇。胤禛知道，博得父皇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父皇。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父皇的“诚”与“孝”，不公开竞争，且劝慰父皇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禩和自己检视药方，服侍父皇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胤禛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对皇父的“诚”与“孝”得到了回应。
“友爱”兄弟。胤禛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随驾出京途中，做《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zhī）。”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禛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父皇，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父皇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勤慎敬业。胤禛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父皇、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父皇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皇父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自结婚后三十年的实际磨炼，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来登上皇位打下了基础。
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禛是个性格急躁的皇子。他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定做“戒急用忍”掉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
雍正的“不争”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看看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遗诏》便知，上面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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