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一女将军-蔡特金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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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欧洲中部一个不甘寂寞、总热望着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角的国家。

    1930年初,胡兰畦几经辗转,踏上了这片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土地。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由弱变强?她开始如饥似渴地补习德语,企盼着从这片土地上获取希望的种子,带回祖国,让那片古老的大地也绽放强盛的花朵。

    6月间,她前些年认识的何香凝女士由儿子廖承志陪同,也来到了柏林。何香凝与胡兰畦住在一起,而廖承志则到汉堡读书。

    在何香凝身边,胡兰畦时时受到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廖承志常常到柏林看望母亲,自然便与胡兰畦熟识了。

    那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偌大的柏林在淡淡的金辉中,显得宁静而安详。廖承志和胡兰畦坐在寓所的阳台上,又兴致勃勃地谈到了那些似乎永远谈不完的话题。廖承志感叹道:“这些年,我算是彻底弄明白了,除了共产党,哪一党,哪一派都领导不了中国的革命。”他神色肃然地问胡兰畦,“你究竟怎么办?”

    “等学有所成再说吧!”胡兰畦不假思索地回答。

    廖承志带着一丝讽刺的口气反问:“那么,你要考了博士才革命喽?”

    胡兰畦顿觉有些委屈,忙分辩道:“谁说要当了博士才革命?”

    大概廖承志意识到自己的问话触动了胡兰畦的自尊心,哈哈一笑,和解地说:“好了,我们晚上再谈吧。”

    廖承志一走,胡兰畦心里再也没法平静了,她伫立在阳台上,望着在黄昏中变得朦胧的都市,慢慢陷入了沉思。这些年,东奔西跑,忙忙碌碌,效果究竟如何呢?两年前从武汉到了江西,追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先生从事反蒋活动,结果计划受挫,蒋介石亲自电令驱逐的11人之中,自己被排在第一名。而自己参加过的国民党左派,虽然想挽救国家,为人民办几件好事,但是他们缺少得力的干部,其活动又脱离广大工农群众,有时面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显得软弱甚至动摇。怎能够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认真地咀嚼平时廖承志讲过的许多道理,她竟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恨不得马上去找廖承志。

    这天晚上,何香凝烧了两样广东菜,大家聚在一起吃得乐乐呵呵。饭后。廖承志又笑呵呵地和胡兰畦拾起了白天的话题。

    没谈两句,胡兰畦就迫不及待且郑重地表示:“承志,我愿意跟着共产党革命!但我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哪想到,廖承志年轻的脸庞上透出几分庄重,几分自豪,语调平静地回答:“我就是共产党员,你知道吗?”

    胡兰畦惊得瞪大了眼睛,一阵欣喜,马上恳切地表示;“我要求加入共产党。”

    廖承志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纸,一支笔,递给胡兰畦,明亮的眸子里闪烁着信任之光:“写,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写你的出身经历,特别是加入过什么组织,不能虚假,不能隐瞒。”

    啊,在军校时,党组织对自己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山。而现在,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却这样热心地牵着自己的手,把自己引向那座巍然屹立的奇峰。感激,兴奋,她拿起笔,异常庄重地写下了自己崇高的愿望。

    第二天,廖承志便带着胡兰畦,把她介绍给了也在德国留学的共产党员成仿吾(当时叫石厚生)。从此,在柏林反帝反法西斯的进步活动中,便频频地出现了胡兰畦的身影……

    这年10月,她终于被批准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政治上找到了一个美好的归宿,她觉得生命的每秒钟都有了新的意义……

    这个时候,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愤然出国的宋庆龄从苏联来到了柏林。因为她常到住所来看望何香凝,便自然认识了胡兰畦。宋庆龄还喜欢单独和胡兰畦交谈,谈妇女的解放,谈革命的形势。而宋庆龄的热情和朴实,很快就使得两个年龄相差8岁、经历大相径庭的女性达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以至后来何香凝回国后,宋庆龄仍时常到胡兰,畦的寓所倾心相谈。

    得知胡兰畦经济上有些困难,宋庆龄便每周买上一些鸡、鱼、肉、菜,特意来到她的寓所,做一顿可口的中国饭菜。在餐桌上,吃着故乡风味儿的菜肴,听着宋庆龄温文尔雅且富有见地的谈吐,胡兰畦仿佛走进了一片鸟语花香的原野,领略着一派陶冶性情的旖旎风光。细心的她还发现,宋庆龄每次带来的东西,都差不多够自己吃一个星期的了。不用问,这是宋女士在巧妙地帮助自己解决困难啊!

    胡兰畦心里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早听说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不说别的,仅仅从这样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她怀有怎样一颗博大的爱心。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不幸去世。她特意来到胡兰畦的寓所,真诚地邀请她陪同自己一起回国。“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胡兰畦爽爽快快地答应了。

    波兰……苏联……黑龙江……大连……青岛……经过多日奔波,她们风尘仆仆赶回了上海。

    宋太夫人的灵柩出殡那天,宋氏家族的成员们几乎全部来了,个个都泣不成声。送葬队伍到达万国公墓礼堂,宋家举行隆重的祭礼,胡兰畦被当作亲属,站在宋子文夫妇、宋霭龄夫妇、宋美龄夫妇、宋庆龄女士的后面。陪伴宋庆龄时,她搜肠刮肚地用宽慰的话语,凝成一个暖暖的熨斗,尽力熨平十分敬重的导师心中那深深的哀痛。

    这年10月,胡兰畦在宋庆龄的资助下,重新回到了德国。

    1931年“9.18”事变,日寇的铁蹄在华夏的胸膛上踏出了一大片黑色的耻辱。但不屈的炎黄子孙,悲壮地唱出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战歌。远离故乡的留德学生们,也高扬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但是,高尚的旗帜下,聚集的并非全是高尚的目的。一些官费留学生和政府派到德国学习军事的军官生对抗日宣传十分消极,只是一个劲地强调募捐,实际上是想将大家掏出来的钱拱手交给南京政府,为自己的未来铺筑进升的阶梯。并且有人发现,在募捐的幌子下,有些人的腰包胀得越来越鼓。这自然引起了其他留学生们的极度反感。于是,每当留学生们集会时,双方常常发生面红耳赤的争吵。

    那天,留德学生又一次举行集会,胡兰畦也准时赶到了会场。这是留德学生会的一个大客厅,与会的几十个人,将室内的几只沙发和几十把椅子坐得满满登登。当主席宣布开会,进行自由讨论时,双方很快又为募捐问题吵得一塌糊涂。

    “募捐固然需要,但抗日救亡运动并不只是一个募捐。当前更重要的,是要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的意义,以动员民众,求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国难当头。国家没有钱,怎么抗战?你们这样起劲地反对募捐,居心何在?简直就是一伙专门捣乱的共产党!”

    “你们成天都在高喊募捐,募捐,可募捐的钱到底有多少支援了抗战?把募捐的钱揣进自己的腰包,这和骗钱卖国有什么区别!”

    军官生们被驳得恼羞成怒,一直坐在沙发里抱臂不浯的桂永清突然高喊一声:“打!”便腾地从沙发上蹦起,领着一伙军官生抓起座椅,向自费和勤工俭学留学生们打来。

    场内大乱,桌子椅子乒乒乓乓响成一片。混战中,早就看不惯这帮人的胡兰畦发现,那个姓胡的蒋介石的侍从参谋,正恶狠狠地将一个叫李康的爱国学生拖到房间角落,一把扯下了他的眼镜,挥拳毒打。一股热血倏地蹿上了胡兰畦的顶门:虽然自己是个女的,但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看到反动分子逞凶,岂能退缩不管?她立即顺手搬起一把座椅,快步冲过去,“噌”的一下跳上一只三人沙发,将手中的座椅使劲向那个参谋头上扣去。

    对方冷不防遭此一击,双手不由自主地一松,李康趁机挣脱。这时,一个站在旁边的同学,也顺势用手中的一把房门大钥匙狠狠向胡参谋敲去。霎时,那家伙头上涌出了一股鲜血。这当儿,胡兰畦和李康等人立即从从容容地撤出客厅,向楼下奔去。

    刚下到楼梯中间,一伙头戴钢盔、身穿蓝色制服、凶神恶煞般的德国警察冲了上来,见到胡兰畦一伙人,便瞪圆了双眼喝问:“打人的凶手在哪里?”

    “在楼上,你们快去!”胡兰畦机智地朝楼上指指。德国警察赶忙向楼上拥去,而胡兰畦和十几个同,伴说说笑笑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此次风波之后,爱国学生们一鼓作气,将官费生和军官生从他们一向操纵的留德学生会赶了出去。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日宣传,由胡兰畦等十几个人发起,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大伙儿公推胡兰畦担任主席。

    可就在这个时候,她的背后突然遭到了来自营垒中的一记沉重的闷棍。

    那次举行庆祝1.28淞沪抗战大会,由胡兰畦担任主席。开始,大会开得十分热烈,凡有爱国心的各个党派都参加了。考虑当时蒋介石接受子日本的哀的美敦书,准备退出南京迁都洛阳,胡兰畦就在大会临结束时提出提案:“反对南京政府迁都洛阳!”“拥护红军参加抗战!”

    她想为这次成功的大会锦上添花。可是由于她缺少经验,事先没有在同盟内统一思想,提案一提出,同盟内一位同志当场就拍着椅子站起来,厉声高喊:“我反对!南京政府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不承认南京政府!”

    语惊四座,全场愕然。霎时,那些国民党的留学生和中间派学生不依了,立即一个个蹦起来针锋相对地反驳:“南京政府国际上都承认,你们为什么不承认?”“没有南京政府,那么谁来领导抗战?”

    “蒋介石态度消极,凭什么让他来领导抗战?”“南京政府对日本一再妥协。就是没有资格代表整个中国!”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越吵越凶,个个象斗红了眼的公鸡。到最后,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这个会还有什么开头!走走走!”于是,许多人便一哄而散。

    胡兰畦见状,急得满头大汗,便和几个主持人使劲招呼大家不要散场。可这个时候,谁还有这种回天之力呢?本来开得奸好的一个大会,竟以这样的结果收场,胡兰畦心里那滋味儿,比一位将军打了一场不该惨输的大败仗还要难受。

    可哪想到,几天后,成仿吾、章文晋等比较成熟的共产党员因故回国后,仅剩下4名党员的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了一次会。会上,参加了那天大会的郭则忱竭力指责胡兰畦犯了政治错误,最后突然提议将她开除出党。组长和另外一个党员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当即举手表示同意。

    “不!你们不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处理自己的同志!”胡兰畦眼里泪水盈盈,竭力为自己申辩。可是,在小组里,她已经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三比一通过的一个组织决议,宛若一条无情的绞索,一下扼杀了她的政治生命。

    胡兰畦霎时呆若木鸡,只觉得流血的伤口又被人重重地剜了一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件事,不过是组内公开分裂的一根导火索呀!在此之前,组内这些人受国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唯我独尊,盲目轻视一切非共产党人,认识上就和自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当时旅居德国的宋庆龄很不理解,总认为她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甚至还开一些无聊的玩笑。宋女士高洁如松爱心如海,怎能容忍如此地伤害她呢?一次次和这些同志争辩,有时双方都动了感情,甚至达到了翻脸的地步。这,怎能不使他们对自己心存芥蒂?不是有人曾给自己扣过帽子吗?说自己为大总统的夫人说话,完全是封建意识。那次,陪宋女士回国,尽管征得了小组的同意,但有的同志内心里却颇有看法。还有,一个同志曾挪用过1000多马克的党费,自己在会上毫不留情地提出过批评……可这些,难道就可以成为扼杀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理由吗?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胡兰畦当然不会对这种随意伤害同志的极左行为服气。那些政治上并不成熟、左倾思想严重的同志,也绝没有资格真正地代表鲜艳夺目的党旗。于是,一封封带着苦涩泪水的申诉信,分别寄到了德共中央、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和法共中国语言组……

    1932年12月的一个晚上,拥有一万多个座位的柏林体育馆里灯火辉煌,座无虚席,人声鼎沸。由德国共产党主持召开的一次反法西斯大会,进入了高潮。这时,应邀赴会的胡兰畦穿过阵阵热烈的掌声,走上了前台。日本帝国主义血腥残暴的侵华罪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光辉业绩,被她慷慨陈词的演讲,深深地烙进了与会者的心房。最后,面对情绪高涨的全场群众,她无比激昂地高举起手臂,领头高呼:“打倒法西斯!”“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

    演说结束,胡兰畦回到座位上,突然发现身后跟来一个穿灰色大衣、头戴黑帽子、约摸30多岁的妇女。她的眼珠象老鼠一样滴溜溜乱转,一看就就不象个普通工人妇女。碰到胡兰畦的目光,她把脑袋微微一偏,下巴朝大门方向一伸,意思是叫胡兰畦跟她出去。

    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呢?胡兰畦心里好生纳闷,愣了片刻没有动弹。这时,几个维持会场秩序的工人纠察队员走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把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赶了出去。

    散会后,胡兰畦来到地铁车站候车,准备返回住所。突然,她发现一个长着啤酒肚的男子目光凶凶地B丁着自己,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恰好一列火车隆隆地驶进了站台,她没有多想,快步朝车门口走去。可那个啤酒肚子倏地抢先冲了上来,伸开双手蛮横地拦在了她的面前。

    “你要干什么?”胡兰畦忿忿地质问。

    “踉我走!”那家伙嗓门更高地吼了一声,随即掏出一本证件晃了晃。啊,原来是警察局的一个便衣侦探。

    那家伙将她带到了警察所。警察一边审问、查看护照,打电话向房东核实胡兰畦的辨解,最后实在找不到什么破绽,只好将她放了。

    走下开往郊区的列车,新里在思忖着今天的遭遇。看来,自己太缺乏斗争经验㈠刚才在会场里,受到那神秘的女人的骚扰后,如果警惕一点儿,恐怕就不会再被这个口音探盯上了。

    果然,事隔一天,她就收到了警方寄来的限一个星期离开德国的驱逐令。她正有些不知所措,街道党小组里的一个叫格里儿蒂的妇女热心地给她出主意道:“你赶快上诉,要求继续留学,并马上去找一个国会议员向内政部作担保。估计问题就会解决。”

    对了,自己不是认识共产党议员玛丽亚·爱塞吗?她立即带上驱逐令”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国会大厦。在宽敞明亮、铺着地毯的休息室里,玛丽亚听了胡兰畦的陈述,不仅满口答应帮忙,而且还异常热,心地逐一向她介绍了在座的共产党议员。

    这时,一个身材微胖、白发苍苍、穿着咖啡色毛衣和裙子的老太太,缓缓地走了进来,有点儿疲倦地坐到了一只单人沙发上。玛丽亚见状,目光霎时一亮,忙高兴地拉起胡兰畦的一只手:“你来得巧!蔡特金同志今天也来了。你去认识一下。”

    啊,蔡特金,是那个倡议设立“三八国际妇女节”、无产阶级和被压迫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蔡特金吗?是那个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的蔡特金吗?胡兰畦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

    她随着玛丽亚走到了蔡特金面前,由于过分的激动,竞忘子向这位仰慕已久的老人说一句问候的话浯。听玛丽亚介绍完胡兰畦的情况,蔡特金亲切地拉着胡兰畦的手,热情地鼓励道:“孩子,你前夜的演说我知道了。你说得好!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倒法西斯,打倒帝国主义!”

    听说胡兰畦受到德国反动政府的迫害,蔡特金并没有给予简单的安慰,而是慷慨激昂地说:“被驱逐,被逮捕。坐牢。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家常便饭。这吓不倒我们!就是面对枪林弹雨,刀山火海,也改变不了我们共产党人解放人类的宗旨。”

    热情的勉励,真挚的情谊,使胡兰畦顿时胆气十足。

    争回了继续留学的权利,胡兰畦对自己党籍的申诉,也引起了德共中央的重视。经过一番核查,泼列胡兰畦身上的那些不负责任的污水被彻底地洗去。负责调查的共产党国会议员奥托·堡,召集又增加了一些新党员的柏林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公开宣布:“经审核,胡兰畦是个好同志。从今天起,要把党证发还给她。”

    岂知,系铃容易解铃难。会议之后,柏林小组某些同志并没有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既不将党证发还给胡兰畦,也不通知她去参加党的会议。

    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和党组织的决定呢?胡兰畦心里百思不解,忿忿不平。

    町命运似乎有意要和她闹一场别扭。没几天,粉墨登台后的希特勒法西斯,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德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马克思的故乡从此完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胡兰叶的党籍问题,就这样成了一桩无人过问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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