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宋神宗）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

    庆历新政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庆历年间官拜参知政事，死谥文正，所著《岳阳楼记》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过，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

    答：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要告诉大家，滕知府虽然因为贪污发配岳州，重修岳阳楼确实既没贪污也没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术——“资产置换”，即，低价收购民间沉欠多年的不良贷款，然后再派兵连本带利一块要回来——看谁敢欠知府大人钱！

    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要与这等开青楼的知州“微斯人，吾谁与归”！

    仁宗朝的事情，就让我们从范仲淹说起。

    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条施政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

    有人高度评价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毕竟这十条合理化建议看起来条条站得住脚。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

    当然，要先抓权才能再搂钱。

    先说第一条，抓权。

    北宋疆域远不若汉唐辽阔，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经这样评价仁宗庆历新政之前的朝局（当然，这句话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里并非褒义）：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兴劳役，不曾杀掉一名罪犯，朝廷宁可耗费钱财送给契丹、党项，也不愿意妄动刀兵。

    不大兴工程、不妄动刀兵、不发号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权力、哪有威风、哪能捞钱？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争雄之时，诸侯国宁可向邻国借贷也要大兴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苏州也有营田军专管河堤，现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粮食贩运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粮食贩运到浙右，从中要盘剥多少利润！

    只要有一批干吏能臣，这个问题就由我范仲淹解决！

    一是一定要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至此，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官员此后要打起精神，以兴弊除利为己任、置民于水火之中（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说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对话：范仲淹在挑选各路监司的时候，经常对着官员名册看，看到不顺眼的名字（所谓“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笔勾掉。

    看到这种情况，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枢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这一笔不知有多少人会为此哭泣。

    范仲淹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那么，范仲淹究竟用了什么人呢？

    答：谁能搂钱，就任命谁当官。

    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再说第二条，抓了权就能搂钱。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

    第一，货币贬值。结果，无效。铸造大钱搂钱简单易行，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庆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7.5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

    第二，重农抑商。结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终日浪荡在城市之间，惟一的作用就是败坏伦常纲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现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你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钱引”。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钱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国的纸币——“盐钞”。

    与官交子相比，盐钞以足额食盐作为准备，获得盐钞的人可以在全国兑换食盐。商人很快发现，盐钞不仅可以兑换食盐，还可以作为市场上的交换凭证；同时，官交子的流通范围仅限于益州、西北诸路，盐钞却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无阻。

    此后，盐钞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种新纸币。

    尽管熙丰变法期间盐钞发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产食盐总量，但是，朝廷还要靠食盐专营牟利，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限制颇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对盐钞发行进行多次整顿。整个宋代，盐钞的信用都好于官交子，一直到南宋灭亡。

    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不过仅限于与游牧民族“马匹—粮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强的金融创新意识，他所谓的“回易”是以军费对外放贷。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同时，范仲淹还洋洋得意地叙说了功绩：我挪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四十二万贯钱。四十二万贯，已经是澶渊之盟岁币的40%，这些钱全部来自陕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经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张胆地违反太祖遗命！还自鸣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后代史学家徐梦莘这样评价“回易”政策：这些人靠着官府的威风，与市井之人争利，既损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损国体的事情（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下，民间产业创新才是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北宋也成为第一个不对土地兼并设置门槛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权力牟利，才不会有时间和脑子考虑创新，但是，他们的财富又有着相当统一的去处——土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规模土地兼并中，我们看到了庆历新政另一项显著的效果——流民（军队）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面对乱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产生了恢复王莽“王田制”的奏议。有人这样评论时政：只有天下大乱、兵锋再起，让大多数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脱乱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间评话中的“包青天”。在京剧戏文中，包拯用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铡了很多皇亲国戚、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关于“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讲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经颁发过一道史上最严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购买土地，不承认帝国一切土地买卖。后来，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十年之后，大唐帝国40%的人都变成了流民。

    北宋年间也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仁宗限田令”，这个人是包拯的一个手下，名字叫王安石。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

    终于轮到王安石出场了。

    关于如何评价王安石，清末之前其实并没有多少争论，历代史家一直用“聚敛之臣”来形容此人，王夫之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第一罪人，靖康之耻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清末伊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推翻这段公案，王安石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法家继承人，司马光则被冠以“保守派”、“卖国贼”、“投降派”等诸多绰号。

    悠悠千载、铅华洗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废黜庆历新政后，北宋王朝回到了清静无为的轨道，中国古代原始自由经济也在仁宗末年到达了巅峰，就连王安石自己也认为北宋仁宗年间是千载难逢的盛世。

    ——据《宋史》记载，东京汴梁人口已达百万以上，仅商行就有一百六十多行，洛阳、颍昌、齐州、大名、成都、扬州、苏州、广州，一批近代化的大城市已经在中原大地崛起，而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不过也就十万人。

    ——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巅峰，指南针、火药就是在这个时代真正投入使用，神臂弓、床子弩、斗子箭等极其强悍的古代远程武器也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后来这些兵器的制造工艺逐渐失传，据说床子弩“一枪三剑箭”，在四百五十米内可以有效洞穿敌人铠甲——CS游戏中著名土匪武器AK47的有效射程不过只有四百米！

    经济学是一门很玄妙的科学，如此强盛的民间经济，北宋王朝的国势却始终萎靡不振。当时北宋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三冗”：为给竞争失败者一口饭吃，军营收容了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让权力欲望熏心的聪明人不危害经济，朝廷又养活了数十万终日无所事事的官吏，所谓冗费、冗官、冗兵的“三冗”，岁入的70%都给这些人发工资了。

    没有钱，中枢朝堂在任何事情上都很难有作为。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仁宗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富弼、欧阳修、韩琦、苏轼、苏辙这些亲历庆历新政的人也都在尽力延续盛世的辉煌——起码要对契丹、西夏有足够的威慑，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当时君臣的共识。

    王安石入仕，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刚刚出道就锋芒毕露。他在考卷中引用了《尚书》“孺子其朋”的典故，意思是说自己将像周公辅政一样辅佐当朝皇帝！

    宋仁宗是一个心智健全的皇帝，他不需要周公辅佐。结果，仁宗亲自把王安石从第一名降为第四——让这个自诩为周公的人永远与状元、榜眼、探花无缘。

    王安石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在京候选期间长时间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不换洗衣服，继而拒绝在京为官（京官是爬升捷径）。由于书法、文学、哲学上的造诣，王安石当时已经名声鹊起，加上数次辞官不就，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不过，也有人对王安石的做派有看法，苏洵甚至为痛骂王安石写了一篇《辨奸论》：读书人尊圣贤之道，率性而为根本不可能到达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王安石一类的极端行为类似于易牙、开方，绝对属于大奸大恶之辈，只不过奸行被文采掩盖而已。最后，苏洵断言，一旦此人为相必将为祸天下，自己也将因为揭露他而名垂青史。

    很不幸，王安石的命运被苏洵言中。

    鉴于王安石的才名，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亲自召他再入朝堂。从皇帝这一举动来看，很可能有意重用王安石。

    嘉祐三年的某天，仁宗邀请了一批朝臣来宫苑钓鱼，王安石也在被邀之列。就在大家兴高采烈钓鱼的时候，王安石不声不响地把面前的一盘鱼饵吃掉了。最后的结果是，除了王安石，大家都钓到了一些鱼。

    钓鱼结束后，仁宗下令把钓上来的鱼做成饭菜，赐宴。谁也没有想到，王安石就在这时当众向仁宗陈奏：自己已经吃了一盘鱼饵，吃饱了，不需要参加宴会了。

    一瞬间，仁宗可能想到了此人曾在科举考卷中写过“孺子其朋”的狂言，也想到了苏洵的《辨奸论》：一个人确实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吃一块鱼饵，但根本不可能吃一盘鱼饵；换一个角度，如果眼前这个人真对思考如此痴迷，他一定不知道自己所吃的是鱼饵，即使知道也不会屑于说出来。

    在仁宗眼里，王安石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自以为是。于是，他把王安石晾了起来，既不说是否重用、也不说是否放逐，就让你这么挂着——你不是自诩文名盖世吗，那就当一个花瓶摆着吧。

    坐冷板凳没几天，向来以隐居著称的王安石居然耐不住寂寞，向皇帝递交了一份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据说，这封奏折针砭时弊、有很多极有见地的观点。

    看完这封奏折，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万言书每段以问句开头，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问题下定论，最后告诉皇帝应该如何、必须如何，否则就会如何！果然是一副周公的口吻，这哪里还是奏折，完全是老子训儿子！

    至于万言的内容，两个字就可以全部概括：搂钱！

    经历了庆历新政的风浪，仁宗已经领会了“无为”的道理，他亲手剥夺了王安石的状元，又把王安石从实权上调任虚职，当然更不会理会这封所谓的“万言书”。

    此后，接替仁宗赵祯的是英宗赵曙，英宗对积弊奉行“以渐厘改”的方略，对号称能“敛财”的王安石依旧是不理不睬。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驾崩。

    这个时候，王安石早就在京城混不下去了，正在江宁当教书先生。长此下去，王安石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消失了，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泛起一点涟漪。然而，王安石的命运终究还是出现了转机，这个苏洵口中的奸人将在历史长河中掀起滔天巨浪。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成为皇帝后的第二年，北宋的财政收入为六千八百万缗，这个数字已经是庆历四年的两倍。在这个时点上，众所周知的契丹岁币只有五十万匹绢，不足朝廷年收入的1%。对这样一份丰厚的财政收入，宋神宗却非常不满，因为，“冗官、冗兵、冗费”依然存在，六千八百万缗收入倒有五千万缗给流民（禁军、厢军）发工资了，王朝依旧“积贫积弱”。

    从当时的情况看，北宋封建官僚系统缺乏必要的行政能力，虽然不能对民间经济形成危害，同样也不能承担起抵御外敌的责任。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北宋王朝走到今天并非全凭“无为而治”，也有赖于契丹、西夏孱弱，一旦强势游牧民族入寇中原，后果将不堪设想。

    宋神宗是一个年仅弱冠的帝王，虽然一定不能再活五百年，活个十年八年大概不成问题。十年八年里，他不但想消除党项、契丹等外患，更要重振汉唐帝国雄风——恢复汉唐帝国的疆域。

    这点钱当然不够用！

    神宗即位之初，宰相是庆历年间的副相，也是庆历新政最坚定的推动者——富弼。神宗亲自垂询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改革者，问句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我当以何治天下？

    富弼答：陛下刚刚即位，理应广布恩德，愿您二十年内口不言兵（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满心希望富弼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没想到却碰了一个软钉子。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那位号称自己能搂钱的人——王安石。

    很难相信，王安石完成从江宁教书匠到宰相的华丽转身，起因居然是一个无名小卒。这个人叫韩维，淮阳郡王府的记室参军（类似于淮阳郡王的师爷）。韩维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就是淮阳郡王赵顼——后来的宋神宗。

    在郡王府的时候，韩维经常向赵顼讲述一些治国之道，每次讲完都会附带一句：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讲的。韩维也许不会想到，在王安石拜相不足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因反对推行新法与这位故交反目成仇，被迫出知襄阳，直到神宗驾崩才回到朝堂之上。

    通过韩维，王安石能“敛财”的印象已经深刻印在宋神宗脑子里，在富弼那里碰壁后，宋神宗立刻诏令王安石进京。这一次王安石丝毫没有摆隐士架子，未做须臾停顿，立刻进京面圣。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时间无多，不能再装下去了。

    第一次正式召见王安石，神宗就直截了当地问：当以何治理天下？

    王安石回答：必须有恰当的治国之术。（这句话的原文是“择术为先”，所以，也可以翻译为“得有点敛财伎俩”。）治国之道在于简单明快，容易推行的国政才是最好的国政（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

    《宋史》并未记载王安石如何解释“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大概在仁宗朝钓鱼的时候他就一直关注池塘里的王八犊子，怎么看都觉得自己不是这种池中之物：治国嘛，很简单，搂到钱就可以了！

    王安石进一步把神宗深奥的问题简单化：只要陛下把不贤的人都杀掉，能臣自然就会出现；能臣是否能够出现，就看您是否诚心让贤人辅佐了，与当朝贤臣比，魏征、诸葛亮又算得了什么？

    王安石这条“杀人变法”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一千年后他的推崇者康有为第一次面见皇帝也提出了同样建议：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靠杀几个高官就能变法，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又何至纠缠如许？

    现在，我来为大家解释王安石这句话的潜台词：天下只有我才是贤臣，无论位有多高、权有多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我有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一定能将天下治理好。

    王安石，真是一个绝对权力的畅想者！

    王安石宏伟的论断打动了宋神宗，可惜，没轮到他大展拳脚，黄河就给宋神宗上了生动的一课。

    熙宁元年（1068年），黄河在河朔一带溃决，洪灾泛滥数郡。这个时刻，皇帝却在为是否赈灾犹豫，因为他正筹备一个盛大的祭天仪式，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已经继承大统并将有所作为。

    赈灾要花很多钱，祭天也要花很多钱。

    钱就这么多，先赈灾，还是先祭天？

    对此，枢密使曾公亮奏陈：现在河朔一带灾荒，国家费用不足，恳请陛下今年不再祭天，不再赐予臣下金钱、锦帛，全力赈灾。

    曾公亮的反对者是王安石，支持者是从小就敢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在神宗朝，他将成为王安石最大的对手。

    司马光：臣赞同曾大人的提议，应该为救灾省下每一枚铜钱，臣请罢此无用的靡费之举，全力赈灾。

    王安石：唐朝宰相常衮每天不吃皇帝赐予的午饭，言称自己这是为朝廷节约金钱，还不是被后世耻笑。曾公、司马公尚不如常衮，你们真为国家着想，就该首先辞职以削减朝廷俸禄，为何要削减别人俸禄？何况，“国用不足”根本就不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我们大宋的天下并不是没有钱，根本原因是没有搂到钱。我相信，只要能找到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赋税也可以国家足用！

    司马光：常衮哪怕是只为朝廷节约了一枚铜钱，也为朝廷积攒了一钱之利，好过那些毫无作为的人。王公你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用大扫把扫尽天下财富，把天下钱财都搂到朝廷口袋里，如此，黎庶过度穷困就会沦为盗匪，不是社稷之福。

    王安石：你说的不对，善于理财的人，能够不给民间增加赋税，却同样能让国库丰腴。

    司马光愤怒了，在朝堂之上说出了本应光耀千古的一段话，可惜，这段话并不为人们所知：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天道有常，所谓不加赋税而丰腴国库，不过是换了别的法子搜刮民脂民膏而已，赋税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所谓“理财”却毫无规矩，不知要损害多少生灵！就如同当年桑弘羊糊弄汉武帝，必定让皇帝在史书中留下骂名！

    王安石：……

    宋神宗：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

    ——以上对话内容摘自《神宗实录》

    少读宋史，我似乎看到一场悲剧在上演……

    青苗法I：众生即浮云

    熙宁二年（1069年），为今人所熟知的北宋名人大都已经登场：赵普、寇准、范仲淹、欧阳修、三苏、二程、包拯……也许，只有盛世情怀才能造就如此灿烂的文化，那一年，星汉灿烂的北宋即将走上一条不归路——熙丰变法。

    熙宁二年，王安石成为王朝的参知政事（副相），大宋高官中开始流行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好一个振聋发聩的三不足，有气势、有魄力、有思想！

    赵匡胤创立宋朝的时候曾经立下太祖誓碑，以祖宗家法约束子孙后代不得擅自加赋，此为永制。现在，宋神宗、王安石尽变祖宗之法，“三不足”不过是为违背太祖誓言造势，其潜台词是：要敛财，就要无所畏惧，不必畏惧悠悠天命、不必畏惧所有规则、更不必畏惧人言汹汹，拿到钱才是硬道理！

    或许用王安石自己的诗词解释“三不足”最为贴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在他的逻辑里，所有人的财富都是“浮云”，只有自己拿到真金白银才是“最高峰”！

    “三不足”立即遭到举朝反对，韩琦、富弼、司马光、程颢、韩维、苏轼、苏辙……朝臣纷纷上书反对。首辅富弼曾经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此时他却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无论皇帝、宰相、大臣还是黎庶，所有人都必须有所畏惧；一个人真的对什么都无所畏惧，做起恶来就会没有任何底线，朝廷的罪恶就会弗远无界！

    富弼骂人骂得很痛快，顺带连皇帝也一起骂了，结果：被迫“称病”辞职！

    熙宁二年三月，北宋王朝开始全面推行新法，内容几乎囊括了北宋社会、经济、军事的方方面面。新法有很多，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敛财，惟独有一条没有变——“冗官”。新法之中，清末以来（请注意这个词，仅限于“清末以来”，之前没有争议，就连明代权奸刘瑾都知道王安石是聚敛之臣）争议最大的当属“青苗法”，恰好，青苗法的表象是金融，我们就从“青苗法”说起。

    所谓“青苗法”，其实用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县官每年二、六月份要向自己辖区的农户发放为期半年的贷款，然后，按40%的年化利率向农户收取利息，利随本清。

    黎庶向国家贷款以求度过荒年、封建王朝以贷款支持百姓，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像当代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商业贷款的弱势群体可以从获得政策性金融那里获得支持。我也见过很多论文这么评述“青苗法”，我记得我的学生杨忠恕的博士论文里也曾这么说。

    这只是一家之言。

    以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金融的本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白话来翻译：金融业只做锦上添花、从来不能雪中送炭，一定要把钱放到最能赚钱的人手里，让比你有钱的人，用你的钱来赚更多的钱！

    违反这个规律，金融机构不但有可能赚不到钱，还有可能把本金都赔掉。试想一下，谁又愿意把钱借给没有钱的人呢？所以，开办政策性金融不但要下定赔钱的决心、还要有很强的赔钱能力。当代，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干这事儿，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性金融都要由国家为亏损兜底。

    王安石是一个“聚敛之臣”，怎么能亏空朝廷府库扶持辗转呼号的天下黎庶？青苗法之意根本就不在扶贫，而在乎于孔方之间！

    当代，即使最推崇王安石的几位学者也承认，为了敛财、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取悦王安石，部分地区青苗法的实际年化利率已经高达300%，100%的年化利率则是一种常态。

    利率100%—300%，这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

    用当代经济学语言描述，也可以这样直白地解释青苗法：官府强行要求天下人向朝廷借高利贷，还本付息都由朝廷靠暴力执行——无论穷富，反正朝廷的钱必须还！至于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笔贷款、是不是有能力还本付息，那不是王安石考虑的事情。

    城郭之间高利贷就已经搞得鸡飞狗跳墙，官府放高利贷、每个人都得借，您还不如直接去抢！青苗法还在酝酿的时候就已经逼走了韩琦、富弼等一批庆历老臣，实施时就更是举朝反对。

    无论如何损害民生，只要有人能从中获得利益，千难万险也会有人去干。结果，只要说青苗法好，无论资历、能力、品德，王安石都本着“人言不足恤”的原则火箭式提拔（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不但没有解决冗官问题，反而任命了一批新人。

    ——吕惠卿是变法运动中的二号人物，此人在王安石推荐下成为参知政事，进入朝堂中枢之后只做一件事：以种种理由打击、排挤王安石本人，是王安石两次被罢相的直接始作俑者。

    ——邓绾本是宁州通判，熙宁三年（1070年）上书大颂新法，王安石随即将之提拔为集贤院校理。由于这条当官的路子实在令人不齿，邓绾经常成为同年、同乡的笑料，邓绾真有唾面自干的定力，面对耻笑他只留下一句遗臭万年的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这样一来，封建官僚可就不止是“冗官”那么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王安石这种提拔干部的方法有个专有名词：幸进，意思是说某人凭着某一件事、一句话、一篇文章骤然升迁高位。

    幸进之人是人，是人就会有贪、嗔、痴，是人就会是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儒学造诣并不能抹掉他们身上的贪财底色。现在，幸进之人不仅是“理性人”，还是“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封建官僚，对理性的封建官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充实朝廷府库，而是扩大自己的土地、充实自己的钱包，因为这些人原本就没有土地、没有金钱。

    王安石纵有万千治国情怀，又怎能挡住天下熙熙攘攘的利来利往？西汉年间的“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千年魔咒再现北宋：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对抗外敌，一旦封建官僚形成势力，又会在瞬间吸干生民膏血。

    据《宋会要》记载，青苗法实行初期五户、十户联保，如果有人不还钱，保户连坐。问题是，青苗法针对所有人，乡村无赖、地痞、流氓也在户籍上。这些人是从来不用还钱的——向这种人收钱很费事，搞不好会他们会对封建官僚打闷棍、撒石灰、背后捅刀子……

    如果这笔钱转嫁到正常人头上，危险系数就小多了！如果能利用这些地痞无赖实施青苗法，效果一定会更好！

    熙宁三年，朝廷开始推行“保甲法”，各地县衙开始把青苗钱分给保长、甲正，由这些人自主决定把钱发给谁、收多少利息。所谓“保长”、“甲正”恰恰就是那些赖账不还、让别人顶缸的地痞、流氓以及无赖——不是无赖谁又能当得了这个差？

    衙门搂钱总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毕竟端朝廷饭碗的人都是体面人，不能为了几文钱赤膊上阵。

    保长、甲正却可以什么脸都不要、就要钱！衙门直接分配青苗钱，起码还是能看到本金的。青苗钱到了保长、甲正手里，人们突然发现，所谓青苗钱不过只是每年向这些地痞流氓缴两次利息钱，本金是想都不要想的——他们彻底撕下了王安石的遮羞布，把青苗法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什么，没有钱？

    没钱也可以，把土地拿来！

    要想逃避青苗法、要想不借钱，只有一个方法：散尽家财、把土地典押给官僚和地痞流氓，自己则沦为客户（或直接逃亡）。

    西汉年间汉武帝尽敛天下之财，不知杀掉了多少大员，对地方豪强更是采用了“迁涉”的极端办法。现在，王安石不但培养封建官僚，甚至借助豪强势力，放任封建官僚与地方豪强合而为一。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黎民百姓最有伤害力的不是皇帝、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豪强，而是官、商、豪强合一的“官家豪强”——他们有暴力手段、他们丝毫不讲规矩、他们贪婪毫无止境。汉武帝之后，西汉帝国经历了平、成、顺、哀四代帝王才形成了“官家豪强”；王安石治下，这一历程仅仅用了几十年。

    《水浒传》描写的是徽宗年间的故事，徽宗年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于熙宁年间。水泊梁山便是典型的官家豪强：封建官僚+土匪，又以封建官僚为主。梁山一百单八将都是些什么人，大家只要数一数就知道了：除了做人肉馅包子的黑店老板娘、下蒙汗药的阮小二，大部分人都是有朝廷官职的，县衙押司（宋江）、兵马指挥使（呼延灼）、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县衙都头（武松）、提辖（鲁智深）、知寨（花荣），最牛的是柴进，居然是后周皇室之后，家里还有太祖颁发的免死丹书铁契。

    “封建官府+地痞流氓”就能替天行道了？

    施耐庵脑壳坏掉了，还是封建王朝的天道本就如此？

    施耐庵的脑壳当然没有坏掉，《水浒传》也远比书中的打打杀杀更耐人寻味，宋江不是及时雨吗，下雨很及时，却都送到了江里；吴用不是智多星吗，足智多谋却没有任何用处……

    最有趣的，对水泊梁山威胁最大的既不是禁军、也不是厢军，而是跟他们一样的官家豪强，祝家庄、王家庄、李家庄。水泊梁山是一群中枢朝堂都无能为力的土匪，一群财主却能组织人马与之对抗——这绝不再是简单的土匪或者豪强，而是更有势力的“官家豪强”。

    短短数年间，北宋王朝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官家豪强更是四处开花，“仁宗限田令”几十年的成果在数年之间就毁于一旦！

    熙宁三年，青苗法颁布后仅一年，《宋会要》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两幕景象。

    ——一小撮封建官僚的宅邸田园广连阡陌、食品穷尽天下珍馐；他们又喜新厌旧，衣食住行月异而岁殊；如果钱不够花了，就假托为朝廷敛财之名，尽取民间膏血（株株寸寸而聚之）……

    ——绝大部分人被夺走土地、田宅，为凑齐青苗钱，人们最后只得贱卖赖以为生的粟米，就连娇儿妻女在市场上也已经不值一缗钱；乡村已经成断壁残垣，无赖仍旧假借青苗钱之名横行乡里，即使亲若父兄也不放过……

    王安石并非不知道这些事情，对此，他的评价是：天有阴晴，升斗小民几句抱怨，岂能撼我新法（岂足顾也）？土地兼并是自古皆然的道理，秦嬴政能兼并六国，尚不能遏制土地兼并，况我朝积贫积弱？封建官僚虽富连阡陌，但是，他们同样也是北宋子民，焉能无故禁其土？

    司马光也知道这些事情，对此，他的评价只是重复了自己的那句话：天地之产有常，有人极其奢华、就必然有人极其贫困；秦皇汉武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青苗法却竭天下之财供一批封建官僚，后者的结局只能是更糟！

    青苗法II：皇帝的新装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王安石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当年写《辨奸论》的苏洵。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实施当月，苏洵就上书指名道姓反对王安石和青苗法：青苗法是一种变相税收，钱财“在官何若在民”；城郭财富分配不均确实会导致土地兼并，只要官府不插手，人间贫富总有变数，一个人、一个家族的才能不可能永远冠绝于世。倘若官家插手，财富就只有一个流向——封建官僚，而且过程不可逆！

    最后，苏洵还预言了靖康之耻：天下有事，当何以处之？

    结果：奏折被王安石“留中”（扣住不给皇帝）。

    与苏洵相比，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方式其实相当温和。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是同事，二人也曾因文学造诣而惺惺相惜，司马光希望能私下劝阻王安石。于是，他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同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凝聚在搂钱上（大讲财利），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若亲见父子离散之惨状，当知亡秦之迹已现！

    书信向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只是朋友之间的正常沟通，司马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规劝王安石。

    对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后来发展到逢人就骂。随着铁腕宰相的骂声，司马光的来信内容被公诸于众，成为茶楼酒肆的话题：青苗法使得“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后，天下将再无富人，到时候朝廷又去哪里收取租赋呢？

    在明朝那部分我们会提到，宦官王振、魏忠贤曾经一度把持了朝政，这几个文盲、人渣采用简单而粗暴的手段控制朝臣，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罗织罪名陷害大臣、逮捕任何敢当众非议他们的人。我想告诉大家，干出如此坏事的不一定只有那些死太监，还有对皇帝自诩周公的王安石！

    王安石认为，要想推行变法大计，朝堂之上就一定不能有异声！

    秀州判官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所谓判官，就是州级衙门里一个有职无权的文员，职级是从六品。不知找了一个什么理由，李定来京拜见老师，他对王安石说：有人提醒我不要在朝堂上言论新法得失，以免惹祸上身，我只知道据实而言，不知道谈论新法好处对我有害。这句话深得王安石赏识，一纸令下，李定立刻升迁为谏台御史中丞——从二品。

    谏台御史中丞的作用是控制言路，此前大宋王朝从未有宰相直接任命言官首领的先例。吏部对这道命令的回应是：不起草任命文件，因为，言路一旦被宰相控制，就无人再可制约相权。

    王安石的回应是，罢黜吏部一切敢于反对李定任命的人、罢黜一切在台谏不与李定合作的人！

    李定果然没有让王安石失望，到任后，立即搜集韩琦、吕公著、欧阳修等新法反对者的黑材料，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诬陷欧阳修与儿媳有染！

    数月之间，台谏旧人去之一空。

    韩琦在离开台谏之前对神宗说：反对新法的人都曾经是庆历新政的推动者，也是仁宗朝的柱石之臣，现在大家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奸邪之人，天下岂有这个道理？自古圣王治国，收税也必须为百姓留足衣食住行，即使苛政敛财也不过是靠盐、茶、酒专卖，从来没听说过有皇帝靠高利贷就能富国强兵。

    控制了高官，还有百姓，坊间也不能随意讨论新法的坏处。

    王安石对百姓的手段就简单多了，也粗暴多了。为控制街头巷议，王安石直接下令开封府尹派出差役乔装成平民，让他们去街头游荡——不是为了维护治安，而是要逮捕一切敢于公开谈论新法的平民——道路以目、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

    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平生之迹犹应可循，有了一件皇帝新装，就能改变聚敛天下之财的事实吗？

    吹鼓手可以吹嘘皇帝新装多漂亮，却不能富足天下黎庶：一面对地痞无赖屡颁赦令，一面丝毫不怜恤转死沟壑的贫民；一面以所谓“新学”标榜新法好处，一面从不考虑民生愁苦；一面在朝堂寻找旧党点滴过错，一面从不诛锄奸暴……

    莫非新法就是让“九土之民，如在汤火”？如此，司马光才在朝堂之上咆哮：举国皆贫民、国家反而富强，岂不是亘古未有的奇闻！

    司马光是鸿篇巨著《资治通鉴》的作者，不要说当时的北宋，就是后世千年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也已尽在其中，至今无出其右！司马光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反对王安石，智慧正是源自对历史脉搏的精确把握，他这样对宋神宗评价新法：治理天下如同修补一间宫殿，要拆梁换柱就必须有巧匠和良材，现在既没有巧匠、也没有适合的材料，反倒有一批人要拿走宫殿的材料，那么，这间宫殿很快就连普通风雨都不能庇护了。

    司马光知道，北宋王朝最大的危机并不在于契丹、西夏，而在于那批拆走宫殿的封建官僚。这些人可以为一己之道废弃惠及天下人的善政、为一己之财遮挡天下人的财路、为一己之名罔顾天下人的生命，结果，天下之道不免于蔽、天下之财不免于亡、天下之名不免于辱！天下本没有绿林、黄巾、黑山之徒，他们都曾经是疲于奔命的小民！封建官僚一面高喊“重农抑商”、一面成为获利最大的“官商”，断绝天下人财，天下人又焉能不揭竿而起？

    流民图

    也许是听了司马光的话有所悟，也许是为了调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也许是为制衡王安石的权力，神宗下令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要求司马光协助王安石修订新法条款。

    司马光的回应是：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冰炭岂能同炉？宋神宗慨叹：无论别人如何辱骂司马光，能坚辞副枢密使的，仅此一人而已！

    神宗可以慨叹司马光高风亮节，王安石却不这么想：不是说冰炭不能同炉吗？那么，我是风儿你是沙，我来送你去天涯！

    在王安石授意下，司马光被外放陕西永兴——让一个书生上了西夏前线。幸亏当时北宋和西夏没有大规模开战，否则，我们极有可能见不到今天的《资治通鉴》。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远在永兴的司马光挂冠而去，声称自己从此“绝口不论时事”，回到西京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王安石终于搬开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新法真的为朝廷搂了很多钱。熙宁四年北宋王朝的岁入比熙宁元年翻了一倍，此后年年创新高，到熙宁六年（1073年）前后约为熙宁元年的五倍，仅青苗钱一项就足抵熙宁元年的所有岁入。

    神宗用这笔钱干什么了呢？

    答：重建“封桩库”。

    封桩库始建于宋太祖年间，朝廷每年拨出一笔钱专用于赎买燕云十六州。随着宋辽两国订立澶渊之盟，封桩库早就名存实亡了。

    熙宁六年开始，神宗重建封桩库，此后每年青苗钱的一半要储存在封桩库，后在丰宁元年又要求新法中“市易法”收入一半收归封桩、青苗钱全部收归封桩。南宋年间的史学家洪迈曾这样形容封桩库：神宗愤恨狄夷，共建五十二库以平之，皆存满金钱，有了这些钱，即使二十年不收赋税，亦足天下所需。

    正税之外，仅封桩库一项就聚敛二十年朝堂之需，这得是多少生民之血！

    对此，就连王安石也数次上书要求罢黜封桩库，神宗的答复却是：敛财的目标就是积攒财富，不积攒起来就违反了“理财”的本意。

    神宗积攒财富的目标是什么呢？

    答：对西夏用兵。

    仁宗庆历年间北宋与西夏议和，此后数十年间虽然双方冲突不断，却都是西夏土匪与北宋豪强之间的乡间械斗，再未升级为两国战争。现在，神宗重建封桩库，要彻底制服这个已经与北宋王朝称兄道弟数十年的异族帝国——西夏。

    熙宁六年，宋神宗开始对西夏用兵。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北宋占有绝对优势，后来沈括（《梦溪笔谈》的作者）等人指挥失当，北宋二十万军队在永乐新城（司马光曾经是这里的地方官）全军覆灭。

    自此，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常年征战又劳而无功，北宋为战争花费的钱财无法计算，全国范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流民暴动：从熙宁六年到神宗驾崩，北宋一共发生了二十五次兵变，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不断有流民起事，王朝真的陷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除了宋神宗和那些试图在社会动荡中得利的所谓新党，无论皇族、旧党还是老百姓都对攻打西夏没什么兴趣。熙宁七年（1074年），皇族纠集旧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旧党之中有一个人，名字叫做郑侠。

    郑侠，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曾与王安石同在地方任职，是王安石当年的莫逆之交。王安石入主中枢以来，数次劝说这位当年的好友入朝为官，但是，郑侠非常不识相，根本就不买宰相的账。不仅从一开始就反对新法，还不断上书要求罢黜自己当年这位知交。

    由于不断要求罢免当朝宰相，直到熙宁七年，郑侠仍旧只是一个监安上门（京城的看门大爷头儿）。

    熙宁七年二月，郑侠终于完成了北宋美术史上的一项伟大作品——《流民图》。然后，郑侠把这份长达两轴的《流民图》（附送一份奏折《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上陈枢密院。

    结果，《流民图》和奏折被王安石留中扣住。

    在王安石族亲王安上（叔伯兄弟、新法反对者）的支持和直接帮助下，郑侠拿回了图画和奏折，以机密军事为由再次上书。

    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这份图画和奏疏终于落到神宗手中。

    《流民图》原画早已在尘封的历史中湮灭，今人只能在宋代刻板中一窥当年那场惨剧。据南宋年间成书的《南游记旧》中给出的图形，《流民图》共描绘了近百人，有行乞的老者、有卧在路边的饿殍、有挖草根的儿童、有背着孩子流浪的妇人，还有一个官吏在用鞭子抽打一个衣不蔽体的少女。

    这些人或三五人、或三五十人，皆无法纳齐青苗钱，不得不卖房拆屋，所剩家财不过一只破锅、一只破碗，带着这些残存的家当成为流民……从画工来看，这张画还远称不上技艺精湛，只不过，茅棚侧老树半枯、天幕下哀鸿遍野，景象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神宗实录》记载，神宗拿起《流民图》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神宗以为是边镇战报，连忙打开观看，启封后见“饥民累累然莫测，继知为谏疏”。一个晚上，神宗都在反反复复看这幅画、不停长吁短叹、一夜无眠（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

    第二天，在太后、皇后的规劝下，神宗登上皇城外墙，发现汴京已经从《清明上河图》真的变成了《流民图》！再数天后，神宗向群臣展示了郑侠的《流民图》，不可一世的王安石终于俯拜在地，罢相后出知江宁。

    宋神宗：王安石相位可罢，新法不可停！

    王安石罢相后三天，神宗下诏：我对先王的法令做了更改，时人受益、泽被后世，尽管很多小吏在推行新法过程中使新法走样，但是，天下大政的决断权在我，新法断不可废！郑侠也因为揭开皇帝的新装而获罪，被以“擅发马递，欺蒙皇上”的罪名发配岭南之地。

    文过饰非，自己穿着皇帝新装，宋神宗，你自己真的不知道吗？

    王安石罢相后，变法派的二号人物吕惠卿如愿以偿成为宰相——此人的能力还不如王安石。吕惠卿认为：既然青苗法搂钱费时、费力、费神，还造成这么大麻烦，直接制造货币岂不是更省事？

    我们在前几节中提到过“盐钞”，熙宁年间“盐钞”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种比交子更重要的纸币。吕惠卿拿出来的敛财方法就是直接增印盐钞，即所谓“空券”。熙宁七年末，陕西路军队开始收到这些毫无实物准备的“空券”，用于军队购买军粮、支付军饷。

    加印钞票敛财，这个方法其实很好。

    问题是，吕惠卿也是一个穿着皇帝新装的人：既要敛财，又要名标青史。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吕惠卿居然给“空券”单独造了一个刻板。

    如果空券跟盐钞一个刻板，起码钞票外表看起来还是一样的，无人能分辨出朝廷到底有多少亏空、究竟多印了多少盐钞、手中的盐钞是不是没有食盐做准备。现在，“空券”的名字就告诉所有人：这是没有准备的盐钞，极有可能兑付不到食盐。

    还敢单独做一个刻板，还敢起名就叫“空券”，想骗人还把自己老底露出来？如此一来，等于明白无误地提醒所有人，空券是丝毫没有准备的纸币，有可能一文不值。

    就这还想1∶1兑换盐钞？

    空券上市之日即贬值90%，陕西路前线的军队根本无法以“空券”买到足够的军需物资。仅历数月，永兴军转运司就上陈：空券在当地已无法使用，贬值幅度已高达1：17，为今之计只有先向附近州县商借三十万缗硬通货以应军需。

    我没有查到“空券”的发行数量，只能告诉大家，为维持盐钞信誉，神宗、吕惠卿最终全额兑付了这些“空券”，看起来“空券”的发行量应该不是很大。

    吕惠卿，您搂钱的能力不行啊！

    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王安石复相。

    当年向小农搂钱，失败了；经过认真总结经验，王安石改变了搂钱的方向，搂钱的对象从小农改为大商人，变法的重点从“青苗法”改为“市易法”。

    所谓“市易法”跟“青苗法”的本质一样，还是放贷款，说起来也简单：在大城市，商人可以用货物抵押向府衙贷款；鉴于青苗法的悲剧，官府这一次只收取年息二分，而且明令禁止强行向商人配给市易钱。与青苗法相比，市易法听来靠谱多了：利息确实很低、没有强行分配……

    北宋商人似乎也看出其中玄机，于是，他们经常把滞销商品抵给衙门，官府手里的东西压根就不足以抵偿“市易钱”本金。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市易法最后的执行结果是，这些滞销商品最后不但卖出去了，还都卖了高价。既然由朝廷来卖，为了确保这些东西能卖出去，从此私商就不准再做这种买卖，这些东西官府一天卖不出去，商人就一天不能做生意，至于官府卖到什么价格，那就不是私商能干涉的事情了——只有高价卖出这些不良资产，才能保证“国用饶”！

    也许您已经想到——市易法就是官营垄断性商业、手工业！市易法一出，天下人将再无利可循！

    最后，就连新法的支持者曾布也面陈神宗：市易司（市易法执行机构）是一个亦官、亦商、亦盗的机构，一批吃官俸的人怎么可能包罗世间万象？如此恶政即使秦汉末世也闻所未闻，堂堂官府居然去跟贩夫走卒争利，后人论史论事，我们岂不贻笑大方？

    连曾布都看不过去的事情，其实正是王安石的本意：但凡手工业者必定以奇技淫巧诱骗天下之人，商人则以利诱天下黔首舍本逐末，这样的人怎么能在我大宋王朝立足？只要让手工业、商业无利可图，让商人、手工业者受到重罚，他们自然会回到土地上（趋田亩）。

    此时，人们真的还能“趋田亩”吗？

    熙丰变法六年来，各地官僚已经获得了实权，也拥有了剥夺财富的能力。与历代一样，一旦社会被“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框架控制，封建官僚就会肆无忌惮进行土地兼并，瞬间就能吸干整个帝国的财富，土地早就尽在彀中了。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八年，封建官僚私人控制的土地已经占全国土地的70%，剩下的30%还有相当一部分控制在寺庙手中，结果：一小撮人田产连郡邑，天下人再无片瓦栖身。

    熙宁八年，变法派二号人物吕惠卿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这位以变法为己任的人在华亭县向富人乱集资，聚敛五百万钱用于购买当地富人土地；事情暴露后，吕惠卿又指使华亭县令逮捕当地富人入狱，企图隐瞒真相。最终，吕惠卿获罪出知陈州，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大分裂，神宗也不再信任王安石。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复相不足一年就被再次罢黜，此后赋闲于金陵，生前再未回到朝堂中枢。

    1077年，宋神宗改元元丰，依然我行我素推行新法，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王安石变法”在历代史书中被称为“熙丰变法”。熙丰变法持续了十八年，司马光后来这样评价变法的结果：王朝中产以上的富户已经全部是封建官僚，天下之财被涤荡殆尽，流民中的羸弱者辗转死于沟壑，强壮者则啸聚山林成为盗匪……

    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在弥留之际指定司马光为太子老师，实际上承认了熙丰变法的失败。他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能在司马光辅佐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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