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思想的传播
1.新思想的迅速传播
清朝末年，落后守旧的清朝政府已经走向衰落，由于闭关锁国政策，清朝与外界的接触几近于零。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遂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为了维持统治，当时的一些朝廷大臣们发起了一场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也以失败告终。随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们又掀起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以求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虽然维新运动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此期间，由于这些运动的需要，他们培养了一些新式人才，传播了一些新式思想。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对中国年轻的一代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后来在《新青年》等刊物的创办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广下，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对学生以及普通市民也有了很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使他们从根本上树立了拯救国家于危难的责任感。进而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上和阶级上的基础。随着青年学生思想的不断进步，他们意识到了宣传爱国思想与联合大众的重要性。于是，在一些思想觉悟比较高，组织能力比较强的学生的发动下，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在民国初年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这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这些有组织有纪律的学生社团，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次运动，一般被称之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启蒙”二字，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新事物的刚刚开始，具有萌芽的意思。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历经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启蒙运动的含义也就是启封建之蒙的意思，是从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中开启一种新的反封建的文化。因此说新文化运动是反封建的文化产物。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造成世人的愚昧无知，因循守旧，为了抛弃愚昧，启发理智，处于进步阶段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启蒙运动时，很自然回想起14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欧洲的启蒙运动可以追溯到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段时期，也是欧洲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文艺复兴，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逐步发展起来时，不满意自己所处的政治、社会地位，于是在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爆发的一场革命运动。
那么与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相比较，中国的不同之处就是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落后保守的清王朝在把持着大权。虽然没有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也有一部分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因此也就存在着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下，力量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在探寻着生存的道路，也要求有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为他们开启发展的道路，满足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需求。当时的进步人士魏源曾主张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来抵御他们的侵略，从而维持清廷的统治地位。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但是也带有一些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然而愚昧无知、固执己见的清政府并没有采纳这种主张，顽固的当权派更是坚决抵抗这种历史的需求。
世事总是决定着历史的变迁。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给清廷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清剿”太平军，统治者们想到了利用洋枪洋炮。这样，就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们发起的洋务运动。他们陆续创办了机器制造局、新式造船厂、轮船局、矿务局、电报局等。也因此培养了许多这方面的人才来兴办这些事业。据史料记载，从1861年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教习外文开始，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武昌、南京等地，都陆续设立了各种洋务学堂。正是通过这些洋务学堂，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传播。清政府还派了许多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然而，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洋务派做出这些举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清朝的统治，而并不是真正地发展资本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们都是持坚决排斥的态度。但是不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于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新学”就开始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了。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曾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西方名著。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这些学说的目的只是想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立宪改良运动，他们幻想着在保持现有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达到国富民强的愿望。因此，他们当时所宣扬的思想、介绍的书籍都体现了改良的观点，但是在本质上并不是完全追崇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的。所以说，当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兴起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他们犹如墙头草一样，摇摆到封建势力这一边，并与之一起来镇压资产阶级革命。
随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也以失败告终，它从一方面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战胜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辛亥革命，是指发生在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也就是指自19世纪末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那场革命运动。不过，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建立了中华民国，传播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没有对封建主义提出彻底的反抗斗争，即便是受过欧洲思想教育的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阐述民主主义纲领时也要引用孔孟的话作为论据。因此可以推断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上缺乏独立的精神。所以说，辛亥革命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了，中国的两大社会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不轻易屈服的中国人必然要继续寻找拯救国家于危难的真理，继续寻找一条使国家走上自由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道路。就在中国的有志之士还在黑暗中痛苦思索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却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受着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一战的爆发使列强无暇东顾，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环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一场启封建之蒙的新文化运动，便随着时代的潮流应运而生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一直在不间断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然而，受各种各样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它的伟大功绩是不能被忽视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内在的软弱性，以及外在反动势力的强大，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稍后就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了，紧接着就上演一出“洪宪新政”的丑闻。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及民主共和的风气被一扫而空。与之相对应，思想领域内的“尊孔”与“发扬国粹”的鼓吹随之而起，“尊孔会”等组织也开始粉墨登场。各种迷信邪说盛行一时，全国上下笼罩着一股股封建思想的乌烟瘴气，模糊了人民的视线，阻碍了人民前进的步伐。
然而，这只是中国人民前进中的一条小小的鸿沟，中国人民既然历经了民主革命的洗礼，在辛亥革命时期又承受了民主主义精神的熏陶，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又总结出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民再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被重新套上枷锁。严峻的现实摆在人民面前，清醒的国人冷静地分析了当前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必须进行民主主义的补课，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复苏，抵制君主专权主义；要求民主和科学。其次，必须把新文化运动推进新的一个阶段。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得到了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民主革命处于转变阶段。国人开始意识到应当让时代检验先前的观念，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自己的问题。
2.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与现代社会不相符合的，即便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或者是现时政府所提倡的，那它也是毫无价值的。陈独秀大力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自觉学习科学的知识，抛弃旧的道德。他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强，善于不屈，体魄强健，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的新国民。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以前，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完全由他自己主办。随后，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相继参加到编辑部来并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新青年》对文化进行的批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5年9月至1917年8月。第二个阶段是1918年至1921年。前一个阶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主要带有反复辟的性质；后者则以新旧思潮的论争为中心，主要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以下就主要讨论含有“时事性”成分较多的第一阶段。除此之外，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等人也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次新文化运动既不同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同于法国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情形不同于他国的情况。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一把锋利的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在传播新思想的同时，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就是运动的倡导者们忽视了处于下层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以说这次的新文化运动是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相脱离的，使文化运动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没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传播。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正式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
（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北京大学成为主要阵地。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创立于1898年，坐落在马神庙公主府，是光绪皇帝1898年维新变法后留下的唯一“痕迹”。随着维新变法的快速失败，这所大学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由于命运之神的垂青，北京大学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刚刚成立时，学校的学生均为举人或进士出身的京官。从1912起，先后有严复、马良、胡人源、蔡元培等人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而这其中，以蔡元培在任期间对北京大学所做的贡献最大，使北京大学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并一跃成为全国的最高学府，蔡元培成为北京大学命运转变的第一人。他在任期间，对北京大学做了如下的重要改革：第一，崇尚知识，重视研究，追求真才实学；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改革要求，与当时的学校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此之前的北京大学仍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旧传统，许多学生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研究学术，而是把它作为谋求升官发财的阶梯，因此学生对其老师的评价并不是看他是否有学术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阶。所以，蔡元培到任后，督促学生要崇尚知识，追求真才实学，在学校里掀起了一股浓厚的学习风气。第二，推崇多元化教学。多年留学西方的经历，促使蔡元培成为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教育家，他认为只要对教育、对学生有用的知识，都可以引用到学校中。因此在对教员的选择上，也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认为，只要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自由争鸣，让学生自由选取。第三，给学生充分的自由，不干涉学生的政治活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有思想、有主见的学生。第四，对中外教员，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当时的北京大学各科都聘有外国的教员，然而这些教员中有的并没有真正的学问，蔡元培就按照合同将这样的人辞退，从不考虑外教们所在的国家是否会对其报复。他认为只有教师有真正的才华，才能培养出有知识的学生，而学识浅薄的教员会耽误一个学生的一生。
就这样，在蔡元培坚持不懈的改革下，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兼容并包、自由主义的思想也使学生有了接受新思潮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所新型的高等学府，培养了许多爱国爱民的新青年。这些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民主觉悟与爱国热情不断高涨，并且组织和创办了许多具有政治倾向的社团、杂志。这些社团和杂志有的号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的宣扬文学革命、伦理革命、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与《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人民大众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关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学者这样认为：正是因为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改革与整顿，才得以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虽然蔡元培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领导者，但是考虑到他对五四运动所起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又非一般五四运动的领袖所能达到的，他从思想上为五四运动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奠定了基础。此外，他以自身优秀而崇高的品格素质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最高层次的巨大作用。
蔡元培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伟大教育家，他在去北大任职之前还曾创办过“爱国学社”。“爱国学社”的创办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背景，那就是“墨水瓶事件”。1905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墨水瓶风潮”。南洋公学是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一所专门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因经费充足、校舍宽敞、师资较好、出路优越而颇著声名。其中，五班文课、学课教习郭镇瀛学识浅陋、顽固守旧，专以欺压学生为能事，为箝制学生思想，平时只准学生读《大清会典》、《圣武记》，严禁阅读新书新报，更不得集会和议论时政。五班学生对之深恶痛绝。
1905年11月5日，学生故意将一个墨水瓶放在他的座椅上。郭镇瀛认定是有意侮辱他，勃然大怒，并串通学生总办进行诬陷迫害。11月11日，校方应郭之请，开除学生伍正钧，全班同学力争无效。14日，全班决定退学，举行告别演说会。
五班的行动引起全校同情，次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向总办汪凤瀛请求收回成命，汪不允，于是学生们决定全校退学。这时校方才慌了手脚，急忙请学生们尊敬的教习蔡元培出来调解。16日一早，全校学生200余人，检点行装，在操场上排好队伍，等候交涉的最后消息。可是，蔡元培去见督办盛宣怀转达学生的要求时，盛却紧锁房门，对学生的行动不予理会。10点，学生们见没有回音，便高呼：“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整队离开学校。
学生退学后，因校方引诱，家长威逼，返回、散走了一些，但退学者仍有145人。大部分退学的学生无处可依，他们想自办“共和学校”也无经费，便请求中国教育会帮助。11月19日，教育会与退学的学生在张园集会商讨后，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当时，教育会也没有钱，蔡元培便赶赴南京向人借款。到码头时，家人赶过来说其长子病死，蔡元培挥泪嘱他人代办丧事，然后毅然登轮。11月下旬，爱国学社就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章炳麟、黄炎培、蒋维乔、吴丹初等人为义务教师。
爱国学社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己任。蔡元培在学社开学祝词中说：“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学社最富特色的地方就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高年级学生还充当低年级学生的教师。学生们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
（三）民初以来的国耻情绪
由于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顽固保守、骄傲自大的治国方针，晚期的清朝统治已经是危机四伏了，国内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后来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11年以孙中山先生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一场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强大，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就被袁世凯盗取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完全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又成为与清朝皇帝没有什么区别的独裁者。1914年1月10日，他下令解散国会，2月18日又下令解散了各省的议会，5月1日，他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已经荡然无存了。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下发告示，承认帝制。然而，历经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已经逐步增强，他们不甘心再回到以前的封建独裁制度下，全国人民一起反对和声讨袁世凯，使袁世凯的皇帝梦最终破灭了。北京政府大权落在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这就是民初时的国内状况。
而山东问题的由来和北洋政府密不可分。山东问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掀起“割地狂潮”，1897年，两个德国的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公然挑衅，被当地人打死。德国以此为借口，公然派军舰攻占了胶州湾。1898年，德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项租界条约：胶州湾租给德国九十九年，行政权、铁路修筑权、矿产开采权都归德国所有。这些条约使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而战场竟然就在山东的龙口。11月，日本占领了青岛，就这样，日本抢夺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日本为了使他们在德国的权益合法化，于1915年提出了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条就是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而刚刚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又急于想让日本支持他当皇帝，为了一己私利就抛弃了整个中国的利益与尊严，就在5月9日这一天袁世凯正式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原本日方要求要对这些条约保密，但是这些条约很快就被新闻界的人士所得知，并将此协定公告于天下，激起了国内爱国人士的极大抵抗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的行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是巨大的国耻。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许多思想觉悟较高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在年轻的学生中间。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满腔热血地准备为国家做出贡献，并且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担负的民族振兴的重任。同时，北洋政府的昏庸无能、崇洋媚外，宁愿牺牲国家人民的利益来换回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从而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态度也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所以，年轻的学生们已经意识到了依靠当时的北洋政府来实现民族的振兴、挽回民族的尊严，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愤怒的爱国学生和群众掀起了反日的浪潮，各种反日的活动时有发生。也就是说，爱国人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径早就有了不满的情绪。
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对运动的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支部队外，全部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来章宗祥在5月4日遭到学生的痛殴。在中国对德宣战后，与日本同为战胜国，德国虽然为战败国，但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没有被中国政府收回，反而被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因此，国内爱国人士的反日情绪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学生们已经多次组织了抵制日货的行动，他们举行集中焚烧日货、拒绝购买日货等活动。
（四）工商阶层的发展
一战前后及一战中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分析其发展的原因，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总结。
外因就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而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日本在中国掠夺了许多权益，并且获得了大量的白银。这些刺激了列强们瓜分中国的野心。他们纷纷争着做中国的债主，抢夺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在这个时期，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同时商品输出仍然在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而内因则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中国要赔偿日本大量的白银，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从而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除此之外，随着封建专制统治被辛亥革命推翻，以及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
经过这场辛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更激发了实业家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于是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较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拓植协会等。这些实业团体大都以“强国富民”、“振兴民生”为目标，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和以商战反抗列强侵略的爱国热情。由知名华侨人士创办的同仁民生实业会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海外华侨竞相投资国内工商业，这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辛亥革命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实业救国”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基础。面对外国资本的加紧渗入，洋货越来越多地充斥中国市场，国内第一次出现了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于1904年首先由商务界发起，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再度兴起，1919年达到高潮。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使国货市场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北洋军阀政府较之晚清政府，明显地增加了资本主义色彩，相对来说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重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始参与北京政府内阁和地方的活动，他们利用掌握的部分权力，制定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继续发展。
民族工业初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设立的厂矿企业数量增多、投资额扩大；兴办近代企业的地区增多；以轻工业为主，其中棉纺织业发展最为迅速。民族工业的发展也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重要影响：（1）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维新派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革命派，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2）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新的阶级基础，而且也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前提和内在动力，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瓦解和崩溃。
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虽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社会环境，使其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首先，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表现出工业结构的不平衡，同时，新建的民族工业大都分布在沿海和通商口岸附近，表现出地区分布的不平衡，因此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次，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同时又加上帝国主义对民族工业的排挤和打压，所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很难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三，民族资本与封建经济相比，封建自然经济仍占着绝对的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加紧了对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进入20年代，大批民族工业或被外资控制兼并，整个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萧条。民族资本主义短暂的发展阶段深刻地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道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是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只有实现民族独立，才能使民族工业得到真正的复兴。“实业救国”虽成难圆之梦，但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发展为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同时也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五）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并且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俄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俄国人民所取得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胜利。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社会政权的变迁总是由一个剥削阶级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始终无法摆脱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然而，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规则，它不是以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以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所以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转变。当时，满腔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正在积极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恰好在此时俄国的这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革命，震惊了世界，俄罗斯的民众大联合最终打倒了贵族，驱逐了富人。因此给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希望。在中国，李大钊是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他以满怀热情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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