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手下之能人，袁世凯既大胆提携，也善于笼络——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的文案，也是他的老朋友阮忠枢在天津某妓院结识了一个妓女小玉，二人相处感情日浓。阮忠枢欲纳小玉为妾，便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表态说有碍军队声誉，不同意阮忠枢纳小玉。阮忠枢只好作罢。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觉得这事也没什么，便派人秘密将小玉赎出，在天津购置了房产和家具，将小玉安顿好。然后，袁世凯和阮忠枢去天津，乘着暮色，袁世凯带着阮忠枢来到了一家大院。阮忠枢见院子里高挂红灯笼，屋中铺陈富丽堂皇，堂前点着朱烛，摆着丰盛的酒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诧异间，就听见有人喊道：新姑爷到！从里屋出来了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佳人，定眼一看，原来正是朝思暮想的小玉——原来，袁世凯把这一切都办好了，正等着他入洞房呢！如此笼络人心的旧手段，袁世凯运用得炉火纯青。怎么看，这都像是一个精通人情世故的“曹操”。
以袁世凯的做事做人风格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手腕圆熟，看起来“人情味”很重。袁世凯决意改变国体，昔日的同人和兄弟，一下子变成君臣关系，这些人接受得了吗？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袁世凯向政事堂列出一批“旧侣”、“故人”、“耆硕”名单，列入“旧侣”的有黎元洪、奕、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列入“故人”的有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列入“耆硕”的有王恺运、马相伯等。对这些人，袁世凯的态度是可以不称臣。对于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除了列入“故人”，受到不臣的优待外，袁世凯又发申令，尊此四人为“嵩山四友”，给予更优厚的待遇。值得一提的是，在“旧侣”中，还有当年差点致袁世凯于死地的载沣。对于这个死对头，袁世凯也没痛下杀手，给予了宽大待遇。这可以说是袁世凯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说是他的肚量。
促成袁世凯改变国体的动机中，还有一个埋在袁世凯心底的隐秘，不足为外人道。袁世凯一直是很迷信的，这也难怪，在那个时代，由于科学和理性的薄弱，很少有中国人不迷信的。袁世凯心中一直有一个死结，那就是袁家四代以来，先袁世凯死去的十四个人，有十三个人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只有袁世凯的四叔祖父死于六十岁。当年袁保庆和袁保恒的英年早逝，更是给袁世凯留下了阴影。一些风水师也议论纷纷，说什么袁家祖坟穴位不正，掌禄不掌寿等，让袁世凯的记忆尤深。袁世凯为此有一段时间曾拼命研究风水，有一次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周馥从安徽至德老家北上，到袁世凯隐居的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兴之所至，便与周馥、风水先生杨焕之一起，前往项城观察自家祖坟。可以判断的是，袁世凯在他五十八岁这一年，突然地想当皇帝，恐怕也跟这样的心结有关。袁世凯还是想用称帝这一非凡的方式来冲一冲袁家的“坎”，以自己的“天子命”来冲一冲悬挂在袁家男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赌徒动机，袁世凯决定孤注一掷，与命运进行一次掷骰子游戏。
宿命的意义在于，即使你再想改变，你也只能无奈何对待扑面而来的一切。袁世凯也一样，他想拼命地反抗命运，结果，还是倒在终点线之前。
宿命还是必然（1）
1915年春天过后，袁世凯的身体显得明显地虚弱了。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袁世凯的睡眠变得越来越差。原先的袁世凯精力过人，白天从不知疲倦，夜晚只要一倒下，就鼾声如雷。而现在不行了，伴随着身体一天天的臃肿，袁世凯感觉到一天天衰老了。不仅精力不济，夜里也开始失眠了。由于睡眠不好，袁世凯在很多时候变得忧郁而急躁，愚蠢的举动也日益增多。当然，这一切，都是搬入中南海之后的事情——自从住进中南海之后，袁世凯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在这个到处都是帝王遗迹的园子里，袁世凯总是感到内心不太踏实，这里的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块石头、每处墨迹，都是昔日王权的符号与象征，昭示着皇家的霸气与梦想。浸淫在浓浓的帝王氛围之中，袁世凯会不由自主地壮怀激越，他想学古代的盛世君王，将这个古老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壮大；但每到夜深人静时，袁世凯回想起昔日荣光的南柯一梦，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颓然，毕竟，居天子大不易啊！那种巨大的孤独与悲凉，也不是凡人所能承担的。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袁世凯担心的——1915年11月11日，在洪宪帝制的一片喧哗声中，年轻的云南将军蔡锷在京都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改装悄悄逃出京城，住进了天津共立医院。此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蔡锷转道日本、香港、越南，返回昆明。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戴戡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请各省联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拥护共和。
因改变国体一事而引起动乱，这是袁世凯最不愿意看到的。云南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不得不再次强打精神，调兵遣将征讨护国军。起初，在袁世凯看来，这一次唐继尧、蔡锷们发起的所谓独立，跟前几年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一样，很快便会平定。但出乎袁世凯意料的是，这一次护国军的力量比上一次要强得多，而且，背景要远远复杂得多。当然，对于袁世凯来说，叛乱并不是他所忌惮的，就军事而言，他手中的部队足以打赢一切战斗。战争进行过程中，袁世凯很快发现，自己的内部出现问题了——那些原先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将领们，此时一个个也有了“小九九”，不约而同地以一种磨磨蹭蹭的方式，对自己进行消极的抵制。这当中的原因，当然是他们对袁世凯的某些做法不满——从担任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就一直按照“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思路，一方面削弱北洋诸将的兵权，拟建立模范军代替北洋军；另一方面在地方上进行了“削藩”。此次平叛征召，正好让这些人有了发泄情绪的机会。于是，阳奉阴违者有之，纸上谈兵者有之，浑水摸鱼者有之，真正死心塌地听从袁世凯的，变得少之又少。连先前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因为不满袁世凯大权独揽，此时也称病不出，不愿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
段总长称病不出，袁世凯只好动用另一颗棋子冯国璋。当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命他出任征滇军统帅一职时，没想到冯国璋同样以有病为名，托词不就。冯国璋的举动，让袁世凯非常生气。因为袁世凯一直把冯国璋当做自己人，其现任妻子周道如也曾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并且，每一次冯国璋来北京，袁世凯都把他召唤到自己家，留他共进午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袁世凯知道冯国璋对自己有不满情绪，因为冯国璋权力过大，军人习气重，袁世凯一直考虑对冯国璋“削藩”——为了牵制冯国璋，袁世凯把郑汝成摆在上海，杨善德摆在松江，又有意识地造成张勋与冯国璋的对立和矛盾；袁世凯甚至还考虑过把冯国璋调到京城，任命他为陆军总长，以解除冯国璋的实际兵权。冯国璋的不听征调，明显地，就是对袁世凯不满。
袁世凯手中一下无“牌”可打了——在“北洋三杰”中，除了段祺瑞、冯国璋之外，另一个具有帅才的，就是王士珍了。王士珍一直对清廷持忠诚态度，清廷退位之后，王士珍也慢慢淡出。无奈何之下，袁世凯只得亲自挂帅，重用资历相对较轻的曹锟等，分三路进兵云南。这实际上就向全国上下传达了一个信号：
在袁世凯的政府中，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高层已不抱团了。这样的征兆，给了反对派以足够信心，也使得北洋将士在临阵打仗时很难形成凝聚力。
到了1916年的3月，袁世凯的处境更为不妙了。先是外交方面的压力——日本公开干涉帝制，扬言将承认南方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在日本公使的鼓动下，五国公使接连提出口头警告，认为袁世凯政府已无力量平定云南，如果战事扩大，必将影响全国秩序和外侨安全，他们不能坐视；而且，让袁世凯感到恼火的是，这些国家一致拒绝袁世凯用“洪宪”标志发出的公文。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导致无法获得列强的财力支持，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国库空空，之前通过发展生产、鸦片烟税以及救国储金积聚的一点钱，战事一开之后，几乎被用得精光。对内无法开源节流，对外借款不成，这个仗实在是无法打下去了。
3月中旬，广西陆荣廷也在梁启超和其老上司岑春煊的策动下，宣布独立。
袁世凯的第三路军司令龙觐光也被陆荣廷俘虏并投降，通电宣布拥护共和。政局变得更乱了。有人向袁世凯告发，在南京的冯国璋正在密电有关各省军政要员，建议发出一个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内容共有八条：一、承认袁世凯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三、惩办奸人，以谢国人；四、各省军队以全国军队依次编号，并实行征名制；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用民国元年约法；六、民国四年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一律仍旧；七、川、湘前敌北军，一律撤回；八、大赦党人。这明显就是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回归到以前的内阁制。当时回电冯国璋表示同意的，已有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冯国璋可能觉得五人联名声势还不够大，又以五人联名密电的形式，寻求更多将军的支持。与此同时，来袁府或致函以朋友身份劝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社会名流，还有汤化龙、唐绍仪、伍廷芳、康有为等。让袁世凯最担心的是，驻日大使陆宗舆也传来了日本内阁的决议，要利用中国内乱之机，扩大在华权益。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悔得连肠子都青了。袁世凯根本没想到改变国体竟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早先的称帝运动，看起来那么众口一词，万众一心。自己甚至是在整个社会力推的情况下，才半推半就决定恢复帝制的。袁世凯恢复帝制，最根本的是想恢复中央的权威，而现在，中央权威不仅没有恢复，“藩镇”割据局面反而一发不可收了。人心真是险恶啊！那些当年积极为帝制摇旗呐喊的人，此时就如同霜降过后的昆虫似的，隐匿得无影无踪。袁世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回，自己是中了别人的“套”了——似乎从一开始，各种势力就默契地将他引入一个陷阱，然后不约而同地落井下石。这个阴谋的策划者是谁呢？是日本？是革命党？还是不可确定的中国文化？袁世凯不敢肯定。但无论怎么说，这一次闹出的动静，罪魁祸首还是自己。毕竟，当皇帝看起来总是他个人的事情。如果因此造成天下大乱，袁世凯无论怎样是承担不起的。
袁世凯决心取消帝制了，并且颓唐地对恢复帝制行为表示了后悔。袁世凯的犹豫，更加强了反袁势力的坚定。尽管袁克定力劝袁世凯不要取消，理由是西南各省军队并不可怕，军费也不充足，内部也有问题；北方大局已趋稳定，如果决策反复，反而会引起动乱。但袁世凯再也不想听袁克定的意见了，袁世凯只想快速地解决问题。3月21日，袁世凯召开了有特邀人员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参加的各部总长会议，主要议题是撤销帝制，会议作出五条决议：一、撤销承认帝制，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参政院会议撤销帝制决议案；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解除陆徵祥国务卿之职，回任外交总长；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五由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主持南北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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