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
【译释】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礼仪迭规、赏罚奖励，就能使天下和谐，互不伤害。
【经文】
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译释】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御、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用人。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法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所以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罚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只用刑罚暴力而亡国的就是秦了。
【经文】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垄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名擅其羔，龙飞凤翔，故能拨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然其枭将画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代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情，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卮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众动，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众，和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乾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故曰：光武其优也。
【译释】
有人问：“王霸之道早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乡间，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曹植说：“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爱妃威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聋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赵王如意被幽囚，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后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至今少有的奇才，只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汉光武帝刘秀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构成了他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的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安邦定国的大计制定后，能胜券在握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每次进军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每次战争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像唐尧虞舜一样，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留心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寻常；认尊贵，他们的事迹非同凡响；论道德，找不出可挑剔的假疵；论品行，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传说，汉光武帝应比汉高祖更伟大。
【经文】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江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译释】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能像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炫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厚为本，以清静恬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戾的做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使国家耳目一新。比起秦始皇来更是伟大。至于骄奢淫逸，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经文】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先，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诲，周、邵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悟。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滕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启金滕，信国史，而后乃悟哉？使成、昭钧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译释】
从前周王年少登基，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就发生了燕王、盖长公主和上官桀谋反的事。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胎教，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廷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教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然后他才顿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格，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像武王一亲仁德，母亲“拳夫人”钩戈不像邑姜一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桀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做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说是生在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柜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换个辅臣，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经文】
夏少康、汉光帝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遂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中平乱阶，始于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译释】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两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后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位君主凶残的性格所致，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沿，他自己虽然只活了34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他也够幸运的了。”
【经文】
自炎精不竞，寓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孰有优劣？
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杀伏后，鸩荀彧，诛孔融，戮崔琰，娄生毙于一言，桓劭劳于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
“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俦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头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骋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
【译释】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字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字玄德）凭蜀地险要，孙权（字仲谋）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三人谁优谁劣？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无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虽身居朝廷相位，实怀雄才大略。然而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人；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彧；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便将其杀害；崔邵仪表堂堂，曾作为曹操的替身见匈奴使者，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也被他杀害；娄圭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桓琰已经自首，跪下求饶；他说：‘只要人长跪不起，我就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不讲仁德，只用刑戮，可见他暴虐极了。然而他闲谈时好自比周文王，实际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许邵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说得非常恰当。”
“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做君王的，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汤的伊尹、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蜷缩在闭塞的蜀地，要同时分心对付魏、吴，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使关羽、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文武百官，凭借长江天险，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经文】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谁为优劣？
虞南曰：“宣帝起自书生，参佐帝业，济世危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而多仗阴谋，弗由仁义，猜忍诡伏，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鞫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君子不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
【译释】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哪一个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才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测疑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像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好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恐怕不是对手了。”
【经文】
或曰：“晋景、文兄弟敦贤？”
虞南曰：“何晏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于早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见其英图也。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于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纂历，聪明夙智，不能竭忠协赞，拟迹伊周，遂乃伪谤士彦，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译释】
有人问：“西晋前期的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何晏认为：‘惟有深邃，才能领悟有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字太初）就是这样的人；惟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来。在司马懿诛灭曹操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的叛乱；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不失时机地部署军政大事，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的人、有声望的人；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经文】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佇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殚，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维已紊，礼教斯亡，□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
【译释】
隋文帝杨坚起自一个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杨坚能与晋武帝司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字文邑）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帝，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统一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太平。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事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宫，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戮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杨坚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自取灭亡，岂不是天意？”
【经文】
或曰：“王霸之略，请事斯语矣。敢问殁而作谥，及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之耳目，其事奚象？”
对曰：“古之立谥者，将以戒夫后代，随行受名，君亲无隐。今之臣子不论名实，务在尊崇，斯风替也久矣。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于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化育以成物。’其神为五帝纬。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暤配木，炎帝配火，少暤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尚。从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汉之初，公孙臣贾谊以为汉土德，以五行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疱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得天统矣。昔共工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此观之，虽百代可知也。”
【译释】
有人说：“王道、霸道的谋略，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敢问人死后赐谥号，以及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颜色，从而使人耳目一新，这又表示什么？”
经书上回答说：“古代确定谥号，是为警戒后代，按照死者生前的言行事迹，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这对国王、对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声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所以太□配木，炎帝配火，少□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帝王改立年号，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
夏代后稷以金德称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色；周代以木德称王，木生火，故崇尚红色。这就是三代服饰颜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汉初，贾谊认为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疱牺氏第一个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统治权。
按照这一法则推论，即使经历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兴亡衰败了。”
一、帝王艺术家
帝王与艺术家是两种生命情态的人。原因为：政治家与艺术家不可以统一，政治和艺术不能相容；艺术家没有政治家的心机，政治家没有艺术家的浪漫。
传统社会里的许多帝王的不幸在于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性格适于艺术，而不适于政治，但却被鬼使神差地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是硬生生地把艺术与政治统一了。艺术是浪漫与离奇的最美妙的组合；权力，是一根变幻无常的魔杖；政治，是一门超越世俗任何艺术的最高艺术。纯粹的艺术家长于感性表达，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在常人眼中像个“半疯儿”；光有权力欲的人，很可能只能成为卑鄙的政客；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其德才皆是人中的佼佼者。这就是艺术家、政治家的本质区别。
中国的绝大多数帝王是血缘关系，而当上帝王的，他们有的不适合当皇帝，却也没有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是天生的“龙种”，历史机制就这样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昏君。
这种机制很难造就出优秀的政治家，却很容易造就出优秀的艺术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富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多起于乱世。乱世争雄，大浪淘沙，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遍观历代开国帝王无不如此。但历史不能总在改朝换代。忝居王位的后来之君与开国之主相比，自然逊色很多，他们多深居宫中，锦衣玉食，呼奴唤婢。读圣贤书，多与女人和太监打交道，这与他们软弱浪漫性格的形成有极大关系。也正是这种“良好的教育条件”才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帝王群体——帝王艺术家。
五代时期的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一个第一流的词人，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当宋军攻入建康时，他还饮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词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只有做俘虏的份了，真是“国家不幸诗人幸”。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惟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宋灭南唐后，李煜被押往汴京，临别时，李煜在一首词里写道：“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评论说；“国破家亡后，李煜不去宗庙谢罪丢下了祖宗的基业，反而去颂听教坊手演奏的《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彩女寻欢作乐了。如此之君，不亡国才怪呢！”不过苏轼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也有点难为李煜了！
李煜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他的亡国经历，从而使得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大词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词坛的地位。据说，他也因此遇害。一个乌云蔽日，绵绵细雨的天气里，囚禁李煜的宅第传出了侍妾如泣如诉的歌声，这是李煜蘸着血和泪铸成的一阙《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故国的怀念，对家乡的留恋，引起了宋太宗的忌恨，李煜最终被宋太宗鸠杀了。
与李煜如出一辙的还有梁元帝萧绎。萧绎幼年聪睿俊朗，天姿英发，5岁即能口诵《曲礼》，6岁时，为父皇作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成人后博览群书，下笔成章，军旅书翰，策令诏语，都是自己亲自挥毫，从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颇丰，先后撰写编著《金楼秘诀》、《古今同姓名录》、《江州记》等书籍四十二种。他还精通书画，自画孔子像，并作赞语，自己书写，世称三绝。他如改行当艺术家，也许会垂于后世，然而作为皇帝，却被后人当成了反面教材。
遗憾的是类似李煜、萧绎的悲剧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依然俯拾皆是。隋炀帝且不说，宋徽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载，宋徽宗赵佶天资甚高，可是他对皇室钦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一概不感兴趣，但对笔砚丹青、骑马踢球却乐此不倦。高俅就是因踢得一手好球而受到他的宠幸才日渐重用的。
赵佶对书画的嗜好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古代的钟鼎有一万余件，全都是商周秦汉之物。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三千余方。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还对所藏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古图》。他决心要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脑后，用整整三年的功夫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37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在书画造诣上，他也的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体的“瘦金书”，不能不说是千古一绝。
除花石奇物、园林鸟兽、书画饮宴外，赵佶还有一好，即所谓“微服潜行”——偷偷溜出皇宫去逛妓院。虽然宫中佳丽三千，但他为之倾倒的却是青楼粉佳，特别是自从见到京师名妓白牡丹李师师后，赵佶简直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的地步。后宫佳丽三千尽抛脑后。为此闹得满城风雨，京都哗然。
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到了这种地步，亡国丧家是必然的了。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先后将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恒掳掠至金国都城大定府，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掳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赶到韩州，金朝给他们拨了十五顷地，让他们耕种自给，直到父子二人老死于此。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和耻辱。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呼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上艺术家的，因为他们的诗作不是艺术，而是为了抒发他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是略有文采的帝王。如果帝王都真的如此，也不失为是一件好事，正所谓文武兼备了，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历史上武功有曹操之能者甚多，文采与曹操比肩者微乎其微。只能让人徒生感慨啊！
艺术家与政治家以不同的生命情调抒写着人生，如果以艺术家的天分去占政治家的位置，实在是一种悲哀！正应了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本不想当皇帝却非把他放在这个位子。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又何来的君德。说句心里话，这对他们有点不公平。
二、英雄帝王
英雄与英雄惺惺相惜，英雄与英雄有难以割舍的情缘。对英雄帝王的论述莫过于辛弃疾的词了：“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这是一首好词，毕竟辛弃疾是宋代豪放词风的代表人物。尤其是这里面提到了两位英雄人物，一位是三国时的吴主孙权，另一位是南北朝时南宋开国之君刘裕。词作为英雄作了定论，英雄为词作增色不少，可谓相得益彰。
在词作中如此评价孙权和刘裕的辛弃疾是何许人也？辛弃疾本身就是一位传奇英雄，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灭亡，南宋开始的年代。宋金战乱不止，辛弃疾少年英武积极抗金，并有过五十人夜劫金营，活捉叛徒的壮举，这在历史上恐怕是少有的，《三国演义》里有过长坂坡赵云单骑救主的故事，但毕竟是小说。由此可以看出，孙权、刘裕的确是英雄，英雄惜英雄也不足为怪。
孙权是三国时吴国创立者，16岁继承父兄基业。占据江东，虎视天下。尤其是赤壁一战，更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军南下。一路连战皆捷，声势浩大，兵锋直指东吴。当时曹操83万人马，孙权不过5万人马。大多数官员皆主张降曹。就连孙策的托孤之臣张昭也力劝孙权降曹。然而孙权力排众议，拜年仅33岁的周瑜为大都督与曹操决战。一场大火烧得曹操几乎命丧东吴。没有实力南下征吴。
宋代大文豪苏轼对此战极为赞赏。也因此写一曲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词中苏轼极力赞扬了周瑜的英俊形象，以及其所建立的盖世奇功。我们不否认周瑜是英雄少年，但如果没有孙权的支持，恐怕也难建立这千古奇功，孙权在百官皆主降的情况下，急召周瑜，周瑜受命于危难之际，一举成名，让孙权成就了千古霸业，也让自己名垂千古。孙权的高明之处，就是选对了人，看中了周瑜。不然赤壁之战，可能会是另一番结果。三分天下有可能化为泡影，又何来英雄之名。
东吴建国后，一次派使者赵咨出使曹魏。
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王？”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曹丕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解释道：“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证明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拔，证明他的明达；收留了你们的大将于禁而不加害，证明他的仁慈；攻占了荆州，但没有发生激战，证明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证明他的雄毅；委曲求全，敬奉陛下，证明他的英略。”
就连写《三国志》的陈寿也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像勾践一样奇异，的确是人中豪杰，所以他才能独据江东，成就三足鼎立的霸业。”
词中的另一位英雄刘裕早年丧父，家境贫寒。青年时代曾挥汗躬耕于田野，上山砍柴，下泽捕鱼，倍尝生活之艰辛，因此养成终生简朴的习惯。晚年当了皇帝，还在后宫独辟一室，珍藏着他曾用过的农具。
刘裕在东晋末年南北朝混战之际，崛起于行武，终其一生，戎马倥偬。这位靠战争登上皇位的农家子弟，胸有韬略，勇武善战，确实充满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慨。在刘裕只是桓玄手下的一个小头目的时候，当时桓玄已经篡位，他的夫人私下对桓玄说：“我看刘裕龙行虎步，风度不凡，恐终不能为人下，不如早点除掉他。”桓玄说：“我刚刚平荡中原，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非刘裕无可用者，等天下平定后，再作打算吧。”等再作打算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后来刘裕南征北战，确实坐了天下，然而他为夺天下，为巩固政权，残杀许多也许不该杀的人。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蛰每当评点历史遇到滥杀无辜的人物时，总要在杀人的情节下加注一笔：“中毒了”或“又中毒了”，而到杀人者的子孙后来又被别人杀害的时候，他一定要照应一句“毒发引”。
公元410年，刘裕消灭了南燕，生俘燕王慕容超，送到建康将其斩首。燕都被破后，南燕自王公以下三千余人全部被斩杀，家属一万余人沦为奴隶，燕都被夷为平地。随后，又以图谋不轨的罪名铲除了和他一起举事的刘毅及其部属谢琨等人。
公元418年，刘裕代晋称帝前，万事俱备，只因当时有一句谶语：“昌明（晋武帝司马瞪字昌明）之后有二帝。”他想在晋安帝司马德宗之后再主一帝，以应“二帝”之畿。于是他派人缢死安帝，立恭帝司马德文为帝，一个月后又将其刺杀。
“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不应否认刘裕在东晋和南北朝这一被学者称为“一体化调节失灵”的混乱时期，在五十年左右，大大小小的称帝者竟达145人之中，确实是一位乾然卓立的佼佼者。
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为什么辛弃疾单说孙权、刘裕是英雄，这有可能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金人入侵，朝野难安，一边倒的投降派使辛弃疾愤慨之极。他希望南宋王朝的统治者也能像三国的孙权一样力排众议，清除奸佞，抗金复国。怎奈向往中的事物是美好，总代替不了现实，南宋朝廷的统治者毕竟不是“孙仲谋”只能做乐不思蜀的“刘禅”。历史已逝，时势造英雄，虽说东去的江水淘尽英雄，毕竟英雄在后世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份量的。
三、傀儡帝王
傀儡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没有自主的能力，靠别人操纵。那么傀儡帝王又是怎么样呢？无疑也是被人操纵。能操纵帝王的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外戚专权，多数是主少、母壮；第二是权臣当道，这些权臣多是先王托孤之臣，他们久生二心，名为辅政，实为篡权；第三是宦官乱政，宦官是个特殊的群体，因为皇帝身边除了女人，就是宦官，所以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接近帝王，投其所好，祸乱朝政。因此，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傀儡皇帝。
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由于特殊的身份，很容易让他们走上两个极端，要么千古流芳，要么遗臭万年。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所以撰写《后汉书》的班固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结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
后世的志士仁人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痛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恨！”
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一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标价卖官。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镇压和屠杀。
汉桓帝刘志即位时才15岁，这位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梁冀本是一个缺德无才的纨绔子弟，长得耸肩竖目，说话结结巴巴，从小架鹰斗鸡，无恶不作。在汉顺帝年间，仗着姐姐梁皇后，世袭了其父梁商的大将军爵位。在刘志即位之前，两年之内死了三个皇帝（顺帝刘保11岁即位，在位19年；冲帝刘炳，2岁即位，仅仅做了5个月皇帝；质帝刘攒，8岁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杀）。汉王朝表面上挂的是刘记招牌，实际上却是梁冀的私人财产。梁冀生活上骄奢淫逸，各地进贡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选剩后才给皇宫。他修建的府第园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占田围猎，绵延千里。掌权二十多年，拥立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有史以来，外戚权势还没有超过他的。
刘志虽然是个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都不过问的皇帝，但到了30岁那年，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渐生不满，便与单超、左伯、徐磺、具度、唐衡5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梁冀被没收财产时，财物达30亿，相当于全国租税的一半。
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5个都官封万户侯，朝廷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势力迅速膨胀。人称左伯为“左回天”（权能回天）；具度为“具独坐”（骄贵无比）；徐磺为“徐卧虎”（无人敢碰）；唐衡为“唐两堕”（流毒遍天下，其时单超已死）。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赃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侯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381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16座府第。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磺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郑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郑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不巧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奸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随即依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磺岂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忿。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这哪里还有公理？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肆意掠夺外，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宦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篱爵，贿赂公行。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贿赂宦官，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样渺茫，同样凋蔽，这就成了他们所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
无权无势的太学生，他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诛笔，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说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认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吗？那你们就是“党人”。双方攻计，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有桓帝撑腰，作恶如故，横行无忌。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叛乱，论功当封。宦官徐磺乘机勒索贿赂，被断然拒绝。宦官便诬陷他不是打败羌人，而是拿钱让羌人投降，假冒军功，下狱论罪。皇甫规理直气壮：说我拿钱诱羌人投降，如用私钱，我家中哪有那么多钱？如用公款，账簿上哪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就请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一些大臣和大学士三百多人跑到宫门前喊冤示威，闹得汉桓帝满肚子不高兴。
公元159年，一向敢与宦官硬斗的司隶校尉李膺转任河南尹。一个叫杨元群的郡守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贪赃尤甚，不但携回大批金银财宝，甚至连那厕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带回。李膺上书朝廷，认为应严加制裁。谁知此人向宫中宦官行贿，不但安然无事，李膺反以诬陷之罪，给革了职，叛了刑。由于陈甭等大臣的营救，李膺才好歹官复原职，但此人秉性难移，不久又依法处决了杨元群。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死党张成的儿子（张成从朝中得知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依法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看准了机会，侯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大学士，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汉桓帝平时对这些动不动好指手划脚评议国事的学生们，就看不顺眼，这下可让他有把柄，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通缉。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
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始，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
汉灵帝即位时才12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手执权柄。窦武虽然以外戚掌权，但他为人清正，忌恨宦官浊乱朝廷，值此新帝即位，他想有所作为，整顿朝纲。他的这一想法与陈蕃不谋而合。于是两人设计铲除宦官势力，因谋事不慎，消息走露，反而被曹节、王甫、侯览等号称“十常侍”的宦官集团逐一捕杀，同时被诛杀灭族的朝臣甚众，被罢官回家的遍布全国。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大获全胜，一下子有17人封侯，他们眉飞色舞，弹冠相庆。可是回到地方上的官吏始终不放心，因为读书人把这些失败的官僚当做英雄、领袖，联合起来抨击宦官，互相激励，闹得沸沸扬扬，与朝中的宦官成了死对头。宦官们一方面让灵帝下诏重申“党人”之罪；另一方面加紧制造借口，对“党人”这根心头之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建宁二年，被誉为“八及”（令人景仰的人）之一的张俭担任山阳郡（令山东巨野南）的东部督邮（郡守的辅佐官，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侯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内。这一年侯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垒，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还先后建造住宅16处，雕梁画栋，楼阁相连，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封建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侯览。侯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侯家的坟茔，没收了侯家的资产，又把侯家平日杀害的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又落入侯览手中。他把张俭恨透了，唆使一个与张俭有私仇的小人，上书诬告张与同乡24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党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钩党”。汉灵帝这时才14岁什么也不懂，仰着脸问曹节：“什么是钩党啊？”曹节说：“钩党就是党人。”“党人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杀啊？”曹节回答：“他们聚在一起想图谋不轨。”灵帝又问：“什么是不轨呀？”曹节说：“不轨就是要把皇帝推翻。”灵帝想了想，就糊里糊涂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暴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成是党人，杀的杀，关的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被流放、处死、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豺狼横行的恐怖世界。赶走了“不识趣”的官僚士大夫，汉灵帝感到耳根清静了，他可以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不但不会劝阻，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声色犬马，花样翻新，一门心思让他玩得舒舒服服。
奴才们也喜欢这样的主子，只要你让人享乐，你任人惟亲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草菅人命也好，他一概不管。万一被人揪住了尾巴，他还会护着你呢。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可把天下害苦了。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29岁就出任沛国相，判案标新立异，要是穷人生了子女无力抚养，就把父母双双杀掉。凡被他处死的人都分裂尸体陈列车上，标明“罪状”，巡游各县示众。夏天即使尸体腐烂了，也要用绳子把尸骨穿起来，不游遍沛国全境不罢休。他当了5年官，就杀了一万多人。
汉灵帝使国家彻底毁灭的最“杰出”的一招就是明码标价卖官敛财。
汉灵帝出身于王侯之家，与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曾经过了一段“穷苦”生活，所以贫穷之余，就对金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的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成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她让汉灵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把搜刮的金银财宝，直接用车给她运回宫中。后来看油水榨得差不多了，又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
光和元年（178年），官职交易所在西邸开张了。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县令级四百万。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开市大吉，生意兴隆，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也不会吃亏，到任之后，只要狠狠搜刮一番即可，只是苦了老百姓。汉灵帝他们才不管呢，他见买卖适销对路，急忙扩大经营：朝中三公，一千万一个，九卿五百万，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也上了市。除了皇帝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
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迫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特别减价三百万。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作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请病假，不准。上任途中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怕得而复失，把一部分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享受。
当时有一首民谣曰：“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国家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力了。
纵观桓、灵二帝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人痛心疾首，我们并不是要为当时的天下讨个公道，而是叹息人的良知如果泯灭了，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把这种人推上皇帝的宝座，也是历史的错误选择，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是发发牢骚罢了，因为几千年封建制度的产物无法更改。历史不能重演，但这毕竟给人提了个醒，什么人做什么事，凡事不可牵强。
四、书生帝王
书生能为开国帝王，实是一大怪胎。书生是文人，帝王是政客，文人与政客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社会价值来讲，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的精神主宰罢了。
书生与帝王是格格不入的，书生也绝成不了开国帝王，原因有五：
第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决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决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呼唤、哀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不会在白骨堆上建立一个新王朝。
第三，文人书生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勃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天良丧尽等性格素质。
第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的国度，别说文人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的品格，只剩下官格，以文人书生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第五，文人书生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地位并不低，所以他们不会首倡造反。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出现了这样奇异的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很难开国做皇帝。当开国帝王的大多数是两种人：一是流氓；二是豪强，因流氓毫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可在东、西汉之间却出了一位书生帝王，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这个王朝昙花一现。
相传，刘邦斩白蛇时，蛇曾对刘邦说：“你将占有天下，贵为天子。但我决心跟你作对。你斩我头，我闹你头；你斩我尾，我闹你尾。”刘邦想了想，就把它拦腰斩断。结果，大汉帝国的江山一头一尾都没有出乱子，而从中间横插进一个为时17年的新朝。传说这个短命王朝的创建者王莽，就是那条白蛇转世。
王莽长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两眼血红，声音粗大沙哑。他虽身高马大，却爱穿高跟鞋，戴高帽子，挺胸昂首，远远地向下看左右两边。当时有个会相面的宦官说王莽“眼睛像猫头鹰，嘴巴像老虎，所以能吃人，将来也要被人吃掉”。王莽听到后，杀了这个人，以后经常用云母屏风遮掩自己，不是亲近的人不让人看见他。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亲王曼死得早，未能封侯，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辈的权势，过着奢糜的生活，争相以声色犬马夸富斗胜，而他却孤苦伶仃，生活贫穷。然而他并未因此垂头丧气，相反从小养成了折节求名、匿情钧誉的本事。
公元16年，即汉成帝永始元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这时，王莽30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望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由原大司马王根推荐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王莽做了大司马以后，决心要在名声上超出他的上辈。于是，他礼贤下士，延揽名士作为幕僚，并做出一副极其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朝廷上得了赏赐，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这一招在当时是十分有效的；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这一招同样十分有效，使他获得了士人的好感和支持。
有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携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绫罗绸缎，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由此看来，王莽在这一方面确实是个富有心计的人。自这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来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名声，众人都认为王莽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这里是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汉朝政权的主要危机还不来自最下层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士族离心。所谓士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既有一定的权力，又有一定的社会威望，还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并且富有文化修养的人和家族。这些家族并不是在当时形成的，往往有相当长的历史原因，有的已经延续了数十年甚至百年。应该说，这些人和家族是当时政权的支柱，而西汉末年正是这些人和家族首先反对皇帝的。王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些士族的愿望，尤其王莽是个读书人出身，就更容易为这些人所接受了。
西汉末年，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举汉哀帝宠爱男色一事就足以说明。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哀帝偶尔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后来连董贤的妹子和妻子也轮流陪哀帝寝居。董贤一家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
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睡午觉，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哀帝断袖”的故事。仅这一件事就可知道，朝政无法不糜烂，国势无法不衰弱。王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官僚一步步地篡取皇位的。
哀帝荒淫过度，于26岁而亡，董贤虽对哀帝忠心耿耿，怎奈不习事务，无法理丧，太皇太后王氏便命王莽入都帮助董贤治理丧事。这又给了王莽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而是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迫他自杀，并将董贤一家迁出封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了哀帝的丧事。
王莽独掌大权以后，便与太皇太后商议，迎立中山王箕子为嗣。王莽为了讨好太皇太后，把平时得罪她的傅、赵等皇后一概贬降，致使许多人自杀，太皇太后倒是满心欢喜，以为王莽替她出了口恶气，其实这是王莽在为自己以后进一步夺取政权扫清道路。
箕子即位，是为汉平帝。当时平帝只有九岁，一切权力，均由王莽把持，就是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团团转。朝廷中的正直大臣，见王莽专权，贬降太后，擅立新君，渐无人臣之礼，大多数陆续辞职引退；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尤其是历任三朝的大司徒孔光，竟去揣摸王莽的心意，奉承王莽。不过，王莽自己也很明智，知道自己多半是靠了太皇太后王氏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人心其实并未收拢。王莽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收拢人心的办法，只有靠弄虚作假或是矫情作伪。
王莽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果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羡汉朝德仪，特来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了宗庙里。亏得王莽读过书，才想出这个办法。原来，周朝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才买嘱塞外蛮夷来汉献雉。其实群臣都知道是王莽所为，但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即日下召，王莽故作姿态，上表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邑。
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退休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甚至对孤寡老人，也遍济周恤，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已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同意，于是，天下就更是只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王莽还不满足，又秘密派有买嘱献瑞。第二年，黄支国献入犀牛，汉廷上下均感惊天动地，都觉得黄支国远在海外，从不和汉朝交往，难道又是仰慕安汉公王莽的威仪，前来拜服？随后，又接到南方某郡的报告，说是江中有黄龙游出。祥瑞迭出，真是称倾不迭。这年夏天却出现了罕见的大蝗灾，王莽就是再有本领，也无法把这说成是祥瑞之事，于是另出新招，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王莽一面派官吏查勘，准备救济灾荒，一面启奏太皇太后，宜减衣节食，为万民做出榜样。尤其是王莽自己，戒除荤腥，不杀生灵，还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充做救灾费用。朝廷公侯见王莽如此大方，也不好不效法，先后捐款捐物多达二百多万。
过了不久，连下阴雨，蝗灾渐退，稼禾复生，大家都说安汉公德感天地，王莽由此又得到了一片赞誉之声。
平帝12岁时，王莽建议选立皇后，并采用古礼，选娶12名后妃。王莽令人选择世家良女，造册而入。主管官员揣摸王莽的用意，多选豪门士族之女，尤其是王氏女子，几乎占了一半，连王莽的女儿也在内。王莽本想让自己的女儿独占后宫，又不便明言，就故意启奏太皇太后，说是王氏女子应该一并除去，太皇太后弄不清什么意思，群臣却议论汹汹，都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还要再选11名凑数，群臣尽皆抗议，说只需王皇后一人即可，太皇太后优柔寡断，只好听从了王莽和群臣的建议。王莽又把皇室所赏赐钱物拿出八九成分赐给其他随嫁媵女及其家属，使得别人感恩戴德。
王莽这样做事，有时太过露骨，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惯。王宇怕日后出事，屡次劝谏王莽，王莽概不听从。王宇无法，便派人在王莽门前洒露血迹，王莽迷信，也许会相信那是上天垂戒，多少加以收敛。没想到洒血的人竟然被王莽的卫士发现逮捕，连累王宇，王莽竟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杀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及其同党，并把平帝生母卫抵的家族及其支族尽数屠戮，只留下卫后一人。
王莽之女既为皇后，王莽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讨太皇太后的欢心。他认为太皇太后年老体弱，独居深宫一定十分憋闷，就建议她外出旅游，太皇太后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答应，王莽还准备了许多钱、帛、牛、酒，沿途赏赐穷困老弱之人，弄得万民拜呼，好不热闹。再加上所到之处皆是名胜古迹，老妇人仿佛到了一个神奇世界，真是说不尽的欢愉。
王莽讨好太皇太后，真可谓体贴入微。太皇太后有一个弄儿，有一次生病，住在宫外，王莽竟以安汉公的身份，亲去探望，使得那个弄儿十分感激。病好入宫之后，在太皇太后面前极言王莽的好处，太皇太后认为王莽实在是孝顺极了，别说是侄子，就是亲生儿子也远远比不上啊！
王莽行事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处遵循古训，一是相信符命灵异。其实，这是王莽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他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却是十分难说。王莽根据周朝的先例，特别创议，设立明堂灵台，还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儒士名人，设宫考校，贤者为师，愚者为徒。王莽见南方北方都来献瑞，独有东夷未见入朝，就嘱托有关人等，让他们密往办理。不久，东献方物，西献鲜小海（即青海）等地。王莽十分高兴，立即征发囚犯边民，前往垦戍。群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太皇太后王氏奏请说，当初周公辅政七年，制度乃定，如今安汉公升到宰相的地位上，位列于诸王之上，并应加赐九锡。太皇太后一概应允。
这期间，上书请加封安汉公的就有近五十万人，太皇太后见朝野上下如此恭维王莽，也弄不清真假，只是加紧催办事员，行九锡之封典。九锡封典是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封赏仪式，所封之物共有九种。受封之后，其德望权位，仪仗表度，几与皇帝不相上下。
这时，平帝年已14岁，智慧渐开，知道王莽挖掘太后坟墓，且杀舅族，只剩母亲一人，还不许相见，十分愤慨地说；“我若长大，一定报了此仇！”王莽的心腹告诉了王莽，王莽怕日后平帝长大参政，就送入毒酒，毒死了平帝。
王莽压制住群臣的意见，主张迎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各地的官民纷纷来献符瑞，长安挖井得石，上书“安汉公莽为皇帝”等丹红大字，各地符命，陆续来到长安。王莽让人告诉太皇太后，这位喜谀庸碌的太皇太后此时才算明白，厉声喝斥说：“这些都是欺人妄语，断不可施行。”但她已阻止不了王莽了，只好下诏，让王莽当假皇帝。王莽为假皇帝后不到一月，刘氏宗室就有人起兵讨伐王莽，再加上农民起义军，一直攻打到了长安。王莽派兵镇压，基本消灭了这次联合进攻，王莽的德似乎又牢固了一层。
这时，王莽又得到了一项符示。原来，梓潼人哀章，狡诈灵滑，看准王莽的心思，想趁机弄个官做。于是，他暗制了一铜匣，扮作方士模样，在黄昏时交给了高祖的守庙官。王莽收到后打开一看，其中断言王莽当做真天子，下列佐命11人：一是王舜，二是平晏，三是列歆，四是哀章本人，五是甄邯，六是王寻，七是王邑，八是甄丰，九是王兴，十是孙建，十一是王盛。
王莽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借此作为篡权的依据。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当当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廷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服色尚黄，牺牲尚白。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玺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既得汉朝，便须依照符命所示，尽封11人官职，其余九人倒还好说，只是王兴、王盛二人，乃是哀章假造出来，取王莽兴盛的吉利之意，哪里去寻找？好在姓王的很多，同名者亦在不少，访得一个城门令史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男子王盛，俱拜为将军。
王莽又嫌自己的出身不够堂皇正大，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姓，皆为同宗。这样，王莽即有了渊源，又有了宗族，可谓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了。
新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货，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看不清，书写不明，以致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地名才能看明白。
当时天下官吏不得俸禄，生活所迫均从奸利所出，王莽追查建始二年以来贪污致富的人，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制止住贪污，反而使贪污更甚。
“王莽改制”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有名的，尤其是他食古不化，他不懂得古书上记载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而逐渐地将其合理成分慢慢地向现实渗透，而是遵照古书的记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制，居然实行什么平均土地一类的法令，这样一来，就严重地损害了士族的利益，因而，士族离心，他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如果与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赵匡胤当时篡夺后周皇权的时候，他的内外条件都没有王莽好。赵匡胤对内需要收拢人心，解决权分散的问题；对外则面临着周围强大的敌人，需要统一国家。但赵匡胤却“雄才大略”，把他的政权稳定巩固下来，而王莽却是得权容易固权难，其无真正的“治国治民”之才，也就很清楚了。
王莽一贯玩弄的是他那套阴阳家的本领。新朝天凤六年，王莽又宣布每六年改元一次，自言“当如黄帝升天”，其目的是欺骗百姓，但百姓受欺已久，不再上当。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再次宣布自己是黄帝的后人，造九庙，庙高17丈，工费数百万，造庙士卒徒隶多为迁徙而死。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遍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名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
公元23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的势力得到了迅猛地发展，以致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42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昆阳。
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
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机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9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69岁。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权立威信，确实是成功的，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用探索的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他的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呢？
实际上，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的影子，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支持那样做呢？
从他发布的政策法令和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方面，就更能显出他的书生本色。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德化淳美的社会，但由他十足的书生气反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他就更像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过去，书生就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只能摇旗呐喊，而不能亲自上阵。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品格，书生本色，一旦没有这个本色，丢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会变成了官吏或政客。
五、白痴帝王
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处心积虑，想让自己的事业长久不衰，这使造定继承人变得十分关键。可有些时候播下龙种，却偏偏生出一个跳蚤来，万般无奈这只“跳蚤”也只好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王位，其结果可想而知。
晋惠帝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他从小生在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不好读书，十几岁还不识字，只知寻欢作乐，别的什么事情也不问，什么也不懂，蠢得像头猪。有一次司马衷在御花园游玩，听到一片蛤蟆叫声，他问侍从：“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侍从听了捧腹大笑，其中有个机灵的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又有一次，天下遭灾，百姓饿死不少，司马衷自作聪明地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
太子糊涂到如此程度，怎么能处理国家大事？不少大臣为此忧虑，晋武帝也不是不知道。尽管如此，司马衷还得当皇帝。究其实，根源还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切身利益。看看这类历史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不管封建统治阶级口头上说得多么漂亮，他们骨子里是从来不把民众、国家放在心上的。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前，他父母临终时都曾拉着他的手含泪嘱咐他将来一定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司马攸。论才论德，司马攸都是比较理想的接班人。史书说他“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赎，为世所楷”。朝野上下，威望很高，但是武帝想把皇位传给儿子司马衷。为此，朝中大臣与皇帝多次发生争执，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支持齐王司马攸的大臣不是被贬官、免职、下狱，就是被活活气死，连齐王最后也被威逼而死。
武帝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虽然引起朝臣的担忧，但居心叵测的人巴不得武帝立白痴当太子，一旦白痴即位，他们就可以独揽大权，随心所欲了。武帝的老丈人杨骏就是其中之一。公元289年，54岁的晋武帝由于多年荒淫纵欲，一病不起。杨骏乘他病重，把原来宫中的侍从都换成了他的亲信。皇后杨芷在武帝人事不省的时候请他让杨骏一人辅政，武帝不知她在说些什么，随便点了点头，杨芷立即矫命下达了诏书。
武帝死后，司马衷继位，为惠帝。贾南风当上了皇后，杨芷成了皇太后，杨骏大权独揽，惠帝成了傀儡，而贾南风却没捞到什么好处。但她生来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悍妇，她和几个另有图谋的皇室朝臣串通一气，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在宫廷中挑起了大规模的、持久的互相残杀。晋武帝的尸骨未寒，在她的策划下，马上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联合汝南王司马亮等人剿杀了杨骏家族，囚禁、饿死了杨芷，死于这场政变的不少于万人。
在铲除杨家势力的行动中，楚王司马玮起了关键作用，但他没有得到实惠。许多无功者反倒加官进爵。更主要的是贾南风也没有得到好处。于是她又叫白痴皇帝下命给司马玮进京讨伐司马亮，事成后又以擅杀之罪将司马玮和很多朝臣诛杀灭族。
在这场滥杀滥捕的大混战中，白痴司马衷万事不关心，不是去御花园听蛤蟆叫，就是和宫女们嬉戏打闹，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逍遥天子”。
贾南风自己没有生儿子。白痴只有一个儿子还是和一个才人所生。别看老子是白痴，生得这个儿子倒很聪明。有一次宫中失火，武帝要蹬高观望，这时只有5岁的孙子拉着他的衣襟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现在贾南风怕白痴的这个惟一的儿子继承皇位，用计杀害了这个孩子。她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径引起了公愤，被赵王、梁王和齐王（司马懿的九子、八子和曾孙）率军攻入后宫杀死。从此统治集团的内讧由宫廷扩展到整个社会。司马懿的子孙们互相领兵杀来杀去，历史上称之为“八王之乱”。在战乱中丧生的民众有数十万。历史上有名的学者、科学家如陆机、陆云等人也都在战乱中丧命。真正有头脑、有节操的如“竹林七贤”等不得不退隐山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皇室的子孙们（司马皇子皇孙共约57人，司马炎的儿子就有25人）在连绵不断的骨肉相残中亡灭殆尽。司马家族从司马懿起到憨帝司马邺，没出五代人，平均寿命不足20岁。白痴司马衷有如丧家之犬，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挟持他东逃西窜，最后被他的堂兄弟用面饼毒杀。
司马衷在位16年，大权先是被外戚杨骏掌握，后又被贾南风劫夺，继而八王争权夺利，战祸迭起，生灵荼炭，周边各少数民族趁机深入中原参加内战。赵蕤把司马衷的痴愚换了个高雅的说法：“荡荡之德。”妙矣哉！
蠢猪似的皇帝的灭亡是必然的，可悲的是大好河山先被这头蠢猪糟蹋之后，继之闯入的是五头猛兽——鲜卑、匈奴、羯、氐、羌和16头虎狼（秦、齐、燕、赵等），在中原这块水肥草美、物阜丰饶的大地上肆无忌弹地横冲直闯，烧杀洗劫。
曹操为了夺取汉室天下，苦心经营三十多年，诛杀汉室大臣、刘氏宗室多人，其政权维持不到百年；司马氏惨淡经营也是三十年左右，也将曹氏宗人诛杀殆尽，政权都没有维持到50年，加上东晋（东晋皇帝其实姓牛），前后也才共150年。司马家族自杀加上他杀，最后也宗脉凋零。读到此，不由不让人发出“天道好还”、“善恶相因”的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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