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与，节其所偏。故《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拥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译释】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的嗜好、欲望从本性上来讲，是相同的，只因为环境经历、教育习染各各不同，所以每个人的个性、志趣才显得千差万别。总的来说，刻苦修炼，锐意进取的人，就志向远大，奋发有为；追求物质享受、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影响的人，就意志软弱，性情浮躁。所以圣人在教导人、改造人的性情的时候，非常注意克服、抑制人的放浪任性的行为，对给予他些什么东西很慎重，对他的偏激喜好努力加以节制。所以《左传》中有句话说：“审察人的好恶，陶冶人的性情，王者之道全在于此了。”
改造人性的办法，关键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总的原则是性格聪明爽朗的，要警惕把什么事情看得太清楚了；孤陋寡闻的，要警惕把无知当高明；勇猛刚强的，要警惕遇事急躁粗暴；善良温和的，要警惕对人对事优柔寡断；恬静从容的，要警惕错过时机；心胸广阔的，要警惕对任何事情都不留心观察，马虎健忘。
【经文】
《人物志》曰：“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桀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杠干，失在专固；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休动磊坷，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密，精在元微，失在迟懦；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谋略，失在依违。”
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译释】
《人物志》说：“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别人的隐私之类的错误；性情温柔随和的、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材人对事下不了决心；英雄骠悍、精力健旺的人，优点在于肝胆照人，性情刚烈，缺点在于不太顾忌别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后果；精明能干、慎密畏怯的人，很善于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地完成所负的使命，但缺点是疑虑重重，患得患失；坚强猷劲、干劲冲天的人，他的长处在于能起骨干作用，缺点是顽固自信，刚愎自用；善于论证辩驳、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说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处是容易流于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好善乐施、普济博爱的人，推崇造神福百姓，救苦救难，缺点是容易良莠不分，以滥充好；清高耿介、廉洁奉公的人，具有艰苦节约、不为贫贱所移的优点，但是也有过分拘泥于小节、死板教条的局限；注重行动、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处是好高骛远，根基不稳；冷静老练、机敏周密的人，对于细微奥秘的事情很精通，缺点在于遇事迟缓怯懦；质朴坦率、一览无余的人，具有忠诚老实的品质，缺点是没有城府，容易泄露；足智多谋、胸怀韬略的人，做事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缺点是老奸巨滑，模棱两可。”
上面列举的这十二种人，都是有用之才，但也都有不足和缺陷，都不是标准适度、德才兼备的人才。
【经文】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湊，中为之毂也；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也；事少者，执约以治广，处静以待躁也。
夫天道极即反，盈则损。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译释】
《文子》一书对合乎中庸品德的人才提出过这样一个标准：“总括人才的美德，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像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像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
天道远行的规则永远是物极必反，盈满则亏。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聪明、大智慧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永远处于虚灵愚蒙的心理状态；要想保持多闻广见、博学明辩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觉得永远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要想保持武勇刚毅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远处在所敬畏的状态；要想保持富贵显赫，广有天下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享有的物质永远有所节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内；要想兼济天下，恩泽苍生，就必须保持谦让恭顺的美德。这五条原则，就是从前贤明的君王所以能守卫天下的秘决。
【经文】
《传》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傲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玉钤经》曰：“夫以明示者浅，有过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佞远忠者亡，信谗弃贤者惛，私人以官者浮，女谒公行者乱，群下外恩者沦，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报，赏而忘贱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为人择官者失，决于不仁者险，阴谋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
此自理之大体也。
【译释】
《左传》中有这样的话：“不首先制造混乱，不因富贵荣耀侮辱人，不依仗有权有势胡作非为，不违背已经达成共识的协议，不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不持才自傲，逞能欺人，不报复恼恨自己的人，不道德的不去谋取，不仁义的不去触及。”这九句话，就是古人赖以立身的原则。
《玉钤经》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本事动不动显示出来，只能证明这个人很浅薄；有了过错自己还不知道，只证明他智商低；执迷不悟、不知悔改的，注定要被淘汰；出言不逊、招人怨恨的，大祸就要临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大家肯定要抛弃他；闻过饰非，挖空心思掩盖过失的，定要灭亡；表面愤怒但没有威慑力量的，将会受到侵犯；好纠集团伙、欺辱别人的，必定遭殃；杀害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他的处境就危险了；对自己敬重的人污辱慢待，将会带来凶险；与别人相处而貌合神离、阳奉阴违的，最后将被孤立；亲信奸诈的人，疏远忠实朋友，这种人必然灭亡；听信谗言、抛弃贤良的，这只能使自己处于昏庸无知、不明是非的状态；暗地里封官许愿的，他的寿命不会长久；让女子去拜见官员、说公事的，必然要出现淫乱；当官的部下暗中施惠于人的，就快倒霉了；用欺凌部下的办法邀功请赏的，到头来自己要下台；有名无实、假报功绩的，经济实力将会被逐渐耗损；肥了自己，克扣下属的，最终要被唾弃；给别人带来微薄的好处就希望人家重重报答的，到头来还是落空；奖赏有成绩的人时忘掉了最下层的也应受奖，以后人家就不会为你出力；使用的人不正派，是很危险的；为了安排一个人而设立官位头街，将会失败；让不仁不义的人出谋策划，是非常危险的；密谋的事情泄露，肯定要失败；向人民征收得多，用之于民的少，这将导致民生凋敝。”凡此种种，都是自我修养提高时必须警觉的大道理！
【经文】
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济弥远。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
【译释】
所以，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傅玄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立德的根本没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才能让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后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后才国家正，国家正而后才天下正。反过来说，天下不正要从国家建设做起，国家不正要整顿朝纲，朝廷不正要整顿文武百官，左右不正，当皇帝的就要从加强自身修养做起，自身不正要从修心做起。修养的对象越切近，所带来的影响、效果越久远。大禹、成汤能责备自己，所以才国家兴旺，显得生气勃勃。这就是正心的意义。”
一、饮“贪泉”而不贪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是中国儒家用来教育人的训语。在人们视名节如生命的那个年代，这固然能造就一大批志士，但如果有人偏偏要饮“贪泉”，而且还能做个大好人，是不是就偏离了这一原则主张了呢？
晋安帝年间吴隐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吴隐之，字处默，他自幼好读诗书，崇尚儒家的治国之道，年轻时就高标自举，操守清廉。曾经担任广州刺史，领平越中郎将。
他虽然有一定的俸禄，但家中的生活却很穷困，往往一日不食，每天到傍晚才煮豆而食，但尽管这样，他决不吃别人赠送的饭菜，不拿不合乎道义的东西。他后来担任过各种高官显职，却仍保持俭朴品质。他从不使用仆人，他的妻子要自己出去背柴，自己生火做饭。他得到的俸禄赏赐，也从不自己留下，而是都拿来分给亲戚和族人。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就非常艰难了，以致自己在冬天都没有被子盖；有时因缺少衣服，洗衣服的时候只好披上棉絮呆在家里。因此，他的生活甚至比贫寒的平民还要清苦。
当时，广州是个十分偏远但又十分富有的地区，此地出产奇珍异宝，为官一任，只要稍稍带上一些回来，便可受用不尽。但是，当地流行瘴疠，外地人去比当地人更容易染上，因此，一般人都不愿意到那儿去做官。因此，广州的刺史往往都是为了搜刮民财才到那里去的，所以广州的吏治要比其他地方更为腐败。魏晋时期的政治本来就很混乱，担任广州刺史的人，一般都有贪赃枉法的行为。
晋安帝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就特意任命当时就以廉洁著称的吴隐之为广州刺史，于是，吴隐之就奉命去广州上任。他还没有来到任所，在离广州治所20里一个名叫石门的地方，看见一道泉水。随行的人员中有人告诉吴隐之说，这条泉水称作“贪泉”。传说不论是谁，只要喝了贪泉的水，都会产生贪得无厌的欲望。
吴隐之听了，哈哈大笑，他下马对周围的人说：“我不相信这样的传说，如果不看见可以让人产生贪欲的东西，人的心境就不会慌乱。我来上任，一路上见到了许多奇珍异宝，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官吏越过五岭就会丧失清白的原因了！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节操，就不会为之所动，又害怕什么贪泉之水呢？害怕的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意志不坚定啊！”说完，他便跑到贪泉边，舀起泉水喝了起来，并且当即吟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表示了他要像商末的伯夷、叔齐一样，坚守节操，决不变心。
在广州任上，吴隐之确实实现了他的诺言。他为官一尘不染，比在其他地方当官更加清廉，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平常吃的不过是蔬菜和干鱼，从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的帷帐、用具、衣服等都交付外库，从不自己保存。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别的官员上任有时也是故意要显示自己俭朴，不过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罢了，过一段时间就会原形毕露。但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真是个清官，不是故作姿态。
在他吃饭的时候，帐下人向他进食鱼，为了对他表示爱惜，剔去了鱼骨头，只剩下鱼肉。吴隐之发现了，便处罚了他，还把他免职。任满以后，吴隐之从广州回到京城，自己随身未带任何东西，只有自己过去上任时所带的一点服装，他妻子刘氏带了一斤沉香，这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吴隐之见到之后，把它取出来，抛到了河里。
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广州地区的贪污陋习大为改观，吏治也由此变得好起来。朝廷对他十分赞许，嘉奖他廉洁奉公的风格，加封他为前将军。
吴隐之住在京城，条件十分简陋，只有几亩地的小宅院，篱笆和院墙又窄又矮，一共才六间茅屋。由于房屋少，人口多，妻子儿女都挤在一起。家属要靠纺织谋生，自食其力。他家时常入不敷出，有时两天吃一天的粮食，身上总是穿着破旧的布衣。皇帝要赐给他车、牛，为他重新盖个住宅，但是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后来，他被任命为尚书、太常，虽然官职更大，但也只有以笮篷为屏风，坐的地方连毡席都没有。后来升到中领军，每月领到俸禄，只留下自己一人的口粮，其余的全赈济亲戚、族人，妻子儿女一点也不能分享。
吴隐之早先担任过卫将军谢石的主簿。他的女儿要出嫁，谢石知道他们家贫穷，嫁女儿一定很简朴，便特地派人带着钱物和厨师帮助料理婚事，到他们家一看，正见到婢女牵了条狗要卖掉，只是用这个来为女儿操办婚事，此外什么都没有。
吴隐之告老退休，直至逝世。生前曾多次受到朝廷的褒奖和赏赐，并赠予显要的官职。他一生虽然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政绩，但他清廉的节操使他流芳百世，给后世树立了杰出的榜样，也给后人提供了精神力量。
以古时的理论，吴隐之算不上奇人异士，他饮了贪泉的水，但事实上又怎样呢？看来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品德高尚的人不吃嗟来之食，被看做是有骨气。如果是有志气的人喝了盗泉的水，品德高尚的人接受了嗟来之食，会不会被看成是没有骨气呢？其实，有没有骨气不在饮不饮盗泉水，吃不吃嗟来食，而在一个人的品质。所谓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子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时，还有吴隐之这样鲜活的例子，我们那些有志气的人饮盗泉、品德高尚的人接受嗟来之食会变坏吗？
二、苏轼的风骨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不仅是文化伟人，还是正直的官吏，他们的文化贡献与人格贡献相辉映，实在是文化史上一大奇迹。
宋朝的苏轼一生闻名天下，无人能比。他一生纯正，绝无心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上面的话是苏轼对他的弟弟苏辙说过的，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中国的封建官场中，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苏轼不会玩弄权术，因此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他的一生中，似乎谁当权他就“反对”谁，他一生中岂止是“三起三落”，简直就是在流放与贬谪中度过的。他经历无数次的磨难，最终病逝于从海南岛北归的途中。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磨难，他才在被贬谪到海南岛的这一最为艰难的时期在人格修养上达到了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
然而，令人觉得遗憾的是，像苏轼这样的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太少了。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事故，也能触类旁通。11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服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面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嘐嘐聱聱，声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为鬼那？”复出之随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囊中，囊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求形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拢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如处女，恶其为智也。”
坐面假寐，私念其敌，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余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能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而出于汝而忘之耶！”
予俯而笑，仰而觉。父翌日使作其文，故记之。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来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的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且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恐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30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闻名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苏轼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于1069年（熙宁二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都被提拔上来，王安石这种急人不择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也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这帮小人的谄害。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面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提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好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已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又从徐州迁知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8月2日，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他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
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因而，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连了舒亶等人，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满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惟恐苏轼东山再起，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虞，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
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已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果然，在犹豫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把苏轼拿问。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去湖州中，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呆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走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到，不由得悲愤中生。原来，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塞，匆忙上朝去了。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给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诌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1080年（元丰三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许多佳话。
1085年（元丰八年），38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
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些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亶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苏轼。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幅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心意相通，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等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出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说：“敝国3岁儿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何如？”
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巧解了数字“四”和后面二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之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幅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官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的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新法，1086年（元佑丰年），司马光主持政事党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而就在这次会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说：“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惟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老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另外，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也攻击他，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府。
在苏轼出任杭州知府以后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10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佑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就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佑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章惇见了，嫉妒异常，他恨恨地说：“好吧！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1097年（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62岁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海南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苏轼闻风，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他的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但苏轼到琼州后，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对海南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元符三年，24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便召苏轼回朝。于是，苏轼又踏上了北归的征途。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想结识或者一睹这位文化巨人和数朝名臣的风采。次年，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死时，京口驿馆四周一片哭泣之声。
苏轼是诗、词、文、赋、书、画的全能文化巨大，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而在为人方面，他的正直、善良、坚韧，尤其是屡遭贬谪，亦为千古罕见。
苏轼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新党当权他反对新党，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他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正而且直。
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以超越的情感来看待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于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直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是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虽然在海南岛经历了极为艰难的生活，但他此时的思想和情感境界却已超越了现实。他以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来对待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他的日常生活；他从每一件事中体味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件事的具体意义，而更重要的是体味到了生命的本体。他用“极高明而又中庸”的生活方式来对待自己周围的一切，达到了中国士大夫在人格修养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而这种理论上的境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的。这种人生境界的文化意义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
三、女人的德表
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社会地位的缘故，女人似乎没有男人那么显贵，其实，这要看是怎样的女人。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既是开国皇后，又是治国皇后，可谓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之女人典范。都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确如此。每个想成就大事的人都希望有一位红粉知己与自己携手创进，但如愿者有几？所以说与红粉知己共闯商场或疆场几乎成了每个欲成大事者梦寐以求的事。
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对皇帝的“帮助”最大的应该数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她不仅品行高尚，而且在一生中做了许多好事。朱元璋的夫人马氏极其贤明，多次帮助朱元璋，甚至可以说，若无马氏的协助，朱元璋不仅成不了大明的开国天子，恐怕早就成了孤魂野鬼了。
朱元璋早年寄身寺中，暂作和尚，穷困潦倒，后见郭子兴起兵反元，就投到郭子兴的军中。郭子兴见朱元璋气宇不凡，相貌出众，也十分看重。朱元璋作战勇敢，智勇兼备，打了不少胜仗，郭子兴对他就更加器重。后来郭子兴曾同夫人张氏谈及朱元璋的军功，张氏说：“朱元璋的才能，我不太了解，但看他的相貌，将来必定有一番作为，应该加以厚恩，使他感恩图报，方肯为我们出力。”郭子兴说：“我已提拔他做队长了。”张氏说：“这不过是寻常的赏赐，依我所见，这还不足，听说他已二十五六岁，尚未成家，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女儿有所归属，也算是一举两得之事。”郭子兴思虑了一会儿，觉得不错，就挑了个机会，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当然十分高兴。
马氏不是郭子兴的亲生女儿，而是他收养的义女。在郭子兴微贱的时候曾与宿州的马公结成了生死之交。马公是宿州新丰的豪富，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济贫，天长日久，家业就衰落下去，他的妻子生下一女，不久就病死了。此女从小无人照管，过惯了贫苦的日子。后来，马公杀人复仇，为了避祸，就把女儿寄养在郭子兴的家里，后来郭子兴听说马公客死异乡，就收马氏做义女，加以抚养。好在此女聪慧，郭子兴教她文字，刘氏教她针线，一经指导，无不立会。到了16岁，既出落得一副好身材，更兼知书达理、勤劳贤惠，可谓秀外慧中。马氏早就听说过朱元璋之人，朱元璋也知马氏是郭子兴的义女，二人相互倾慕，结婚后十分和睦。朱元璋做了郭子兴的乘龙快婿，不久就提升为镇抚，再加上他战功赫赫，大家尊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见朱元璋威势日重，倒还没有多想，他的两个儿子看了却心怀嫉妒，再加上朱元璋同他们称兄道弟，他俩更觉不满。于是，这弟兄两人密谋定了，想驱除朱元璋。俗语说，疏不间亲，兄弟俩编造谎言，屡屡在郭子兴面前谗毁朱元璋。起初郭子兴不听，但说得多了，郭子兴不免起疑，尤其是郭子兴的性格不够大度，偏怀苛刻，遇事不能明辨，易听人言，所以，郭子兴害怕朱元璋真的擅权自专，将来会危及自己。而这时朱元璋并不知道郭子兴对他已经起疑心，在军事会议上还是率直发言，不免有顶撞郭子兴的地方。郭子兴发怒，找了个借口，把他关了起来。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听说了，觉得害死朱元璋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偷偷嘱咐膳夫，不要给朱元璋送饭，把他活活饿死。
朱元璋未能回家，马氏便探知了此事。她偷偷地跑进厨房，拿了一块刚刚下锅的热饼，准备送给朱元璋吃，谁知刚出门就撞见了义母，她怕被义母看破，连忙把热饼塞进怀中，热饼烫在皮肤之上，疼痛难忍。马氏一面向义母请安，一面眼睛瞅着别处，脸上也显出很不自然的神情。义母见她神情有异，却偏偏叫住她寻根问底，后来实在烫痛难忍，就伏地大哭，说明了原委。等取出饼来一看，胸乳都被烫破了。义母了解到这一情况，连忙劝告郭子兴，郭子兴也觉得关禁朱元璋显得过分，两个儿子再加暗害更于情理不容，于是放出了朱元璋，对两个儿子大加训诫。朱元璋知道了马氏揣饼烫胸的事以后，大为感动，尤其是马氏以此打动义母，再由义母说动郭子兴，救出了朱元璋的性命，还能使他恢复了原职，朱元璋更觉得马氏德足可敬、才足可佩了。
公元1353年，郭子兴由于受彭大、赵均用两个将领的排挤，到滁州驻守，赵均用一直想加害郭子兴，亏得朱元璋用计贿通了赵均用的左右，接郭子兴来到滁州，朱元璋等人共推郭子兴为滁阳王，当地的所有军马，都归朱元璋节制。但只过了一个月，郭子兴就对朱元璋渐渐地冷淡起来了，周围的人大多都被郭子兴录用，就连朱元璋的记室李善长也得到了提拔，惟独朱元璋坐了冷板凳。朱元璋感到大惑不解，十分忧郁。
朱元璋带领军队驻守滁阳（今安微省合肥市东北）时，忌恨朱元璋的人散布谣言，说朱元璋手握重兵，为了保全实力，不肯出战，就是出战，也不尽力。郭子兴性情耿直暴躁，信以为真，把朱元璋的得力战将都调到自己的部队，削弱了朱元璋的兵权，对朱元璋也冷淡起来，遇到战事，也不和朱元璋商议，致使二人互相猜忌。
有一天，一队贼兵来到滁阳城边，郭子兴得到报告，立即把朱元璋召来，命令他把贼兵消灭掉。朱元璋接受命令刚要离去，郭子兴又命令自己手下的一员将领与朱元璋一起出战。朱元璋见郭子兴这样安排，知道郭子兴对自己怀有戒心，也不计较。二人并马出城，战斗刚刚开始，该将就被流箭射中身体，调转马头，夺路向城中逃去，将朱元璋的阵势也冲乱了。贼兵乘机杀来。幸亏朱元璋神勇，挡住了贼兵的冲杀。等到众兵冲过来，朱元璋反守为攻，冲杀在最前面，杀得贼兵四处乱窜，争相逃命而去。
朱元璋胜利回城，向郭子兴报功，但郭子兴只是冷淡地敷衍了几句。朱元璋非常懊丧。回到自己家中，长吁短叹。朱元璋的妻子见了，就关切地问：“听说夫君打了胜仗，我正为你高兴，为什么夫君却闷闷不乐？难道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朱元璋说：“你怎能会知道我的事？”马氏说：“莫非是我义父薄待了你？”朱元璋被妻子猜到心事，更加烦闷，说：“你既然知道，又有什么用呢？”马氏说：“你可知道义父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吗？”朱元璋说：“以前怕我专权，已削了我兵权。现在怀疑我不肯尽力，我却争先杀敌。虽然打了胜仗，你义父仍然对我冷淡。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马氏想了一会儿，问：“你每次出征回来，有没有给义父礼物？”朱元璋听了一愣，说：“没有。”马氏说：“我知道其他将帅，回来时都有礼物献给义父，夫君为什么与别人不一样？”朱元璋忿然说：“他们是掳掠来的，我出兵时秋毫无犯，哪里会有礼物！就是有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财物，也应该分给部下，为什么要献给主帅？”马氏说：“体恤民生，慰劳将士，理应如此。但义父不知道这些，见别人都有礼物，只有夫君没有任何表示，反而怀疑你私吞金帛，因此心中不高兴，这才薄待了夫君。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你与我的义父前嫌尽释。”朱元璋问：“你能有什么办法？快讲出来！”马氏说：“我这里还有一些积蓄，把它们献给义母，请义母向义父说明情况，义父一定高兴，不会再难为你。”朱元璋觉得十分过意不去，说：“这样做太委屈你了，就按你说的办吧！”
第二天，马氏将自己积蓄的贵重首饰等物品一一捡出，送给义母张氏，并且说是元璋孝敬义父、义母的一点儿心意。张氏满心欢喜地告诉郭子兴，郭子兴神色怡然地说：“元璋这么有孝心，以前倒是我错疑了他。”自此以后，郭子兴对朱元璋疑虑渐释，遇到战事，都和朱元璋商议，翁婿和好，滁阳城从此巩固。然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却觉得朱元璋的权力太大，威望太高，十分嫉恨朱元璋，总想找个机会除掉他。不久，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邀请朱元璋出去饮酒，马氏嘱咐朱元璋说：“这两个人几次三番想害你，这次一定没安好心，你一定不要喝他的酒。”经马氏提醒，朱元璋就想了一个计策。等他和郭氏兄弟一起走到半路，朱元璋忽然从马上一跃而下，对天喃喃而语，若有所见，过了一会儿，翻身上马，疾驰而回。郭氏兄弟在后面追喊，朱元璋回喊道：“我不负你，你何故设计害我，如今天神告我，说你们二人，在酒中下毒，天神下令我回！”郭氏兄弟听了，直吓得汗流侠背，私语道：“置毒酒中，我俩未对任何外人说过，他怎地知道，难道真有天神助他？”从此，两人再不敢陷害朱元璋了，就是在郭子兴的面前，也不谈及朱元璋的功过。
后来，郭子兴病死，朱元璋逐渐成为主帅，马氏成为朱元璋的重要参谋之一。朱元璋每次出兵打仗，军中的文书多交给马氏办理。史书记载，马氏仁德慈善，有智计鉴断之能，爱好文史，朱元璋每次出征，文书之类均交马氏管理，即使在紧张仓促之中，马氏也未尝丢弃过。公元1355年，朱元璋率兵从和阳渡江攻太来，和阳空虚，马氏料定元兵必来劫掠义军的家属，便未经请示，就率领义军家属渡过长江，果不出所料，马氏的队伍刚过完，元军就向和阳进攻。
1360年，朱元璋同陈友谅会战于南京。当时，陈友谅的势力比朱元璋强大得多，很多人都认为很难取胜，城中人心惶惶，竟有人挖地窑埋藏金银。马氏却把自己的金帛拿出来鼓励将士，激励士气，结果，朱元璋大胜，消灭了陈友谅建立的“大汉”政权。1367年，朱元璋又攻克苏州，俘虏了张士诚。于是，在扫平群雄之后，朱元璋于1368年做了大明的开国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
马皇后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不仅常常参预军事，在空闲时间，还带领妇女赶制军衣，可谓竭心尽智，劳苦功高，应算得上“开国皇后”。作为一个女人，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最为难得的，是她在建国以后的表现。在她被立为皇后以后，朱元璋曾深情地对她说：“朕起自布衣，登得帝位，外靠功臣，内恃贤后，为朕司书，为朕随军，为朕亲缉甲士衣鞋，种种劳苦，不胜枚举。古称家有良妇，犹国有良相，今得贤惠如后，朕益信古语不虚。”马氏却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君臣同艰难。”马皇后的话，可谓语重心长而又适得其时。
朱元璋把她比做唐代的长孙皇后，马皇后谦辞不敢当，待到朱元璋要把马皇后的宗族故旧请入朝廷，授以爵禄，马皇后叩谢道：“爵禄所以待贤，不应私给外家，妾愿陛下慎惜名器，勿循私恩。”但朱元璋为了表示对马皇后的感佩之情，还是追封了她的父母，并设庙四时祭拜。马皇后的这番话，不仅令朱元璋倍加感动，就是放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今人听来，尚犹自敬佩。
对于子孙，马皇后的教训也非常严格，她深怕后人会变成纨绔子弟，就教育他们不忘艰苦。幼子朱施很受马皇后和朱元璋的疼爱，长大后被封周王。马皇后怕他离开了自己会变坏，就特派江贵妃跟随监视，并送给江贵妃一件纰衣和一拐杖，告诉江贵妃说：“如果周王有了过失，就让他披纰衣而受杖，纰衣是让他不忘太祖起自穷苦，拐杖是让他不忘刑律。他如果不能及时改正，那就回来报告我。”果然，周王到了封地以后，曾想放纵自己，但江贵妃严加督责，周王终未有大恶。
马皇后起自寒微，一直不忘本色，虽贵为皇后，却过着较为俭朴的生活。平时，她衣不重彩，多穿丝麻织成粗布，过去的破烂衣服什物也总是修补再用。但她并非吝啬，在许多地方，她十分大方。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马皇后听说太学生有几千人之多，便问他们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当她得知太学生是由国家供应饭食时，便说：“太学生虽免去了饥寒之虞，但他们的家属却不一定有生活保障，希望能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太学生以补助，让他们的妻子老小不至挨饿受冻。”她还特别建议设立了红板仓，积聚财物赠送生员的家属，以保证太学生无后顾之忧，安心读书。
朱元璋刚开始制造纸币时，屡次试制都不成功。一天，他梦见有人告诉说，如果想制成纸币，必须取秀才的心肝来才行。梦醒之后他想道：“这难道是让我去杀读书人吗？”马皇后听他说了这个梦，就对皇帝说：“照我看来，秀才们所作的文章，就是他们的心肝了。”皇帝听了很高兴，立刻命主管的官署找来秀才们进呈有关文章，加工用来制纸币，果然制造成功了。
在明朝建成初年，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应是最大的谋反案之一，其株连之广，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见的。中国著名文学家、洪武朝大学士、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因年纪已大，早已退隐林泉，离京师千里而居，但他的孙子宋慎知道胡惟庸谋反而未举报，就被株连逮捕到了京城。马皇后听了，连忙跑去对朱元璋说：“听说皇上要处死宋学士，不知是何缘故？”朱元璋说：“宋濂的长孙宋慎知情不报，形同谋反，属大逆不道之罪，按律当诛，且应祸灭九族！”马皇后求情说：“宋学士闲居浦江，早已不问政事，且离京城有千里之遥，根本不知其孙谋反的事，怎么能处他以死刑呢？”朱元璋对谋反之事恨之入骨，所以不听马皇后的劝告，拂袖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只见马皇后直落泪，朱元璋很奇怪，就问她是什么原因。马皇后说：“宋学士跟随皇上四十多年，德高望重，四海敬仰，又兼满腔赤诚，肝胆照人，出生入死，功昭日月，如今年逾古稀，却要授刀斧之刑，我哪里能吃得下珍馐美味？”朱元璋听了这番话，被深深地打动了，就免了宋濂的死刑，改为发配茂州。
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一点，在朱元璋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皇后在谏阻杀戮、保护功臣方面，其做法也可谓前无古人。建国之初，明朝定都南京，但南京城墙不够坚固完整，朱元璋准备修建，因国库中资金缺乏，朱元璋就向民间募集资金。吴兴人沈秀是一位深藏于江南小镇的富商，用“富可敌国”四字形容，毫不为过，他一生精明盖世，老来却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他自动捐款要求修半边城墙，二是他修的这半边比朱元璋修的那半边提前完工了三天。本来，朱元璋对沈秀主动要求修那半边城墙就大为不满和嫉妒，觉得一个商人竟敢同皇帝平起平坐，且是用钱来修城墙，岂不是为沈秀自己立纪念碑，灭了他皇帝的威风？再加上比皇上提前三天完成，那就更是压倒了皇上，有“欺君之罪”！朱元璋性情忌刻，哪里能容，就找了个借口，说沈秀乱掘山脉，把沈秀捕入狱中，准备处死。马皇后知道了此事，急忙前去问询，朱元璋说：“民富敌国，是为不祥。”马皇后抗言道：“国家立法，所以诛不法，非以诛不祥。沈秀虽富可敌国，却并未犯法，为什么要处他死刑呢？”朱元璋理屈辞穷，只得把沈秀改谪戌云南，沈秀终于死在贬所，从此，江南富人吸取教训，更加深藏不露。
马皇后做了15年的皇后，于1382年（洪武十五年）病重，医治无效，群臣纷纷访求名医，督责医官，马皇后却很平静地对朱元璋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这种宁静安祥而又慈悲的情怀使朱元璋及群臣大为感动。朱元璋问她有何遗言，马皇后说：“妾与陛下自布衣，赖陛下神圣得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妾殁之后，只愿陛下亲贤纳谏，如是而已。”言讫而逝，年51岁。马皇后的这番不是遗言的遗言，至为朴实而又至为深刻。自朱元璋及群臣百姓，闻马皇后死讯，无不恸哭。
1382年（洪武十五年九月），葬马皇后于孝陵，临葬风雨雷雹大作，朱元璋以为不吉之兆，愀然不乐。送葬僧人宗泐口宣一谒道：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
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朱元璋听了，才转忧为喜。
马皇后死后，宫中有很多忆马皇后的歌谣，其一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皇帝多残暴，后宫多秽乱，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尤其是后宫，皇后妃子更多乱政祸国之人，少有贤明之人，马皇后是一个极其突出的特例。
马皇后既能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又能辅佐朱元璋治天下，如此善始善终，实属难得可贵，贫贱而不移，富贵而不淫，这是中国传统的做人标准之一，在马皇后身上确实体现出来了。至于大和尚颂她为救苦救难的“马如来”，虽不无过誉之谦，也实在是不无道理。如果说她“帮”出一个开国帝王来，那就更是当之无愧了。
中国有句古语叫：“家有贤妻，男儿不做坏事。”其实，家有贤妻，何止男儿不做坏事！我们写本篇并不是为马皇后立碑树传，而是要写一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女人的睿智与贤达，风头让男人出尽了，女人成了幕后英雄。像这样的事并不多，但总值得写一写。目的并不是要教化今天的女人都像马皇后一样，但其人格形象不管是在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都足以让人尊敬和佩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