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大约是好事情，进化大约是好现象，不过时代错误者的我，老想回到古时候还没有皇帝政府的时代——结绳代字的时代——去做人。生在乱世，本来是不大快乐的，但是我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林七贤”——他们是贤是愚，暂且不管，世人在这样地称呼他们，我也没有别的新名词来替代——之列，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时候，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或者再迟一点，于风和日朗的春天，长街上跟在陶潜的后头，看看他那副讨饭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即使不要讲得那么远，我想我若能生于明朝末年，就是被李自成来砍几刀，也比现在所受的军阀官僚的毒害，还有价值。因为那时候还有几个东林复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侠妓名娼，听听他们中间的奇行异迹，已尽够使我们把现实的悲苦忘掉，何况更有柳敬亭的如神的说书呢？不晓得是什么人的诗，好像有一句“并世颇嫌才士少”——下句大约是“著书常恨古人多”吧？——我也常作这样的想头；不过这位诗人好像在说“除我而外，同时者没有一个才士”，而我的意思是“同时者若有许多才士，那么听听这些才士的逸事，也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却一生”。这是诗人与我见解不同的地方。

    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的想头来了。目下在流行着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了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我记得前年生病的时候，有一首诗给我的女人说：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

    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

    若用新诗来写，怕非要写几十行字不能说出呢！不过像那些老文丐的什么诗选，什么派别，我是不大喜欢的，因为他们的成见太深，弄不出真真的艺术作品来。

    近来国学昌明，旧书铺的黄纸大字本的木版书，同中头彩的彩票一样，骤涨了市价，却是一件可贺的喜事；不过我想这一种骸骨的迷恋，和我的骸骨迷恋，是居于相反的地位。我只怕现代的国故整理者太把近代人的“易厌”的“好奇”的心理看重了。但愿他们不要把当初建设下来的注音字母打破，能根本地作他的整理国故的事业才好。

    喜新厌旧，原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黄色同胞的喜新厌旧，未免是过激了。今日之新，一变即成为明日之旧，前日之旧，一变而又为后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长忽而行短，鞋头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圆，便是一种国民性的表现。我只希望新文学和国故，不要成为长柄短柄的扇子，尖头圆头的靴鞋。

    前天在小馆子里吃饭，看见壁上有一张“莫谈国事”的揭示，我就叫伙计过来，问他我们应该谈什么。他听不懂我的话，就报了许多炒羊肉、炸鲤鱼等等的菜名出来。往后我用手指了那张红条问他从什么时候起的，他笑了一笑说：

    “嘿，这是古得很咧！”

    我觉得这一个骸骨迷恋，却很有意思。

    近来头脑昏乱，读书也不能读，做稿子也做不出，只想回到小时候吃饭不管事的时代去。有时候一个人于将晚的时候在街上独步，看看同时代的人的忙碌，又每想振作一番，做点事业出来。当这一种思想起来的时候，我若不是怨父母不好，不留许多遗产给我，便自家骂自家说：

    “你这骸骨迷恋！你该死！你该死！”

    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一月，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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